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资本主义全球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前资本主义的殖民化时期、产业资本竞争时期，以及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产业外移而自身向金融资本阶段跃升形成的金融资本扩张时期。资本主义的内生性矛盾决定着全球化危机必然爆发的规律，疫情在全球的爆发催生了全球化危机。在疫情叠加金融危机的当下，中国面临输入型危机叠加内生型危机，必须对自己在世界范围的产业链重组之下被“脱钩”之可能有所准备。对此，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政权应对内外危机的“去依附”经验可供借鉴。面对当下危机，生态文明战略转型是中国应对的方案与出路，将资本杠杆投到沉没成本最深厚的乡村，形成六产融合的多元化新业态，由此产生机会收益空间，再以空间生态资源立体开发推进城乡融合形成投资和内需，从而创造化解危机的条件。

　　【关 键 词】 全球化危机 金融资本 去依附 脱钩 生态文明转型

　　疫情全球爆发，多国关闭边境，跨国公司以资本利润为导向形成的全球产业链布局被阻断甚至破碎，难以再支持股票市值，金融危机随时可能爆发。其实，自从金融资本全球化以来，股市的波动早就不再由实体经济的经营情况来决定，金融资本成为一个异化于实体经济的独立的资本力量，这个变化在华尔街金融海啸以后表现得尤其明显。2008 年以后，先有 2009 年全球需求下滑， 接着是 2010 年欧债危机，再接着是 2012 年金砖五国经济下行……全球化没有解决世界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虽然全球经济每况愈下，美国却从2009 年迎来了连续10 年的股市增长。据此来看， 疫情引发的正在放大的金融风险，或是早应深度回调的股市的一个扳机。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美国乃至多数西方国家已经坠入“生产不足而金融(债务)过剩”的困境。在诸多工业化国家之中，除了中国体量巨大仍然保持着一二三次产业结构完整之外，西方只有日本、德国等少数国家还处于“实体经济”阶段。可见，这次疫情爆发导致全球产业链中断，本质上是西方在金融资本阶段的“全球化危机”的爆发。美国股市四次熔断连带西方股市暴跌，全球主要央行纷纷开启了量化宽松(QE)进程，美国更是宣布无限量 QE……但金融救市甚至给民众发支票本身不可能解决基于“生产不足”的劣根性，而且很可能引发恶性通胀，抬高企业成本，加剧失业风险。

　　从我国国内的情况看，过去一段时间跨国产业资本追求要素价格低谷，形成了产业全球布局，因而当海外物流受阻、内外产业链发生断裂的时候，很容易发生能源、粮食、原材料等基础资源价格或者资源产品价格抬升，客观上导致已经在生产过剩压力下勉为其难的实体经济遭遇更大的成本压力。也因此，实体经济的生存形势将会更加严峻，近期不少沿海加工贸易型地区遭遇海外订单撤销，致使许多企业注销即为明证①。

　　本文将深入分析当前疫情扩散之下发生的“全球化危机”的客观规律，并将视野扩展至 20世纪中叶中国出现通胀危机时如何实现“去依附”，以此为经验探索中国应对当下危机的方案。　　

全球化危机的本质

　　首先谈一个概念问题 ：为什么是“全球化危机”，而不是“全球经济危机”?

　　要知道全球化危机是什么意思，就需要把前资本主义的殖民化历史时期、产业资本发展的历史时期，以及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阶段跃升形成的金融资本发展时期，解释为三次全球化，每次都因内生性矛盾而爆发危机。　　

（一）前资本主义殖民化的全球化

　　前资本主义的殖民化是西方主导的第一阶段全球化，主要是西方向全世界进行资源型扩张。西方越多地占有土地、矿产、劳动力，意味着越多地形成第一产业的产出。19 世纪初，产业资本主要坐落于欧洲本土，其他世界大陆是服务欧洲产业资本的原料产地。这是产业全球布局的第一阶段全球化。其间，主要是西方殖民者用枪炮和瘟疫消灭原住民，再以奴隶制来推进全球贸易， 支撑产业扩张。西方通过殖民化占领了南美洲、北美洲、澳洲、非洲四个大陆，这些数倍于欧洲的土地和资源为西方进入工业化提供了重要支撑。但是，对当地民众尤其是尚处于部落化生存时代的本土民众来说，丰富资源为他们带来了灭顶之灾。

　　用殖民化手段、以坚船利炮来占领四块大陆的第一次全球化，代价其实是为原住民文化的灭绝所承载。殖民主义全球化的内生性矛盾爆发为殖民地反抗宗主国的多次战争，也使世界形成当今 200 多个主权国家的局面。　　

（二）产业资本全球化

　　产业资本竞争引发的全球化与殖民化时期的全球化之间的区别在于 ：早期产业资本很大程度是本土化的，主要集中在欧美工业化国家。正因如此，产业资本是有国家界线的，或者说资本家是有祖国的。这个时候马克思提出“工人阶级无祖国”，因为全世界工人都受到资本家对劳动剩余价值的剥削，所以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在这个思想武装的工人阶级运动之上，演化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国共产党在 1921 年成立以来，也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指导思想形成纲领、路线、方针、政策。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的生产过剩危机，主要是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所导致。工人的报酬很少，规模化大工业把商品生产出来， 本来应该购买产品的工人因为收入低买不起，马克思称之为资本主义的一般内生性矛盾。而生产过剩的矛盾是在产业资本内部爆发的对抗性矛盾，最终演化成了两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产业资本刚进入扩张时期，要寻找自己新的出路，德国人想修欧亚铁路，穿过土耳其，进入西亚、中亚、南亚，进而向东亚扩展。当德国试图以基本建设推进“陆权战略”替代大英帝国的“海权战略”以形成对世界的控制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引爆。引爆地点巴尔干——被称为“欧洲的火药桶”，恰是在德国人想穿过巴尔干半岛进入土耳其的拟议中的铁路线上。一战实际上是产业资本扩张阶段形成的巨大代价，爆发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

　　由于生产过剩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内部爆发直接表现为战争，于是就有了列宁提出的论断，“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而产业资本全球化扩张阶段的恶性竞争，不断表现为战争。

　　1929— 1933 年，西方普遍发生第二次严重的生产过剩大危机，亚洲、欧洲很快再次陷入战争。有意思的是，当时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的美国并没有陷入严重危机。危机爆发时，美国靠着“罗斯福主义”(也被叫作“新国家主义”)度过危机，即政府直接干预企业，把美国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转移到这个超大型大陆国家的内陆建设方面，维持了企业运转和工人就业，缓解了美国的经济危机。在一战之前，如果德国人成功修建大铁路(泛欧亚的铁路)，也就能把德国当年形成的巨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消化在大陆桥上，但德国没有成功 ;战后德国在大萧条压力下转向国家资本主导军事工业发展。

　　所以第二次全球化危机也是产业资本过度竞争的危机，其既因为生产过剩是一般资本主义内生性矛盾，又因为“资本家有祖国”致使生产过剩，造成了资本主义国家间对抗性激烈冲突，这些世界战争都爆发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是为“内爆”。由于大家仍然按照资本主义在产业资本阶段的一般发展规律进入再工业化，于是战后继续形成生产过剩。二战之后，美国和苏联两大阵营形成冷战对峙格局，在对峙局面下发生了大量的局部战争，其中包括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些都是二战之后、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再爆发的情况下的区域性局部冲突，其实也是延续了产业资本内在对抗性矛盾的代价。

　　如果产业资本阶段的生产过剩得不到解决，帝国主义战争的内爆就是客观规律。那么，产业资本的全球化为什么没有演化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呢?战后美国和苏联在各自控制的地区都先后形成产业资本的再崛起，苏联不仅恢复了整个东欧的工业生产，同时也因为朝鲜战争向中国转移了大量军事工业和设备制造业，使中国也进入军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 ;美国施行“马歇尔计划”，恢复了西欧的工业生产，同时为了在朝鲜战争中方便就近支援，也在日本重新建立了工业基地。

　　据此，我们可以把战后美苏双寡头分割控制产业资本的全球布局，称为“双雁阵产业转移”②——跨国公司控制不同国家产业资本的地缘战略新格局，其改变了早期殖民化派生出产业资本在地化造成的“资本家有祖国”，进而演化为国家间生产过剩带来的恶性竞争。

　　到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跨国公司普遍化趋势——欧洲和日本的这些再工业化地区再度发生了生产过剩。然后产业开始外移，特别是劳动与资本直接对抗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大量向外转移。西方把一般商品的加工业生产(劳动密集型的)转移到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墨西哥等地 ;亚洲所谓的“四小龙”“四小虎”，也相继接收了日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

　　由于资本与劳动直接对抗的产业大规模转移出去了，西方国家跨国资本获得全球要素定价收益的增量，可以对母国做主要分配，才使得西方国家逐渐告别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街头政治和暴力革命频繁发生的时期，进入了相对不那么激烈对抗冲突的新时期，开始讲究人权、社会发展、民众福利等，借此构筑起俯视发展中国家的道德高地。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就没有在西方爆发的条件了。　　

（三）金融资本全球化

　　随着一般产业对外转移，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主导国家提出“新自由主义”，进入金融化阶段。我们可以把 80 年代以来的变化叫作“金融资本的全球化”，这意味着印钱自由。用这张纸的信用支撑着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随之而来的是只能用这张纸来做全球贸易结算。发展中国家为了引进产业和进口原材料，不得不大量接受美元结算并且作为外汇储备。这就使得美国为首的西方主导国家快速进入金融资本阶段。

　　进入金融资本阶段的两个重要代表国家分别是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 GDP 的 3/4 以上都来源于以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③，也被称为经济结构的现代化。这些国家仍然延续着殖民化时代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发展着全球化，在这种结构引导下，形成了占据主流地位的话语权，变成金融资本阶段所谓的全球化——也即以金融资本来“化”全球。具体来说，所有接受西方产业转移的国家，都得用“他们”的金融资本，以及必须按“他们”这些金融资本提供的相应制度来运作和改革本国制度，这些“全球化的普世主义”的规矩要在发展中国家全面贯彻，得有人懂、有人教、有人做，还得有人检查、有人辅导 ;做不好，还得有人调整、有人修理，再不行，一些地区甚至就遭遇了所谓的“颜色革命”的惩罚……当然，这些也可以叫作跨国“服务贸易”。

　　这就是与金融全球化伴生的新自由主义制度的全球化。在此过程中，金融资本通过跨国公司把控产业资本并在全球布局，由此而获取了极大的超额收益。反过来，金融全球化也促进产业资本在全球去寻找要素价格低、最能够产生收益的地方。所以第三次产业资本全球布局形成产业全球分工，把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等人口相对规模大、劳动力资源总量大、劳动力价格低的地方，发达国家提供技术研发、品牌和包装，占有“微笑曲线” 两端的高额收益 ;同理，这也势必要求发展中国家按照跨国公司的利益目标推行“制度转轨”。

　　比如，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IT 行业大发展，就需要大量的程序员，这个工作在西方被叫作dirty job(脏活)，这些低端劳动就转移到印度，因为印度人从高中阶段就说英语，能够跟西方接轨 ;同时印度高学历劳动力比西方便宜。于是，印度成为提供基础软件开发工作的地区，发达国家从 印度拿回基础程序之后在本国打包成软件包，就可以高价出售了。而发达国家将编程一类的工作 外包给印度的同时还明确占有知识产权，特别强调知识产权的部分结果就是，不管那些编程员多 么辛苦地写了程序，这个程序的产权也不归原创者。

　　在金融资本主导下的虚拟资本全球化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新的所谓全球化规则。从这个角度看，现在的金融资本全球化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到了高级阶段。这个阶段发生了很重要的结构性变化 ：跨国公司在全球形成了产业布局，每个产业链都是环环相扣的，如果中间哪个环节断掉， 就会发生全球化危机。　　

　　在疫情导致产业链发生断裂的情况下，会出现什么趋势呢?不少国家、企业、个人开始被动“脱钩”。当全球化危机几乎符合客观规律地走向爆发的趋势已经显而易见时，跨国公司都要考虑到如何重构产业链才能从全球化危机中解脱出来。

　　第三世界的重要思想家萨米尔·阿明早年提出“依附理论”，意思是处于中心国家地位的新帝国主义想要控制、主导边缘国家，就期望边缘国家的经济依附于他们，为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利益而进行分包生产，使得中心国家决不会接受任何独立国家自主的强大产业发展。因此，阿明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只有在与国际资本“脱钩”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去依附”。④　　

新中国早期“去依附”战略 ：当下应对全球化危机的借鉴

　　其实，中国 1949 年以来的历史上有过几次“脱钩”——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并化解了的民国经济危机，就是在典型的“脱钩”条件下实现“去依附”。

　　我们知道，民国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发生了高通胀，内战开始之后军费造成赤字率超过 85%， 国民政府遂于 1948 年在美国专家指导下推出金融“深改”，放弃“法币”改为依托外汇(借入的“美金”)发行“金圆券”，旋即造成金融崩溃。次年，国民政府被迫发行了五百万面值的金圆券，但仍没能改变钞票如废纸的状况。

　　1949 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政权后，民国时期的经济危机并没有消除，反而继续加剧。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国就爆发了四次通货膨胀。但通过土改和财政银行“三折实”结合， 以及国有商业掌控物资打击囤积居奇等手段，一年时间里就抑制了通胀。

　　回顾新中国早期应对国内外挑战的“去依附”战略，有助于我们在新一轮全球危机爆发时思考如何有效应对。　　

（一）民国早期的短暂“脱钩”成就了“黄金十年”

　　要说中国遭遇到的恶性通胀危机，恐怕得从 1920 年代说起。随着蒋介石消灭各地军阀实现再度“统一”，中国很快进入了清末以来一直在追求的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趋势中。1927— 1937 年之所以被称为民国“黄金十年”，在于这十年的国民经济增速年平均在 8% 以上。⑤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一方面会出现资本主要集中在城市;另一方面也会使得风险在城市集中，受资本运动的规律影响形成危机的发生条件。危机具体什么时候爆发，则取决于民国现代化对世界经济的融入情况。

　　这里需要回顾中国被动纳入殖民主义全球化的教训：两次鸦片战争使中国开放了从沿海到内地的重要城市口岸，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控制实际上如入无人之境。清末民初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曾做过很多反抗批判，尽管声音很弱。

　　1840 年鸦片战争本源是长期以来中国的贸易顺差。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已经在亚洲开始了殖民化。英国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但却对中国逆差。只有用鸦片贸易，才能改变英国逆差。那么， 为什么会有两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只降服了当时的上层社会，让中国的精英群体接受了鸦片，可称为“上层的鸦片化”，但消费量毕竟不大。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内陆地区放开鸦片贸易，于是下层社会的贩夫走卒都吸食鸦片。军队的士兵也吸食，有些地方的军队被称为“双枪兵”：一根步枪、一根鸦片烟枪。由于“下层鸦片化”，使得中国西南、西北这些地区把有限的耕地转为种植以生产更高收益的鸦片。一方面从 1870 年代开始，中国进入贸易和财政双赤字困境 ;另一方面，这些粮食本来就短缺的地方紧接着就发生粮荒，成为民不聊生、社会动乱最严峻的地方。贸易逆差叠加财政赤字，最终导致清政府破产，1911 年的辛亥革命可以说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西方跨国公司借着输入到中国的商品，成为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商业力量。当时很多产品都加个“洋”字，比如洋钉、洋布、洋火、洋面、洋灰(水泥)、洋车(自行车)等。因为中国自身工业生产能力不足需要大量进口，这又恰恰形成一个市场空间，也就是发展民族工业的市场空间， 在本地生产至少可以节约商品漂洋过海的运输成本。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现代化经济确有发展。但工业化是一个资本不断增密的过程，那就意味着必须有资本积累。可是，资本积累从哪来?这些工商业经营者，很多原先是地主，随着进城办实业，由在村地主变成了“在外地主”，同时，收租方式也由下打租改为了上打租(种地之前先交租)，由实物地租改成了货币地租，因为地主在城里的企业和商铺都需要现金流。与之相反，传统的租佃关系正是下打租和实物租——秋后根据收成来算账，佃户按照比例交实物。地主若是出了牛犋、种子等生产资料，佃户只付出了劳动，地主就分得多，佃户分得少 ;如果地主没出生产资料，那就佃户分得多，地主分得少。双方可以根据在生产过程的实际投入来商量收益分成。

　　地主其实承担着集中农业剩余成规模向城市供给的流通主体职能。客观地看，村内地主将地租集中，用于支持其在城市的工商业，形成资本原始积累的来源，这个过程交易成本很低，租值没有被耗散。当地主成为“在外地主”兼业工商业者，主要在城镇用现金经营的时候，下打租改成上打租，没有收成之前就得付货币地租，这时候高利贷就进来了。农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一旦金融介入，剥夺率成倍地高于地租。接着又因为农村也开始使用各种工业品，工商业资本也下乡了，农民还得承受工业品与农业品的价格剪刀差之苦。当“在外地主”派生出农村中因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纷纷下乡而出现了小农破产现象，乡村社会逐渐陷入衰败。

　　综上而言，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方面城市中的工商业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工商业资本需要原始积累，导致乡村中的社会动荡也不断加剧。而 1929— 1933 年，西方世界正遭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当西方遭遇危机的时候，民国还处在经济高增长的“黄金十年”，中国并没有发生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恰在于金融脱钩。

　　当时，西方是金本位，而民国是银本位。在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大家争相购买贵金属，相应地西方的金价比较贵，银价在下跌。而民国币制恰好没有和纸币化的西方“主流”去接轨，还停留在银本位上，所以当银价下降时，就意味着民国时期的商品因为汇率贬值凭空增加了出口竞争力。中国自清朝末年以来，因进口鸦片、工业化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原材料等，白银一直处于外流状态。而在西方危机严峻的 1930— 1931 年，中国居然出现了近半个世纪以来难得的国际收支盈余 ;在世界其他国家经受通货紧缩的时候，中国出现温和通货膨胀的局面。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跟西方经济严重萧条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⑥

　　据此可知，1920— 1930 年代的金融脱钩，是中国得以暂时地规避西方大危机的成本转嫁的基础性因素。当然，好景不长，中国很快就被动地接受了西方成本转嫁。　　

（二）西方 1929— 1933 年大危机对中国的持续影响

　　民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速发展过程中，自身派生了一些内在的机制性的改变，导致了农村衰败、小农破产，催生了农村革命。与此同时，还要看外部问题 ：西方在 1929— 1933 生产过剩大危机的影响之下，代价如何向外转移?

　　既有研究指出，民国年间遭遇 1935 年的白银危机，随后于 1937 年开始发生的长期通货膨胀，均属于西方为摆脱 1929— 1933 年大危机的影响而不断向外转嫁代价的后果。大萧条持续到 1931 年时，英国、日本、印度相继放弃金本位，使得仍然使用银本位的中国出现了货币升值，国际收支急剧恶化。1933 年美国放弃了金本位，致使中国白银货币价值对美元也开始上升，出口下降， 贸易赤字只能通过靠金银等贵金属的净出口来弥补。

　　1934 年，美国在国内白银集团游说之下通过了《白银法案》⑦ ：美国财政部在国内外市场收购白银，抬升了白银价值。中国当时的主要货币是白银，因此不能轻易调整国内的白银价格，否则就意味着通货膨胀。然而，由于国际市场上白银价格上涨，中外银价差距扩大。1935 年春天，国际银价已超过国内银价 50%，于是就出现国内白银走私外流。“货贱银贵”造成实体产业迅速萧条，私人资本析出实体产业导致投机泡沫泛起，尽管在国民经济数据上仍然表现为经济高增长。这与 2015 年的中国何其相似，美国结束 QE 之后提高利率造成中国外汇流出，国内私人资金从实体经济析出先后进入房地产和股市投机，但是 GDP 仍然表现为较高增长率。

　　压力之下，国民政府被迫放弃银本位，实行现代纸币制度。1935 年国民政府在酝酿币制改革时，美、英、日都希望中国货币能与其本币挂钩。国民政府最终选择了美元。民国的法币改革实则建立了依附型的货币体制，以英镑、美元为中心，币制稳定性取决于中心货币的支持度。此类币制具有内在的依附性和脆弱性，也使得民国经济走上了恶性通货膨胀的不归路，客观上加剧了国民政府的覆亡。民国转向现代化纸币信用的金融改革与当代金融“深改”类似，都是纳入美元主导的金融资本全球化的产物，也是应对输入型危机所派生的。

　　抗日战争使得国民政府财政和对外军火采购刚性开支急剧增加，维持“法币”稳定的外汇储备严重不足。抗日战争期间，西方对中国还有战略援助，而抗战结束后的国共内战期间，很难再获得英美苏等国家援助。国民政府的财政赤字则更为严重，于是开始大量增发货币，通货膨胀也是世所罕见。100 法币的购买力，1937 年是两头牛，1941 年是一头猪，1946 年是一个蛋。⑧ 面对严峻的通货膨胀，国民政府还请来美国专家与海归经济学家做顶层设计，推出金圆券改革。结果，4 个月后彻底失败，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　　

（三）新中国怎样化解民国大危机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面临的货币危机形式上是从法币危机变成了人民币危机，也就是从一种纸币变成另外一种纸币。民国时期追求现代化造成的巨大制度成本，及其派生的以长期高通胀为主要形式的城市危机，不可能被新政权以与旧政权相似的经济手段所化解。

　　如果说民国的通胀危机始于 1935 年的依附型币制改革，那么，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像国民党那样依靠海龟精英和外国老板搞“顶层设计”，而是通过直接占有“革命红利”——以革命名义没收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化资本以及买办集团、官僚集团资本，构建“全民所有制”的国家资本， 并作为新政权建立经济和金融主权的“压舱石”。同时，在农村靠土地改革全面恢复传统小农经济。

　　“革命红利”+“土改红利”靠着国家资本和农村的土地革命天衣无缝的配合，最终化解了清末连续遭遇“外侮”以来半个世纪追求现代化造成的长期危机，实现了与控制中国经济的帝国主义列强的“脱钩”⑨。

　　历史上改朝换代之初大都推行“均田免赋”。1946 年内战以来，中国共产党以人尽皆知的“均田”为内涵的土地革命来动员农民参军参战，民国官方政治集团却“二五减租”都做不到。二者形成天壤之别。陈毅元帅曾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靠土改支持战争打出来的新政权在全国推行土改，让占总人口近九成的农民实现了其历史诉求的“耕者有其田”。这使得乡村恢复了传统意义的小农经济，客观上不需要现代经济体制，新政权只需用有限的财政能力去覆盖占总人口比重不到 12% 的城里人的通胀危机及其次生问题。农村形成了面广、量大、多元化的实体经济，很快就满足了城里人的基本生活需要。通过农民参加土改，新政权以革命的名义从乡土社会筹集到足够的实物产品运往城市，成功地抑制城市私商把控物资的囤积居奇，也为农村吸纳国家银行超发的货币开拓了通路。这恰恰是遏制通胀的两个要点。

　　民国时期无法抑制的通胀危机，也一样威胁着新政权。1949 年开国大典举行时，国内战争还在进行中，当年用于部队的直接军费开支，就高达新政权财政总支出的 60% ⑩。民国政府留下来的军政公教人员，新政权全部包下来，这些人员庞大的开支，也得主要靠印发人民币来维持。民 国时期的高通胀导致工商业 96% 左右的资本用于投机⑪，因为制造业利润跟不上通胀。1949 年刚刚接手大城市的新政权，一方面要面对民国遗留下来的私人资本绝大多数囤积居奇的投机风潮 ;另一方面，在城市经济不可能短期恢复的条件下，也只能以赤字财政维持城市的基本运转，而在没有黄金或硬通货储备的情况下只能大量增发货币弥补赤字。但是大量发行纸币的后果就是， 1949 年 4 月— 1950 年 2 月，全国先后发生了 4 次大的物价波动⑫。在这种情况下，按照现代经济规律演化出的不可逆结果就是通胀恶化，直接威胁新政权生存。

　　而新中国凭借革命内生性地实现主动“脱钩”之后形成的独立政治主权，在向财政和货币体系赋权的同时，对人民生活的最主要必需品采取了“折实”的方式稳住了国家信用。鉴于财政赤字压力，当时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物价上涨压力大，不适宜增发货币。但是陈云的观点相反，他认为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夺取政权及各地生产的恢复，新政府在经济运行中是能占据主导地位的，增发货币则不必担心失控。另外，控制通胀的物资储备也需要增发货币来购买。

　　陈云的这个策略，相当于主权国家的逆周期“做多”。按照一般经济规律，新政权增发货币， 毫无疑问会造成通货膨胀。然而，分到田地的亿万农民实则拯救新中国金融——土改推进时，土地私有，允许买卖，但是不允许“吃租”。农民作为拥有土地的小有产者，倾向于买地扩大生产。那就要节衣缩食尽可能多地向国家交售农产品以积蓄现金。农民大量地储蓄，把钱存到银行，就相当于银行回笼货币、缓解通胀压力——新政权增发的货币就这样被获得土地的农民吸纳了。

　　实践也证明，政府直接出手“做多”，实行逆周期调节，是主动对西方资本主义“硬脱钩”之后新中国走出危机的主要经验之一。但这条经验是有前提的 ：其一，只有在借助国家政治强权直接向纸币做信用赋权的条件下，政府才得以做逆周期调节 ;主权货币不能锚定外汇。其二，只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绝对信任主权货币体系，才能既交售农产品接受人民币结算，又把现金都存入银行促进货币回笼。

　　任何体制在高通胀情况下，实体产业都无利可图，随之，势必在“经济理性”下发生大量私人资本从实体经济析出转向投机领域。据此，新政权刚接手大城市就遭遇到严重的投机潮实属必然。陈云提出，稳定物价的关键，是抓住“两白一黑”(大米、纱布、煤炭)，这些都是生活必需品。中国共产党构建严密的组织体系，从全国调集物资、抛售物资，还配合税收、信贷等多种手段， 使投机资本完全没有喘息的机会，最终仅用半年的时间便平息了物价。

　　而国民政府为何不能呢?因为农民不在国民政府一边。官方手中只掌握有限外汇、黄金白银和粮食棉纱，不可能有力地控制市场投机。政府的抛售压价反而构成对投机商的巨额补贴，加剧了投机行为。再加上不可抑止的腐败，最终搞垮了国民政府的信用体系。

　　配合着“米棉大战”进行的，是“三折实”为人民币赋予了实物信用。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财政预算的单位并不是人民币的“元”，而是论斤算的小米。如苏联专家工资是 18000~20000 斤小米，国家主席年工资是 34000 斤小米⑬。这就是折实工资。当时为了稳定货币信用和市场关系，新政权在三个领域采取了折实做法 ：政府发行折实公债 ;公职人员发放折实工资 ;银行举办折实储蓄。由于折实对应的物资以白米、白面、白布为主，所以有的地方又把折实储蓄 叫作“存三白”。1950 年年底，随着通胀压力减缓，人民币得到市场接受，折实储蓄退出全国舞台。

　　可见，新中国成立之初完全脱离了西方模式的所谓现代化经济，实际上是从农村为主的根据地发起的完全独立自主的经济类型。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接受了斯大林给定的革命阶段论，认为中国是封建制的农民国家，中国虽然开展了“前资本主义”性质的农民革命，但革命胜利仍然需要先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等到社会化的工业大生产体系建设起来后，才能转型为社会主义。也因此，国共第一次合作就是共产党全体加入被苏联认为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不过，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斯大林主义。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必须在延安搞一套“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才能跟从苏联回来的带着“理论正确”光环的王明路线作斗争。这中间其实有着复杂的过程，因为当时如果不认可斯大林的这套理论，就无法得到苏联的战略援助，如果苏联不承认中国共产党， 也无法在日军投降后进军苏联掌控的中国东北。

　　新政权公开地认可在西方意识形态中具有一般性的市场资本主义，应该起自于毛泽东说“新民主主义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社会结构，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所示，中间大星表示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即共产党控制的国家资本 ;周边四颗小星分别代表 ：工人阶级(占人口不足 5%)、农民阶级(占人口 88%)、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可见，国家资本、私人资本和小有产者阶级等，构成了国家政治经济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相对而言，具有马克思主义阶级革命意义的工人和城市贫民，加起来也不到总人口的 7%。然而，1949— 1952 年的民族工商业资本原始积累期间，几乎大部分城市都大量发生了商人假冒伪劣、投机倒把和政府官员贪污受贿、徇私舞弊的情况。1950 年抗美援朝带动了工业生产和农产品采购，使假冒伪劣、以次充好行为在战争背景下被暴露并引起群众愤怒。在这种情况下，没人认同维护资本家发展资本主义的利益比前线打仗更重要。于是，全国掀起了“三反”“五反”运动。

　　新中国成立之初很快改变了建国前按照新民主主义设想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原则，由“国家资本、私人资本共同发展”的设想提前进入了国家资本为主的社会主义改造。过去有观点认为这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左转”，事实上这是基于当时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因为新中国成立第二年朝鲜战争爆发，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胁，迫切要求建立国防工业体系。同时，私人工商业的脆弱性很快暴露出来，表现为技术落后、产业链不完整、投机性强。从 1950 年开始私营企业就不断遇到困难，国家通过加工订货、公私合营等方式进行了救助。这些现实困境让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基础工业，以轻工业为主的私人工商业以及小农户为主的农业也都无法加快发展。而基础工业是投资规模大、周期性长的产业，一般私人企业难以胜任，只有国家资本才有可能执行基本建设。再加上朝鲜战争推动了苏联对中国的战略援助，由此中国必须在体制上与苏联对接。这些复杂原因结合起来，从 1952 年开始就对私人资本进行改造，到1956 年形成了国家资本主导的局面。

　　从上述历史的回顾可以看出，新中国领导人在应对经济危机之中，不断形成对经济体制的认识和对经济运行的调控能力。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逐渐形成的正是与时俱进、不断演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应对全球化危机及被“脱钩”的战略准备

　　《求是》杂志 2020 年第 4 期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⑭，文章指出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需要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随着疫情和全球金融风险的加剧，习近平总书记在 3 月 30 日重访“两山论”发源地浙江安吉余村并且做了重要指示⑮ ;还在4 月 8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中提出，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⑯

　　在全球化危机一触即发的当下，中国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面临的危机是输入型危机叠加内生型危机。利用疫情强制“去中国化”迫使世界范围兴起产业重组，将可能以美国确定的新冷战⑰意识形态划分阵线。因此，我们必须对中国被“脱钩”之可能做好战略准备。

　　对此，中国近期已经采取了加大货币供应，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对企业采取普惠性减税降费等措施。2015 年，党中央判断杠杆率过高积累了较大风险，曾果断作出“三去一降一补”的决策⑱。“去杠杆”措施为今天增加货币供给、扩大财政赤字留出了比较自如的空间，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市场风险的能力也显著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