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③      全会原定会期和议程说明了什么?

　　从毛泽东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预备会议以后，八月一日开一次会议，中间开三天小组会，五日再开一次大会，这次中央全会就结束了。虽然在八月二日、三日下午开了两次大会，但是全会还是按照既定程序进行的。从中可以看到，本来预定会期是五天，而不是后来的十二天。从邓小平宣布的会议议程来看，当时列入议程的人事变动，不过是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手续的追认，像后来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取消刘少奇的党内接班人地位根本就没有列入会议的议程。也就是说，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取消刘少奇的党内接班人地位以及会期的延长本来就不在这次会议的预定方案中。这说明导致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以及会期延长还是另有原因的。

　　2、到斗争的一线去。

　　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与会人员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带动下，分别到文化革命的一线去，深入群众，进行调研，了解情况，提高认识，把会议内外的斗争结合起来，会内指导着会外，会外影响着会内，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更具有代表性。因为清华大学不仅是我国著名的理工科大学，而且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曾在清华大学蹲点，不仅指导清华大学工作组开展了反对蒯大富的斗争，还限制蒯大富的人身自由，逼得蒯大富一度以绝食来抗议这种迫害，当时影响很大，惊动了党的高级领导层。因而弄清清华大学的斗争情况，处理好清华大学工作组在文化革命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成为推动清华大学乃至于教育战线文化革命的必要选择。这个任务落到了周恩来的肩上。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常委委托周恩来负责处理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运动问题。周恩来深知这个问题的敏感性和尖锐性，感到这个任务的艰巨性，用他后来的话说：“这件事对我既光荣又艰巨，因为我对清华大学可以说毫不熟悉，没接触，仓促上阵。搞不好，也要像工作组一样，也要‘撤’走的。”[21]

　　为了处理好清华的文化革命问题，就要首先弄清清华大学在工作组领导下文化革命的真实情况。

　　七月三十日，周恩来约清华大学工作组成员谈话，后又约两批清华大学学生谈话。晚，周恩来同邓小平谈话。次日，约邓小平、康生、陶铸谈话。

　　八月一日，周恩来先后约王光美、叶林(驻清华大学工作组组长)谈话，并两次找蒯大富谈话。二日、三日，又约王光美、叶林谈话，约清华大学学生和清华大学工作组部分成员谈话。[22]

　　周恩来是在清华大学和人民大会堂两个地方约蒯大富等人谈话的。八月一日，周恩来在秘书孙岳陪同下亲自到清华大学听取蒯大富的单独汇报。汇报从凌晨二点开始，直到五点蒯大富还没有讲完。由于还要出席会议，周恩来要蒯大富自己找两个同学晚上七点到人民大会堂继续汇报。蒯大富找了同学刘泉、沈台平于晚上七点前赶到人民大会堂。周恩来让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和他一块听取汇报。蒯大富等人的汇报从晚上七点开始，直到十点才讲完。周恩来让秘书孙岳作记录，一共听取了蒯大富等人六个小时的汇报。听完汇报后，周恩来表示要将这些情况迅速向毛泽东和中央汇报。[23]同日，晚十时，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处理清华大学的工作组和文化革命问题。[24]

　　其实，为了全面了解清华大学文化革命的真实情况，周恩来不仅找蒯大富等人谈话，还分别找清华其他同学谈话。一拨是刘涛、贺鹏飞等。另一拨有王小平、雷蓉、张徵尔、杨继绳等十人。在中央做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以后，清华大学支持工作组的学生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八月一日晚，贺鹏飞、刘涛、李黎风、乔宗淮、王新民、王苏民、孙炬、王鲁光、邱承光、江小平、周子燕、安天泉、花纯荣、李新桅等贴出《我们的责任》的大字报，指出在上级的帮助下他们认识到工作组犯了方向性错误。工作组把与蒯大富的矛盾错误地当成了敌我矛盾，反蒯是群众斗群众。八月二日晚上，周恩来、朱德到清华看大字报，因人太多，没看成，又找部分同学座谈至三日凌晨。[25]

　　从中我们看到，周恩来是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来解决清华大学文化革命问题的。他不仅找工作组成员进行谈话，还找各派的学生代表进行谈话，在掌握了清华大学文化革命的情况以后，向毛泽东和中央常委作了详细汇报，是在毛泽东召集的中央会议上确定了解决清华大学的方针政策以后才去贯彻执行的。这个时候周恩来开始着手组织召开清华大学师生员工大会来解决学校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了。

　　八月三日，周恩来就召开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事嘱秘书转告叶林：大会推迟到八月四日开。一些人的发言还没有准备好，还要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一谈。并要叶林把准备在大会上的发言稿送来。同日，约王力、关锋谈清华大学问题。后又分别约叶林和清华大学工作组部分成员谈话。同日，就刘志坚关于是否撤销军队院校的工作组的请示批复：今天下午中央开会时谈一下，此事需要报告主席。[26]

　　由于王光美当时支持工作组进行了反蒯斗争，犯了错误，因而周恩来才约王光美谈话，要她准备去清华大学工作组参加总结和检查，还特意对她交待说：“你检查时不要牵连别人。”[27]

　　周恩来为召开清华大学师生员工大会做了充分的准备，不仅与工作组、各派学生代表进行座谈，听取他们的汇报，还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沟通意见。这表明周恩来在解决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是非常慎重的。至于军队是否撤销工作组，周恩来要开会征求大家意见，表示在请示毛泽东以后再作出决定。这反映了周恩来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

　　八月四日晚，周恩来带着一百多中央委员来清华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这次大会约两万人参加，从晚上八点多一直开到五日凌晨二点左右才结束，长达五个多小时。邓小平、董必武、陶铸、陈伯达、谢富治等高级领导干部参加了大会。工作组组长叶林作检查，蒯大富、贺鹏飞等学生代表发言。周恩来、董必武、陈伯达、邓小平先后发表讲话。李雪峰主持大会。[28]

　　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说：我是以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来参加大会的，是来学习的，是来坚决支持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中央常委、毛主席让我到这里来过问一下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运动，这是一件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在批评了工作组的错误并宣布为蒯大富等人平反后指出：工作组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是老革命。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针对学校中组织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子弟协会的做法，指出：这样做不对，应该按照毛主席思想和中央政策办事，团结百分之九十的群众和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29]

　　周恩来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对清华大学工作组领导的文化革命做出了结论。他批评了工作组的错误，为蒯大富平了反，拨正了清华大学文化革命的方向。尽管如此，两派学生在这次辩论大会上的斗争仍然是非常激烈的。虽然当时周恩来代表中央给蒯大富平反了，但是另一派还是表现出抵制的态度，甚至在蒯大富讲话时鼓起了倒掌。[30]这预示着工作组撤走以后，如何能够将全校师生员工团结起来进行文化革命，仍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我们再来看刘少奇在中央全会期间到基层活动的情况。

　　刘少奇是在同李雪峰商量后，选择到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去调研的。同许多大学一样，这所学校的师生在工作组等问题上也分成两派，严重对立。

　　八月二日晚上，刘少奇来到北京建工学院。该校归口属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领导，国家建委主任谷牧，还有李雪峰，随同刘少奇一起来到学校。刘少奇要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参加，戚本禹前来陪同。外地来北京开会的刘澜涛等几位领导人也跟来参观。

　　刘少奇等到北京建工学院，出席了两派学生的辩论会，听取了几种不同观点的发言，最后讲了话。他说：“看来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负责，我们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派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市委跟上来了。”“这个会不要叫辩论会，叫讨论会好不好?有不同意见讨论嘛!有错误改正错的，对的坚持，错了改正，团结起来。如果我能够帮助大家做些团结工作，我就很高兴了。”

　　八月三日，刘少奇再次来到建工学院。他把“八一团”、“革命团”这两个群众组织的头头找来，分别听取他们的意见，同他们谈话，希望通过做思想工作，使两派学生团结起来。[31]

　　八月四日，刘少奇在中南海同驻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工作组负责人谈话，要求他们主动向群众检讨，承认错误，取得群众谅解。[32]

　　从中我们看到，刘少奇在李雪峰、谷牧、戚本禹等人的陪同下，到北京建筑工业学院进行调研，与工作组、师生员工进行座谈，促使两派群众能够团结起来，进行文化革命。他在座谈中表示，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为工作组承担了责任，要求工作组主动向群众检讨，承认错误，以便尽早解决与师生之间的矛盾，从学校工作中解脱出来。

　　当时陪同刘少奇到北京建筑工业学院调研的戚本禹，后来对这件事有一个回忆，说明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引述如下：

　　“在我陪着刘少奇他们再一次去建工学院的时候，就受到了建工学院工作组有组织的围攻。在开会的时候，工作组的人就说我支持反动学生，支持反动言论，对我进行上纲上线。还把他们听来的我在轻工学院说过的话拿出来批驳。陪同刘少奇一同去的余秋里也指责我，说，派工作组是我们党的重要工作方法，在抗战的时候就已经这样做了，这有什么错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不能不同他们辩论了。我说，派工作组是个形式问题，它本身是无所谓对和不对的。关键是看你派的工作组去做了什么。学生们的行动都是响应党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工作组一进去就在学生中间‘反干扰’、‘抓游鱼’，要把响应中央号召、起来革命的学生打成‘右派’、‘反动分子’。现在这些大标语都还在，这些难道是对的吗?

　　这时刘少奇出来讲话了，他首先批评了工作组，说你们的工作是有不少缺点和错误的。在刘少奇讲话时，下面鸦雀无声，一个个都在作记录。然后刘少奇又替我说话了，他说，我批评你们，你们都没有什么意见，为什么戚本禹批评你们，你们要这样对他呢?他虽然是一个年轻人，但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嘛。你们这是什么态度?有意见可以好好说嘛。

　　随后，刘少奇又在私下里对我说，有些情况你当时应该跟我们说嘛，你又不说。我说，伯达同志不是在会上都说了嘛。我还具体地说了陈伯达在什么时候，说了些啥。刘少奇听了也不响了。但我知道他其实是在怪我没有把主席那里的反应跟他事先通通气。可是，主席没有交代让我跟他说的事，我怎么能跟他说呢?”

　　“我在这个会上的讲话后来不知怎么被传出去了，第二天学生就把大字报贴出来了，说他们拥护戚本禹，反对工作组。还有些很偏激的大字报说工作组狗胆包天，敢攻击中央文革等。我们在建工学院开会的时候并没有学生参加，我也没有跟学生接触，开完会就回钓鱼台了。刘少奇不会去传，谷牧、余秋里他们更不会传，那学生怎么就知道了呢?我估计是工作组里的人告诉学生们的，工作组也不是铁板一块。第二天，刘少奇的脸色就不是很好看了，我想，他一定认为是我去给学生报的信。可是他不来问我，我也不必要去作什么解释了。

　　我把在建工学院遇到的事情都向江青汇报了，江青告诉了主席。江青告诉我，主席就讲了一句话，‘东海龙王想退兵，虾兵蟹将不肯听。’”[32]

　　从戚本禹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当时他们在建工学院进行的辩论还是很激烈的。这表现在虽然中央要求撤销工作组，批评了派出工作组的作法，但是工作组成员却对此表示不满。当时他们不便于反对中央的这个决定，于是就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来撒气，有组织地对戚本禹进行围攻。戚本禹自恃执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也不示弱，就与他们进行了辩论。余秋里撇开问题的实质，打着工作方法的旗号站在工作组一边说话，使得戚本禹不得不一针见血地指出，派出工作组只是一种形式，而工作组进入学校后，不仅没有站在造反的师生一边，支持他们进行文化革命，反而在他们中间抓右派，这样就扭转了文化革命的方向。戚本禹紧紧抓住问题的要害，淋漓尽致地反驳了余秋里及其他人的指责。

　　由于工作组执行了刘少奇主持制定的方针政策，因而刘少奇虽然批评了工作组成员，仍然替工作组承担了责任。他私下对戚本禹说出的话，既有对戚本禹批评之意，也有想撇开自己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失误之嫌。由于这些话并不符合事实，刘少奇才在戚本禹的反问下哑口无言了。这次座谈会上的对话最后还是传到学生中间去了，由此可见工作组内部也已出现了分化，反映出当时斗争的双方正在发生变化。毛泽东听说后，用戏谑的语言形象地说明了刘少奇和工作组成员当时在攻守问题上出现的矛盾和分歧。

　　我们再来看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和领导人会议期间到一线去的活动情况。

　　八月二日晚，八届十一中全会组织与会人员去各大专院校看大字报，参加群众大会。邓小平、陶铸、康生等被安排去人民大学看大字报并参加群众大会。[33]

　　八月四日，康生、江青再次来到北京大学参加大会，代表中央文革对北大文革筹委会的成立表示祝贺，康生正式宣布撤销工作组。[34]

　　会议期间毛泽东也深入到群众中，向群众发出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

　　八月十日晚七时十五分，毛泽东到中南海西门外中共中央的群众接待站，接见前来庆贺中央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首都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35]

　　毛泽东这次是在警卫员老王和护士小吴的陪同下，走出中南海西门，到达接待站的。八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题为《在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后毛主席会见首都革命群众》的通讯中说：

　　“毛主席在群众热烈欢呼声中，走上接待台的讲台。我们伟大领袖笑容满面，一面看摆在接待站周围的贺信、喜报和决心书，一面向汇聚在接待站周围的人们亲切招呼致意。”[36]

　　我们看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常委以及其他与会人员，在会议期间深入到斗争的一线中，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搜集材料，把握动态，和群众打成一片，将会内会外结合起来，将会议的方针政策贯彻到实际的斗争中。

　　虽然他们都深入到斗争的一线中，但是由于立场以及思想方法的不同，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这在会议期间发生的激烈争论上表现出来，致使会议进程发生了转折性变化。

　　3、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

　　八届十一中全会按照预定会期八月五日就要结束会议了，但是出人意外的是，在八月四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当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进行严厉批评的时候，却遭到了刘少奇的当面反驳，拒绝接受毛泽东对他的批评。由此会议形势急转直下，议程改变，会期延长，最终导致了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结局。

　　(1)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导火线。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并不是预先就安排好的。不论是中央全会召开前还是召开以后，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纳入会议的议程中。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是从八月四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围绕工作组问题发生激烈争论以后才发生的。正是这次争论才引发了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结局的出现。

　　①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八月一日中央全会召开后，二日、三日上午开小组会，下午开大会。本来，按照预定会期八月五日就要结束会议了，为了安排会议结束时的相关事宜，八月四日下午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先在小范围内就主要事项进行讨论，在取得一致意见以后，下午再接着召开大会。但是，在这次会议上，当毛泽东对工作组问题进行严厉批评的时候，却遭到了刘少奇的反驳和抵制，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那么，具体情况如何呢?

　　八月四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工作组问题和中央一线领导人提出了更加尖锐的批评：

　　“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们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六月二十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37]

　　毛泽东在会议上还批评道：“中央自己违背了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大家起来了，又来镇压。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人家提意见，就是听不进去。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什么群众路线，什么相信群众，什么马列主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为什么不能反?看你站在哪个阶级方面，向哪个阶级作斗争。”[38]

　　从中看到，毛泽东对前一阶段工作组进行的“反干扰”、“抓游鱼”和在师生中间抓右派活动，不仅是不满的，而且还是非常气愤的。他说前清时代、北洋军阀和国民党镇压学生运动，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在这方面又和他们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呢?

　　他在讲话中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明确指出这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作出这个决策的是中央一线常委，北京市委、团中央和北大工作组是执行中央一线常委决定的。因而毛泽东说这个恐怖来自中央。

　　毛泽东的这个判断不是没有依据的。中央六月二十日的批语、李雪峰的报告、团中央的行动和北大工作组的相关规定，就是有力的证据。针对有人提出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的说法，毛泽东认为，不能笼统地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关键是要看新市委站在什么立场上。新市委镇压学生，为什么不能反对?因而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个问题，否则的话，是很危险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批评刘少奇什么群众路线、相信群众、马列主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事情，就爆发出来。这并非信口开合，而是有依据的。建国前夕，刘少奇不相信在共产党领导下，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能够迅速恢复发展经济，却宣扬什么“剥削有功论”。建国后，刘少奇不相信在共产党领导下，将农民组织起来通过农业合作化的方式能够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却在东北变工互助合作、山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业合作化的速度上，一再表现出反对的态度。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刘少奇不相信在共产党领导下，紧紧依靠农民，在坚持集体化道路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人民公社体制就能够迅速克服困难，却表现出悲观的情绪，同意搞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在“四清”运动中，他又是主张依靠工作组而不依靠群众进行运动。这一系列的事件表明刘少奇在群众运动问题上，并不仅仅是在这次工作组的问题上才出现的，而是多年来一贯如此。毛泽东对他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事实依据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称赞了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将这张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是因为聂元梓的大字报将矛头指向党委，批判党内走资派，在这次文化革命中以实际行动打响了反对党内修正主义的第一枪，走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前列。巴黎公社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尝试，而聂元梓的大字报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行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把聂元梓的大字报称作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刘少奇并不同意毛泽东的这个判断，八月十八日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伍修权说：自己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反复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重大。[39]由此可以反映出刘少奇和毛泽东在聂元梓大字报的认识上是存在严重分歧的。

　　在接着的讨论中，毛泽东的话越说越重。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他又说：“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刘少奇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当叶剑英讲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会议结束时，他说：“今天大会不开了，开小组会好了。把这里讲的传达给大家，你们分别去参加。”这时，会议的气氛已十分紧张。[40]

　　关于刘少奇和毛泽东八月四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生的激烈争论，后来王光美有一个回忆，进一步复原了当时争论的情况。我们引述如下：

　　围绕工作组问题，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发生了严重矛盾和激烈冲突。1966年8月4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小会上，毛主席大发脾气，严厉批评少奇他们害怕群众，少奇同志忍不住当面顶撞：“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毛主席批评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运动搞专政，少奇同志又当堂抗辩：“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而且决心抗到底：“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这是少奇同志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毛主席正面冲突。[41]

　　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对八月四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争论，进行了节录式引用，删去了双方争论中的一些激烈文字。不少著作和文章在谈到他们的这次争论时，往往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采取淡化和回避的态度。他们常常只是着意强调毛泽东对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的严厉批评，而对刘少奇的反批评则从文字上采取了选择性处理的方式。这样就使读者觉得毛泽东在会议上是咄咄逼人的态度，而刘少奇则是一幅受委屈的样子，配合了否定文化大革命和为刘少奇翻案的需要。这不仅不符合历史真相，误导了读者，同时也掩盖了会议出现转折乃至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和改组中央常委的诱因。

　　其实，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的争论是非常激烈的。作为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表示在工作组问题上要负主要责任，当然是应该肯定的。毛泽东在会议上批评刘少奇在北京专政也不是没有依据的。刘少奇置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于不顾，派出工作组，进行“反干扰”、“抓游鱼”，将大批响应党中央号召起来造反的师生打成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刚刚点燃的文革星火有被熄灭的危险。这不是专政又是什么呢?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当毛泽东批评刘少奇他们这样做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说天天讲民主，群众起来造反了，民主来了又为什么那么怕时，刘少奇竟然脱口而出地说，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并表示无非是下台，他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即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这五不怕原本是毛泽东要求共产党人坚持真理的时候讲的话，现在刘少奇反过来用这五不怕来顶撞毛泽东。这个时候刘少奇以不怕下台、五不怕来拒绝接受毛泽东对他的严厉批评，表明了在工作组问题上刘少奇要和毛泽东对抗到底的态度。

　　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刘少奇表示对工作组问题负主要责任，为什么在毛泽东批评他的时候，不是从立场上找原因，却以不怕下台来抵制对他的批评呢?如果联系到此前刘少奇一再说工作组是党中央派出的，反复强调撤销工作组是因为工作组这种方式不适应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以及以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为由为派出工作组进行辩解，就不能不说刘少奇并没有认识到他在工作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更没有认识到他在工作组问题上究竟犯了什么错误。

　　叶剑英在这个时候的表态说明，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坚强柱石的军队，坚决支持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叶剑英是在一九六六年一月被增补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同年五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不论是在军内还是党内叶剑英的地位都是在不断上升的。这个时候他在会议上的表态说明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坚定支持态度。这到底是在进行政治投机还是发自肺腑，还有待于对叶剑英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行进行分析以后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

　　从中可以看出，本来计划是在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以后再召开大会的。但是由于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的激烈争论，致使会议的部署发生了变化，大会临时转为小组会，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人员分别到各小组传达会议内容。这是一个严重的动向。此后会议发生转折性变化，议程改变了，会期延长了。

　　②      大会转为小组会。

　　八月四日，原来已经通知这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全体会议。代表们到达会场后，会议工作人员告诉他们下午不开全体会了，改为小组讨论。[42]这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与毛泽东进行激烈争论并拒绝接受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之后，才临时决定将大会改为小组会的。

　　当天下午，周恩来、李雪峰在华北组，陈毅、谢富治、魏文伯在华东组，陶铸在中南组分别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其他组也相继作了传达。全会气氛发生了重大变化。

　　八月四日下午，刘少奇和邓小平出席中南组会议，由陶铸主持传达毛泽东的多次指示。邓小平在发言中作自我批评。[43]

　　刘少奇在发言中也作了自我批评，否定了对《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的批转，否定了中央的八条规定。[44]

　　他说：主席不在家的一段，由我主持工作，决不逃避责任。中心问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群众运动。中央常委的同志，书记处的同志，也包括北京市委的同志，运动轰轰烈烈一起来，我们就同意和批准派工作组去。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起来要民主，主席又这样大力支持，把我们夹在中间，这也是上挤下压，看你是否支持群众。革人家的命可以，革我们的命可不可以?这是个大问题。要下决心，革我们自己的命，无非是下台。我们这些人可以下台，你下决心让他革，反而可以不下台，你不让人家革，就非让你下台不可。[45]

　　但刘少奇还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的观点，他说：“现在右派闹事，夺领导权，不要怕，你让他领导一个时候，不就看得更清楚了，就可以抓反革命嘛。”邓小平在发言中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主席讲民主集中制问题，主要讲民主问题，信任群众，放手发动群众问题，没有民主，当官做老爷，就要霸王别姬。无产阶级专政的特点是很集中，弄不好，走向反面，就要变成法西斯专政。我们不甚理解，恐怕还是在这个地方。”[46]

　　从刘少奇的发言中可以看到，他虽然在工作组问题上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说这样做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群众运动，但是却仍然在发言中为以前在师生中间抓反革命进行辩护。只不过这次是以在师生中间抓右派搞早了，让右派领导一个时候，再抓反革命也不迟的话说出来罢了。这表明刘少奇虽然形式上是按照毛泽东对工作组问题批评的口径去发言的，实际上却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文化大革命是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是践行社会主义民主的伟大尝试。邓小平在发言中从当时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出发，联系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七千人大会上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讲话，说他这个时候才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观点有了认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同时还要有无产阶级民主。没有民主的专政，就会变成法西斯，民主是专政的前提，是保证专政阶级性的必要条件。没有专政的民主，就是一盘散沙，专政是民主的保障，是民主行使的坚强后盾。邓小平虽然在发言中准确转述了毛泽东的这个观点，但他是不是真正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不能仅仅看他在小组会议上的发言，还要看他以后的工作。

　　从中可以看到，召开小组会是要把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精神传达下去。毛泽东在会议上对工作组问题进行了严厉批评，这些批评当然是要在小组会上传达的。从逻辑上来说，他和刘少奇之间发生的激烈争论以及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拒绝接受批评也是在传达范围之内的。但是由于涉及到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和接班人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因而在事情还没有明朗的情况下，在小组会上关于他们之间分歧和争论的传达会采取一种淡化或回避的方式。这也是不难理解的。

　　从大会转为小组会，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内容传达到小组会讨论，是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分歧和争论，以小组会议的方式通报给与会人员，让他们在心理上先有一个准备。这表明毛泽东的内心深处正在酝酿着一个重大决策，刘少奇到底还适合不适合再继续作党的事业的接班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