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中国托派

陈独秀等被捕后，中国托派又长期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上海区委书记会商曾拼凑了一个“临时委员会”，不到一年倒台三次。１９３３年１２ 月才成立起由陈其昌（书记）、蒋振东、赵济等３人组成的比较稳定的“临委”。由于陈独秀主持托派工作期间，他的一些主张一直遭到中国托派内部甚至托派中央 内部一些人的反对，临委的工作重点主要放在组织内部讨论上，以求托派内部思想和步伐统一后，再开展政治活动。讨论以书面形式进行了一年多，狱中的中国托派 分子也参加了【注：狱中托派通过经常去探监的联络员刘静贞（郑超麟妻子）建立了与上海临委的联系。】。讨论集印了三大本，每人都以“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 自居，骂别人是“机会主义”，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北平来的史朝生、刘家良等几位青年托派，在托洛茨基委派来华的特派员、美国托派头子格拉斯的支持下， 借充实“临委”机会，在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３日召开“上海代表大会”，成立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开除了陈独秀、陈其昌和尹宽等人。他们批判陈独秀提出的托 派与“左”倾的小资产阶级及自由资产阶级党派“共同行动”、首先推翻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主张是“机会主义的路线”。以陈其昌为首的“临委”曾在１９３３年发 表宣言，要求参加宋庆龄主持的世界反帝大同盟远东反战会议，并在福建事变中，派代表与第三党拉关系。新的中央委员会认为，这些都违背了托洛茨基规定的托派 不与资产阶级建立任何统一战线的原则。

上海代表大会还把中国托派的名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准备建立正式的中国托派政党。但是３个月后，１９３５年４月，新的托派中央成员又全部被捕入狱，成立中国托派政党的努力，遂成一枕黄粱。

１９３５年底，陈其昌与出狱的王文元等人收拾残局，重新搭起“临委”班子，并整顿和联络起山东、广西、福建、香港的托派组织。在政治上，他 们除了出版《火花》外，还新创刊了《斗争报》，着重攻击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们发表一系列决议、宣言和文章，对中国共产党发表的 “八一宣言”、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努力，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合作的谈判，以及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等四项保证等，百般挑剔，竭尽 诬蔑；攻击中国共产党“以抗日为借口，放弃了土地革命，放弃了阶级斗争的基本路线，总之放弃了共产党所有的立场，以最可耻的态度屈膝于国民党蒋介石之 前……促进了蒋介石死党们的法西斯运动”；胡说“‘红军’再不是阶级斗争的革命力量，而变成为简单雇佣军队了”。他们自称是“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他们 的纲领和口号是“站在彻底的阶级立场上”，“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军阀！”“打倒降敌害民的国民党！”“土地归贫农！”“反对背叛阶级的史大林 党（指中共——引者注）！”“召集全权普选的国民会议解决一切国事！”【注：政治决议案：《目前局势与我们的任务》（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临时执行委员会 １９３７年２月２１日通过），载《斗争报》第３卷第２期。】等等。

中国托派推行的这条反动路线，使他们在抗战中扮演了一个可耻的角色。

抗战中为侵略者张目

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被迫释放政治犯，中国托派分子也纷纷出狱。这时，陈独秀的思想有些转变。鉴于国家和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 急关头，爱国主义思想促使他明确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他又认为托派内部极左思潮及靠一张报纸活动的方式没有前途。于是，他 出狱后与上海托派领导集团分道扬镳，到武汉活动，企图以抗日和民主为旗帜，联络国共以外的第三种势力，开创独立的政治局面。但是，自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南京 政府成立后的中国，国共两党的斗争左右了中国的政治，根本没有中间道路可走。更何况当时正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抗日救亡的任务压倒了一切。所以， 陈独秀的计划很快破产。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７日，他病逝于四川江津。

彭述之、刘家良、郑超麟、王文元等人出狱后先后到上海，加强了托派的领导力量。他们在租界中发行刊物，专门从事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活动，阻拦一些进步青年到农村去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在具体策略上，托派内部很快发生了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