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中国托派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托派仍不死心。上海解放前夕，他们便各自将中央机构撤到香港，在大陆上建立潜伏组织，通过香港总部接受第四国际的指示， 专门从事推翻共产党政权的活动。“少数派”潜伏组织的刊物《新方向》，在“编者语”中明确宣布该刊内容为：“批判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各种基本理论”和 “国家资本主义之各种政策、制度、运动”等。他们称共产党是“国家资产阶级”，而他们托派代表“无产阶级”，煽动工人群众进行“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 “推翻本国的资产阶级政权”【注：阿陈：《如此制止世界大战》，《新方向》第３期。】

于是，他们就对解放初期共产党为巩固新中国而开展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劳动竞赛与增产节约、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一系列运动和政策，百般诬蔑、抵制和破坏。他们提出种种不合理的要求，煽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个别人甚至与美蒋特务及土匪勾结，搞武装暴动等。

这样，中国托派就由原来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极左派小集团，变成了反对共产党政权的反革命组织；他们与共产党、与人民的矛盾，也由革命阵营内部的路线分歧，转化为敌我矛盾。

任何一个阶级都要巩固自己的政权，保卫自己的政权，决不允许颠覆活动的存在。无产阶级也是如此。解放以后中国托派的活动完全属于颠覆活动， 超出了一般的民主自由的范围。这样的组织，即使在今天，也是要取缔的。但是，基于抗战初期反托斗争扩大化的教训，中共中央对解放以后的肃托斗争，处理得比较慎重。在建国初期的几大运动中，都未触动它，但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掌握了中国托派在大陆上的全部组织和活动。托派当时对中共掌握政权后未像 苏联那样立即大规模镇压他们曾感到奇怪。王文元在回忆录中说：“自从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中共军进入上海起，一直到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底，足足三年有半。…… 中共当时似乎还不曾下大决心来消灭我们。有些关系他们明明知道而不动手；对某些同志他们甚至还间接着人予以联络。中共此种的内部情形与真实动机，我们始终 不曾清楚。”【注：《双山回忆录》第２８７、２８８页。】于是，他们完全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中共软弱可欺，不敢拿他们怎么样，活动越来越猖獗。

终于，他们的末日来到了。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２２日，中国政府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全国统一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夜之间就取缔了大陆上的中国托派组织。

可见，中国托派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说它是“反革命集团”，是指解放以后；解放以前应视为革命阵营内部极左的宗派小集团，虽然它在理论上的错误，有时比“反革命”、“汉奸”还严重。同时还应指出：人民政府对在取缔中国托派组织时逮捕的托派首领和骨干分子，没有像苏联那样，采取肉体消灭的政 策，而是着眼于教育和改造，并对他们获释后的工作和生活都作了适当的安排，如郑超麟、濮清泉、赵济、蒋振东、喻守一等这些“中央委员”一级的托派分子，都安排在省、市或区一级政协工作。对香港及海外的中国托派分子，虽然他们一直没有停止过反共和反对新中国的活动，在对他们进行必要斗争的同时，也并未放弃争取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伟大自信的表现。而那些至今仍坚持反动立场的托派，早已成了一具政治僵尸，只能充当反面的历史见证人，证明中国革命的胜利的确来之 不易。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