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关于社会民主党与民主社会主义 二战后，我们称包括东欧、亚洲、 及古巴在内的全部由“共产党”——按列宁主义模式组建的党——掌权的国家，为社会主义阵营；并将一切非此阵营的工业化国家称之为“资本主义阵营”。而西方 国家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们，在分类学的意义上也大体接受了这种划分，只是在识别符号上为了不致引起混乱而略有不同，如将所谓“社会主义阵营” 国家一律称之为“共产集权国家”，而将所谓“资本主义阵营”则称之为“工业化民主国家”，等等。 西方学者之所以一直不接受东方集团国家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识别符号，其原因纯粹是技术上的，即避免其与他们所谓的“工业化民主国家”概念内的一个亚种“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相混淆。 被西方学者称作“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体是指北欧几个由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或主导的斯堪的那维亚国家。而中国的学者，包括民运中的朋友们，尽管几乎都 注意到了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但是也许是其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缘由，也许是在近来西方国家关于福利与效率的激辩中尚未理出个头绪，也许是二者兼而有之，总 之，几乎没有谁将这些国家的现实与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我想，或许这其中还有个“社会党是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维定势在脑子中作祟吧。 是的，由于苏式教科书的误导，我们所获得的有关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有关社会党国际的资料是少之又少。我们都是以这样的模式被启蒙的：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又发展到毛泽东思想。现在，我们的批判则来了个逆向溯源，自以为已批到暴政的老祖宗了，却未曾想到自己被当年启蒙的那思维定势一叶障目，使我们甚至不知道还天外有天。 实际上，在本世纪初叶，在第二国际各国社会党之间，由于“十月革命”所引发的诸如“俄国是否已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条件？”“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是否会 由于有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就可能被‘省略’或‘跨越’？”，以及“当时是否已到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等等分歧，而进行过一场空前的理论大论 战。该论战，最后以社会党阵营的大分裂为结局。1918年3月，即“十月革命”后四个月，列宁将俄国社会民主党改名为共产党，不久又在莫斯科成立了号称第 三国际的共产国际，以示其与“叛徒”、“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大本营”的社会党国际即第二国际作最后的决裂。同时在俄国国内，则宣布包括社会革命党、社 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这些昔日的战友、这些仍隶属于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为反革命政党，并对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于是，自此以后，社会党国际与共产国 际便分道扬镳，尽管双方都以马克思、恩格斯为其宗师，以马克思主义为其理论渊源，但谁也不承认对方是马克思主义。一时间，人们还真就分不清真假美猴王了。 近一个世纪以来，双方在各自的道路上均已走了很远，世人现已有足够多的资料来对这桩世纪公案作出评判了。 “十月革命”的道路，即在前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暴力革命“省略”或跨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尝试，已告失败——尽管现在中国还有一帮左派对此并不甘心或不愿正 视。诚然，对苏共、中共的第一代革命家，我们不能贸然地否定他们确曾有过以消除人间不平为己任的崇高理想，不能轻率地贬低他们确曾有过坚韧不拔的自我牺牲 意志，但如果以为仅凭这些“理想”和“意志”，就可以算是马克思主义，那历史上任何一位农民起义领袖或虔诚的宗教信徒便都可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了。 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以往任何理想主义的区别恰恰在于、甚至仅仅在于：它是以承认社会的不平等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从而也在现存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甚至 是进步的这一历史观为前提的；它是在充分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性、合理性的基础上来论述无产阶级的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使命的。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 在二十世纪东方的一切前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只有当其以发展资本主义为宗旨时，才谈得上符合马克思主义；相反一俟它走上“十月革命”的道路，即欲省略 或跨越本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它就实际上与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无缘，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了。因为在一个前资本主义国家抗拒资本主义的历史发 展，就只能导致封建专制的复辟。这也就是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并不讳言今天的中国，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借此来为未来的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一个原因。然而，凡抗拒历史必然性就没有不受到历史惩罚的：庞大的苏联、东欧帝国的一朝覆亡，就为此历史必然性作了庄严的 注脚 然而在另一个世界，以承认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为前提，由社会党国际所代表的西方工业国家的现代工人阶级运动却在持续、健康地发展着，并历经 100多年结出了它初步的果实。下面我仅从《权力与特权》第十章中摘出的几段话以飨读者，尽管摘引稍长了点，但它对了解我们一直很陌生的当代社会民主党人 的业绩，或许会是大有助益的： 在斯堪的那维亚民主国家中，“在权力和特权上的不平等似乎已接近最低点”；“在瑞典，代表着城市工人阶级特殊利益的社会民主党，自从1932年以来就一直 是处于领导地位的政治势力。除了在1936年有短短的三个月时间例外，其它时间中，社会民主党人或者单独控制政府，或者在联合政府中充当主导地位的成分。 虽然这一政党的有些领导人是 来自中层或上层阶级，但是所有观察者都同意，它是作为一个属于工人阶级的，由工人阶级组成的，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的政党而发挥作用的，至少在那些与工人阶 级利益休戚相关的事物上是如此。这一点可由上世纪末工会在政党的组成上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并仍然继续扮演主导的角色这一事实看出。近年来该党交纳党费的党 员中有2/3是由其工会‘集体’入会的工会成员。在瑞典议会的该党代表中有2/3到3/4的人是或曾经是工会成员。进一步讲，近年来，几乎有70％的工人 阶级的选票投给了社会民主党，它占了该党所有选票中的3/4左右。所有情况中最重要的是，该党的政策一直是朝着提高工人阶级利益这一目标的，并且导致了福 利国家的建立。在其中，几乎每一类社会不平等都极大的被降低了。”；“在较为先进的工业社会中，美国和瑞典似乎代表了政治控制的两种极端类型。大多数其它 的工业化民主国家则介乎其间。其它斯堪的那维亚国家都是接近瑞典模式的”，“英国在许多方面看起来都大致介乎瑞典和美国类型的中间”，“法国和意大利的情 况同美国的类型更接近”，“联邦德国、瑞士、荷兰、加拿大、日本和新西兰都是如此”。不过，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即政治领域中左转的倾 向。在几乎所有上述国家中，在政府控制的长期趋势中，都包含了那些最能反映普通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的政党和党内的派别的力量在加强的趋势。有时候，这种趋势 表现为对保守党支持的下降和对自由党与民主的支持的上升。其它时候，它又表现为主要政党的立场逐渐地向左偏转。但经常是两种倾向都很明显，如美国就是这 样。这一趋势表明，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的典型类型最终将实质性地处于现在美国模式左侧的某一点。”（第339、 333-334、 336-338页） 有必要强调的是：首先，作者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譬如他在分类上是将列宁主义大体纳入了马克思主义的范畴的。尽管他也注意到第三世界各国在列宁主义旗 帜下的革命运动“完全不是马克思在19世纪对历史趋势的分析中所预料到的”（第11页）；其次，这些话是60年代中期写的，他所依据的资料也到那个时候为 止。但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工业国家发生的变化之大，几乎让人有面目全非之感。然而作者所谓的“向左转”的基本趋势，即瑞典模式的示范效应，尽管呈现 起伏的曲线，但在总体上则并未逆转，以致在一些中国学者的文章中，甚至也出现了“联邦德国社会主义”及“法国式社会主义”这类称谓。至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 义政策在几乎所有西方工业国家的蔓延之势（尽管时快时慢、时进时退），致使即便并不赞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民运朋友也并不否认。 如果说可以把社会党国际与共产国际所进行的社会实践比作分头进行的两个类型的实验的话，那么后者的失败是可以预期的。因为它完全没有按老师要求给足的实验 必要条件（资本主义制度的充分发展）去做。倘若它真的成功了，那反倒可证明老师所开出的实验之“必要条件”并非必要了。由此可见，“十月革命”道路的失 败，不仅不能因此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且从反面的实例上更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见之明”。至于社会民主党人所作的那个实验，尤其是瑞典及斯堪的那维 亚模式，只要看看它的福利国家模式的示范效应在整个西方工业国家中的发酵功用，便足以见其非凡的历史性的成功了。
毋庸否认，马克思主义学说，尤其是其经济学、政治学中的某些论断已经陈旧了、过时了。这是由于有的论断本身就是时代 感极强且极具针对性的；有的则是历史的具体演变图式已经大大地超出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初所能预料的极限。恩格斯说过：“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 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马恩选集第3卷第465页），这对马克思主义当然也不会例外。一定要100多年前的马克思对他身后的社会发展样样 都料事如神，别说马克思做不到，任何伟大的科学家都做不到。实际上，倘若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门社会科学理论，那对它也应当用对一切科学理论均适用的标准去 评判。譬如，对它那些有关未来社会略图的若干描述，我们除了应将其作为科学假说来看待外，还能当作什么呢？既然在自然科学界，即使是在实验室环境中，尚且 还有个“测不准原理”，那我们为何却不允许马克思主义有它的历史误差呢？ 诚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年未曾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无产阶级政党靠选票上台执政，在执政期间其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是什么？能说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吗？相应 地，今天那种给各阶级政党以均等的问鼎政权机会的社会制度，还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吗？这些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政治学里，我们均很难找到现成的 答案；而倘若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100多年前依当时的历史状况所作出的某些结论来剪裁今天的现实，那肯定是会如入迷津的。这就要求今天的后人们，只能根据 新的历史情况作出新的历史结论了。 不过，既然无论在植物界还是动物界，我们面前均不乏亦此亦彼的品种，那么在社会领域，就没有或不可以有这种品种吗？这当然不是王若水先生所谈到过的那种 “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相互接近”，因为在中国，丝毫也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它不过还处于前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过渡期。诚然，在此现代社会 的“史前期”，我们当然也可以找到这个阶段的“亦此亦彼”品种，譬如，摆在我们面前的袖珍标本新加坡，以及全世界形形色色的“新权威主义”体制等等。从一 定意义上说，或可将北欧模式视为一种从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向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发展的一种亦此亦彼的品种。不过，无论从何种意义上看，当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制 度中，每日每时都在产生着社会主义因素这一让人惊讶的现实，都不能不让人深切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她的历史唯物论——那种与当代社会的演变方向完 完全全同呼吸共命运的伟大理论魅力。我想，这大概就是当东方异议知识分子们纷纷以批马为时髦时，而西方学术界则是“马学”热度不减之深层原因吧。事实上， 当今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已有着许多面对当代尖锐社会课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述，尽管其中的若干结论已经超越马克思，扬弃马克思。 若问对马克思主义可以不可以批判？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马克思曾说过他的哲学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见“《资本论》第二版跋”）。这个既作为宇宙观又作 为方法论的批判哲学，当其以批判的眼光去审视世间的一切时，不可能将那作为精神客体亦即作为认识研究之对象的马克思主义自身，视为例外的；若有例外，那就 绝不是批判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了。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自批判、自扬弃功能，正是其生命力之所在，也是其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宗教的“马克思主义”的分 水岭之所在。郑义先生在他的文章第二部分中引用了一大段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话，并且几乎在每一句话后都“忍不住加了批注”，并表示请读者原谅他那因 “难以抑制的愤怒”之所为。我作为读者，更作为如同郑义先生所言的“亲身体验过（左倾错误）——请原谅我也‘忍不住’要加一个注——社会主义制度的匮乏与 残暴的人”，岂止谅解，还有理解，更有共鸣。然而，在共鸣之余，我又不能不扼腕浩叹：“朋友，你恐怕张冠李戴了！‘马克思教’与马克思主义，绝非同一个东 西！” 是的，作为在遭“左祸”肆虐的祖国，曾倍受奴役、倍受欺凌，而又不甘压迫、不甘屈辱的我们，在今天为结束左倾错误的恶果——封建官僚特权体制、迎接中国民 主转型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理由，不从根本上否定那左倾错误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继承人的地位，反而去肯定它的这种地位；没有任何理由，要与那同专制制度不共戴 天、且饱含着彻底的人道主义、并有着毫不妥协的革命精神和严整的科学内涵的马克思主义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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