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第十二章第四节 四、“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 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遭受的一次严重挫折。在发动“大跃进”时，毛泽东说过:“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从其主观愿望上看，是为了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中国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使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在毛泽东、党中央看来，发动“大跃进”运动是有着充分根据的，这就是:国际上，以社会主义阵营为主的世界和平力量进一步增强，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则进一步发展，有可能争取到一个相当长的和平时期，这就为我国加快建设提供了机遇;我国己胜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生产关系的变革为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六亿人民的建设积极性空前高涨，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来进行经济建设，就能够取得所希望的世界上其他国家从来没有过的高速度发展;经过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政治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更有利于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极大地发挥出来;党己经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能够保证“大跃进”运动的顺利开展。当时，人们根据以往的经历真诚地相信，在迅速取得一连串伟大胜利的中国人民面前，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群众运动将无往而不胜。在“大跃进”运动之初，广大干部群众，包括反对过冒进的同志，从原则上还是拥护这一运动的，并且不辞劳苦地为实现“大跃进”而奋斗。全国人民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意气风发，艰苦奋斗，要为民族振兴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有所作为，这种精神是可贵的。广大干部群众以空前的热情和干劲，战天斗地，昼夜苦干，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也取得了一部分实际成果。还有那些修建得合乎需要的农田水利工程，那些新增加的后来形成了生产能力的工业设施，不仅在当时发挥了作用，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发挥着效益。科学技术也有了可喜的发展，尤其是在某些尖端科技领域填补了一些空白。在全国许多从来没有工业的地方办起工业，虽然很大一部分当时没有能够巩固，但终究为这些地区后来的工业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要想迅速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没有雄心壮志不行，没有很大干劲不行。但是，经济建设有它所必须遵循的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生产力的发展也需要有一个积累过程。由于受过去经济文化长期落后等诸多条件的限制，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可能像想象的那样快，国家的贫穷落后面貌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更何况，全党普遍缺乏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党中央、毛泽东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速度太慢，不满意他们的经验，决心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发展速度比较快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虽然在领导经济建设方面积累了一些好的和比较好的经验，但这些经验只是初步的，还远没有比较充分地掌握符合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现实状况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而且，党的领导人对这个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便搬用战争年代大搞群众运动、开展政治和军事斗争的成功经验，来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各级干部大多是在战争年代大搞群众运动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对于那些做法驾轻就熟，也以为搬用这些经验就能够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行得更快更好。于是，认为搞建设比过去打仗更容易的情绪迅速蔓延开来。 对于“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许多混乱和偏差，当时许多人也不是完全没有看到，但往往只是把它们看作形势发展的支流，是前进过程中难免要付出的代价。“大跃进”运动开始后，人们相当普遍地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最重要、最可贵的是人民群众的热情和干劲，有了它就可以创造出人间奇迹，担心纠偏会损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事实上，只有正确地领导群众取得切实的建设成果，才能真正保护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违背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做法，夸大的、虚假的、给生产力带来破坏的“跃进成果”，不仅会损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且最终会严重损害他们的实际利益。 自从严厉批评反冒进以后，党内领导层的民主生活开始不正常，家长制、一言堂作风盛行。再加上缺乏科学求实的态度，往往把工作中的意见分歧，把能否完成许多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和工作任务，都说成严重的政治问题，造成很大的政治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党内不同意见就难以提出和坚持，而支持甚至迎合的主张却容易得到赞扬，导致党内滋长起浮夸虚报、说假话、强迫命令等不良作风。这样，凭主观愿望和主观意志办事、头脑发热、急于求成的“大跃进”运动，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成为难以避免的了。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初衷，是希望以最快的建设速度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使中国真正发展、强大起来，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愿望，与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愿望是一致的。问题在于实际工作中背离了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便从主观愿望出发，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提出了一些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目标和方针、政策，造成了实际工作中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情况。这种头脑发热的现象，不仅毛泽东有，其他中央领导人有，而且在当时的党员干部中较为普遍地存在，是当时那个发展阶段由急于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心情而萌发出的一种历史现象。正如DXP后来所总结的:“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从另一方面看，在接连不断的胜利面前，毛泽东的威望越来越高，听到的赞扬的话越来越多，他逐渐骄傲起来，进而开始背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毛泽东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并使之能够一哄而起，遍及全国，从而导致即便发现了问题也难以得到及时纠正。 “大跃进”运动的最大失误是在建设速度上急于求成，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最大失误是在所有制关系上盲目求纯。两者共同的教训，归根到底，是限于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脱离了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现实，违背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大跃进”运动虽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却是巨大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破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失。这是党在领导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这其中，可供借鉴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值得后人永远汲取。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81 年6 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评价是科学的、客观公正的。《决议》指出:“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6）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年，第500-503 页】 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懂得，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犯错误，找出犯错误的原因，分析可能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还不足，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毛泽东：十年总结（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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