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抗工作组压制，全国红卫兵大串联

从我们厂到上海市，乃至全国，运动开始时，都有敢于联系本单位情况贴大字报的群众。这实际上也谈不上揭批走资派，揭露的绝大多数问题仅是单位工作中的错误、缺点而已。但这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党委、工作队的围攻镇压。出现这种状况不是偶然的。

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中央，在1966年5月23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点名彭真等是“反党分子”、“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23日当天，刘少奇还亲自主持会议批判朱德委员长，认为他对批判彭真、罗端卿、陆定一、杨尚昆不力，逼朱德检查。6月27日，刘少奇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点了彭、罗、陆、杨的名，说他们进行“地下活动、阴谋活动、反党活动”，说“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彭、罗、陆、杨事件是有发生政变的可能的”。接着，他们又抛出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夏衍，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林枫，中央党校副校长范若愚等人叫大家批判。他们还在前门饭店对乌兰夫进行批判，说他是“大野心家”、“赫鲁晓夫式人物”。5月21日至7月25日，刘少奇、邓小平亲自在前门饭店主持会议，连续地批判北京的彭真、刘仁，天津的万晓棠，河北的林铁，山西的卫恒。在刘、邓中央指导下，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点名抛出一批“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代理人”、“反动学术权威”，上海就有复旦大学教授周谷成、周予同，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华东师范学院教授李平心，文艺出版社社长李俊民，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电影局副局长瞿白音，作家协会的叶以群、王西彦等人，发动大家批判。

文革开始那一段，也就是毛主席批评的那“五十七天”的“资产阶级专政” 期间，北京大中学校学生在刘少奇主持中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鼓动下，发动了起来。运动轰轰烈烈，好像“五‧一六通知”中点到的罪名都齐了，但这一段运动实际上搞的是从中央到地方党委一手操纵下的“运动群众”。一旦突破了框框，比如清华、北大学生起来揭发党委的问题，并揪斗了一些校领导之后，刘少奇就派出工作组，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要镇压，抓了许多人。陈伯达在口述回忆中说，1967年“首都红代会部分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在6月23日的记载内容说：‘仅在首都二十四所高等院校里统计，反革命工作组把10211个革命小将打成右派，把2591个革命教师打成反革命。’”当时，北京大学工作组在《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中反映了这样一个情况：工作组将批斗党委的行动（即所谓北大“六一八”事件）作为反革命事件镇压了。刘少奇肯定了这一做法，批示道：“现将九号简报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工作组处理乱斗的做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地都可仿造北大办法处理。”毛主席回京后看到这个简报和刘少奇的批示，大怒，说：“怪不得现在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于是有了后来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我们当时对这些情况并不清楚，《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虽看到了，但并不知道背景。那个刘少奇转批到全国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只下发给了各级党委，下面干部群众都不知道。

上海的镇压行为则与当时主持上海工作的曹荻秋市长有直接关系。曹在运动初期一次会上讲：“运动尽量不要乱，真正的牛鬼蛇神总是要跳出来的。一是注意不使群众乱，二是暴露出来后要抓住他。”上海市委的思路与1957年一样，是要抓“右派”、抓“反革命”，先“引蛇出洞”，认为文化大革命仍然像历次政治运动那样，就是要揪下面干部群众中一批“牛鬼蛇神”。他们照老规矩老套路做起来驾轻就熟。如果说他们一开始对运动不理解，又有刘少奇批示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这样搞我以为尚可理解，但是在“十六条”和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以及周总理亲自去北大为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学生、老师公开平反后（也就是1966年8月份以后），仍坚持镇压群众运动，就无法理解了。总不能说刘少奇批的简报比中央正式文件更有权威吧。在上海，至1966年底还在镇压、围攻敢于起来揭发单位领导问题的群众。这使得广大干部群众感到他们已不是认识问题，而是与毛主席指出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已经联系起来的路线问题了，于是一些干部群众开始对上海市委提出质疑。

党中央、毛主席看到了这一点，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支持群众，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指示他们可以一律免费乘车，吃住由地方政府负责。同时在全国开展了大串联，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八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及进京串联的革命群众，先后受到接见的达到1100多万，号召全国各地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10月1日国庆节这一天，毛主席和林彪、周总理等中央领导走下天安门，到广场上与红卫兵见面，大家挤着要和毛主席握手，场面轰动感人。毛主席回到天安门城楼上，对周恩来总理及中央文革的人讲：“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见《王力反思录》第337页）

我们当时虽不知道这样详细的情况，但从许多红小兵报上也看到了一些，心情十分激动！

二、“万炮齐轰上海市委”

从1966年8月26日至10月初，先后有三批首都红卫兵来沪串联，人数达几万之多。上海市委设立了接待站，报刊上也宣传欢迎毛主席派的红卫兵来上海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到10月份，有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首都三司”）、清华大学的“井冈山”、北京大学的 “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北京“东方红公社”和中央美术学院的红卫兵络绎不绝地来到上海，这些来沪的红卫兵人数虽不多，但活动能力非常强，到上海经过一段时间串联后，矛头直指上海市委，明确提出“炮轰上海市委”。此前虽然上海也出现了揭批单位领导组织围攻、镇压群众甚至关押批斗群众的事情，但还没有出现敢把矛头指向上海市委的情况，还都指望市委能主持公道，相信市委能解决各单位压制群众的错误做法。

8月31日，一群首都红卫兵到延安西路33号上海市委办公大楼门前，要求曹荻秋接见，被拒绝了。于是他们大呼：“八·一八在天安门广场要求见毛主席，毛主席就见我们了，你们上海市委有什么了不起，就这么难见？”几十名红卫兵冲进市委大院，大叫：“你们不接见就造上海市委的反！”9月2日，他们在大楼对面刷出“万炮齐轰上海市委”的大标语，说上海市委烂掉了、修掉了。围观的群众中有同情、支持的，也有反对的，特别是市委组织了许多工人到市委大楼保市委。我们厂党委也以“工矿企业红卫兵”（都是围攻我们的保守派）名义组织队伍去与首都红卫兵辩论，在辩论中还发生了红卫兵被打的情况。同时，市委大楼对面出现了《我们老工人要说话》的大字报，认为“炮轰上海市委”是反动口号，是阶级敌人干的，上海市委是正确的。据后来揭发，这张大字报是市委工作队策划，由厂里一位秘书起草，再叫国棉二厂老工人黄桂生等36人签名而炮制出来的。国棉一厂以老劳模杨富珍名义贴出了《给毛主席的急电》。那时节，市委大楼外人山人海，到处是大字报、大辩论，甚至还发生了肢体冲突。

那几天我们也曾去轧闹猛（凑热闹），想看看上海市委究竟是什么问题，所以既没有去保市委，也没去炮轰市委，甚至对炮轰市委感到刺眼，不理解。当我念到正方的辩词时，觉得也有一定道理：解放十几年，上海工业有很大发展，工人阶级地位有很大提高，即使有缺点，也不至于“炮打”、“火烧”吧。从反方的辩词中我也了解到不少情况：北京工作组镇压学生、“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背景、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及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情况等等。要我说出上海市委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我没根据，也不会讲。但我对照自己厂里和许多单位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到压制和打击的情况，总觉得他们的做法同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决定》不一样。

1966年10月3日报载《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社论明确提出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指出：“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我们组织反复学习，对照本厂运动的实际情况，深深感到正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与党中央、毛主席相对抗。不仅我们一个厂，上海其他单位也基本如此，这不仅是某个单位负责人的错误，而是确确实实有一条错误路线。

三、上海工人、红卫兵串联，酝酿组织起来

1966年11月5日下午，北航“红旗”红卫兵吕英豪等到我们厂来串联，了解厂里的文革运动情况。我们如实介绍说阻力很大。他们也介绍了北京工作组镇压学生的问题，后来他们得到中央的支持，赶走工作组，为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师生平反。说到上海时，他感到不仅我们三十一厂，其他系统、单位也都存在打击革命群众的情况，要我派几个人，第二天下午到愚园路311号（“首都三司”驻上海联络站）去开个会，其他系统也有人参加，主要是凑凑情况，了解上海工厂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状况。我答应一定去。这时我想起了王洪文，就打电话到国棉十七厂找王洪文，他说他们不知道明天有这样的会，也许红卫兵认为纺织系统有三十一棉代表就可以了，所以没再找其他纺织厂。我说没关系，反正串联一下，凑凑情况，叫他一起去参加。王洪文同意了。

11月6日下午，我和厂里仇歧贵、方林松三个人去了愚园路311号(这是一幢洋房)，进去见到北航“红旗”的吕英豪，还有许多从首都到上海来的红卫兵，以及一些上海各系统工厂企业的代表，都不认识。经介绍，我认识了上海“炮司”的江必雄（上海师范学院学生）、红鸥（是个中学女生），“上海红卫兵革命造反委员会”（“红反会”）的方劲戎等红卫兵。印象深的还有中央美术学院的包炮，也许因为《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改的名，真实姓名没介绍。（包炮对其名字做过解释：包父曾给他起名包常甲，文化大革命初期，包常甲的同学们说其好说好动，便给他改名为“包炮”，他现在的身份证上就是包炮，1966年改的。见金大陆、金光耀《上海工总司的“助产婆”》）现场还有许多“首都三司”的红卫兵，但为首的姜涛那天好像没参加。

来自工厂的有：

上棉三十一厂：黄金海、仇歧贵、方林松

上棉十七厂：王洪文、唐文兰、袁斯成

良工阀门厂：陈阿大

合成纤维研究所：叶昌明

江湾铁路装卸机械厂：谢鹏飞、蒋周法

江南金属制品厂：王汉清

有色金属压延厂：孔繁胤

人民电器厂：张伯生

新新机械厂：王湘伯

【叶注：查对叶昌明的《工作笔记》第10页，记录有参加筹迠“工总司“的17个发起单位各派一名代表组成"筹委会″，17人名单中无王湘伯，故发起单位应无新新厂。但同时记录的工作人员中有王的名字，推测王应是17个单位中的人，但不是新新厂的；或王虽是新新厂的，但是较后来的，不属发起单位。】

大德拈线厂：陈金星

八二二厂：岑麒麟

五一电机厂：丁德发、董世明

玻璃机械厂：潘国平

【叶注：据叶昌明《工作笔记》补录黄漏写的另5个单位如下

147服装社：徐美英（女）

上钢三厂：戴祖祥

沪光灯具厂：黄文海

保温瓶二厂：范佐栋

迠工局基础公司：沈林春】

会议我记得是包炮主持的。以上各单位代表纷纷揭发本单位如何对参加运动、贴大字报揭发领导问题的人进行围攻、打击和迫害。印象较深的是上海铁路装卸机械厂谢鹏飞等人的揭发，他们不仅被大字报围攻，而且遭批斗、毒打，甚至被宣布为“反革命小集团”关押起来，他们那天把血衣也带来了。叶昌明揭发了上海市委所树立的，全市四大学习毛泽东思想标兵之一“红雷小组”，是个弄虚作假的假标兵。大家听了后都非常气愤。

会上，包炮等首都红卫兵介绍了北京和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情况，认为：上海市委肯定在顽固对抗毛主席和党中央，镇压文化大革命，所以上海工厂企业群众起来后，几乎全部遭到围攻压制。这次首都红卫兵到上海来，就是按中央精神，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来的，结果受到上海市委一手组织的“上海红卫兵总部”围攻，有把他们赶回去的意图。（这个“红卫兵总部”是上海市委一手支持搞起来的，主要是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中学生。文革初期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除四旧”为名大肆抄家，批斗地、富、反、坏、右，上街剪小裤脚管、剃鸳鸯头、敲高跟鞋，大多是这些红卫兵干的。是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搞的恶作剧，就像北京的“联动”、“西纠”红卫兵，不过不像他们那样残酷杀人、打人，搞集中营的一套。）这是彻头彻尾地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当前许多单位出现的情况根子在上海市委，市委问题不解决，基层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这样下去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就会被镇压下去……不愧是大学生，讲得头头是道，句句在理。他还讲到，中央改组、撤换北大和清华党委，公开为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反党分子的学生、群众平反，这表明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心。我们听了后豁然开朗。

包炮和上海一些红卫兵建议上海工人一定要组织起来，否则在一个个单位里都是少数派，都在受压，问题是没办法解决的。我们与会的人都赞同这个建议。此时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了，大家商议先出去吃点东西，然后每单位留一个人，回到这里继续商议。

四、“工总司”名称的由来

我和王洪文吃了碗面回来继续开会。会上戴祖祥和岑麒麟提议成立一个“上海工人赤卫队”。这个名称我当时认为不错，因为电影《洪湖赤卫队》大家都比较熟悉，“赤卫队”性质十分明确是支革命的队伍。但是当岑麒麟‘拿出一个用石膏刻制的图章时，我感到奇怪，坐在我身旁的王洪文也感到奇怪。我讲：“今天通知我们来开会，只是说来交流一下情况，并未说要成立组织。虽然下午大家同意成立一个组织，也只是几个小时前定的，怎么连大印都刻好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其他人也感到有点不对头，王洪文激烈反对岑的做法，要他讲清楚是怎么回事。很多人顿时都哄了起来，说岑麒麟、戴祖祥是政治扒手，真主意假商量。还是包炮出来打圆场，说岑、戴（和徐美英等人）前几天来联络站串联过，并议论过要成立一个上海工人造反组织，戴祖祥是上钢三厂搞宣传的，会绘画、篆刻，出于好心用石膏刻了一颗章，没什么阴谋，大家别误会。

闹了一阵后，我对王洪文说：“大家乱哄哄的，谁也不认识谁，互相都不了解。”王洪文是搞保卫的，这方面有经验，于是他提出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家庭出身、个人政治面貌、为什么造反等情况，以便互相了解。经自报，当时中共党员只有两个，一是王洪文，还有就是八二二厂技术员岑麒麟。但岑有在“四清”运动中“暂缓登记”的问题。有的书说当时有三个党员，还有耿金章，不是事实，那天的会耿金章根本没参加。

被岑、戴这么一搞，“赤卫队”这个名字不好用了，于是北京红卫兵提出来就叫“造反队”。我一听“造反队”，感觉很刺耳，便指出：“一个名称、一句口号要能吸引、团结群众。叫‘造反队’，工人，尤其是一些老工人难以接受，现在是共产党领导，造反，造谁的反？会引起误会。”此时有个北京红卫兵站起来大声地似说似唱道：“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 坚持用“造反队”这个名称，有些工厂同志也同意。我又提出：“若用‘造反队’名称，应明确它的定义，得加上‘革命’两个字，叫‘革命造反’。”大家一致同意。这时又有人（好像是王洪文）提出：“上海工人组织起来后别像北京红卫兵那样，出现三个司令部，应该加个总字，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大家一听，都表示同意，组织的名称就这样定了下来。

在讨论“工总司”什么时候成立时，大家认为越快越好。红卫兵消息灵通，提出上海市委即将开三级干部会议，成立大会要抢在三级干部会之前。最后讨论决定于11月9日在文化广场召开上海“工总司”成立大会。

大会怎么开，对于我们这些工人来说一点经验都没有。还是红卫兵经验丰富，他们提出开大会要组成大会主席团坐在台上，要产生主席团主席，要有个头，还要有主持大会的执行主席、大会发言人，要组织发言稿，要出海报、“工总司”宣言等等。在讨论主席团成员时，包炮提出是否今天参加会议的单位作为发起单位，每个单位派一名代表组成主席团，上台就座。这点大家没争议，都同意，但希望红卫兵对主席团成员搞一下组织调查，毕竟大家第一次见面，互相并不了解。红卫兵同意了。后来经调查，陈阿大因父亲在运动中为资本家私藏黄金，岑麒麟因“暂缓登记”问题，未上主席台。

【叶注：成立大会主席团不是17人，先提约7人，调查后定5人。岑不是人选，应是范佐栋，调查后似因成份问题拉下。】

在讨论主席团主席时，红卫兵，特别是北京红卫兵竭力主张要潘国平担任，认为他年轻，仅20出头，能说会道，参加过在市委大楼前的红卫兵大辩论，造反精神足。但我不同意。我跟潘初次见面就感到他海派习气严重，不稳重。（后来的事实证明，潘国平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他在“工总司“成立后没多久，就有了一堆生活作风、经济上的乱七八糟问题。如他竟然跑到福建去贩木头，用的还是军区车子，人家一听“潘司令“用军车贩木头，你再保也保不住了。总部开了好几次会批判他，决定保留他的职务、回厂劳动。连张春桥也没有办法再保他了。） 当时我提出主席团主席由王洪文担任，因为王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又是保卫科干部，参加过抗美援朝，比较稳重。我的意见提出后首先得到包炮的赞赏，大家也没提反对意见，就一致通过了。至于执行主席，没多争论就同意红卫兵的意见，由潘国平担任。在11月9日正式开大会前，我们发现主席团里一个女同志都没有，便临时决定增加一个女同志，是一四七服装社的徐美英，她很早就与“首都三司”有串联，6日的会她虽没参加，但在巨鹿路筹迠时她搬来缝纫机，日夜帮着做大旗、袖章。

【叶注：据《革命造反年代》中叙述，徐美英参加了6日下午的会议，因家有小孩就没参加晚上的会，但她单位另有一人参会的。大会主席团人选经红卫兵调查后，只存下四个人，于是决定补充一位女性，徐当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