蒋高明 2009年5月13日，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局发布了《关于禁止大树古树移植进城的通知(全绿字〔2009〕8号)》，专家们反对了七八年的大树进城终于被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局叫停。高兴之余，还是有些感慨，在这个漫长的喊停过程中，许多大树古树已经“命丧黄泉”了。大树进城做法在社会上刚出现，就遭遇了专家们的强烈反对。 自2005年以来，笔者在有关媒体上发表停止大树进城的各类文章十几篇。从文章里，读者可以看出，我们当时的心情是非常紧迫的，文章的标题就多次用了（大树进城）“何时休”、“可休矣”、“叫停”、“喊停”字眼，急迫心情跃然纸上。但有关部门还是充耳不闻，听之任之。 大树进城造就了许多亿元级的树贩子，他们为移栽大树竟然动用了直升飞机，没有巨额的利润，怎会这样上心？全国各地一窝蜂地上文化广场，连大学校园里也充满了进城的大树，大树就来自村庄，甚至自然保护区。这近10年的大树进城造成的乡村生态破坏是惨重的，有关部门应当认真总结教训，类似明显违背生态规律的做法何以畅通无阻地搞了10年？ 更令人心焦的是，在这10年中，乡村中的大树基本被“洗劫一空”了。 大树进城做法完全是以邻为壑，牺牲乡村生态建城市生态，竟然这样的主意也是生态学家出的，也是他们带头在上海做的。专家治国乎？专家误国乎？国家林业局和全国绿化委员会的“大树进城”禁令尽管为时尚晚，但至少政府还是有了动作，值得欣慰。我们希望的是，仅叫停还不够，必须动用法律手段保护大树和古树，否则叫停令依然是一纸空文，正如2008年公布的“禁塑令”不能奏效一样。但愿我的担忧是多余的。 美好的东西多在乡村，唯有进城农民被人称为“土老帽”。昔日人们瞧不上眼的乡土树木被城里人看上了，顿时身价倍增，纷纷被人挖出来卖进城。无怪农民们自嘲：“城里人不稀罕俺，可俺家的树有了城市户口”。 进入本世纪以来，城市生态建设强调本地物种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本是件好事。但是，问题出在苗圃里都是些“洋”物种，到哪里找本地树木啊？乡村大树多得是，于是，大树贩子们来了好生意，乡村的大树遭到了“大炼钢铁”以来新一轮最大的破坏。此风从上海刮起，很快在北京、江苏、浙江、河南、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山东，甚至在内蒙古、新疆、云南等内地与边疆城市蔓延。在全国，几乎在所有的“城市改造”或“广场建设”都能见到进城大树的身影。 请看下面的一组数据。2007年, 山东中部的一座地级市改造, 从乡下采购大树6400余棵, 胸径大都在30厘米以上, 平均每棵1万元左右, 其中从湖北省挖来的一棵梣树收购价高达22万元；西南某市近年来移植进城的大树数以万计，这些“农转非”的大树，或因"水土不服"，或因管护不到位，树木死亡严重；贵阳市为争创全国园林城市，采取“大树进城”的绿化方案，从农村或林区大量购买已经长大成林的树木。短短两年，几万棵的大树(含古树)和珍贵树木涌进贵阳。可好景不长，大树进城后不久开始成批死亡，死亡率超过70%。某城市要实施“万棵大树移植工程”，要消灭“城区内无大树的历史”，而他们的目标，竟是用2~3年的时间从乡村移植大树30万棵！多么丑陋的“以邻为壑”做法！ 其实，“大树进城”并不是现代人的发明，清乾隆至嘉庆年间，就在“广仁岭南山一带松甚是茂盛者，将树高一丈之内者移于热河”，“钟鼓楼沟松树岭一带山上自生小树林内，起刨一百五十余棵移于园内，至于杂树，照旧采买补栽”。但是清朝皇帝移栽树木的目的仅是补栽而已，树木移动的距离几乎与避暑山庄“一墙之隔”，远不是今天这样，跨县、跨市甚至跨省的“大树进城”。唐朝的武则天也性急过，她要在冬天看到花开，只不过命人在树木上扎上绢花满足一下虚荣心而已。大树进城的危害主要表现在： 第一，造成乡村生态环境与文化多样性的严重破坏。每一棵大树都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它与周围的土壤、土中的生物、树下的地被、树上的鸟兽昆虫，形成了良好的依存关系，将大树挖出并“截肢”处理，完整的群落生态必将遭到严重破坏。直接的恶果是水土流失，鸟兽失去家园，与其改善的城市局部环境相比，可谓得不偿失。在移栽过程中，每棵30厘米以上的大树要挖土坨1~2吨，造成大量土壤损失。从文化角度看，中国北方乡村中的槐、榆、椿、白蜡、松、柏；南方乡村中的樟、楠、杉、银杏、相思等大树，是乡村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大树老树还是乡村的标志，如今，大树老树被卖进城市，乡村美景为之失去颜色。乡村没有了老槐树，“我找不到回家的路”，许多返乡的“贺知章”们叹息道。 第二，移栽过程中造成大树甚至古树死亡，是对生命的极大摧残。龚自珍在《病梅馆记》悲叹人们对梅花的摧残，讽刺了当时人们丑陋的病态心理。现今，人们对生长了几十年、上百年根繁叶茂的大树，去其根系，删其枝叶，加上长途运输，大多在移栽过程中死亡了(死亡率高达50~70%)。即便成活，好一棵参天大树，也只落了个断臂之“维纳斯”，有什么美妙可言？ 第三，助长了形象工程、浮躁工程蔓延。树木生长是有一定规律的，一些乡土树种寿命大都很长，符合当地生态，但是生长很慢，这本是自然规律。鉴于此，20多年前，许多专家在很多场合下建议在苗圃里种植乡土树种，到时候长成大苗，以满足城市绿化的需要。遗憾的是，这些建议未被重视，才有了今天大树进城的悲剧。要扭转这种局面，必须纠正人们的“速绿”心理。利用大树古树使城市迅速绿化，是典型的形象工程和浮躁工程，这种“速绿”导致了不少人走向“速富”的捷径，不认真培植和经营苗圃，而是将其作为囤积倒卖外来大树古木的场地，使许多苗圃基地丧失了应有的功能。 第四，助长了贪污与犯罪。尽管大树进城耗资巨大，因其身价陡增，有利可图，大树还是成了紧俏商品。大树进城“打造”出了一批拐卖大树的树贩子，他们出没乡间，借机谋利。有人称大树进城有利于农民致富，这是个偏见。根据我们调查，一棵百年以上的老梨树，苗木贩子给的价格只是几十元到百把元，而雇用吊车费用每小时200元，大树拉到城市就值上万元了。其中的钱让谁赚走了，不言自明。一些负责城市绿化的官员趁机“中饱私囊”是非常难免的，因为利润空间很大。要是农民不给红包，他的大树就没有人要，这样，大树就会变成柴禾一样的价。 第五，大树进城带来了病虫害。乡村的树木因适应周围环境，虽有病虫害，因其生物多样性复杂和大量天敌存在，不易爆发。而单一的大树进入城市，树干中沉睡的虫卵们遂失去了控制而大量爆发。城市中增加的小蠹虫、白蛾、扁刺蛾、星天牛等许多就是随大树而进城的。 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只有40%左右，要实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60%左右)，城市化尚有很远的路走。新城要建设、老城要改造，如果缺少的大树都从乡村“购进”，则中国乡村生态危矣。因此，我们振臂高呼：禁止大树进城！ 有人发明林木“市场成熟理论”，鼓吹对国有林场的幼树进行改造或出售，而“大树进城”则赤裸裸地对乡村、风景区、乃至自然保护区里的树木进行盗卖。2007年7月12日，笔者在山东沂蒙山就亲眼看到下面的一幕：破坏现场位于某县林业局所管辖的林场。大树贩子们瞄准了这里生长良好的各种本土落叶乔木，五角枫、枫杨，甚至重要基因物种野生海棠(当地俗称甜茶)。200多棵五角枫在枫林里“蒸发”了，只留下凌乱的树坑，以及去头的各种枝条。还有100多株枫树虽然还在林子里，但它们的“胳膊”和“头”已经没有了。那是树贩子们干的，为的是让进城大树们在现场适应，使营养先集中在树干中，憋出新枝，好等来年进城用。在这个适应过程中，约20%的树木死亡了。其用心何等“良苦”和“歹毒”啊!作为重要本地基因物种的甜茶，原有几十亩天然林，现在已荡然无存。峡谷里溪流边，几十株百年左右的枫杨惨遭劫难。那些被“绑架”的大树被用到山东某著名海滨城市“绿化”大广场。 那些被移走的大树平均胸径在20厘米以上，年龄在40~100年之间，全部为天然树木，整齐划一，与乡村进城的国槐、洋槐、榆树等“杂牌军”明显不同。显见，大树进城已殃及国有林场、风景区。此风不止，下一目标肯定是自然保护区。那个盗卖大树的林场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建的，90年代初被列为山东省森林公园，2007年被列为县级自然风景区，周围就是国家级农业旅游观光示范区。管辖这片近5000亩风景区的是当地林场。上面提到的大树进城，以及伴随的对上千株柏树的砍伐，都是有各种名堂的，如间伐病树、死树、树木“嫁接”(荒唐的理由，天然风景区树木搞什么嫁接)等，这几年来就是这么干的。据当面老百姓介绍，枫林原来是很密的，现在已经十分稀疏，剩余一些小树。林场的一些老职工气愤地说：“当年毛主席叫我们看的树、种的树，都叫他们偷卖给城里人了”。 中国森林哪里去了？这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历史上，中国的森林作为偿还债务的重要功臣，发挥了其历史作用，今天来看，对天然森林粗暴干涉，种植单一的杨树、杉木、桉树、橡胶，等加剧了天然森林退化，禁而不止的“大树进城”使得森林保护难度雪上加霜，不当的林林权改革，促进了森林走向毁灭。中国森林何处去？取决于我们对待森林这一陆地上重要生态系统类型的科学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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