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打工者•白领•小资•打工文学与主流文学 参与者：何仁勇 吴季 说明：翻阅旧文稿时看到的。时间大概在“江资事件”那段。跟何仁勇的论战，前前后后其它帖的内容没有保存（当时觉得这种“探讨”根本不涉“政治敏感”，所以掉以轻心了），而进行了没两个回合，就被“中国打工诗人”统统删掉了。 【何仁勇】 在劳资纠纷里面，确实极少管理人员，或者白领参与到工人的队伍，这是可以理解的－－－注意，我说的是可以理解，但并不表示我赞成这种做法。 毕竟，管理人员的从老板那儿领薪水的。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这在中国，是一个“优良”的传统。 要我说的话，工会才应该承担起帮助和支持打工者的任务。不，这是他们的义务。 你的“工人阶级”的帖子错误甚多，建议你一段一段阐述清楚。举个例子。你谈到：“按自由派的阴谋和私心，把“打工者”定义为农民。” 有两个错误：1，自由派何曾把“打工者”定义为“农民”？“阴谋和私心”更从何处说起？说话可是要讲证据的。 2，“打工者”的户口如果在农村，就是农民；如果在城市，就是市民。并不是自由派或者新左派的“定义”就能改变和左右的。 【吴季】 阶级问题探讨：先回你这个帖子，再回你“工人阶级”的帖子。 ● 管理人员和白领是“食君之禄，忠君之事”…… 1、这里隐含的意思：他们是“臣”，而不是“民”，也就是说，“白领”和管理层如果不是“打工者”，那么至少是“高级打工者”，或者两者都（自认为）属于管理层——不然就谈不上“臣”了。 我曾就这个问题询问过不同的打工者（都是车间员工）：你们认为办公室文员是打工者吗？他们对这些文员的确抱怨不少：“根本不了解下面的情况”，“瞎指挥”，“看不起我们车间的”，等等。但不少工友思考和讨论过后，认为：其实他们跟我们一样也是打工者，甚至，他们的工资还不一定有我们高。 但我们知道：这些同样是打工者的普通“白领”，他们的心态无疑更趋向于“小资化”。 2、如果他们是“臣”而不是“民”，那么，“中国打工诗人”认为不应把“工人”和“其他打工群众分离（和对立）起来”，这样的说法就有问题。如我所说，你也认同的：他们的“分离”乃至“对立”是客观存在的。——当然，这是“中国打工诗人”的看法，可能与你无关。 3、更进一步：这些管理层（以及白领）在主观或客观上是更靠近老板、公司，而远离打工者，高踞打工者之上的。如果说在“平常没事儿”的时候，管理层、“白领”跟其他一般的打工者有可能嘻嘻哈哈，和和气气，简直像一家人似的话。那么，当发生劳资冲突的时候，大家的位置和立场就变得分明了。 4、管理层和白领是“从老板那儿领薪水的”。但普通员工不是吗？其它国家（发达或不发达的国家）不是吗？跟中国有区别吗？ 5、当你自己把公司划分为“君、臣、民”的时候，从吴季的角度看，已经部份揭示了上下层之间事实上的对立、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老板与工人的关系，跟政客（比如总统）与普通百姓之间的关系相比，更明白地显示为绝对的专制（尽管在某时、某地可能会是“开明专制”）。 6、资本对劳动（即老板对员工）所拥有的这种绝对专制的权力从何而来？如何保证？靠什么来维持？ 我自己的简答是：在“正常状态”下，靠的是市场；同时，或隐或显地，最终靠的是国家机器（对私有财产的保护）。 ● 要我说的话，工会才应该承担起帮助和支持打工者的任务。不，这是他们的义务。 1、你说的不多。我就假定你在这方面是比较进步的，认为工人应该有自己的工会，应该自己选举工会干部。如果是的话，那先打住。 2、如果你指的是现有的“工会”，那么，我假设你认定它是“黄色工会”，政府的或老板的工会（事实上大部分只是“纸面上的工会”），但你所说的“应该承担起帮助和支持打工者的……义务”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问题不在于“无用”，而在于“有害”。 ● 自由派何曾把“打工者”定义为“农民”？ 这只不过是没把话讲透而已，一般是通过暗示。如果你在这个坛子上读到的“打工诗歌”够多，你会看到很多这种倾向，甚至是“确认”。尽管大家也抱怨没有“城市居留权”，乃至“公民权”，但是除了要求取消户籍制度和暂住证之外，其它方面提得含糊不清，始终未能深入下去。 假如你认为这么说缺乏说服力，那我就举个例子吧：在北京的打工诗歌交流会最后一天，请了很多“民间诗人”来，老吴以自己的“政治敏感”肯定他们是“自由派”。他们一致把在座的打工诗歌作者当作“农民”，一位女诗人还特别特别地强调这一点，也强调她对“农民”的感情。 如果深入下去，我想到的至少有如下问题： 1、现实中，不少“农民工”是很想定居在城市里的。但是“打工诗歌”几乎没有这一块，而是被“乡愁”淹没了。 2、如果你或任何一个打工者能够定居在城里，你想不想？我先替大多数人回答吧：当然想。 3、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会是什么？我再代答一下：我的收入根本不足以让我定居在城市里，不仅买不起房子（中高收入的白领都未必买得起），生活费用也越来越高。 那么，暂住证和户口制度所起到的作用应该足够明白了。就是让“农民工”感到无论如何我只能回农村，我出来打工就是尽可能挣点钱回去养老、开小店维持后半辈子以及养家，等等。因为如果能够定居在城市里，大部分工人就不可能满足于目前的这点工资。这是中国劳动力特别廉价的重要“秘密”。 如果取消户籍制度，而农村——至少是贫困地区——仍然没有活路，那么结果就是：农民仍然要继续出来打工，只不过免去了暂住证的麻烦和恐惧，一小部分人可以定居在城里。此外，就不会有什么实质变化了。如果农村继续衰落，农民继续失去土地——新的土地私有进程会制造出更多的失地农民或破产的小农——那么，中国的城市就会形成印度、拉美式的“正式”的贫民窟。仅此而已。社会矛盾将更加剧烈。 我当然无条件支持“迁徙自由”和“民主”的，只不过不可能满足于这样的自由，和几张选票式的民主（台湾人民称之为“挑烂苹果运动”——从一堆烂苹果中挑个看起来不那么烂的来统治我们）。 ● “打工者”的户口如果在农村，就是农民；如果在城市，就是市民。并不是自由派或者新左派的“定义”就能改变和左右的。 “农民”和“市民”的区分在我来说不是核心问题，它也是“人民内部矛盾”。这矛盾还是等级制社会有意维持着的，服务于上面的强人。 核心问题还是“工人”、“农民”问题，就是靠什么为生的问题。我几次举过同样的例子：早年的非洲黑人也没有城市居留权，也要给警察查“暂住证”，但他们仍然以“工人”的身份来组织工会。 很多打工者不把自己当“工人”，是因为旧体制所规定的“工人”乃是国企工人，集体企业工人……等等。他们则没有“名份”。也就是说，在旧体制下，你是工人或农民，都是政府规定的。 所以，当我问很多打工者“你们到底认为自己是工人，还是农民”，他们也迷茫。说是农民吧，已经没有田的就不提了（如果他们在农村做帮工，我会称之为“农村无产阶级”），年轻的打工者有一大部份根本不会种田……算什么农民呢？可要说自己是“工人”呢，他们也很犹豫，搞不清楚。这种困扰，在其它国家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然而，这个问题牵涉到“打工者”的自我意识，包括对自身利益和前途的意识。 先说到这吧~ 【吴季】（另一帖。所回复的主帖找不到了） 对不起，俺可没权力“接纳”（何的意思是吴老要把底层打工者“接纳”为工人阶级） 反过来也一样，人家也不会屑于“俺”的“接纳”……这都啥世界了，谁管谁呀 我所能关注的，无非是现实，客观现实，包括不同阶级、阶层人们的客观地位和境遇，他们的主观意识，进一步的演变轨迹和前途。 如果说很多国外白领、技术员、教师……都成立自己的工会，那就证明他们在意识上把自己“接纳”为“受薪劳动者”，即“无产阶级”。而这种意识也是符合他们的实际存在的。 在中国则不然。因为复辟进程太深刻也太强大了，不仅旧工人阶级自身处于消沉迷惘之中，新工人阶级在自我意识、抗争意识方面也才刚刚成长，小资和知识分子（有重叠交叉）不用说了，他们根本无法理解和把握历史进程，极少会自定为一个“劳动者”或“无产者”，更没有工会意识，即使其中相对进步的一些人会认可底层工人应有自己的“工会”。 总之，进入“知识”或“文化”领域，就脱离劳动者，这是俺们时代的可悲之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反动名言，居然在一个反动时代应验…… 但我还同时关注接下来的分化：即，“小资”们的“小资意识”还能撑多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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