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2)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方针政策。

　　前文我们分析了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若干讲话、谈话。在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会议制定了文化革命的方针政策以后，特别是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以后，毛泽东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五月二十九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会议决定向《人民日报》社和北大派出工作组以后，周恩来当场打电话向毛泽东报告并获得同意。[95]但是五月三十日刘少奇却没有把向北大派出工作组写入由他起草，他和周恩来、邓小平三人联合署名的向毛泽东呈送的书面报告。[96]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很快收到了这样的书面文字。这在毛泽东对新华社电讯稿的批示上表现了出来。

　　六月三日，毛泽东审阅新华社本日两篇电讯稿，分别批示：“已阅，同意。”第一篇电讯稿说：中共中央决定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北京市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第二篇电讯稿说：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二、撤销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这两篇电讯稿在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97]

　　从电讯稿及毛泽东的指示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不仅同意改组北京市委，向北大派出张承先工作组，撤销北大陆平、彭珮云的领导职务，由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还同意将这些消息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这反映出尽管工作组不是毛泽东主张派出的，中央一线常委在派出工作组之前也没有呈送要毛泽东批准的书面报告，但是在毛泽东从新华社电讯稿中得知了向北大派出工作组之后，当时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而是同意这样做的。

　　随后不久，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就对派出工作组提出了不同意见。这是为什么呢?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毛泽东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呢?现在我们还没有获得这样的文献资料。我们判断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态度的转变，是由于工作组进入学校后限制、压制学生运动造成的。当然，这还需要文献资料的验证。

　　六月九日至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陶铸等汇报有关工作，研究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问题。

　　六月十日晚上，毛泽东在会议上说：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以后分类排除。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98]

　　六月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搞法时，毛泽东说：先夺权，批评权威，再搞教学改革、学制改革。会上，有人谈到搞下去涉及人不少时，毛泽东说：打击面也不会太多，百分之五就不少了。有人谈到派工作组的问题，毛泽东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才派。[99]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这次会议上谈到派出工作组时，毛泽东表明了不一定派工作组，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情况清楚了再派工作组的意见。虽然毛泽东在讲话中没有明确表示反对派出工作组，但是却对此表示了不同意见。毛泽东这是向与会常委及其他高级领导干部委婉而又明确地表明了自己在工作组问题上的态度。从毛泽东关于工作组讲话的内容看，与会人员当时是不会不清楚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的看法的。

　　在如何对待进行文化革命过程中出现的混乱局面时，毛泽东认为不要怕乱，要放手发动群众，要依靠群众来进行文化革命，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现在的乱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必要的，因为只有在混乱中才能将存在的问题暴露出来，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他对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是肯定的，对文革发展的前景是乐观的。

　　毛泽东在会议上还提出了进行文化革命的方法和目标。不要论资格、级别、名望，要依靠在文化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建立以左派为核心的领导队伍，掌握领导权，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先夺权然后再进行教育改革，将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在谈到文化革命打击面宽的问题时，毛泽东认为打击面宽是必然的，不要怕，以后还可以分类排除。当时他估计打击面也不会太多，百分之五就不少了。这是在消除人们的思想顾虑，使人们能够投入到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中。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向与会常委及其他高级领导干部表明了自己对派出工作组的不同意见。他劝大家不要害怕在文化革命过程中出现的混乱局面，也不要担心打击面宽，要依靠群众，依靠在文化革命过程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建立以左派为核心的领导队伍，在文化革命过程中先进行夺权，占领文化阵地，然后再进行教育改革。从中不难看出，毛泽东与一线常委在进行文化革命问题上是存在重大分歧的。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毛泽东在讲话、谈话中联系国际共运史及国内外、党内外出现的严重情况，反复说明要防止党内特别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阐述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这是向党内外敲响了警钟。对于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要求大家消除顾虑，依靠群众来进行文化革命。从中不难看出，在派出工作组的问题上，他由先前的同意逐渐转变为质疑，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委婉而又明确地将不同意见表示了出来。

　　③   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分歧的焦点及其原因简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之间在文化革命问题上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这种分歧的焦点集中在工作组问题上，形式上表现为是否派出工作组的问题，实质上则是在文化革命的立场、依靠力量及其方式上。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工作组是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会议决定派出的。当时会议作出向《人民日报》社和北大派出工作组的决定后，周恩来就这件事当场向毛泽东打电话请示并获得同意。[100]但是在第二天由刘少奇起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联合署名的书面报告中，只讲了向《人民日报》社派出工作组的问题，对向北大派出工作组却只字未提。[101]这究竟是他们的疏忽还是另有原因，让人费解。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批准了向北大派出工作组的新闻稿。[102]从这里可以看到，即使刘少奇等一线常委没有向毛泽东呈送派出北大工作组的书面报告，毛泽东还是同意了他们向北大派出工作组的意见。这是与五月三十日毛泽东对周恩来电话请示的答复一致的。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向《人民日报》社派出工作组和向北大派出工作组，虽然都是派出工作组，却是存在重大区别的。向《人民日报》社派出工作组，是鉴于当时《人民日报》在宣传文化革命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已经不能很好地履行党的喉舌的作用，当时为了使党中央关于文革的方针政策能够快速有效地得到贯彻执行，才由中央派出工作组来掌握每天报纸版面的。向北大派出工作组，是在北大党委已经瘫痪的情况下，由中央派出工作组来领导北大的文化革命。向北大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革命，表明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是依靠工作组而不是群众，采取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进行文化革命。北京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革命，为各地进行文化革命提供了借鉴。各地也纷纷派出工作组领导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这样派出工作组就成为进行文化革命的主要方式。

　　由此我们看到，向《人民日报》社派出工作组不过是为了保证党中央关于文化革命的方针政策能够有效得到贯彻执行的问题，向北大派出工作组则是关系到如何进行文化革命的问题。这就是同样派出工作组，虽然形式上相似却实质上存在重大不同的原因。

　　我们还注意到，当时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并没有征得毛泽东的同意。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我们还没有发现这方面的信息。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向北大派出工作组，虽然在书面报告中没有写明这个问题，但是毕竟在口头上征得了毛泽东的同意，事后毛泽东在新华社报道的电讯稿中也批准了这件事。可是向大中学校大规模派出工作组，却是在没有报告毛泽东的情况下由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自主决定的。于是，毛泽东在六月十日、十二日召开的常委扩大会上，明确表示了对于派出工作组的不同意见。这是因为自六月五日以后，北京向大中学校加快了派出工作组的步伐，各地也纷纷效法北京的作法，派出了大批工作组。这样派出工作组就成为领导文化革命的主要方式。工作组进驻学校以后，根据一线常委制定的文革方针政策，开始对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予以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对派出工作组表现出不同意见。当然，这是我们从逻辑上作出的判断，还有待于获得文献资料的印证。

　　由此我们认为促使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态度转变的原因，主要的还不是是否派出工作组的问题，而是由工作组在文化革命问题上的立场决定的。工作组在取代校党委以后，究竟是依靠群众还是自己来领导文化革命，是采取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的方式，是积极支持还是限制文化革命造成的。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工作组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是存在不同意见的。这种不同意见表现在，要不要派出工作组，要不要建立以左派为核心的队伍，依靠群众还是工作组，采取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文化革命。这在如何对待文化革命过程中出现的乱、打击面以及“八条要求”上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派出工作组问题上他们一开始并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不同意见是在工作组派出以后才逐渐表现出来的。直到这个时候工作组问题才逐渐成为他们在文化革命全面发动阶段分歧的焦点。这是因为是否依靠工作组来领导文化革命，直接关系到文革发展的依靠力量及其方式，关系到能不能将文革进行到底，取得实质性成效。试想，依靠工作组，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文化革命，如果上级党委已经腐化变质了，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谁又能够保证它派出的工作组正确地领导文化革命呢?如果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那么由中央派出的工作组又怎么能够领导文化革命的进行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组问题才成为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分歧的焦点。

　　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在工作组问题上存在的分歧，从形式上来说是是否派出工作组，实质上则是如何进行文化革命的问题，也就是究竟依靠群众还是工作组，采取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文化革命。派出工作组是一种形式，关键是工作组究竟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是支持还是限制文化革命。这才是他们分歧的要害之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说到底还是他们是坚持群众史观还是英雄史观，是不是真正践行党的群众路线造成的。[103]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在工作组问题上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这种分歧形式上表现为是否派出工作组，实际上则是工作组采取什么样的立场、依靠谁、通过什么方式来进行文化革命。这关系到文革能否取得真正成效，关系到文化大革命的成败，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前途和命运。[104]

　　(2)刘少奇等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与陈伯达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工作组问题上进行的斗争。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一线常委在工作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和矛盾。由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文革的具体办事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又是在原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基础上经过调整而成的，同时绝大多数成员积极投身文化革命的潮流，因而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就在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与陈伯达任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之间表现了出来。

　　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与陈伯达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首先在撤销《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吴冷西的问题上表现了出来。

　　本来，陈伯达带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主持工作，是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决定后并报经毛泽东批准的。陈伯达到达《人民日报》社以后，虽然报社及报纸编辑的工作由陈伯达任组长的工作组负责，但是名义上吴冷西仍然担任着《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的职务。为了能够更好地宣传文化革命的方针，使《人民日报》发挥党的喉舌的作用，同时也为了便于工作组放手开展工作，于是陈伯达提出撤销吴冷西《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的职务。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刘少奇年谱》记载：

　　六月四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有关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提出要撤销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吴冷西的领导职务，刘少奇、邓小平没有同意。[105]

　　《周恩来年谱》记载：

　　六月四日，周恩来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有关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提出要撤销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吴冷西的职务，刘少奇不同意。[106]

　　《邓小平年谱》记载：

　　六月四日，邓小平出席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革命”的有关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提出撤销吴冷西职务，邓小平和刘少奇没有同意。[107]

　　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年谱中可以看到，在六月四日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陈伯达提出要撤销《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吴冷西的职务的时候，遭到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反对。令人意外的是，虽然周恩来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是在年谱中我们却没有看到周恩来在这件事上的表态。如果从后来文革被否定后党史对刘少奇、邓小平在工作组问题上持肯定态度来进行分析，周恩来要是在会议上和刘少奇、邓小平持一样态度的话，年谱是不会只记录刘少奇、邓小平的反对态度，而对周恩来的态度隐去不表的。因而从逻辑上我们可以作出判断，周恩来在会议上讨论撤销吴冷西职务的问题时，可能是持缄默态度的。当然，这还需要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印证。

　　应该说，当时陈伯达决不是由于心血来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才向中央一线常委提出撤销吴冷西《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职务建议的。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吴冷西及其领导的《人民日报》在文化革命中的态度所决定的。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人民日报》八股气浓厚，老气横秋，宣扬鬼戏，不登理论文章，拒绝转载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即使后来在不得不转载时也是将文章纳入了学术批判的范畴，随后又和《解放军报》展开了关于突出政治的论战。[108]在这种情况下，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在接管了《人民日报》社及报纸的工作以后，才向中央一线常委提出撤销吴冷西的社长及总编辑职务，却遭到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反对。这说明在撤销吴冷西职务的问题上，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常委是与陈伯达任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存在分歧和矛盾的。

　　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他们就是否撤销吴冷西职务进行争论的第二天(即六月五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六月四日报送的外电十分注意我宣布改组北京市委并注意报道首都人民欢庆胜利的情况报告时，作出批示：“即送江青阅。另陈伯达率工作组(穆欣等)于六月一日(应为5月31日。——毛年谱编者注)进入人民日报，吴冷西从文化革命小组名单上撤销。”[109]这是耐人寻味的。

　　虽然从现已公布的文献资料中，我们还搞不清楚毛泽东是否知道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与陈伯达任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之间在撤销吴冷西职务上的分歧和矛盾，但是不难看出在对待吴冷西的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之间意见似有不同，而与陈伯达任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意见却是一致的。从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公布的名单中可以看到，吴冷西并没有进入中央文革小组，而毛泽东在批示中却说要将吴冷西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上撤销，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从批示上看，吴冷西似是已经进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了。这究竟是吴冷西后来进入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或者是有人提议吴冷西进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还是毛泽东作出这样的批示是为了表示对吴冷西在文化革命问题上的评价?还需要文献资料的进一步披露。

　　如果说在是否撤销吴冷西职务的问题上，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与陈伯达负责的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才初步显现的话，那么西安交通大学发生六六事件后，刘少奇等人要《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揭露“假左派、真右派”，而陈伯达却不同意上进一步表现出来。[110]不仅如此，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随后在工作组问题上更充分地表现出来了。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与陈伯达负责的中央文革小组之间在工作组问题上出现的分歧和矛盾，大约是在六月十二日以后才明显加强的。这个时候社会上赶工作组的现象也增多了。[111]

　　中央文革小组派出大批记者和观察员到学校和单位进行调查，将各校进行文化革命的信息迅速汇总上来，编成《快报》提供给中央领导人参阅。他们自己也非常清楚这些地方的文化革命动态。通过调查发现，当时中央和北京市委派出的工作组并没有站到革命师生的立场上，反而对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进行压制或限制。不论是先前的学校党委，还是后来取代学校党委的工作组，谁要是反对党委或工作组，就被认为是在进行反党活动。陈伯达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就主持《人民日报》发表了《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的社论，就南京大学揪出校长匡亚明和改组共青团北京市委发表议论，一针见血地指出“运动刚刚开始，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他们就刮阴风，造谣言，制造混乱，转移目标，设下重重障碍，束缚群众手脚。无产阶级左派刚一说话，贴上几张大字报，他们就暴跳如雷，歇斯底里大发作，对左派组织围攻，谩骂恐吓，横加罪名，进行政治迫害。这些家伙们有个奇怪的逻辑，谁要揭露他们，谁要反对他们这伙黑帮，就说谁是‘反党’、‘反中央’”。[112]这样社论就用素描式的语言惟妙惟肖地为这些人画上了一幅画像，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一线常委之间的分歧和矛盾。

　　为了使文化革命能够进行下去，中央文革小组就召开会议对出现的这些问题予以研究，并将会议纪录报送中央一线常委。六月二十日，中央文革小组将他们当日的一份会议记录报告中央一线常委。这个纪录是由陈伯达署名，向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书面提出来的建议：

　　(一)建议全国大中学校、机关单位在适当时候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领导文化革命运动。小组成员名单由组织提出，经过群众充分酝酿，进行选举。票选或举手表决，由群众决定。

　　(二)在最必要的地方，最必要的时候，可以由上级派工作组。工作组名单必须经过认真审查。应当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是资产阶级保皇派。工作组的工作方法，必须认真地走群众路线，不能包办代替，独断传行。

　　军队按中央批准的办法办理。[113]

　　从中我们看到，陈伯达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向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提出的文化革命建议，态度是诚恳的，方法是适当的，语言是婉转的。他们向中央一线常委提议，一般情况下不必派出工作组，要在充分发扬民主的条件下，依靠群众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来进行文化革命。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以派出工作组，但是在派出工作组的问题上一定要慎重，要从资格审查、人员组成、工作方法以及具体职能上对工作组予以限制和界定。实际上这是以委婉的方式向中央一线常委表示了对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革命的不同意见，是与毛泽东六月九日至六月十二日召开的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表示的工作组意见相一致的。[114]尽管如此，却遭到了中央一线常委的拒绝。

　　二十一日晚，刘少奇、邓小平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在会上，陈伯达又给邓小平递了一个字条，说不要用工作组的形式，因为容易形成包办代替，妨碍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邓小平没有理睬陈伯达的条子，相反，在会上还强调了工作组的有关工作。会议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不准乱抓、乱揪、乱斗，要恢复党团组织生活，不准随便提出要求夺权，不要打倒一切，要抓生产、工作、生活，要恢复正常秩序，等等。

　　会后，陈伯达气愤地说：“我这个小组长不能干了。今天晚上邓小平同志主持会议，我在会上写了一个条子，提出取消工作组。他对我的意见根本不理，把字条往旁边一扔，不在会上讨论。我这个组长还怎么当?我非辞职不可。”[115]

　　在工作组存废去留的问题上，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与会的大多数人都不同意陈伯达的意见，会上没有讨论陈伯达的这个建议，邓小平还对陈伯达批评了一顿。

　　这件事对陈伯达的打击是很大的。这天深夜，陈伯达回到钓鱼台，想到自己在会议上当众受到的羞辱，觉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自己从文化革命的顺利进行出发，向中央一线常委反映了文化革命的真实情况，但是却不能受到平等地对待，就连参加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刘志坚也不支持他，因而感到委屈，先在自己的房间里哭了一场，提出要辞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职务。

　　这件事还给陈伯达心理上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以致于几天后的午夜，他仍被这件事气得睡不着觉，下楼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的房间里，说非辞职不可，还表示他想到天津休息，但周扬在天津养病，害得他不好去!不仅如此，七月九日，陈伯达带领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参与会见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代表，却反对新华社在播发新闻稿时将他担任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职务公之于众。不过后来还是在别人的劝说下，他才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主张。[116]

　　关于这件事，八届十一中期间陈伯达曾经专门给毛泽东写信报告此事，叙述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八月十一日，陈伯达写信给毛泽东并附了六月二十日中央文革小组开会的记录。信中说：

　　“小组同志察觉到很多工作组阻碍运动，因此，主张文化革命必须由群众自己进行，由群众选举出来的文化革命小组主持工作，不能由工作组包办代替。这个记录就是用很婉转的方式，表达我们的意见。记录由我署名，即送给小平同志。在第二天，即六月二十一日晚中央汇报的会议上，小平同志用很激烈的口气，严厉驳斥，少奇同志支持小平同志的意见。在当时的气氛下，实际上形成了两种意见的尖锐对立。”[117]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六月二十日陈伯达任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给中央一线常委提交了报告，表达了他们对于当前文化革命的看法，委婉地表达了他们主张撤销工作组，由学生自己闹革命的意见。但是却没有得到中央一线常委的重视，更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意。第二天晚上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召开的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上，陈伯达又给邓小平写了一个条子，提出撤销工作组，邓小平利用主持会议的有利条件，对陈伯达的条子根本不理，扔到一边，当众羞辱陈伯达，弄得陈伯达觉得文化革命的工作做不下去了，非要辞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职务，给陈伯达身心造成很大伤害，就在几天以后陈伯达对这件事也是难以释怀。即使抛开政治观点不论，单纯从组织程序上来说，邓小平的作法也是违背党内民主制度和原则的。

　　尽管如此，但是陈伯达任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仍然在密切关注着各地文化革命的去向。虽然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撤销工作组的意见遭到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否决，但是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仍然在履行着自己的职责，锲而不舍地向中央一线常委提出自己的建议。

　　七月十三日，陈伯达在参加政治局常委召集的汇报会上，又一次提出要撤销工作组。在这次会上，刘少奇说：“现在的工作队要进行教育，他们不懂政策，不学政策。不好的工作队要进行整顿清理。”邓小平说：“要先把学生组织起来，清理当权派，然后再撤销工作组、工作队。”[118]

　　我们注意到，陈伯达的提议又一次遭到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否决。刘少奇以对工作队进行教育，不好的工作队进行整顿为由，否决了陈伯达的提议。邓小平则是以先组织学生，清理当权派，然后再撤销工作组为由，否决了陈伯达的提议。

　　在中央一线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出现分歧和矛盾的时候，新组建的中共北京市委到底是听从谁的指示呢?

　　从隶属关系上来说，北京市委应该同时向中央一线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情况，但是由于中央一线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的地位和分量不同，而中央文革小组仍然是隶属中央一线常委的，这个时候他们又在工作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和矛盾，况且北京市委和中央一线常委的观点又是相似的，因而北京市委往往撇开中央文革小组，直接向中央一线常委汇报，听从中央一线常委的指示。这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顾问康生的不满。这在七月十五日会议上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七月十五日会议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召开的。此前康生对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讲，他们派了一个工作组到北大，要开一个会听听汇报。李雪峰说，我们也派了一个工作组(实际上是指李雪峰的秘书们)。是否两个工作组一起汇报?康生同意了。七月十五日，康生主持中央文革小组和市委书记处联席会议，听上述两个工作组汇报。

　　会议刚一开始，陈伯达就站起来，批评道：“我是政治研究室的主任。政研室人少，人家看不起，没有人找我们。人微言轻，我讲话人家不听。我要到天津去。”他还要李雪峰向陶铸转达他去天津的要求。李雪峰一听，心想：这不是批评我们吗?

　　陈伯达还没讲完，关锋就接上去讲了一大段，意思是你们都给刘、邓汇报，不给我们讲。他讲得系统，措词严厉，表示十分不满。

　　康生在这次会上也讲了一番批评的话。他主要谈了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组组长孙友余的问题。他很不满地说，他说话、文革小组的人说话不算数，没有人听，等等。市委分工吴德负责北师大。李雪峰也搞不清楚康生发这个脾气有什么由来。

　　中央文革的成员讲了这样一番话，工作组没法汇报了。原定的日程全打乱了，还把李雪峰他们批了一顿。李雪峰说当时听了很生气。[119]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在工作中是艰难的，上边受到 中央一线常委的压制，下边新组建的北京市委既不向他们进行汇报，也不听他们的话。李雪峰他们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不仅不以为然，还抱着对抗情绪。这反映出中共北京市委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在观点上都是与中央一线常委站在一起的。

　　关于中央一线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报告的后半部分，对这个问题作了回顾。他说：“陈伯达同志早就提了不派工作组或者撤出工作组，提了三次。”“第一次提出来没有多讨论。第二次陈伯达书面提出两条。讨论时，多数同志还是要工作组，我也发言要工作组，认为工作组有方便之处，要去就去，要撤就撤。当时我曾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第三次，伯达同志又提出这个问题，又讨论了一次，多数同志还是不主张撤。我仍是以前的观点。我认为这一方法较机动，没有下决心撤，要看一看;同时，主席快回来了，回来再请示决定。主席回来的第二天，又开了个会，感到是个问题。会后请示主席，主席下决心撤出工作组。”[120]

　　从刘少奇的报告来看，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回京前，中央一线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在工作组问题上的斗争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六月二十日由陈伯达签署以中央文革小组会议纪录方式报送中央一线常委并委婉提出撤销工作组。第二次是六月二十一日晚陈伯达提出书面建议，要求撤销工作组，却被邓小平扔到一边，置之不理的。第三次是七月十三日陈伯达又一次向中央一线常委提出撤销工作组。这三次撤销工作组的提议，都遭到了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的否决。不论是刘少奇还是邓小平都是反对撤销工作组的。刘少奇在报告中坦率地说明了当时自己反对撤销工作组的态度。

　　从中我们看到，中央一线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在工作组问题上存在两种不同意见：刘少奇、邓小平等坚持运动要有党的领导，要较有秩序地进行，认为在许多学校的党委已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派工作组是必要的;而陈伯达等却几次反对派工作组，认为这样做不利于让群众起来革命。

　　周恩来在工作组问题上的表态则是慎重的，或许他仍然需要对这个问题上进行深入思考，而没有明确表明态度。七月二日，陈伯达把一封反映对外文委机关运动、揭发以张彦为首的工作组的来信转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对这件事，周恩来提出，应该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再报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决定工作组撤与否的问题。[121]这反映出周恩来在中央内部围绕工作组出现分歧和矛盾的情况下，对工作组问题的表态更为谨慎。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和陈伯达任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之间在文化革命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和矛盾。这种分歧和矛盾在撤销吴冷西职务上初步表现出来，在西安交大六六事件后起草《人 民日报》社论上进一步表现出来，而后在工作组问题上又得到了更充分地表现。他们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形式上表现在六月二十日、六月二十一日和七月十三日的斗争上，实质上则是表现在进行文化革命的指导方针上。

　　尽管他们之间先后进行了三次斗争，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也奋力抗争过，但是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会议非担没有接受陈伯达等人提出的撤销工作组的意见，还在会议上对他们予以压制，仍把派出工作组作为领导文化革命的主要形式，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的态度。在刘少奇、邓小平反对撤销工作组的问题上，我们还没有发现周恩来有过类似表态的文献记录。如果联系到周恩来曾经参加过六月九日至六月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本人也清楚地知道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的态度，那么这个时候周恩来是不会对工作组表示出支持态度的。这样看来在中央一线常委内部在工作组问题上也是存在分歧的。这对后来形势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