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淘汰了最初的社会主义制度（二）

历史淘汰了最初的社会主义制度（二）

张宗鲁

2012-06-18

3、“十年文革”。

最初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由私有制向共产制度变革”中的过渡性制度，是为了“超越资本制度”而使用的权宜之计。其本质是“公共所有的名义凌驾于私人所有权的社会权力系统之上”的制度。它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用公共所有权去限制和代替国家政权，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向共产制度前进。否则，私人所有权的社会权力系统中的权力行使人的集体，就要本能地抛弃公共所有的名义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一系列政策，倒退回私有制去。

    退一步说，即使不向后退，长期维持现状不变，也就是消灭推动社会前进的社会势力，不去“超越资本制度的发展阶段”，也就要坠落在“国家垄断的资本制度”的界限之内；其中的权力行使人的集体，也就“质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制度中的资产阶级。

    用什么方式方法来完成“超越资本制度”发展的过渡阶段呢？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新问题。开门整风不行，大搞经济建设不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行；最后找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方法。文化大革命中两种敌对的权力，两个敌对的阶级，反反复复地进行着生死搏斗，也就打开了人们的眼界。社会是向着共产主义制度前进，还是向私有制度倒退，全靠这两种社会势力斗争的结果。

    文革发动本身就是毛泽东代表的公共所有权，同刘少奇代表的国家政权的一次搏斗。当时叫做“革命群众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这一时期创造并普及了公共所有权行使的原则和方法，产生了公共所有权的上层建筑的幼苗。其原则就是“全民参加的民主集中制”。民主的方法就是“写论文、发号召”，响应号召的人成立“群众组织”，跟不同意或反对号召人的群众组织进行充分的文斗。具体的表现是四大民主、群众组织、学习串连，各式各样的群众集会等。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公共所有权的社会上层建筑的幼苗。她的社会职能就是确保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去解决一切社会重大问题和个人生存发展的问题。

    文革的最大错误就是在“集中”上，没有按《十六条》的指导，试行并推广“巴黎公社全面选举制”的原则。没有通过社会基础单位（一般以公社）全民大会表决的方式，确定一种意志为这一单位的共同意志，并按“巴黎公社全面选举制的原则”，选出代表组成执行委员会、执行全民决议。历史证明了，采用夺取政权成立革命委员会、军管会、党代会、人代会等办法，将行使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各种社会活动的各种不同意见和主张，集中统一成社会意志的方法是行不通的。

     “一月风暴”的上海公社、没有遵照“巴黎公社原则”产生公社委员会，没有解散警察、常备军代之以全民武装，没有宣布公社自治、并随时准备与其它公社结成“公社联盟”。也没有提出“如何行使公共所有权组织管理生产、生活等一切社会活动，如何确保和维护公共所有权的正常存在和行使”的问题进行全民性的充分辩论。而后通过公社各集体单位的全体成员大会表决，确定一种意志而执行。这就将文革的真实目的（指由社会规律确定的需要）给隐没了。

    “夺权斗争”却激怒了官僚垄断阶级的本能反抗。他们使用军队、警察、监狱、临时监狱、保守派的群众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同时逮扑、关押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行使宪法上规定的生产资料公共所有权的群众组织的头头、骨干、积极分子，并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强行解散，由他们接管政权的行使。在社会最上层由总理召开的有副总理和元帅们参加的会议上，全力反对中央文革小组。这就是被叫做“二月逆流”的事情。事实上“二月逆流”是军队、警察行使职能“确保国家政权，镇压消灭公共所有权”的统一行动。

    三月初毛泽东权衡一月风暴、二月逆流的社会势力对比，以及人们的思想水平；提出了“还是革命委员会好”，“群众组织联合夺取、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指导。“反逆流”从三月中旬开始，提出了“批评带枪的资反路线”、“揪军内一小撮 ”的口号。最初毛泽东曾提出“武装左派”，但经过全面考虑后感觉不妥，立即改为“做军队工作”的办法。六七年七、二O事件是文革战略的转换点，将文革小组的一些人“王、关、戚”和北京军区支左的一些人“杨、余、傅”，作为“反军乱军”的典型来批判。并由林彪负责调换支左部队，由地方部队支左、改为大军区直接派部队支左。这就把林彪推到了国家政权代表人的位置上去。

    到六八年底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夺权完成。事实上是由刘少奇一派的人换上了林彪的人。“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确保行使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全力系统，从性质到内容上没有改变。当时高喊的“斗、批、改”却与“用公共所有权限制、代替国家政权”的社会前进需要，没有直接关系。相反，六八年后期却在反对派性、批判无政府主义的口号下，将本能的公共所有权的代表人——北京红卫兵的领袖们排斥掉，送到边远地区的工厂劳动、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九大后”以林彪为代表的官僚垄断阶级的势力，在“全国山河一片红、无产阶级与修正主义的矛盾已经解决、应该恢复文革前的秩序、建设四化”的一派议论下，将上海之外几个先夺权的革委会搞垮、重新组织，并由军管会支持的革委会解散群众组织，以“清查莫须有的五、一六”为行动纲领，对全国文革势力的头头、骨干、积极分子，全面打击、迫害，人数多达一千好几百万，以求彻底剥夺、消灭公共所有权；恢复国家政权垄断、统治一切的绝对权威。当时，以湖北为代表的文革势力、曾以“反复旧”进行反抗，却被国家政权最上层的力量非常容易的化解了。毛泽东提出了“清查五、一六扩大化”，指示纠正、平反，却无动于终。这同五七年“反右扩大化”是一样的。

    人们应该明白“恢复文革前的秩序、建设四化”，是错误的。原因很简单，文革前的社会制度是暂存的过渡性制度，只有无产阶级刚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手里夺取社会的统治权，剥夺地主、资本家的财产宣布为全民财产，共产党的各级干部同民众阶级的矛盾、还没有显示和展开时，公共所有的名义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一系列政策，才能同资本的社会权力系统结合在一起。经过了“反右扩大化”、五八年的“五风”及长期的经济困难、社教中复职干部对提意见的民众普遍进行的打击报复、文革中两个阶级两种性质相反的权力反复进行的生死搏斗；两个敌对的阶级对各自的根本利益和生存发展的根本条件，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感触和认识，再恢复那种秩序就是反动的复辟行为了。历史的事实也正是这样，一旦消灭了行使公共所有权的群众组织、让国家政权去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毫无力量的“公共所有”的空名、以及全靠国家官吏执行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一系列政策”，也就不费吹灰之力给取消了、恢复了最低劣的资本制度。

    恢复文革前的秩序、搞经济建设的社会势力中，一部分是纯粹不懂社会科学、没有社会常识人的幻想，一部分是别有用心的私有制的复辟狂的阴谋。武汉胡厚民代表的工人阶级的势力，“九大”之后的“反复旧”是正确的。他受到了“恢复文革前秩序”的势力地镇压、迫害和消灭。毛泽东开始先让了一步，于“七一年庐山会议”以“不设国家主席”的方式进行反攻。这一派势力也就乱了阵脚。人们应该明白：私人所有权的社会权力系统的权力行使原则是“民众服从官吏，下级服从上级，全民服从国家首脑”一人。不设国家主席是消灭国家政权的第一步；是限制、剥夺国家职能，为公共所有权的存在、行使留下空间和余地；也是履行文革纲领《十六条》、“改革上层建筑”的第一个步骤，同时是实践马列“国家理论”的第一个措施。

    林彪成了“恢复文革前秩序，进行经济建设”这派政治势力的替罪羊。这是由于他不懂马列，没有用马列的基本理论系统去分析认识、最初社会主义制度中的过渡性本质，不知道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根本矛盾是“公共所有权同国家政权的矛盾”，反而受个人的社会本能支配造成的。“九大”之后，他以党章规定“接班人”的资格、去承担“恢复文革前秩序”的责任。很明显，他是去接刘少奇的班的。起初，毛泽东以“批陈（伯达）保林”去团结他。怎耐“身处高位、行不由己”，他背后的整个官僚垄断阶级的势力是不允许他退却的。他不得不背负着“军事政变”的罪名出逃。

    林彪集团的破灭，但他背后的“恢复文革前秩序的”阶级势力却完整无缺，反而加强了。并且迫使为“二月逆流”平反，重新起用其中的头面人物。这个势力以批判林彪的“极左”为旗号，加紧消灭“莫须有的五·一六”，对打倒在地的文革势力再踏上一只脚。“恢复文革前的秩序”就是消灭文革势力，剥夺文革中开始使用并普及的“公共所有权”；恢复国家政权组织管理一切社会活动的旧秩序。这是典型的复辟倒退，是“极右”的行为。怎能反说是“极左”呢？当毛泽东指明了“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揭露了他们的阴谋之后；这派势力惧怕毛泽东背后的民众造反，也只好暂时潜伏下去，以待时机了。

    毛泽东只能权衡国际上的资本势力，国内的国家政权和公共所有权的实力对比，以及人们的思想水平、调整政策。开展了“批林批孔、批儒评法、评论《水浒》、学习马列原著”等一系列的理论斗争，来推动人们的大脑发展、改变私有观念。因为当时整个社会的人全都囚禁于，私人所有权的社会权力系统造成的“法权观念、人的等级从属观念、道德伦理观念，奴隶主义、奴才思想”等私有观念之中；只知道封建时代的跪在官吏面前、哀求“官吏为民做主”，连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民主要求”都没有，也没有行使“民主”的能力；怎能行使“公共所有权”管理自己的代表和一切公职人员呢？由于人们缺乏社会科学知识，很少理论思维能力，上述理论斗争在当时是起不到多大作用的。人们大都在自己的社会本能支配下活动。公共所有权的有型势力无法看到，不同派别的国家政权的势力、却绰绰逼人处处皆是，不让他们表演是做不到的。

    邓小平复职后代表官僚垄断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以“三项指示为纲”进行全面整顿，进一步用国家政权去剥夺、消灭公共所有权，加紧进行右倾翻案活动。“四、五事件”是官僚垄断阶级向文革势力的大反攻。毛泽东不得不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来反击，并提出了“阶级斗争为纲、其他都是目、纲举目张”的口号，同官僚垄断阶级的“发展经济、建设四化”的纲领相对立。反击右倾翻案风没有展开，就为“抗震救灾”冲垮了。

    事实上“九大”之后、到毛泽东去世，公共所有权是处在被国家政权剥夺、消灭的地位上。毛泽东采用积极防御的方式同国家政权周旋。国家政权无论换上谁当首领，都去积极、主动、彻底地去剥夺、消灭公共所有权，恢复国家政权绝对垄断、统治一切的地位。毛泽东试图让国家政权、确保公共所有权的正常存在和行使，却一再受挫和失利。原因很简单，因为国家是私人所有权的上层建筑，无论从它的组织结构、还是权力行使原则、权力行使方法上，全都是私人所有权的典型化。它只会确保私人所有权的正常存在和行使，镇压、消灭那些干扰、破坏私人所有权正常存在和行使的势力和行为；怎能去确保公共所有权的存在和行使呢？毛泽东有点“强人之难”了!

4、共运逆潮。

毛泽东去世了，“恢复文革前的秩序、建设四化”的势力，立即与“私有制的复辟”势力结合，同心协力的举行政变，彻底镇压、消灭文革势力，剥夺民众行使的“公共所有权”，恢复了文革前使用国家政权组织管理生产等一切社会活动的旧秩序。也就是恢复了“最初形态的社会主义制度”。紧接着私有制的复辟狂们，使用“舌战”的办法，轻松愉快地将最初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现状维持派，也就是“恢复文革前秩序”的政治势力，给赶出了“权力行使的殿堂”，或者是“利用完之后给全烹了”。他们紧接着就消灭“农村人民公社”和“全民所有、国家经营，集体劳动、共同富裕”的最初过渡性的生产方式和过渡性的社会制度，恢复“商鞅变法”时确立的一家一户经营的封建生产方式，和“国家所有、私人经营”的资本生产方式，以及自由出卖劳动力、通过市场交换进行生产劳动负担、劳动产品分配的两类分配方式、和“部分人富裕的”社会制度。就这样消灭了“公共所有的名义”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一系列政策。这就使资本的权力系统中行使权力人集体，的利益最大化；其生存发展的根本条件得到了确保。

    由于这个复辟倒退的反动阶级，惧怕民众觉悟造反，为了长期不变、永远世袭地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惜代价跑遍全球跪请、乞怜所有资本帝国的跨国公司，来华收买、并购“全民所有的企事业”，控制垄断整个中华民族的经济生活命脉，充当中华民族的主人。迫使中华民族的民众充当外国老板的全世界最廉价的“工资雇佣奴隶”。这个反动阶级甘当外国资本的“官僚买办”和保镖。并在各企事业单位增设了大量的保安，国家增设了武警和自上而下的“国家安全机构”，共产党内设立了“纪律检查机构”，来确保外国资本和官僚买办阶级永远统治中华民族。这就使劳动日由手工体力劳动的八小时（刚解放时确定的）延长到机器劳动的十二小时（有些地方还要多），这就使剩余价值率以生产力发展的立方倍提高。其剩余价值几乎供应了全世界资本权力系统中的权力行使人集体的享乐与腐化。同时造成了中华民族严重不治的“三农问题”和大量失业的劳动力和过剩人口。这就使官僚垄断阶级质变成官僚买办阶级。

    文化革命前的秩序是万万不能恢复的。其中的原因前面讲了，已经被历史的事实所证明，不必多讲。可当时社会的人完全处在私人所有权的社会权力系统造成的法权观念作用下动作。

就这样，共产党的高官贵族集团，轻松愉快地消灭了最初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计算机网络控制机器体系生产的世界生产力的条件下，中华民族的社会也就倒退回“封建色彩浓重，买办性极强的最低劣的资本制度”中去。中华民族的官僚垄断阶级、轻松愉快的复辟倒退成功，诱发了苏东最初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官僚垄断阶级。他们也就同时发动政变，消灭最初的社会主义制度，恢复了“名正言顺”的资本制度。这就产生出了国际共运中的特大逆潮。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