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问中国共产党，告诉我你到底爱着谁？》一文评注

前言

2012年7月9日，清华大学一同学在校内上发布文章，题为《“三问”中国共产党，告诉我你到底爱着谁？——关于当前中国是否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思考》。文中说，他是之前和一位台湾同学讨论“中国当前是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过后对与此相关的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思考和整理，于是有了此文。文中所做的这些探讨，也是我多年来一直思考着的，故有感而发，写了一些散乱的评注，集结成文，与诸君分享。

写这些个东西，哪里是在损别人，那简直是在跟三年前的我自己算账。因为，我现在批注的这篇文章，简直就像是那时 候的我自己写的。我想，巧合大概不是偶然的，可能是因为我和作者都曾接受过相似的教育，也背过一样的标准答案吧。我欠自己一笔账，也欠所有跟我立场和观点 接近（但往往不尽相同）的人们一笔账，是时候该算一笔总账了。之所以不惜工本地为一篇几千字的日志写了上万字的评注，而且不吝尖酸刻薄之语，这绝不是因为 我跟作者有什么过不去，矛头也绝不是指向作者个人，实在是感到有些话我自己一个人憋着是起不了作用的，只能把它说出来，让更多的人也往这上想才行。所以才 逮着这么个由头，写了这么多。

我又看了原日志上面的回复，幸见作者面对众口难调的各路看官时，不温不火，不卑不亢，于是又暗自松了口气。但绝不是说我吐这些槽是看在作者脾气好可欺。风度和情面自然是要顾及的，但不论作者的脾气如何，该说的也不得不说。

这里先给出这篇的日志的原网址：

http://blog.renren.com/blog/262125995/859918902 

本文正文开始（先引原文后给评注）

1、“我们国家最终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和教训，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开创了社会会主义国家新模式。那么，我们现在历经的摸索之后，我们还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评注：现在的中国是什么呢？最扼要的概括，毫无疑问，就是“改革开放”的中国。作者要讨论的是，当前中国是否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也就是要回答，当前的（以市场化为基本方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是否坚持了社会主义性质。

而文中在这儿是怎么说的呢？文中说，“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当然更有实践！）（句号），又说“开创了社会会主义国家新模式”（独成一句，也就省去了前后文的逻辑关系，不过其肯定的语气倒是不曾含糊掉的）。这样就等于是提前明确地回答了刚才的问题。奇怪的是，文中随后居然问，“现在还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接下来的这几千字，岂不就只是在论证一个画蛇添足的提问？

2、“马克思本人强调，社会主义革命，要在生产力相当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不仅有可靠的阶级基础，更有一个健全国家需要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即有充足的物质条件，阶级条件，制度条件下，才能直接成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

评注：从这里开始，直到后面不远处出现了“斯大林模式”的字样，在这其中，我们不知道，“马克思本人”的这个“强调”究竟是到哪里为止的，作者自己发的挥又是从哪里开始的

且不管这个，让我们先来看看这里列举的各种必要条件吧。

 “生产力相当发达的”——“相当”和“发达”这两个无上限无下限的定语，到底要到什么程度才算得上是，我们不得而知，可能只有作者知道，那么也只可能是作者说了算了。哦，或许我们至少在“生产力”的定义上还有些共识的，是这样吗？那就先往下看吧。

“资本主义国家”——这个倒是明确，没有异议。马克思的确没考虑过封建的、殖民地的国家，更不可能意识到旧中国的宗法-集权官僚制社会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欧洲中心史观之外的社会形态。但这也是这一系列的条件中唯一不算含混的了。

那么，这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该有什么呢？

“可靠的阶级基础”——阶级基础总要有的，这个毫无疑问，让人迷惑的却是这个“可靠”。只要承认原始社会解体之后的社会变革的原动力都是阶级斗争，都要“凭靠”一定阶级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世上又哪里有过什么“不可靠”的阶级基础呢？

“健全的国家需要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同样是含混无界的定语“健全的”和“需要的”。而这里更让人搞不清楚的是，第一，究竟是哪一个“健全”的国家需要这些基础，是一国社会主义革命前夜的那个资本主义前身，还是该国通过革命建立的那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二，究竟是满足哪方面“需要的”物质和制度基础，是革命力量的准备，革命运动的发起，还是新国家的建设？

之后，我们来看看这个妙不可言的结论吧：

“直接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什么样的“直接成功”才足够直接？是指一步到位“直接”进入共产主义，还是一枪不放“直接”推翻反动政权，还是指一战“直接”定乾坤？

不过话说回来，就算对上述“条件”只字不提，我们也知道，一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无论如何绝难保没有曲折。 马克思从没说过有哪个国家可以直接从资本主义达成高阶的共产主义的，反倒是说，在社会主义刚刚脱胎的时候，它在各方面都带着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我说，对一 切的社会主义来说，都一定从带着旧社会的痕迹开始，并免不了有一个不断肃清旧社会痕迹的历史任务，不管它初始时发达与否。如果再加上上述这些只有作者才说 了算的条件，那么这个“直接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宏愿可就更是一眼望不到头了。

反正，不论“马克思本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说过些什么，到了这里，就 全都变得面目全非的了。在这里，是通过把“马克思本人强调”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说成如此不可捉摸，以暗示我们这些基础是多么地不可能实现。这个近乎 完美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本来是靠一堆漏洞百出的话描述出来的，但如果我们果真把它看作是完美的，那么相应地，历史上真实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反倒是惨 不忍睹了。那么，这些起步于惨不忍睹的社会主义该何去何从呢？往下看吧。

3、“换句话说，贫穷搞不了高质量的社会主义（正如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评注：这是上一段话的进一步结论。终于从马克思转到小平同志了，可见其一脉相承。

这里所谓的“高质量”，不会指得就是前面那个理解不能的“直接成功”吧？那么我对此该说的都说过了。

不过，刚才的一串条件中，似乎只有提到“生产力水平”和“物质基础”，却不曾在哪里提过“贫富”。然而到了这 里，结论中怎么就突然冒出个“贫穷”呢？似乎在这里，“生产力水平”和“物质基础”已经等同于“物质资料的多寡”了，把这样的观点引在马克思的名下，这是 明显的偷梁换柱。

好吧，上干货。根据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物质中最关键、最积极的因素，应当是人的实践活动。生产力不光有生产资料的基础，更有人身资料的基础（原著啊原著），即人的劳动力，亦即人的素质技能，而工具设备只不过是它表现出的手段，财富的多寡只不过是它造成的结果。

可是，如果将生产力简单地等同于工具设备的先进与否，将物质基础简单地等同于财富多寡，这就变成了一种反动的唯生产力论。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它名叫“唯生产力”，但实际上它对“生产力”却只做出上述的浅薄理解。这是一种只见物不见人的机械唯物主义，在具体的认识和实践中，就成了片面追求设备的先进和财富的丰富，而看不到劳动者的素质技能在生产中的主导作用，看不到发展生产的最终目的是发展劳动者本身，所以忽视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主体地位，而仅仅将其当做一种可以像物一样役使的“生产要素”。这种思想的典型代表，是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

什么，如果有同学说，这其实也是小平同志的原意啊……哎你这个同学啊，怎么敢如此贬低小平同志呢？总设计师同志哪可能犯这样的糊涂！作为一名正直的共产党员，是吧，我怎么就没往歪处想捏？！所以啊，我要义正词严地对你说：呵——呵——

其实，即使是小平同志此话的原意，也不是文中理解的那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论是从字面上还是从上下文上 理解，那说的都是“社会主义不能永远贫穷”，是在跟“质量”的高不高沾不上边。假如坚持要给小平同志这个面子。那么也实在应该从小平文选里换一句话来支持 这个论断的。

4、“社会财富本就不多的时候，没有办法使所 有人受益（！），对财富的争夺必将造成社会阶级分化的复苏。没有必要的物质资源，社会主义就会扭曲变形，成为斯大林模式。俄国意味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 唯一一次建立社会主义的尝试不得不在最恶劣的（！！！）环境下展开，在这物质和制度（！）极度贫乏的原始环境（！！！）中前行，而这种环境本身足以让社会 主义事业失去一切动力（！！！）。普通百姓恐怕不会乖乖忍受（！）创业过程中的辛苦，这样就不得不（！）出现一个集权国家，强迫百姓们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 情。”

评注：(括号中的标点是笔者加的，下同)首先，这里的“使所有人受益”，又是个难于理解的词组，可以做如下多种理解。第一种理解，如果仅仅指的所有人都能够从社会获得物质资料，那么“没有办法使所有人受益”恰恰是极其罕见的情形——再穷的社会，也很难想象有那么个别的社会成员一生中都没从其所处的社会中得到过哪怕值一粒米的东西。第二种理解，如果这里指的是所有人都能从社会获得维持生存必要的物质资料，那也要看“不多”的社会财富和“必要”的需求量之间的具体的数量关系。但既然这里把话说绝了，说“没有办法”，那么只需要任意一个反例就能驳倒，比如朝鲜以不高的国民收入维持着的覆盖全民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住房，以及不低于中国的人均寿命。第三种理解，如果指的是让社会满足所有人的最大需求，那么，这是个无底洞，是亘古未有的事情，因此也就不与社会财富的多寡有必然联系。顺便提一句，众多的小资产阶级庸人，恰恰是将此种不可能的事情，误以为是共产主义会带给人们的好处。

暂且放下上述辨析，让我们只来分析这段话中可理解的部分的逻辑：

一般的穷社会——争夺财富——（必然）阶级分化；

穷死如苏联的社会主义（！）——（就会成为）斯大林模式；

穷死如苏联的社会主义——老百姓（必然）不愿干活（！）——（只能）用斯大林模式逼他们干活（！！！）。

然而这些逻辑的问题在于，首先，对财富的争夺，绝非是财富贫乏的必然后果。如果作者对史前史有必要的了解，就会明白，贫则相争的逻辑，其前提是：只可能出现在不同的、互不统一的生产单位之间。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才有了以个体生产和商品货币关系为内容的社会竞争，进而导致了阶级分化。然而，在原始共产制氏族公社时期，至少在氏族内部成员之间，根本没有相互争夺财产的意识。

我们得承认，斯大林模式不是十全十美，当然有其弊病。如果依作者，非要以“质量”来衡量，那么它自然不是“高质量”的。可是，作者显然还对刚才那个“贫穷搞不成高质量的社会主义”的论断念念不忘。为了不违背它，就不惜把苏俄给说得惨淡无比（但却只是一些形容词的罗列，具体怎么个惨法只有天知道）；为了说明苏联社会主义的难搞，就说穷死的老百姓懒得干重活。可这群穷死的老百姓居然干得那么红火！为了将就前面撂下的话，就只好说那是被鞭子逼出来的。

至于说普通百姓不愿忍受艰辛，必须被集权政府所强迫，那逻辑无非就是说，老百姓天生是懒骨头和贱骨头，其劳动的动机，原来只是惧于挨鞭子和饿肚子——当然了，原文的修辞比这要温和得多，但逻辑却是绝无两样。这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无非是把一切软的或硬的奴隶制度的 统治逻辑原封不动地套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头上。于是，一个自认是社会主义拥护者的人，就这样为苏联的社会主义集体劳动者编织了莫大的污蔑，即使对于有弊病 的斯大林模式，这也堪称不折不扣的污蔑。而最不可原谅的是，这样的污蔑，竟然只是为了让一个不知所云的论断能自圆其说！

而总地来看，在一连串全称肯定的断语（必然、只能、就会）之中，这段话给我们呈现了这样一个结论：斯大林模式是 “必然的”。也就是说，是逃不掉的。尽管如此，后文却把这种模式的形成归咎于决策错误，说这是在社会主义的低级阶段错误地选用了高级阶段的模式（见第6 条）。后文这个论断的正确与否我们下面会提及，但只要看它把斯大林模式归结为具有主观选择性的“照搬”和“个人实践的局限”，就已经与前文构成了自相矛 盾。

5、“而长时间的斯大林模式下，党政机构内部一旦僵化（评注者按：不是一旦，是必然！ 这里才是真到了应该用“必然”一词的地方），既得利益阶层必然形成对资源的垄断，进而导致党和群众关系的脱离（苏共后来的脱离群众，形成官僚阶层利益，正 根源于此）……后果就是奠定经济基础的努力反而破坏了大众民众和真正自治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苏联早期领导人及其继承者，受于时代以及个人实践 的局限，很容易照搬马克思构想的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而这种照搬反而最终导致了其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败。

苏联社会主义尝试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经验是：在贫穷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采用物质及制度发达条件下（！！！）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必然会失败。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根据其国家的经济政治发展水平来建设”

评注：第一段关于苏联官僚主义滋生过程的描述，最后两句需要另行分析，前面的都接受，但需要补充。斯大林模式在 体制上的特征是什么呢？是强化行政集权体制。这种体制，类似于旧社会的集权官僚制度，以官本位和等级官制为特征，权利按照等级集中于少数的官僚手中，这少 数官僚代替广大的劳动群众成为生产管理和行政管理的主体。这样的政治经济体制，其僵化是必然的，如果任其发展，那么官僚的放纵，进而是官僚修正主义的出 现，再进而是官僚资本主义的出现，就都成为必然的。我们应当肯定苏联人民在斯大林模式下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但也应当看到，没有及时纠正行政集 权体制的弊端，为苏联今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恶果。斯大林主义的直接产物是赫鲁晓夫主义。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一脉相承。

行政集权体制与民主集体制中针锋相对，但很容易被鱼目混珠。前者是决策主体的集中，主体是“官”；而后者则只是意见的集中，主体是“民”，公共机构无非是个供所有参与者汇总意见、共同整合出决议的平台，而绝不是将收集意见和做出决定的事情据为己有。

试问，行政集权体制难道是什么新的东西吗？世界各国的统治阶级，哪个不是早就把这一套玩得炉火纯青？行政集权恰 恰是旧社会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残留物，而且是第一坏的残留物（照恩格斯的说法），是需要当做历史任务去消灭之的。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应该是民主集中制。 由此看来，这个行政集权体制，相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就成为一种太低级的东西。可是这里竟然说，这种体制是“物质及制度发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可见，在作者眼中，发达的社会主义无非就是：发达的物质加发达的奴役人的制度——我们还能认为这是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吗？

6、“经济手段上，他（毛泽东）通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采取冒进的手段发展经济，采取平均主义的方式分配物质资料。”

评注：当时采取冒进手段的人到底是谁，是毛泽东本人吗？还是去认真了解一下这段历史吧，课本上是一套说辞，但辟谣的文献并不难找。

7、“这些尝试，都没有触动苏联模式的根本，即没有打破“落后社会主义国家采用发达状态下的建设方式”，而是采用具有中国特点和毛泽东个人风格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最终没有解决毛泽东想解决问题，更由于其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其造成的社会动乱导致了更为遗憾的后果。”

评注：尽管作者对问题的定性是有问题的，但毛泽东想要解决的体制问题却确实存在，并且确实（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也确实造成了社会动乱和更遗憾的后果，但造成动乱的是这些问题，而非要解决它们的毛泽东。

另外，用“个人风格”做事，这难道是什么可指摘的过失？一般情形下，一个人不论做什么事，不论跟谁一起做，只要 他在做，难道不都是一定要打上他个人的烙印吗？这里无非是一个同意反复：毛泽东在做这个事情。问题不在这里，而是在于：体制的变革，究竟是否和该不该是少 数个人来主导的？更何况，这次要变革的，正是那种少数人代替多数人主导决策的体制。假如这此变革的主导者还是个别领袖，那么岂不是已经在事实上反对着它， 并宣告着它的失败？过去的革命群众，现在的崇毛者，无不将毛主席呼为万岁，奉为救星，我担心，这恰恰抵触了社会主义的原则，也矫枉了毛泽东思想的本义。

最后，照搬苏联模式，这当然不适合当时中国的生产力发展要求，但必须纠正的是，苏联模式不是比当时的生产力更超前，而是更落后。

8、“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没有人否认过市场 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很多社会主义杰出领袖更通过运用市场来进行建设。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市场的作用做了论述，对市场的作用极尽赞赏；列宁在十月 革命之后的初期，采用了新经济政策，稳定了国家初期；毛泽东在建国初期也有通过市场，运用经济手段平定物价，稳定国家，之后用赎买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 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评注：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没有人否认过市场对私有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包括建设性的和破坏性的。但有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市场的出现正是以私有制的出现为前提的（而绝不是相反！）。而稍有常识者就绝不会认为，市场在毫无人为约束的情形下不会起破坏作用。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肯定了市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中的作用，但也在此书中深刻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确立之后，市场如何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造成破坏和束缚。

列宁在资本主义经济和小生产经济仍大量存在的十月革命初期，采用了新经济政策。

毛泽东在建国初期通过市场、运用经济手段，平定了工商业资产阶级的物价，打退了他们的进攻，之后的收买资本主义工商业，是同他们做的一笔生意，虽然是最后一笔。

这里举得例子全是关于私有制的，而没有提到是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

9、“斯大林和 毛泽东在运用市场完成国家初步稳定之后，马上采取了进行了消灭市场的极端作法乃至过激尝试，最终证明了失败。”

评注：好像是直到七十年代，毛泽东还说中国到现在还有按劳分配、奖金、货币交换云云（注意哦，公有制里的按劳分 配和奖金制度实质上也是本着市场原则的）。如果从五六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就“马上”消灭市场，那么到此时，这些“极端做法”和“过激尝试”足足过激了二十 多年，居然还没能消灭市场？真是咄咄怪事。

10、“一个中心是共识，两个基本点是融合了两部分的人和概念——对社会主义大方向上的坚定，以及对资本主义内容的部分容忍。”

评注：不用说，文中的原意只能是：两个基本持点中，“坚持项基本原则”是“对社会主义大方向上的坚定”，“坚持改革开放”是“对资本主义内容的部分容忍”。

可是，如前所说，社会主义刚开始时都带着旧社会的痕迹，那也就是说，不管愿不愿意，一切的社会主义在一开始时都要被迫暂时“容忍”部分资本主义内容，而留待以后肃清。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前也是如此。所以，“资本主义内容的部分容忍”也就不能被当做“改革开放”独有的性质。

那么，就应该问这样一个问题：改革开放中对资本主义的“容忍”，比起一般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容忍”，究竟 有何不同之处？首先，是它所容忍的资本主义内容比过去人为地增加了；其次，是由过去的被迫容忍变为主动增加容忍的内容；第三，是给这种原本时限不定、且应 当努力缩短的容忍人为地加上了一个“一百年不变”的时限。

11、“我们如何理解采用资本主义方式中广为采用的市场经济呢？采用了市场经济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国家走向资本主义呢？……

邓为社会主义定了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 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中国普遍落后的经济政治条件下，一方面为了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让全民过上社会主义的日子。另一 方面不想让民众受苦，乃至犯急于求成的错误。我们不得不采纳一些包含着资本主义内容的工具来发展我们自身。（为了健康成长，打针还是要疼一下的）。”

评注：在文中第二部分的开头问道：采用了市场经济，还是不是社会主义？

然后这里给出了邓小平同志为社会主义定的本质。那么问题就被改成了：采用了市场经济，还是不是邓的社会主义？可是，采用市场经济，这本来就是“邓的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天杀的循环论证！我党和总设计师同志的节操，不能这样随便打发的少年！

假如社会主义仅仅是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就永远是一部社会主义史。当然不是，因为 还必须加上后面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但是，如果社会主义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恰恰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存在（乃至恢复）剥 削”、“存在（乃至加剧）两级分化”为必要补充的，那么在这一百年中，不仅用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是符合社会主义的，而且只要能发展生产力（而且别忘了，作 者的生产力是等同于设备和物质财富，而不太在乎劳动者的素质技能），那么奴隶制、农奴制、贩毒、卖淫、土匪、海盗等等也都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会主义的。

一方面为了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另一方面不想让民众受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苦，那么，就受一切非社会主义的苦吧！

最后声明一句，作为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我对上述亚克西论断是深信不疑的，对吧。

12、“那么，我们如何理解当前种种腐败，贫富分化，道德落差，食品安全等等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呢？这些不应该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现象和问题，以及在当前资本主义国家都不曾存在问题，我们如何理解呢？

首先，这是一切物质基础贫乏的国家（！）发展 过程中必然面临的问题，与社会制度无关。正如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到来的时候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资本主义初期发展的时候更残酷更血淋淋。黑奴贸易，圈地运 动等等残酷剥削我们今天都可以在西方经典名著中找到。我们赞美羡慕（！）的当今西方各种福利各种制度，也是通过几百年的积累和摸索甚至浩大的社会运动乃至 战争才建立起来今天的完善状态（！）。”

评注：外边的情形，明明是半斤八两，哪是不曾存在呢？历史和新闻还是要读的。

等会儿，刚才不是还说这是“不应该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吗，怎么才隔了二十几个字，就成了一切穷国所“必然面临”的？所以，穷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例外。这一条，我们在前文就见识过了。

前面还说这与社会制度无关，接下来就专门开始盘点那些专属于资本主义的发家 史，那么又怎么证明这样的发家模式“与社会制度无关”呢？这里也承认，资本主义对本国人和外国人血淋淋地剥削了上百年。而且，似乎也只有先经历过这些惨象 乱象，才能够富起来；也只有这样，日后才有值得赞美羡慕的、完善状态的美好福利。可是，如果一切国家都这么干呢？那么，为了供它们剥削，就必须得有比“一 切人”多得多的人，比“一切国家”多得多的国家，还得先实现“比一切多”这样的悖论。

13、“其次，这是一切物质基础贫乏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过程中必然面临的问题，与建设方式无关。马克思描述的各方面都美好的（！）社会主义，是指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奠定了普遍的物质繁荣和制度健全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社会主义。”

评注：马克思不可能描述过各方面都美好的社会主义国家。首先，马克思不可能认为天下有“各方面都美好”的东西，哪怕是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其次，如果社会主义社会的各方面都向越来越好发展，那也就越来越达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国家的。

至于马克思描述的刚从某个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我们前面所说，无不是带着旧社会痕迹，也就是说，无不处于不完美形态。它是个“国家”，这本身就是它的旧社会的痕迹和“不完美”的标志之一。在这些国家中，绝不会因为此前剥削阶级的物质曾是多么繁荣，或者他们奴役人的制度曾是多么健全，社会主义就是各方面都美好的了。

文中所说的“制度健全”，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如果这里指的是旧制度的健全，那就只是意味着，新社会要背负更重 的历史包袱。比如，俄国的沙皇制度曾是异常健全的，而由于没能肃清老沙皇制度留下的遗产，后来的苏共领导又直接蜕变为新沙皇。又如果，“制度健全”指的是 新制度的健全，那么这就更奇怪了。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的萌芽，只能首先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集体劳动者的 革命组织当中，但要使其贯彻于全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则必须以夺取全国政权为前提。而在这里，这种萌芽居然要在成功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就可以率先成 为“健全的”，长成一棵参天大树！那么，雇佣集体劳动者还夺取政权干什么呢？他们只需要在资本主义之下安心地攒足物质条件，搞好制度条件就行了。这样推论 下去，竟不可避免地导向了考茨基的投降修正主义路线。

这种空想的东西，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有什么关系可言呢？难道，对于贫穷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只因为它们达不到这 种凭空捏造形态，所以就该采用资本主义的那套血淋淋的发展模式？既然二者是毫无干系的，那么，这里先说“物质基础贫乏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如何，之后又说 “各方面都美好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如何，这只能是一种顾左右而言它。

14、“只要是社会处于相对落后状态，无论采 用任何办法，都会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充满社会问题。苏联曾经也出现过大量贫富差距，官僚腐败等问题。当时的社会问题丝毫不比今天小，而且恰恰正是因为没有 采取有效改革，固守僵化的体制，导致一直到苏联解体各种社会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

评注：不论社会是相对进步还是相对落后，无需采用任何办法，都会在永远长的时间充满社会问题。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有上述问题的，在六十年代的《九评苏修》中有过揭露。对它的改革当然是必须的，可是我们并没有什么依据轻率地认为：改革唯一的方向只能是市场化。

在这里，似乎只剩下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和市场化改革的对立，也就是“行政集权下的计划经济”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 济”的对立，也就是一种旧社会残余和另一种旧社会残余的对立。除此之外就再没有第三种新东西了。不论是抱残守缺固守前者，还是通过改革转向后者，都只是在 围绕旧社会的两种遗留物打转转，而根本算不上是对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完善。在这次改革中，在经济调节这一领域，行政集权允许市场插进一脚，尽管这二者现在混 合在了一起，但仍然没有第三种东西加进来。

而那第三种东西，也就是专属于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即民主集中体制下的计划经济。此前的大多数人，既包括革命者和也包括反革命者，都受苏联模式教条的束缚，不曾想到过还可以有这种东西，而仅仅是以为，经济计划除了被行政机构所把持，也就别无其它形式。

民主集中体制下的计划经济体制，简言之，就是劳动者以公有制企业为单位，共同协商制定经济计划。它既能比行政集 权的计划经济更好地实现了经济计划，同时也能比市场经济在更高程度上实现了的个体自由，那么它到底该算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呢？没必要纠缠这个问题，只需 要知道，当这样一种东西被提出来之后，过去那种在两个旧社会的残留物的对立之中打转转的情形，可以被终结了。

15、“正是因为社会经济政治的落后现状，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了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社会上形成了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在成为改革的收益者之后成为了改革的最强大的阻力。我们原本设想“让一部分人 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但是由于当前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多元，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没有带动后富的意识；同时，我们也更没有建成完善的制 度保障和法律保障来保证先富带动后富。很多先富者更成为共同富裕的强大阻力，作为既得利益阶层阻碍着改革进一步进行。进而改革滞后，甚至停滞，导致了很多 问题。”

评注：无论在任何情形下，靠市场经济分配资源永远是分配不均的，这当然绝不是落后社会特有的情形，我们从不指望 市场在先进的社会比在落后的社会能把资源分配得更平均。而且，社会上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这也绝不是落后社会所特有的事情。恰恰相反，私有制社会的事实往 往是，社会越发达，利益集团就越强大，而利益集团的强大恰恰成为社会“发达”的重要内容，因为它们是将自己的发展等同于全社会的发展的。在这里，似乎又是 把各种社会不公现象简单地归因于贫穷，似乎社会矛盾仅仅跟社会的贫穷绑在一起，而相应地也就把富裕作为解决一切社会矛盾的充要条件。

至于后面说的“先富”的人非但没有带动“后富”，反而成为共同富裕的阻力，那无非就是，把私有制社会的阶级分化 在“财富分配”这一方面的一般情形，用不一样的话重新复述了一遍，让它看起来成了当前中国“特色”之下的专属问题。至于对它的解释（又一个关乎节操的解 释！），则让人啼笑皆非，居然是因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多元，所以没有“带动后富”的意识。这么说来，社会矛盾的原因要归到意识，而意识的原因又要归到其 它意识，这不正是我们喜闻乐见的唯心史观吗？再一个解释有就是，没有“制度保障和法律保障”。试问，如果少数剥削者的先富正是以多数劳动者的不富为基础 的，那么，一面规定，允许你们富；另一面规定，你们必须为了带动别人而放弃这样的富——天下竟有这样自相矛盾的规章？！抛开生产关系来空谈制度和法律，这 也是一样的唯心史观。

在革命者看来，唯心主义的解释等于掩饰。于是，“共同富裕”在这里竟然成了一个被唯心主义掩饰起来的政治童话。对于自己要维护的东西，在该为它辩白的时候，却不由自主地转向唯心，这又是因为什么呢？作为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我只能再重申一遍，我党和总设计师同志的节操是不可以这么随便打发的少年！

而到了这里，我们也就可以对所谓“修正主义”的特征做一个总结：

首先，它声称自己代表集体劳动者阶级，并承认唯物史观；

但它却把生产力或经济的发展混同为物质财富生产的发展；

进而是把物质财富生产的发展混同为社会的进步；

再进而是把增加物质财富作为解决一切社会矛盾的充要条件；

于是它要求，一切政治的经济的活动为增加物质财富服务；

再于是它要求，集体劳动者的一切反抗，应以物质财富的具备为前提，也只应以增加物质财富为限；

自此，它也就在事实上背叛了集体劳动者阶级；

而为了使上述魂淡理论能自圆其说，它开始用唯心主义的解释作为掩饰。

综上所述，修正主义的定义就是：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运动中，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各种理论，替换为与私有制相适应的各种庸俗观念。不论是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投降修正主义，还是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官僚修正主义，其套路都是如此。之所以有“投降”与“官僚”的区别，是因为前者的最终目的是向垄断资产阶级搞投降，而后者的最终目的是达到官僚资本主义。

16、“当前，社会矛盾至此的问题的根源之一 在于，我们之前三十年，部分地区，部分党员奉行着的“GDP 主义””唯GDP论”。由于部分地区部分党员对“发展就是硬道理”等论调的片面理解，造成我们党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普遍追求GDP，用GDP的发展衡量很多 不应该用GDP衡量的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

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思路贯穿了国家方方 面面。党动员起来了全部力量发展经济，社会上前所未有的掀起了追求财富的浪潮。我们党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空前成绩的同时，也付出了代价。其中之一就是部分 地区部分党员对GDP 的过分追求，导致全国人民忽视了一些不应该用经济指标衡量的方面……”

评注：说社会矛盾的“根源”在于某个“主义”、“论”或“思路”，这又一次回避了经济基础。

在唯鸡的屁论之外，“发展”的更实在的指标应当是什么呢？比鸡的屁更实在的，还有一个鸡摁屁，比鸡摁屁更实在 的，还有一个国民收入，但这也无非就是：财富的计量尺度更实在了。然而，财富无非是生产所得到的结果。既然提到生产，那么在生产力的方面，除了结果，还要 具体考察其对象、手段和方法；而在生产关系的方面，则是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和所有者、占有者、经营者之间的关系。这是跟生产相关的、需要综合衡量的一整套事 物。

显然，鸡的屁这样一个数值，只不过是生产领域中、物的方面、结果上的、货币形式的、较不实在的尺度。除此之外， 生产中其它的方方面面，则一概被唯鸡的屁论者所忽视。如果说唯生产力论是对生产力的庸俗见解，那么唯鸡的屁论则是唯生产力论中最庸俗的一种，是对庸俗见解 的进一步的庸俗化。

可是，如果仅仅是出于鸡的屁作为一种财富计量尺度的“不实在”才对它不屑，而最终所追求的还是财富，那么这种不屑之情也只不过是一种可怜的五十步笑百步。因为，这仍然只是将生产上的物质上的结果等同于生产本身，而没有看到其它方面，包括一切关于人的方面。

这里还出现了一处表达上的含混：前一段中说到，发展中普遍追求鸡的屁，并用鸡的屁衡量了很多不该用它来衡量的 “政治经济方面“；而后一段中却说，对鸡的屁过分追求，并忽视了很多“不该用经济指标衡量”的方面。前面的一种说法，还基本上是准确的。而后面的一种说 法，虽不错，但不够严谨。唯鸡的屁论首先不是忽视了那些不能用经济指标衡量的方面，而恰恰是忽视了鸡的屁或财富之外的那些应该用经济指标衡量的方面。

经济指标应当将生产力看成属人的素质技能与非人的物质条件的结合，更应在生产力之外看到生产关系，譬如生产资料 和劳动力所有权的关系，所有权和占有权的关系，经营权的归属。除了生产领域，经济的范畴更包括交换领域、分配领域和消费领域。上述这些，都是必须用经济指 标衡量的，但却都被唯鸡的屁论者给遗忘了。

在这里，前后两段是并列对照的，似乎两段话说的是同一个意思，也就是说，在这里，“用鸡的屁衡量”和“用经济指 标衡量”成了同义词，进而“鸡的屁”和“经济指标”也变成同义词。果真如此，那问题就更为严重了。如果鸡的屁等同于经济指标，那也就承袭了唯鸡的屁论的对 “经济”这一范畴的认识，而作者在反对唯鸡的屁论的同时，就已经不知不觉站在了唯鸡的屁论的预设前提之下。

实际上，即便是唯鸡的屁论者或是唯生产力论者，也未必都蠢到以为人生除了财富就别无所求，他们当然有可能有财富之外的追求。严格来讲，如何分辨唯生产力论者，不是看他们懂不懂得上述道理，而是要看，这些人是否把物的生产当成经济范畴的全部内容。正是由于持有这种狭隘的观念，所以他们在经济上的追求也就只有物质财富。他们的所谓“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其实是以发展物质生产为中心。而经济范畴之内的“人”在他们眼中是什么呢？在“发展生产力”中是抽象的劳动力要素，在“共同富裕”中是抽象的消费器官！相 应地，他们在财富之外的其它追求，就只剩下一堆皮相的道德词汇：真、善、美、爱、幸福、自由……哎，等一下，是不是觉得这些描述看起来很眼熟呢？对了，这 正是不折不扣的剥削阶级人生观！由于他们的经济范畴是如此地忽视了人，所以人的发展也就只能被排挤到上述的道德词汇里。那么，就势必得出一个令人尴尬的结 论：如果专注于追求社会主义的本质，反倒会忽视人的发展，造成社会的弊病。于是这些人着急地大叫：不对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也要关注经济指标不能衡量的东 西——出乎尔者，反乎尔也。

17、“以当前社会问题的突出问题之——民生 问题为例，它的产生就是我们党之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我们党的部分决策没有妥善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分开来思考和处理。一些涉及教育，卫生，住房，交通 等等方方面面的民生问题的社会政策被当作经济政策制定，GDP主义在这些领域盛行……”

评注：在这里我准备插几句与原文无关的话。

千万不要以为社会主义就等于社会保障。最早这么以为的，大概是清末和民国的现代新儒家之流。如熊十力，将“鳏寡孤独皆有所终”的大同思想，说成是什么孔丘的社会主义理念，着实令人瞠目结舌。

有了一点社会保障，只不过是在分配上把差距拉得小一点，但分配关系永远是从属于生产关系的，如果是抛开生产关系的改造，以为单讲生活的富裕和分配的公平就是社会主义，那只能是痴心妄想。

到了私有制社会里，社会保障无非就是意味着，当老百姓的基本生活难以为继的时候，让他们维持下去，好供继续剥 削。这样的社会保障，一般的宗旨，只是保障劳动者维持自身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的物质需求，也就是以使劳动者坐稳奴隶为限，而绝不保障他们做生产管理和行政 管理上的主人。

在社会保障领域搞唯鸡的屁论，搞产业化，固然魂淡，可即便社会保障搞好了，那也未必是社会主义。不过应当承认的是，在富裕程度相似时，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要比其他国家好些。比较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前后的状况，或者比较朝鲜和印度的状况，都可见一斑。

18、“种种问题的产生，一方面由于客观条件 的制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党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有限，可供参考的样本稀缺。我们党不得不独立完成这一探索，其难度可想而知，其出现问题的概率可想而知。 但是不能因为我们党在探索中出现了曲折，就混淆我们采用的方式的性质，混淆我们党的性质乃至国家的性质。” 

评注：如果出现的问题跟在私有制社会里那么地一样，那么旧社会解决相应问题的大量经验，不就是为其量身定做的？何来稀缺！

最后要说的是：对这次改革以及它所带来的种种问题，都绝不能理解为一种阴谋，而应当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找它的必然性。其实，从来都不是改革的方向会改变党性国性，而正好应当反过来说，是党性国性，或者说改革主导者的属性，影响到改革的方向。

在这次改革之中，不论是在经济管理还是行政管理的领域，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行政集权体制以及官僚阶层，而民主集 中体制和公有制集体劳动者的权威，却一如既往地未能充分树立起来，甚至是比以前还打了折扣。由此可见，改革的主导者，是社会主义当中的旧社会残留物的代表 者。这就已经决定了，它的方向，也只可能是在旧社会残留物之间打转转、搞折衷。其实，造成诸多弊端的，并不仅仅是市场化，完整地说，应当是市场化的推进与 行政集权体制的强化相结合。当一些公有制企业更加为官僚所把持，它在运营方式上也就更加接近私有制企业，这时候，当来自上层行政机关的束缚减少了，当它跟 市场结合了，那么它也就越发地具有官僚资本主义的特征，市场化只不过是给它提供了外在条件。

话我只点到这里，关于性质的辨析，我也就不想再多费口舌，只是提一句，有些所谓“曲折”，它们的出现，本来就是以某些原则性被践踏为前提的。

19、“我以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而感到骄傲，我对党和国家的未来产生无限憧憬。马克思的那段话不禁涌上心头：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 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 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评注：这段话是马克思说的不假，但在马克思15岁说出这番话时，天下还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只有初具资产阶级自 由民主意识的卡尔马克思小朋友。这段话说了什么呢？除了不知所云的自我安慰，其实什么也没有。即便是大皇帝，或者大资本家，只要他自以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上，不耻于把一切美好的修辞加诸己身，那么任谁都可以毫无愧色地将这些话同他自己的人生对应起来。对于年方15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接班人卡尔马克思小朋友来 说，这实在是一篇绝佳的、振奋人心的人生宣言；但对一个共产党人来说，如果想用这段诗一般的口号来表明自己的党性、立场、信仰、追求等等，那实在是糟糕透 顶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