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中国托派

这两篇文章是托陈取消派（也是整个中国托派）反对我党农村武装斗争路线的代表作。托派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无产阶级政党不能离开城市工人运动 这个中心，而到农村去搞农民运动，尤其不能去搞“军事冒险”。否则，党就会蜕变成“农民的党”、“小资产阶级的党”，甚至“土匪党”【注：郑超麟：《回忆 录》，１９４５年手稿。】。陈独秀和托派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看不到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农民运动，已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有本质的不同：在马列 主义和无产阶级先进思想的教育改造下，广大贫苦农民将克服自身的弱点，发挥革命主力军的强大威力，去战胜任何强大的敌人。无产阶级也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改造 自己，只要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农民意识化”的现象是可以克服的。

在此期间，归国留苏学生中的托派分子还成立了另外两个托派小组织：以王文元为首的“十月社”和以赵济为首的“战斗社”。

１９３１年５月１日至３日，在托洛茨基及托派临时国际催促下，４个中国托派小组织在上海举行统一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托派组织，名称沿用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和几个决议，选举了９人中央委员会，陈独秀（总书记）、郑超麟（宣传）、陈亦谋（组织）、 王文元（机关报主编）、宋逢春（秘书）组成常委会。

４个中国托派小组织统一前，互相之间的派别斗争十分激烈。除了托洛茨基之外，陈独秀对中国托派组织统一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亲自找本派及其他 各派的头头做工作，在说明中国托派统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时，他特别强调要乘当时中共党内王明上台造成的混乱，由托派取而代之，挑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担。为 此，他甚至说：“在正式的党陷于空前混乱停止工作的今天”，我们若还不迅速统一起来，这简直是“罪恶”【注：独秀：《对于统一运动的意见》，《无产者》第 １１期。】。

中国托派组织在抗日民主运动中不断受到破坏

中国托派统一后，正积极地准备开展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要求召开国民会议斗争时，原托陈派骨干马玉夫因未当上中央委员而叛变，向国民党龙华 警备司令部告密，致使刚成立的托派中央被破获。中央委员及其家属１０数人被捕，５个常委被捕去４个，唯陈独秀幸免。家属关押１月后释放，其他人分别被判处 １５年、１０年、５年及２年半徒刑，托派中央顿时瘫痪。不久，陈独秀吸收４人组成新的领导班子，８月又被捕去３人。

接着，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引起中国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蒋介右一度下野，国民党发生统治危机。陈独秀以托派名义发表了 一系列宣言和文章，热情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十九路军的抗日行动和学生的抗日民主运动，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破坏上海抗战、镇压学生运动的罪 行。除了主编托派中央机关刊物《火花》外，他还最后一次自编《热潮》周刊，推动民众运动，企图大干一番。但由于中央领导机关处于大破坏后的瘫痪状态，再加 上中国托派内部又有一帮人视“反日”、“爱国”、“救国”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而加以抵制，因此，眼看着抗日民主运动的兴起、高涨和衰退，陈独秀只得 “望洋兴叹”。他曾写信呼吁与中共中央共同领导民众运动，也遭到拒绝；他提出与小资产阶级的党派、甚至向左盘旋的自由资产阶级党派“共同行动”，以“首先推翻革命民众之最凶恶的敌人——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注：《统治决议案——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校内生活》第３期。】的主张，也无人响 应，甚至遭到托派内极左派的严厉批判。

１９３２年春，陈独秀好不容易搭起新的５人常委会，并准备在华北和上海工人中重点开展反日反国民党活动。但是，当托洛茨基从陈独秀的来信中 得到这个消息，并指示他们如何提出“打倒国民党，国民会议万岁”【注：托洛茨基：《是行动的战略，不是揣测——给中国同志的信》，《中国革命问题》第 ３０７页，春燕出版社１９４７年版。】的口号进行斗争时，他们的新班子却在１０月１５日再次被法租界巡捕房和上海市警察局破获。这次是全体常委（包括陈独 秀）、机关报及联络站等被一网打尽。国民党政府最后以被告“乘日本之侵略，妄诋政府不抵抗，借反日救国名义，欲将建设中华民国之国民党国民政府推翻”为 由，判决陈独秀等人“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注：《江苏高等法院判决书》，《中央日报》１９３３年５月２４日。】，各处有期徒刑８年、５年、３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