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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2020-10-30 22:12|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8762| 评论: 0|原作者: 郭建波|来自: 乌有之乡

摘要: 郭建波同志从唯物史观出发,在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立足于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运用详实的文献资料,以围绕工作组的斗争为主线,梳理了一九六六年五月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双方斗争的基本脉络,揭示了两条文革路线斗争的基本内涵及其在中央指导地位的变换

  (5)两条不同文革路线在中央指导地位的转换。

  两条不同的文革路线,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文革路线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文革路线。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主张依靠群众,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主张依靠工作组,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将矛头对准反对工作组的群众、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部分)和地富反坏右出身的人。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执行者是毛泽东和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执行者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一线常委,中央部委的一些领导人,北京市委及其他地方党委负责人。在校园文化革命的进行过程中,周恩来转变到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文革路线一边。

  由于刘少奇等一线常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因而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一开始就在中央占据指导地位。这表现在向学校派出了大批工作组,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文化革命,通过“抓游鱼”、“反干扰”等活动,将不少师生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这个时候不论是毛泽东六月九日至十二日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还是中央文革小组在撤销工作组问题上进行的多次斗争,都遭到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拒绝或打压。这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具体表现。两条不同的文革路线,是以毛泽东回到北京后,七月二十六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为标志,才发生了在中央指导地位的互换。

  从六月一日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决定向北大派出工作组,到七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占据指导地位,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文革路线则在中央处于次要地位。七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撤销工作组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占据指导地位,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文革路线则处于次要地位。两条不同的文革路线是以七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为标志,在中央指导地位上发生了转换的。

  4、围绕工作组问题斗争的历史原因分析。

  前文我们分析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一线常委围绕工作组进行的斗争,下面我们对他们之间的斗争作出进一步分析。这就要从意识形态方面到围绕工作组进行的斗争入手,从围绕工作组进行斗争的来龙去脉中透视双方分歧发生的必然性。下面我们首先来分析他们从意识形态方面到围绕工作组进行的斗争。

  (1)从意识形态方面到围绕工作组问题进行的斗争。

  从意识形态方面到围绕工作组问题进行的斗争中,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之间形成了两条不同的文革路线。

  这两条不同的文革路线,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就是围绕意识形态方面面临的形势、能动作用、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的斗争,具体在批判《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上表现了出来;在工作组问题上进行的斗争,就是围绕依靠群众还是工作组、采取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的方式、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还是反对工作组或地富反坏右出身的师生进行的斗争,具体在是派出还是撤销工作组上表现了出来。

  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是通过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与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多数成员之间进行的斗争逐渐表现出来的。在工作组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是通过陈伯达任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之间进行的斗争表现出来的。从意识形态方面到围绕工作组进行的斗争,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已经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集中在批判《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上表现出来,实际上则是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问题。在工作组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形式上表现为是否派出工作组,实际上则是要不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本来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上就是存在分歧的。[265]走资派就隐藏在党的各级领导层内,不论是由党委还是工作组来领导文化革命,就如同腐败分子反腐败一样,是难以取得斗争成效的。因而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实际上就是要不要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问题。

  虽然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围绕工作组问题进行的斗争,从总体上来说都是集中在意识形态方面,但是斗争的侧重点还是有所不同的。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主要集中在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在工作组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主要集中在要不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表明虽然当时的斗争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但是斗争的矛头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转向意识形态方面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这样就从社会意识形态转向政治上层建筑方面了。

  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得到了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人的支持和践行,却遭到了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和彭真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多数成员的阻挠。在斗争中不仅开展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还撤销了《二月提纲》,解散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重新成立了新的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是在排除干扰以后才将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的。

  从围绕工作组问题进行的斗争中可以看到,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在派出工作组后,毛泽东虽然对此表示了不同意见,但是却没有得到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的重视和采纳。他们无视毛泽东的意见,依然执行既定的方针,打压陈伯达任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最后还是在毛泽东的主导下才最终撤销工作组,将文化革命推向前进的。

  这样看来,不论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在工作组的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之间形成的两条文革路线在中央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由于刘少奇等一线常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因而他们代表的文革路线一度在中央占据指导地位,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处于次要地位。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是在经过斗争以后才在中央占据指导地位的。

  (2)围绕工作组问题斗争的回顾。

  在工作组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进行了三个回合的斗争。从派出工作组到撤销工作组,是经过激烈的斗争才实现的。

  第一个回合的斗争,表现在毛泽东批发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会议派出了北大工作组。在未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他们还制定并下发了“八项要求”,迅速大规模派出了工作组。各地纷纷效法北京的作法,派出工作组成为进行文化革命的主要方式。

  第二个回合的斗争,围绕是否撤销工作组进行的斗争。毛泽东在六月九日至十二月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派出工作组表示了不同意见,不仅没有引起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的重视和支持,他们仍然按照既定作法,在未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将刘少奇支持北大工作组处理六一八事件的批示下发全党,作为各地工作组处理类似问题的参照。这个时候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的斗争,是通过中央文革小组与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之间的斗争表现出来的。当时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小组不论是从口头还是书面上曾经多次提出要撤销工作组,但是却遭到了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的拒绝和反对,斗争没有取得成效。

  第三个回合的斗争,在毛泽东主导下,冲破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的阻挠,撤销了工作组。毛泽东回到北京后,调阅材料,听取汇报,经过慎重思考以后提议撤销工作组。这个时候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还在激烈争论。毛泽东先后与北京市委负责人、中央文革小组和各中央局书记谈话,七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这样工作组终于在毛泽东的主导下撤销了。

  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在工作组问题上进行了三个回合的斗争,这种斗争虽然在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和陈伯达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之间以激烈的方式展开,最终还是在毛泽东主导下撤销了工作组。

  (3)围绕工作组问题斗争的原因。

  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围绕工作组产生的分歧和矛盾,主要表现在依靠群众还是工作组、采取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的方式、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是反对工作组或地富反坏右出身的师生。现在我们进一步分析,造成这种分歧和矛盾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原先是希望通过整风的方式来解决党内出现的这些问题的,“四清”运动前期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这样。但是随着“四清”运动的开展,揭露出来的更多的问题,引发了毛泽东的警觉和思考。他发现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领导权没有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再依靠各级党委,派出工作组,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是难以解决这些问题的。要解决这些问题,保持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不变,就必须另辟蹊径,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我们党的阴暗面。毛泽东是在经过慎重考虑以后,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才由“四清”转入文革的。[266]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领导下的“四清”和文革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两者在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其重点上是相同的,都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两者在斗争的规模、依靠力量和方式上是不同的。在斗争的规模上,“四清”运动主要是在农村和工厂进行,文化大革命则是在工农商学兵党政等诸方面进行;在依靠力量上,“四清”运动依靠群众、放下了包袱的干部和工作队,文化大革命则是要依靠以左派为核心的群众;在方式上,“四清”运动在各级党委领导下,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文化大革命则是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这就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异同点。

  刘少奇主张依靠工作组、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矛头对准反对工作组或地富反坏右出身的师生。在一个相当大的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不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时候,依靠各级党组织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又怎么能够达到目的取得成效呢?如果在上级党委特别是中央已经产生修正主义的情况下,由它们派出的工作组又怎么来领导反修防修的文化大革命呢?在工作组问题上,刘少奇除去大兵团作战、扎根串联外,依然沿用了“四清”的方法,在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其重点上和“四清”运动时是一致的。虽然刘少奇在“四清”运动期间撇开了基层干部,与毛泽东文革期间没有依靠基层党组织来进行运动在形式上具有相似之处,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还是不一样的。这不仅表现在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其重点上,还表现在运动的依靠力量和方式上。因而我们不能因为形式上两者都是不依靠基层干部来开展运动,就混淆它们之间的根本性区别。

  毛泽东认为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领导权没有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267]而刘少奇却认为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268]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对当时干部形势认识的不同之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既有立场上的不同,也有认识上的差异,说到底还是由于在社会主要矛盾上的分歧造成的。

  虽然刘少奇也讲过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话,[269]但是不论是在“四清”运动期间、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工作组问题上,刘少奇的所作所为都表明他并没有认识到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不仅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又发表了关于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的讲话,重新强调阶级斗争,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和“四清”运动,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出现的分歧和矛盾,虽然表现在不同时期的多个方面,有着具体原因,但是主要原因还是由于他们在社会主要矛盾上的不同造成的。由于基本矛盾决定主要矛盾,因而从根源上来说还是由于他们在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上的分歧造成的。

  对阶级矛盾是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定,决定着实行什么样的路线方针政策,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只有认识到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才会从这一主要矛盾出发,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下,通过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防止中国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复辟资本主义。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就是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两条不同路线方针政策斗争的具体表现。

  (4)围绕工作组问题斗争的性质。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是因为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虽然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但是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缘故。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采取什么样的路线来进行阶级斗争,如何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围绕工作组问题进行的斗争,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具体表现。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进行的斗争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他们一九六○年以来分歧和矛盾的继续和发展。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他们在农业合作化和工业化方面的分歧和矛盾我们暂且不论,这里只说一九六○以后他们之间进行的斗争。

  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表现在当时经济面临的形势、造成困难的原因、解决困难的方法上,焦点是在坚持集体化道路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人民公社体制来克服困难,还是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来克服困难。

  “四清”运动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表现在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其重点和方法上,焦点是运动的重点是不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表现在社会意识形态面临的形势、能动作用、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上,焦点是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

  在工作组问题上进行的斗争,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表现在是依靠群众还是工作组、采取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的方式、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是反对工作组或地富反坏右出身的师生,焦点是是否在工作组领导下进行文化革命。

  从以上斗争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并不仅仅是一种认识的不同,而是具有强烈的阶级斗争色彩,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发生在党内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贯穿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历程中,是关系到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围绕工作组问题进行的斗争,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具体表现。毛泽东认为党内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派,还说到处镇压群众,是因为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通过派出工作组那种方式来搞文化革命,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270]这说明围绕工作组进行的斗争,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党内阶级斗争的表现,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这种斗争的胜负关系到能不能清除党内以走资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势力,关系到党内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权是否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因而围绕工作组问题进行的斗争,从性质上说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

  (5)围绕工作组问题斗争的影响。

  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围绕工作组问题斗争的影响是深远的。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围绕工作组进行的斗争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此前发生的一系列斗争的必然结果。这种斗争的出现,从根源上来说还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运动造成的。

  这种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在党内进行的阶级斗争。党内出现的阶级斗争以两条路线斗争的形式一再表现出来,致使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虽然撤销工作组以后,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党中央占据指导地位,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在党中央退据次要地位。但是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刘少奇还是耿耿于怀的。因而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并没有因为撤销工作组而得到解决,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还进一步激化。这样八月四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当毛泽东在派出工作组问题上对刘少奇提出严厉批评的时候,刘少奇不仅不接受批评,反而以不怕下台为由反击毛泽东,最终导致了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变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一线常委围绕工作组问题进行的斗争,是与他们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紧密相连的。他们在工作组问题上进行了三个回合的斗争,最终是以撤销工作组,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占据指导地位而告结束的。党内出现的这种斗争,从原因上来说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运动造成的,从性质上来说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最终导致了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变动。这就是下面要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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