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中国托派

把极左和极右如此丑恶地结合起来，恐怕在中外机会主义史上也是罕见的。这样的托派分子，如果当时钻进抗日阵营，所起的作用只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别动队，而决不是他们口口声声所说的“革命”。

中国托派的两派虽然有一些分歧，但在攻击国共合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客观上起着破坏抗战、为侵略者张目的作用。

中国托派这种表现，自然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严正的批判。但是，一方面由于中国托派本身站到了中国人民的对立面，另一方面，当时苏联因 基洛夫被刺事件引起的肃托运动严重扩大化，大搞逼供信，把苏联托派和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一大批高级党政军领导人说成是与德国法西斯勾结的“间 谍”、“杀人犯”等等，进行严厉镇压，并揭出所谓托洛茨基１９３５年１２月给俄国“平行中心”的信，宣称托派“绝对不去阻碍日本去侵略中国”【注：据 １９８８年８月４日塔斯社报道，苏联最高法院已决定３０年代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案等四大错案平反，指 出所谓的“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等４年组织都不存在，对它们的指控毫无根据，并为涉及到的所有人恢复名誉。】；共产国际也为此作出《关于与法西斯主义奸 细——托洛茨基分子作斗争的决议》，并派遣王明、康生回国执行。王明、康生在工作中又夹杂私人恩怨和反对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野心，于是，中国抗战中反对托派的斗争出现了复杂的情况。抗战初期就发生了３起轰动全国的“托派汉奸”案，这就是陈独秀案、张慕陶案、王公度案。１９３９年，山东抗日革命根据地也发 生了以“肃托”名义冤杀３００多名革命干部的“湖西事件”。事实证明，这些案件都是假案、错案，特别是张慕陶和王公度根本不是托派，更不是汉奸。

１９４１ 年７月１３日，在彭述之、刘家良等人操纵下，中国托派召开所谓“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支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发表宣言，在对国民党、尤其 是共产党进行了一番例行的攻击后，声称中国４年来抗战的失败，“其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一个能真正代表中国广大工农群众利益的革命政党……今后只有集中力量 创造一个新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才能够保证抗战的胜利和工农的解放”。而他们托派“始终坚守无产阶级革命的政纲……没有向资产阶级作过任何妥协，没有在反动 的‘阶级合作’舆论之下低头”，因此“只有它最有资格担当新党的组织任务”【注：《斗争报》第５卷第５期。】。大会选举了以彭述之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委员 会，另一派成员完全被排挤出领导机构和机关报编委会。于是，郑超麟、王文元等人独立出版本派机关报《国际主义者》。中国托派从此正式分裂成两派，彭述之一 派自称“多数派”，另一派被称为“少数派”。然后他们分别到基层去争夺群众，结果各地托派组织也都分裂成两派，以后再也没有统一起来。

向敌我矛盾转化

抗战结束后，中国走上了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决战的阶段。中国托派“多数派”以大型刊物《求真》和《青年与妇女》（后改名《新声》），“少数派”以《新旗》为阵地，对中国各项政治问题发表意见，企图影响政局的发展。

开始，蒋介石以和平谈判为烟幕，挑起内战，向解放区进攻，解放区军民被迫进行自卫战争时，中国托派两派都以和平主义的口吻，把国共两党一起 谴责，说这是“国共之间的私斗”；“不要诉苦，不要控诉哪一方先调兵，先遣将”，以及“何方先进兵，何方先发第一炮”，国共都是把人民“当炮灰”，“使他 们重遭战祸”。内战全面爆发后，他们对战争进行所谓阶级分析，又认为是“农民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虽然中国共产党及农民一方是“进步的”，但“不是革命 的”。为此，他们宣称：“我们的工作不在参加进步一边的内战，也不是跑‘解放区’，而是留在城市做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工作。”并要求人们“寄希望于城市革命而不应寄希望于中共战胜”【注：凤冈：《内战、革命与共产党》，《新旗》第１７期。】。“多数派”的中央委员会还通过《关于内战的决议》，号召解放区的 托派毫不踌躇地参加农民斗争，借以“揭破中共的错误与叛卖”，“推翻中共的领导权”，“刺激城市的工人起来，使工人与农民合起来干涉历史的行程”。

中国托派这里指的“错误与叛卖”，是指历史上的两次国共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城市工商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农村土改中保护富农的工商业及在新解放 区暂时不进行土改而实行减租减息等一系列政策。他们认为这些政策是搞“阶级调和”，“向地主资产阶级投降”，“叛卖工农”等等，并且胡说：共产党这样领导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际是“在民主革命中替资产阶级当苦力”【注：舒严：《中共军事胜利与中国工人阶级》，《新旗》第１９期。】

１９４８年春，当全国人民都普遍认识到中共将取代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时，彭述之和刘家良在中常会开会讨论形势时还断言：“中共要想夺取政权绝对不可 能。” 他们的根据是，共产党“真正的弱点是代表农民和占据农村”；它的武装力量是建立在“落后的农村经济基础之上，但在现代社会经济的条件下，农村是依附于城市的……所以谁占有重要的城市，谁就是全国的主人”。中共“希图根据农村来夺取城市，那就命定它不能有任何真正的前途”【注：《关于中共能否取得政权 的讨论》（编者答读者周永新的信），《新声》第２卷第２期。】

于是，当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胜利，突破长江天险夺取全国胜利时，他们就大惊失色，匆匆忙忙召开所谓建党大会。“多数派”成立了“中国革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少数派”成立“国际主义工人党”及其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青年团”。他们在一些学校和工厂中发展组织，甚至建立 武装，企图与共产党争夺天下。他们宣称：由于中共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保护富农，在新解放区又以减租减息代替土改，渡江以后的解放战争已经“变质”。中共 “由领导农民转变为抛弃农民，转变为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由“农民党”变成“资产阶级的党”；“军队则由农民军变成资产阶级雇佣军”。他们宣称：“现在内战在中共方面，不再是一个农民运动，而是另一个资产阶级集团的战争，内战由一个历史性的进步战争，变成资产阶级的争夺战。它在客观上的进步性消失了，成 为一个反动的战争。由于内战性质的转变，我们的态度也转变，不再保护内战，应采取失败主义的态度。不过应该注意在中共方面实行失败主义，并不是促使国民党胜利。”【注：《内战问题的总结》，《叛逆者》第１期，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５日。该刊是“多数派”潜伏组织编的地下反共油印刊物。】当时中国托派两派加起 来，总人数也不超过５００人（“多数派”３００多人，“少数派”约１００人），要想阻止中共的胜利，只能是螳臂挡车，可笑不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