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4、转折后的中央全会。

　　八月七日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印发中央全会后，接下来几天，在全会的小组会和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转入对资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人物——刘少奇、邓小平的批评。[127]这些批评以毛泽东所写的大字报为指导，围绕他们在工作组问题以及过去所犯的错误，通过民主生活会，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弄清是非，统一思想，作好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选举准备工作。

　　在这样的氛围下，当时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人都发了言，对当时讨论的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由于后来全盘否定了文革，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被平反了，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为了维护党内的团结，许多人的发言被屏蔽了。因而我们能够得到的只是中央文革小组和谢富治等人的发言材料，在资料的引用上也偏重于这些人的发言材料，对于其他人的发言引用的较少。但这并不等于这些人没有发言。

　　(1)毛泽东和林彪的表态。

　　毛泽东和林彪会议期间对文化大革命和《我的一张大字报》作过表态和说明，不仅表达了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坚定支持，还为会议期间的斗争指明了方向。

　　八月七日，毛泽东在会议上谈到这张大字报时说：文件(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引者注)不指名地炮打司令部。过去两个月是打我的，我是还击。他还说：这一时期正确的是中央文革，而不是中央。[128]

　　虽然这张大字报没有点名，但是直指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在对方攻击以后进行的还击。从大字报中可以看到，过去两个月是刘少奇、邓小平代表的司令部攻打毛泽东代表的司令部。具体表现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置毛泽东的意见于不顾，排斥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以工作组来领导文化革命，在师生中间抓右派，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毛泽东对此一直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刘少奇八月四日当场抵制毛泽东对工作组问题进行的严厉批评时，毛泽东才在八月七日指出，正确的是中央文革，而不是中央(一线)。这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要害所在，说明了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必要性。

　　我们再来看林彪的表态。

　　八月八日，林彪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你们这些同志这几个月起了作用，今后还希望起更大的作用。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129]

　　我们看到，林彪希望中央文革小组能够在运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以热烈的语言为正在进行的文革擂鼓助威，展望了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宏伟前景。当时中央分一线、二线，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一线仍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情况下，林彪讲的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的话，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这不仅直接点明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领导地位，还表明了林彪自己当时对于文化大革命是坚决拥护的。这不仅对于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还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起着重要作用。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的表态，将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的原因，用言简意赅的语言说了出来，是对《我的一张大字报》的点睛之笔，为正在进行的会议讨论指明了方向。林彪在表态中不仅坚决支持文化大革命，还对中央文革小组寄于厚望，希望大家共同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洪流，迅速造成文革澎湃发展的局面。

　　(2)中央文革小组的发言。

　　我们现在来看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江青、张春桥、戚本禹在会议上的发言。

　　康生于八月十日下午在华东组会议上说：“从去年9月到现在，整整十个月，接班人出了修正主义。在草拟中央‘通知’(按：指‘五一六通知’)的时候，主席加了一段话，说修正主义睡在我们身旁，有的已经发现，有的还没有发现。当时只想到彭真，没有想也不敢想到接班人问题。”

　　江青八月九日上午在华北组会议上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镇压革命的司令部，一个是主席的革命司令部。主席的大字报讲得非常清楚，有两个司令部，另一个司令部就是主席炮打的司令部，已经掌握了一切了，相当长期了。他不向主席汇报，也不请示。严重的问题，主席7月18日回来，一直未汇报。在他们主持的汇报会上，据说伯达同志和康生同志参加了四次，他们根本不听伯达同志和康生同志的意见。怎么把所有的同志都拉到那个司令部去了!”

　　戚本禹八月九日在华北组会议上说：“炮打司令部，就是打修正主义的司令部，打党中央领导核心中的保皇派。要造他们的反，夺他们的权。”

　　张春桥八月十日上午在华东组会议上说：“抵抗《海瑞罢官》的批判，不是彭真一个人的问题。彭真一个人不敢这样狂妄。五人小组的提纲是经过常委会议讨论通过的。5月政治局扩大会……在《海瑞罢官》这个问题上，有的同志谈得轻描淡写，好像同自己关系不大。事情果然是这样吗?”

　　“从《清宫秘史》到《海瑞罢官》，一头一尾，情况既然是这样，中间的几次大批判，他的态度究竟如何?是站在哪一边?过去没有想过，现在应该想一想了。”

　　“在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央的这位同志谈到1964年对毛主席不尊重。我认为不是不尊重的问题，而是对抗的问题。他讲毛主席调查研究的方法不适用了，我在1964年看了记录，非常吃惊。这是第一个以党中央领导人身份敢于公开大庭广众之中攻击毛主席的人!毛主席还健在，不只讲一次，全国到处讲!攻击调查研究，实际上就是攻击毛主席思想的基础。完全是赫鲁晓夫在‘二十大’的口吻，作秘密报告的口吻!我看这个问题太大了!”

　　康生插话：“他攻击的不仅仅是一个调查研究，实际上他是攻击主席的整个思想。”[130]

　　八月十一日，陈伯达写信给毛泽东并附了六月二十日中央文革小组开会的记录。信中说：

　　“小组同志察觉到很多工作组阻碍运动，因此，主张文化革命必须由群众自己进行，由群众选举出来的文化革命小组主持工作，不能由工作组包办代替。这个记录就是用很婉转的方式，表达我们的意见。记录由我署名，即送给小平同志。在第二天，即六月二十一日晚中央汇报的会议上，小平同志用很激烈的口气，严厉驳斥，少奇同志支持小平同志的意见。在当时的气氛下，实际上形成了两种意见的尖锐对立。”[131]

　　这个时候林彪的夫人叶群还着手整理刘少奇的材料，八月十一日、十二日，叶群两次找人写揭发刘少奇的材料。十四日，林彪通过江青把这份关于刘少奇的材料转报毛泽东。[132]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发言，以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为指导，从他们有着切身体会的工作组问题谈起，进一步联系到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和一九六二年单干风上党内存在的分歧与斗争，以及从批判《清宫秘史》到《海瑞罢官》，刘少奇等人在文化革命上表现出的消极乃至抵制的态度。由于他们熟悉高层的政治斗争，有的还有切身体会，这些问题讲起来就如数家珍，有理有据，切中要害，用生动的事例，锐利的语言，说明党内存在着以毛泽东和刘少奇为代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以及为什么要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真实原因。

　　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是在中央常委领导下具体负责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机构，以前在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上受到阻挠，这次又在工作组问题上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发生了多次争论，遭到了他们的压制，切身感受到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主持的文化大革命在短短五十多天内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因而他们的批评毫不留情，成为在会议上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进行批评的生力军。

　　由于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还是党内矛盾，他们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因而会议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评是采取不点名的方式进行的。

　　(3)张云逸、谢富治的揭发。

　　会议在批评邓小平的同时，也连带到他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问题。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没有在民主革命时期和邓小平共过事，因而对邓小平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揭发，是由和邓小平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张云逸、谢富治来完成的。

　　谢富治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第一个出来发言批评邓小平。他说：“邓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三十年‘一贯正确’的形象，在党内有很大影响，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力之所以如此大，同这种影响不无关系。”[133]

　　关于对邓小平的批评，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我记得是陶铸把大家的意见去跟主席反映的。主席就让林彪主持了一个由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专门批评邓小平。同时也是帮助挽救他，缓和一些中央领导同他的矛盾。我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并担任记录。

　　不料，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对邓小平批得很厉害。特别是张云逸、谢富治，他们都和邓小平共过事，对邓小平是知根知底的。张云逸说，你这个人从参加革命开始就不坚定，当革命遇上困难的时候你就逃跑。而且对他是怎么逃跑的，张云逸都说得清清楚楚。他说，左、右江起义受挫，你就跑到越南去了，然后再从那里去了上海。这件事情一直是邓小平的一块心病。邓小平说，他是去向中央作汇报的。张云逸就说，汇报，你打个电报或派个人去就好了。部队都要垮了，你这党代表再一跑，军心不就乱啦。谢富治担任政委的陈(赓)、谢(富治)大军是二野的主力。所以谢富治知道邓小平的事情更多，他揭发出来的事情简直就是挖邓小平的老底。他说，哪一仗，你不听刘帅的话，瞎指挥，结果打了败仗;哪一仗，你擅自作主，结果弄得损兵折将，你就做你的政委，你为什么老要去干预刘帅的军事指挥。你两次的干预都搞得我们非常被动。”[134]

　　戚本禹的这段回忆材料，形象地展示了会议期间召开的邓小平生活会的情况。

　　其实，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邓小平在左、右江起义失败后离开部队的事，并非孤例，在党内其他人身上也发生过。一九三七年三月，西路军在甘西失败的时候，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政委、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执意要求下离开部队，要回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徐向前后来回忆说，他当时是不想走的，李先念他们也不愿意他走，但还是没有扭过陈昌浩，犯了终身抱撼的错误，愧疚良深。如果他留下来，其码还可以多保存一部分干部。[135]无独有偶。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在非常危急的时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政委项英带着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私自出走离开部队，致使军部指挥极为困难。[136]后来，他们觉得这样做不对，才又返回来了，还向延安党中央发出了检讨电，请求处分。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最终也在这次事变中全部遇难。[137]这些事件的发生固然有其特殊原因，但仍然是不正当、不光彩的，不仅背离了革命队伍的理想信念，也是组织纪律所不能容许的。

　　左、右江起义失败后，最紧要的问题是如何稳定军心，收拢部队，保存骨干，进行转移，使革命力量能够生存下来。这是当时的第一要务，其余的事都是次要的。至于向中央汇报工作，派人去或打个电报就行了;即使需要邓小平亲自去，也要等到起义部队脱离危险，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以后才能成行。可是，这个时候作为党代表、红七军政委的邓小平却以向中央汇报工作为名，扔下部队，独自脱身，转道越南到上海去了。邓小平这个时候一走，会使军心稳定、部队收拢乃至于下一步起义部队的转移和保存遇到相当大的困难。从这个角度来说，张云逸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

　　这里主要是邓小平离队时机选择不当的问题。在起义失败后，最紧要的关头，邓小平没有留下来和起义部队共患难，而是以向中央汇报工作为名离开了部队。后来林彪在会议上说他是个逃兵，[138]固然不见得准确，但也不是捕风捉影的。一九六七年五月，毛泽东找邓小平谈话的时候，又着重问了邓小平的这件事，邓小平也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件事的详细情况。[139]当然，这是一个历史问题，不过是批评他在工作组问题上所犯错误的时候顺便带出来的。

　　至于邓小平在解放战争时期指挥上的问题，可以设想，当初邓小平干预的动机应该是好的，但是事与愿违，却造成了那样的结果，他自己恐怕也不愿意看到。这只能说明邓小平干预不当，指挥水平上存在问题。这个具体工作上的问题，也在批评邓小平的生活会上翻出来了。

　　张云逸、谢富治不过是对邓小平进行批评的两个代表性人物，其实生活会批评邓小平的并非只是他们两个人，从戚本禹的回忆中也可以反映出这一点。但是，由于邓小平不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在毛泽东批评后，采取了灵活的态度，表示要转变立场，因而尽管会议对他进行了不少批评，但更多地还是表现出一种善意的提醒或帮助，而不是把他作为主要批评对象对待。

　　(4)会议出现的另一种现象。

　　由于刘少奇、邓小平在工作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以及以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在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与会的绝大多数人对他们作了批评式的发言。不过有的人在发言时语气激烈，有的人和缓罢了。但是，会议期间也出现了另一种现象，有人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评采取了消极乃至抗衡的态度，这在陈少敏和陶铸的身上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会议分组讨论中的一天，刘少奇到小组参加讨论，听取批评意见。编在这个小组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当几次小组会批评刘少奇、邓小平时一直保持沉默。那天讨论休息时，她特意走到刘少奇身边，当着许多人的面向他说：“少奇同志，有时间我要向您汇 报女工工作。”刘少奇明白陈少敏的用意，缓缓地站起来说：“错误与同志们无关，我一个人负责，请大家放心。”其实，不仅如此，后来八届十二中全会审查《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时，陈少敏在讨论《审查报告》时始终不表示同意，在全会表决通过《审查报告》时仍没有举手。[140]

　　不仅陈少敏这样，当时刚到中央工作不久的中央书记处常委书记、中宣部部长陶铸也对批评刘少奇、邓小平采取了婉拒的态度。江青会下找到陶铸，希望他在会议上发言，讲一讲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陶铸却以刚到中央、不了解情况为由婉拒了。

　　陶铸后来对家人说：“江青要我在会上打头阵，要我向刘、邓开炮。我没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对她说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一点不了解。结果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开了几次生活会，最后只有我和总理没有发言。我没有遵照他们的意图打头阵，甚至从头到尾也没有发言，江青他们肯定不高兴。”不仅如此，陶铸甚至连谢富治的发言都不准印在会议简报上。[141]王力后来在回忆中也证明了这一点。[142]

　　这表明陶铸不仅自己不作批评式发言，而且还利用职权封锁别人所作的批评式发言。这就不仅与当时会议的主旨相背离，而且还违犯了会议纪律。如果再联系到陶铸是由邓小平介绍到中央工作的，[143]那么陶铸这样做就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认识问题，而且还有朋党之嫌了。

　　从中我们看到，在刘少奇、邓小平的民主生活会上，也出现了另一种现象，以陈少敏、陶铸为代表，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评采取了消极乃至抗衡的态度。这表明即使在中央委员会内，刘少奇、邓小平仍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还有一些人对刘、邓在工作组问题上的错误缺乏清醒的认识。这昭示着以后文化大革命的进行还会遇到比较大的阻力，也反映出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五月说的他的看法当时在会上只得到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当时许多人仍然是不通的，[144]并不是空穴来风的。

　　(5)一个警醒的预言。

　　会议期间，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有一个发言，他以法国大革命时期发生的热月政变来警醒众人，希望大家提高警惕，保持清醒头脑，防止热月政变在中国的出现，致使文化大革命走向失败。戚本禹后来对此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我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小组会议上曾作了个发言，我说，我们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否则，弄得不好，我们的文革也会出现像法国大革命‘热月政变’一样的结果。我的这个发言被登在了会议的简报上面。我心里还自以为讲得很深刻。可是江青却对我说，你得意什么呀，把主席批评你的话告诉你，你都会哭。我问，主席怎样批评我。她说，主席说，军队的事情你们不要乱说话，你们不懂军队的事。主席还说，你看人家春桥，就从来不乱说话。我听了就对江青说，我懂了，你告诉主席，说我懂了。其实张春桥在私下里与江青和我们也谈起过，他对军队也是很不放心的。只是他在公开场合，从来不说。从这以后，关于军队的事，我在公开的场合也不多说了。但是下面反映上来的有关军队的情况，我都还是会给主席经常报告的，主席每次必看，并作了好几个批示。”[145]

　　戚本禹说的热月政变，是指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七九四年热月党人趁雅各宾派内部斗争之后力量消弱之际发动政变，处决了罗伯斯庇尔等人，取消了雅各宾派的统治，结束了法国大革命。戚本禹引用这个事件旨在说明将来文化大革命有可能因为军方的倒戈走向失败。

　　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戚本禹的话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很有见地的。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发生的怀仁堂事变就是有力的证明。张春桥也与他有着共同的看法，不过是出于谨慎没有说出来而已。其实，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也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说过，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的话。[146]既然这样，戚本禹从当时的斗争形势出发，借鉴历史教训，提醒众人警觉，防患于未然，避免发生中国式的热月政变，又为什么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呢?

　　这里关键的问题不是戚本禹这些话讲得对不对，而是该不该讲出，或者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讲出，以及讲出这些话后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弄清了这个问题，疑问也就迎刃而解了。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文化大革命的坚强后盾。戚本禹讲出这样的话，显然是对军队的不信任，会引起军队领导人的紧张和不安，乃至于对文化大革命的敌对情绪。这会损害文革发展的大局，影响到正在进行的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斗争。中央文革小组直接对中央常委负责，是具体负责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机构，因而他们的话往往被解读为中央的声音。戚本禹的这个发言会被认为是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上的看法，这对于军队支持文化大革命和保持军队的稳定显然是不利的。从这里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要批评戚本禹的发言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全会印发毛泽东的大字报以后，召开了系列民主生活会，对于刘少奇、邓小平进行了同志式的批评。毛泽东的大字报和讲话、指示为生活会定了基调，林彪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小组是批评刘少奇、邓小平的生力军，张云逸、谢富治也发了言，戚本禹作了警醒式的发言，但是会议也出现了另一种现象。他们通过讨论取得了共识，在发言中表明了态度，看法上逐渐趋于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在生活会上也作了发言。他在会议期间所写的检讨发言提纲中说：“主席不在北京时，中央在文化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主要由我负责。我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我都负责，决不推脱。其他同志所犯错误，我也有责任。”“我当遵守党起码的纪律，不搞两面派，不搞地下活动，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147]这期间他还请求辞去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职务。[148]

　　刘少奇只是表示自己对错误负责，不搞两面派，不搞地下活动，还表示要辞去职务，但是并没有真正承认错误，也没有显示出对错误的深刻认识。这表明他对自己的错误还是持有保留意见的。尽管如此，通过会议发言和讨论，在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问题上逐渐取得了一致意见。这就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选举作好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