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②      全会关于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和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酝酿及讨论情况。

　　现在出版的文革书籍和发表的文章，在谈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和改组中央常委的时候，隐讳这项议程在高层领导之间的酝酿和讨论情况，不惜违背历史事实，硬说这件事是毛泽东在八月十二日会议结束时临时提出来的。他们想以此来质疑这次人事变动程序的合法性，达到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现在我们依据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对这个问题予以分析和说明。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八月五日毛泽东采取的系列措施，显示出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和改组中央常委的征兆。其实，八月五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在住地召开会议，首先在中央核心领导层内提出和讨论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和改组中央常委的问题。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八月五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后，与刘少奇通电话，建议刘少奇最近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这次通话前刘少奇会见了赞比亚工商部长钦巴率领的代表团。)[63]

　　我们看到，周恩来是在毛泽东处开会后才打电话建议刘少奇，最近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的。虽然是周恩来出面打的电话，但是由于周恩来是在毛泽东处开会后打的电话，况且当时刘少奇在中央常委中的排名在周恩来之前，又处于接班人的地位，因而周恩来打给刘少奇的电话决不是他个人的意思，而是在毛泽东处召开会议后的决定。虽然现在我们还不清楚当时参加毛泽东处会议的具体人员，但是可以肯定周恩来参加了会议，刘少奇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否则的话，就不会出现周恩来给刘少奇打电话的事情了。

　　可以看出，毛泽东把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和改组中央常委的事情先在这次会议上提了出来，并进行了讨论。周恩来意识到当时形势的紧张和严峻性，因而八月五日交待值班秘书：如果毛主席处通知开会或谈事情，要随时叫醒他。[64]从八月五日至八月十一日，周恩来每天到毛泽东处开会。并同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陶铸以及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谈话。[65]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召开的小范围会上的意见，在中央领导人中间进行穿梭活动，沟通思想，交换看法，征求意见，达成共识，以使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问题在中央领导层取得一致意见。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周恩来首先约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到住地谈话，向他们通报情况，征求他们的意见。八月五日，周恩来约贺龙、聂荣臻、陈毅、徐向前、叶剑英、杨成武、刘志坚谈话。[66]这次谈话从晚八时五十分开始，至十二时结束。[67]

　　我们看到，周恩来与中央军委负责人的谈话进行了三个多小时。虽然谈话的内容现在尚未公布，但是我们从当时党内面临的形势来分析，可以肯定地说，谈话主题就是关于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和改组中央常委的事情。周恩来受中央委托同他们谈话，在军委负责人中间首先打通思想，取得他们对改组常委和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支持和拥护。

　　从公开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与邓小平、林彪，陈云谈话，征求他们对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意见。

　　八月六日中午，邓小平在周恩来处谈话。[68]

　　虽然他们谈话的内容现在尚未公布，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个时候他们的谈话，是周恩来就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征求邓小平的意见。尽管邓小平在工作组问题上犯了错误，但是从后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次由原先的第七位上升到第六位来分析，当时邓小平在谈话中对这个问题应该是持赞成态度的。当然，这个判断还有待于文献资料上的印证。

　　由于林彪还在养病，会前曾向中央请假，没有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八月四日，即在预定全会结束的前一天，林彪连夜从大连打电话给中央，表明他对“十六条”修正稿的态度，说：“这个决定，是一个很革命的决定，它保证了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保证了能把运动更坚决而正确地扩大和深入起来并长期坚持下去。”“我完全同意中央全会的看法和方针”。 [69]但是，这个时候事情却起了变化。由于要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和改组中央常委，八月六日，毛泽东让机要秘书通知在大连休养的林彪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当晚乘飞机回到北京，直接到人民大会堂出席会议。[70]

　　林彪是在吴法宪陪同下于八月六日晚乘专机返京的。周恩来去机场迎接时，登机同林彪单独谈话一个多小时。吴法宪只听到一句：“主席已经决定了……”。[71]

　　由于林彪没有参加前一阶段的会议，因而周恩来就首先登机向林彪通报了会议前期的情况，并将毛泽东提议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问题作了说明，征求林彪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从吴法宪听到周恩来说的这句话来看，显然是指毛泽东决心要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了。虽然他们谈话的内容现在尚未公布，但是不难看出这次谈话还是围绕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展开的，希望能够争取林彪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支持。从林彪此后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讲话和地位上升来分析，林彪对毛泽东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提议，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陈云出席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八月六日，陈云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说看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八月三日修正稿)，完全同意中央关于放手发动群众的决定和文件所定的政策，完全拥护毛主席和中央所采取的方针。[72]

　　陈云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八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以不怕下台拒绝接受毛泽东对他的批评，陈云当时应该是耳闻目睹的。他八月六日致毛泽东并中央的信件，实际上也就表明了他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

　　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在小范围内讨论并取得共识以后，于是就转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及中央书记处书记名单的讨论了。毛泽东先在小范围内召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形成名单(草案)后进一步征求意见，取得一致后再进行全会选举。

　　八月六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商量现有的和拟补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名单。会后，周恩来根据商定的意见拟出一份名单(草案)，报毛泽东审定。毛泽东调整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次，把原列第七位的陶铸提到周恩来之后，陈伯达之前的第四位。[73]周恩来把常委候选人名单报毛泽东审定时附言：“现将晚间在主席处商量的名单(草案)如下，并已报告了林彪同志。”[74]

　　在小范围内拟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名单(草案)后，还要进一步征求意见才能将这个名单(草案)确定下来。这个时期周恩来穿梭于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陶铸以及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中央领导人之间，做这方面的工作。[75]

　　现在这方面的文献资料公布的甚少，我们还不清楚这方面的详细情况。但是，周恩来、陶铸向陈云征求意见的文献资料还是在陈云的年谱和传记中公布了的。八月七日晚，[76]周恩来、陶铸来到陈云住处，传达毛泽东“关于增加常委，重排次序”的意见。交谈时，周恩来问陈云：“为什么这几年你常在广州、杭州、苏州、上海一带养病，不去看看林彪?”陈云答：“我不知道他的住处。”周恩来处于好意，说愿为陈云向林彪打一个招呼：“你去与他谈一次，愿否?”陈云答：“愿意。”陈云回忆说：“就在新常委第一次会议散会后，在会场上，我向林彪提出想与他谈一次可否?林彪答可以。但后来从未约我谈。”[77]

　　周恩来在征求陈云意见的时候，为了促进陈云与林彪之间关系的改善，愿意从中作一些工作。这是为了促进中央常委之间的团结，当然是应该肯定的。虽然现已公布的文献资料没有说明陈云在听到通报后，具体表示了什么意见，但是从八月六日陈云致毛泽东的信件以及当时的态势来看，不管陈云心里是怎么想的，他还是不会明确表示反对意见的。当然，这还有待于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印证。

　　在小范围内就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以及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名单(草案)取得一致意见后，周恩来又向军队的负责人和省市自治区一把手打了招呼。八月六日，周恩来约军队一些负责人谈话。[78]

　　关于这次谈话，当年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后来回忆道：“一天晚上十二点，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旁边的一个厅里召集军队各总部负责人，海、空军负责人开会，北京军区杨勇和我也出席了。我当时是八届候补中央委员，这次会是打招呼会。周总理说：毛主席下了决心，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晚上把我叫去，交给我，让我向大会传达，后又收回去了。第二天晚上又把我找去，再把《我的一张大字报》交给我。现在毛主席已下了决心，要改组政治局常委。”“打招呼会散了，周总理又向各省、市第一把手打招呼。”[79]

　　通过考察我们发现，这次会议是在八月六日深夜十二时召开的。这是因为毛泽东是在八月五日写的大字报，廖汉生明确说这次打招呼会是在第二天晚上进行的缘故。由于八月七日把这张大字报印发全会，就意味着将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消息在会议上宣布了。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才先向军队负责人，而后再向各省市自治区第一把手打了招呼，使他们明白当前斗争的形势，在思想上有所准备，跟上中央的步伐。

　　从廖汉生的回忆看，周恩来在打招呼会上两次讲到毛泽东已下了决心，要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从五日晚上毛泽东将《我的一张大字报》交给周恩来后又收回，第二天晚上又让周恩来在会议上传达这张大字报来看，毛泽东对这件事是非常慎重的。这表明即使在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决定传达的时候，毛泽东也是犹豫再三，经过反复思考以后才下定决心的。这是非同寻常的，也是耐人寻味的。

　　从以上对文献资料的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在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问题上是极为谨慎的。他首先召开核心领导层会议在小范围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商讨，而后由周恩来出面与元帅及军委领导人谈话，征求他们的意见。周恩来这个时候还与其他中央领导人谈话，征求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在对这个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后，毛泽东召开小范围会议商量现有的和拟补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名单。周恩来根据商定的意见拟出一份名单(草案)，报毛泽东审定后，又向其他中央领导人征求意见，还向军队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第一把手打了招呼。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都是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的。这次通过中央全会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从组织程序上来说是合法的。对于改组中央常委，变动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确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名单(草案)，毛泽东也是先在小范围内开会商量讨论了以后，才由周恩来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经过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才提交大会进行选举的。这也是符合党内民主程序的。

　　③      林彪代替刘少奇位置的原因分析。

　　毛泽东提议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选拔林彪代替刘少奇的位置，不是没有缘由的。毛泽东历来提倡跟线不跟人。[80]不论是他当年选拔、培养刘少奇做党的接班人，还是后来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都是因为刘少奇与他是否在路线上保持一致的缘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被誉为白区正确路线代表的刘少奇，紧紧站在毛泽东一边，坚决支持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同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次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也是由于他们在路线上的分歧造成的。不论是选拔刘少奇做接班人，还是提议林彪取代刘少奇在党内的位置，能否坚持相同的路线是毛泽东抉择的根本标准。

　　毛泽东提议林彪代替刘少奇的位置，主要是由于林彪在路线上与他有着一致性的缘故。早在井冈山时期，林彪就支持毛泽东的建军路线。比如毛泽东和朱德关于所谓“家长制”和“民主制”的争论，实际上则是要不要坚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的问题。曾经跟随朱德一起上井冈山的林彪，当时就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主张。[81]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后两项注意就是林彪提出来的。[82]林彪经历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各个阶段，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和政治工作方面深得毛泽东的真传，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一步步从基层指挥员成长为著名高级指挥员的。

　　建国以后，不论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还是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期间，有人利用暂时出现的困难对毛泽东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表示质疑乃至于发起进攻的时候，林彪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用历史的经验，生动的事例，不仅从理论上还从实践上进行了分析和说明，回击了党内某些人对于三面红旗的指责，以实际行动捍卫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

　　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后，大力突出政治，提出“四个第一”，倡导“三八作风”，狠抓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军队学习毛主席著作蔚然成风，开辟了军队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83]一九六六年二月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而后又报经中央和中央军委同意，将这次座谈会纪要下发全党全军，以部队文艺革命来推动地方的文艺革命。五月七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即著名的“五七指示”，虽然是由部队后勤工作引发，却提出了建设新社会的纲领，勾画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宏伟蓝图。这表明林彪能够代替刘少奇的位置，被毛泽东选拔为新的接班人，主要的还是由于他们在路线上一致的缘故。

　　当然，除了路线上的一致这个主要因素以后，林彪被选拔为新的接班人，还是有其他原因的。林彪一九○七年出生，比毛泽东小十四岁，比刘少奇、周恩来小九岁，是当时最年轻的中央常委。这个时候他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本身就处在接班人的候选范围之内。从林彪的历史看，他能征惯战，战功卓著，为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不论在军内还是党内都享有较高的威望。因而在决定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以后，毛泽东就提议林彪代替了刘少奇的位置。

　　其实，林彪过去是与毛泽东产生过不少分歧和矛盾的。比如一九三○年一月毛泽东写出《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一文，就是针对林彪提出的红旗到底能够打得多久这一悲观思想的。[84]第五次反“围剿”时期，林彪曾写出《论短促突击》一文，策应当时中央的军事指挥者。长征期间四渡赤水的时候，围绕红军应该走“弓背路”还是“弓弦路”的争论，林彪写信给中央要求朱毛随军主持大计，彭德怀负责军事指挥，以及随后召开的会理会议批评了林彪的错误主张。[85]解放战争期间，进行辽沈战役的时候在首战攻打锦州方面的分歧。[86]一九五○年在抗美援朝出兵认识上的不同。[87]一九六二年，林彪也曾一度同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等。[88]

　　毛泽东和林彪虽然存在一些不同意见，但是不占主导地位。一般说来，这都是具体工作上的分歧，还没有上升到路线的程度。即使林彪一度同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由于林彪不是倡导者，也没有分管这方面的工作，这个时候他又是站在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的，因而尽管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瑕不掩瑜，也没有影响到毛泽东对他的信任。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时候毛泽东也不是对林彪没有意见的。比如，毛泽东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就有不同意见。他在七月八日给江青的通信中明确提到了这个问题，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对林彪予以开导，希望他能够改正这个缺点，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正象一九六○年以前，毛泽东和刘少奇虽然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却没有影响到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一样，毛泽东和林彪同样也没有因为彼此之间存在分歧和矛盾，影响到林彪取代刘少奇的位置。这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不过是在工作上具体认识的不同，还没有达到路线上的程度的缘故。

　　我们注意到，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以后，毛泽东重新返回了第一线。此后中央再也没有设立一线、二线，即使林彪作为接班人被写入了九大党章以后也是如此。遗憾的是，这个时候的林彪却无视毛泽东的教诲，言者谆谆，听之藐藐，不仅仍在鼓吹个人崇拜，同时还在党内军内形成了一个小集团，宗派主义作风日益严重。这不仅在“第一个号令”，还在九届二中全会设立国家主席上表现了出来。这个时候的林彪及其集团成员背离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形成了思想上的修正主义，政治上的分裂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不得不采取措施取消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九一三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当然这是后话。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毛泽东当时提议林彪代替刘少奇做党的接班人，主要还是由于他们在路线上一致的缘故。其次还有林彪在党内军内的履历、地位以及比较年轻的因素。鉴于刘少奇问题的教训，林彪能否始终不渝地贯彻执行文革路线，还有待于以后的观察才能得出结论。因而为慎重计，毛泽东没有再在党内设立一线、二线，而是由他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后来毛泽东提议取消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也是因为他们在路线上出现分歧和矛盾的缘故。

　　④      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顺利进行说明了什么?

　　我们看到，从八月四日刘少奇以不怕下台来拒绝接受毛泽东对他的严厉批评，到八月五日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召开小范围会议，采取一系列措施，在与中央领导层成员沟通后，八月六日夜就拟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名单(草案)。随即由周恩来对军队负责人和省市自治区第一把手打了招呼，八月七日就将毛泽东的大字报印发会议，在讨论取得了一致意见以后，进行会议选举的。

　　虽然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是突然发生的，刘少奇也在中央一线主持了十余年的工作，但是从八月五日到十二日，会议按照既定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短短几天之内就比较顺利地完成了这个工作。这说明即使毛泽东处于二线，没有主持中央一线工作，但是仍然在党内享有崇高威望，是众望所归的领袖，掌握着中央决策权。

　　文革结束后，有人从诋毁文化大革命的需要出发，编织了一套权力斗争的游戏，说什么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后声望提高，威胁到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毛泽东是处于个人利害关系才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这是用历史上的宫庭斗争来解释共产党内进行的路线斗争，将严肃的政治斗争庸俗化，以求达到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泽东，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目的，为将来的改旗易帜制造历史根据。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这种说法不仅是没有历史根据的，更是错误的。因为毛泽东自始至终掌握着中央的领导权。不然的话，怎么会在写了一张二百多字的大字报以后，短短几天内就能够顺利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呢?从一九五三年中央设立一线、二线以后，毛泽东就有意识地把刘少奇推到前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想在党内和社会上树立他的威信，第一步将国家主席交给刘少奇担任，第二步再将党的主席交给刘少奇担任，而他自己只做名誉主席。[89]毛泽东是在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党和国家的领导权逐步交到刘少奇手中，在党和国家事务的处理中形成刘少奇的权威，实现权力的平稳交接，保持党和国家的稳定。只是后来由于他们在路线上产生分歧和矛盾，才使毛泽东从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局出发，取消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这种平稳交接也就化为了泡影。这又怎么会是毛泽东担心刘少奇的声望超过自己，影响到自己的领袖地位呢?

　　毛泽东能够顺利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反映出毛泽东仍然牢牢地掌握着党和国家的领导权。那种认为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是基于权力斗争的说法，是毫无依据的主观猜测，不仅难以获得文献资料上的印证，也为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迅速取消和文革结束后的社会发展所证伪。这是处于政治目的编造出来的貌似真实的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