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6、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

　　八月五日以后，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以及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书记的人选问题，首先在中央核心领导层进而在中央委员会层面上协商和讨论以后，在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才于八月十二日召开闭幕会议，进行选举的。

　　八月十二日下午，八届十一中全会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大会，毛泽东出席大会，林彪主持大会。大会有四项内容：一是通过候补中央委员递补为中央委员的名单;二是通过撤销和补选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三是选举;四是通过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175]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1)递补中央委员和追认中央书记处的人事变动。

　　我们先来介绍关于递补中央委员和追认中央书记处人事变动的情况。

　　递补中央委员是按照党章的规定进行的。一旦中央委员因为病故或撤销以后，按照选举八大中央候补委员时得票多少的顺序，依次进行递补。这是按照党章规定进行的人事变动，全会上的表决不过是在履行一个组织程序而已。

　　林彪宣布进行第一项，并说明：八届中央委员九十七人，八大开幕后到1958年5月五中全会期间，黄敬、赖若愚病故，五中全会通过由候补中央委员杨献珍、王恩茂依次递补。五中全会到十一中全会期间，中央委员林伯渠、陈赓、李克农、罗荣桓、柯庆施、刘亚楼先后病故，缺额应由下列候补中央委员依次递补：杨得志、韦国清、罗贵波、张经武、谢觉哉、叶飞。全场中央委员举手通过。[176]

　　由于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是由中央全会选出来的，因而中央政治局会议是无权撤销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职务的。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却可以首先停止他们的职务，等将来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只有中央全会批准了，才会有效。这次中央全会要对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三人的书记处书记和杨尚昆的候补书记职务进行表决，表决通过了这次中央书记处的人事变动才是合法的，符合党内程序的。

　　大会进行第二项，通过《关于撤销和补选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全文如下：“(一)十一中全会批准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的决定。(二)从已揭发的大量事实证明，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错误性质是极端严重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因此，全会决定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撤销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三)批准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委书记，调叶剑英担任书记处书记的决定。”[177]全场举手通过。[178]

　　这两项人事变动都是按照党章程序递补中央委员或者对以前的人事变动予以追认，并非在会议期间突然发生的人事变动，是以举手的方式顺利表决通过的。

　　(2)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补选中央书记处书记。

　　大会进行第三项，选举。总监票人李富春，监票人钱瑛、徐光达、伍修权、陈郁。[179]关于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以及补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是在核心领导层和中央委员会层面进行了协商和讨论，取得一致意见以后才付诸于选举的。这个时候的选举不过是在此前人选酝酿成熟以后履行的一个法定手续而已，因而比较顺利地完成了选举。

　　改选的结果，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人扩大为11人。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林彪的名次排列在紧接毛泽东之后，成为接班人。刘少奇则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实际上被废除了接班人的资格。会议补选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雪峰、宋任穷、谢富治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补选谢富治、刘宁一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80]林彪在会上说明：今天选举不对外公布，不上报纸。[181]会议没有重新选举中央主席和副主席，除林彪外，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中央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182]

　　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选举后请求辞去所任职务，说：中央常委、国家主席、毛著编委会主任，不适宜了，担任不了。刘少奇发言后，林彪当即说“好”，站起来主动同刘少奇握手。[183]

　　从中我们看到，对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改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增加了中央常委的人数，由七人增加到十一人，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进入常委;二是改变了原中央常委的位次，刘少奇由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林彪由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周恩来的位次没有变动，邓小平由第七位上升到第六位，朱德由第四位下降到第九位，陈云由第五位下降到第十一位。从原中央常委位次变化中可以发现，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党的接班人。这次改组中央常委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只是改变了原来常委的位次，并没有取消任何一个常委的资格。这样做恐怕一方面是为了大局的稳定，另一方面也是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对原来的常委寄于希望的缘故。

　　通过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陶铸是在彭真、陆定一倒台后，进入中央书记处担任常务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陶铸能够进入中央工作，后来又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也是与他此前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文化革命上的积极支持态度分不开的。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康生则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他们能够进入中央常委则是因为他们是积极支持并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刘少奇的问题前文我们已经详细分析过，此不赘述。陈云曾经鼓吹分田到户，对一九六二年刮起的黑暗风、单干风负有重要责任。他们两人在中央常委中位次的下降是不难理解的。朱德一九六二年是反对单干风的，[184]当时他在常委中位次的下降主要的可能还是由于年事已高的缘故。

　　这里引人注目的是邓小平位置的变动。在新常委的排列顺序中，邓小平由原来的第七位升为第六位。一九六二年邓小平是同意分田单干的，不仅在批判《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的问题上负有重要责任，还在工作组问题上和刘少奇站在了一起，漠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撤销工作组的主张，可是这次在新常委中的位次却没有下降，反而由第七位升为第六位。如果不是毛泽东后来把陶铸由第七位提到周恩来之后陈伯达之前的第四位，[185]那么邓小平就有可能是名列第五位。这是为什么呢?

　　这可能是由于邓小平在废除《二月提纲》和工作组问题乃至于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问题上，采取了灵活的态度，及时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承认了错误的缘故。因而尽管邓小平当时犯了错误，毛泽东还是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仍然对邓小平寄于希望的。当然，这里面的若干判断还需要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印证。

　　由此我们看到，这次改组中央常委，不论是进入中央常委的人选还是原先中央常委位次的变动，在人选的选拔和位次的调整上，是以能否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否践行文革路线为标准的。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讲话进一步证明了这个判断。[186]其实，不仅这次改组中央常委是这样，以后中央常委的变动也是在这个标准指导下进行的。当然这是后话。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调整也与此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三位元帅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成为正式成员。这一方面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军队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后盾，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他们对文化大革命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所决定的。当然以后他们态度的变化是另一回事。

　　我们注意到，刘少奇在十二日会议上表示要辞去所有职务。这到底是他认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以后才主动提出来的，还是对改组中央常委、取消他的接班人地位表示不满才负气说出这样的话呢?单纯从他表示辞职这件事上来进行分析还真是搞不清楚。如果我们对此前他和毛泽东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进行分析以后，他这个时候辞职的动机也就水落石出了。

　　远的不说，一九六二年刘少奇本来是同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后来在毛泽东批评以后才收回自己的意见。但是这个时候他不过是组织上服从了毛泽东的意见，思想上却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观点。因为直到一九六五年他还表示先有机械化后有集体化的观点没有改变。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就在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和方法上存在严重分歧，刘少奇当场反对毛泽东提出的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意见。在工作组问题上，刘少奇无视毛泽东对派出工作组的不同意见，仍然按照自己的一套行事，反对撤销工作组。在撤销工作组的时候，他不是从工作组的立场上，而是从工作组的方法上来解释撤销工作组的原因。八月四日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进行严厉批评的时候，刘少奇以不怕下台来拒绝接受毛泽东的批评。等等。

　　从中可以看到，刘少奇和毛泽东之间存在的这些问题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因一时一事出现的争论，而是长时期内存在的系列分歧和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要说八月四日以后短短几天内，刘少奇就认识到自己存在的错误以后提出辞职，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因而我们认为刘少奇这个时候要求辞职并不是因为他认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而是以此来表达不满的策略性选择。这个判断还可以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刘少奇在与毛泽东谈话时，以承担责任、辞职和回家种地来要求毛泽东尽快解放广大干部使党少受损失和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上得到进一步的印证。[187]

　　(3)通过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

　　大会进行的第四项是通过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康生在大会上宣读了公报，并且作了说明。林彪在会上宣布：(除了出席会议的代表外)列席的都有表决权。场上全体举手，一致通过了会议公报。[188]

　　公报从国内国际两方面展开论述，总结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毛泽东做出的一系列英明决策，指出在社会主义总路线指引下，我国各行各业出现了新的跃进局面。在国际上不仅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还要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大力支持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人民的正义斗争。公报高度肯定林彪在学习毛泽东著作中做出的重要贡献。公报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公报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当时的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再一次强调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这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南。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当前我国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全会认为，毛泽东同志在近四年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问题，大大加快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胜利，对于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防止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我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积极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保证我国将来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全会强调指出，全党全国大学毛泽东同志著作，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进一步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是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我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最可靠、最根本的保证。对毛泽东同志著作，活学活用，学用结合，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应当在全党全国进一步推广。

　　八届十一中全会号召全国工人、人民公社社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师生、科学技术人员，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来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缺点，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89]

　　由于公报已经在与会人员中进行了讨论，他们提出的合理意见被吸收到公报中，十二日全会上对公报进行表决不过是履行相关程序而已，因而以举手方式顺利通过了。

　　(4)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八月十二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完成了既定议程以后，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谈到了召开这次中央全会的意义，取得的成就，改组中央机构的原因，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的政策，还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殷切希望。

　　毛泽东指出，要在明年适当时候召开九大。这个时候离一九五六年召开的中共八大已经十年了，离一九五八年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已经八年了。当时预计文化大革命要搞半年时间，从毛泽东的讲话看，是在明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总结文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召开中共九大的。但是事与愿违，由于后来文革遭到许多领导干部的抵制和怠工，才不得不转入全面夺权阶段，致使文革的时间不断延长，中共九大召开的时间也就推迟了。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主要指“十六条”和中央人事变动)是不是正确的，还要看以后的实践。现在革命师生是拥护这个决定的。这次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是要从组织上保证这个决定和公报的实行。

　　虽然现在制定了这个决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现在比过去好一些了，但是究竟能不能将这个决定真正予以实行，毛泽东是心存疑虑的，还要看一看。因为这取决于各级领导干部能不能真正去依靠群众，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按决定的精神进行文化大革命。

　　于是他提醒大家注意：“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事实上后来不是一小部分，而是相当多的领导干部不愿意实行。[190]文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不得不转入全面夺权阶段的。当然，这是后话。

　　在谈到对犯错误的同志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时，毛泽东指出，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还说，我们这个党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

　　这里的派，不是帮派，而是指不同路线的分歧与斗争。毛泽东这样讲，是在告诉人们，不要对犯错误的人大惊小怪，要正确看待和处理所犯的错误。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改正了，就是好同志。他还引用过去有人批评国民党“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话，来对这个问题进一步予以阐释，让人们认识到这个问题存在的普遍性。

　　其实，早在《矛盾论》里面，毛泽东就分析过党内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他认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191]

　　最后他还强调，这次中央全会是开得好的，有结果的，否则的话，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192]

　　毛泽东在讲话中画龙点晴地指出了全会涉及到的若干问题。这次全会的召开是必要的，通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不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组织了保证了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否则的话，如果按照以前那样搞，事情要坏得多。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他还希望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进行文化大革命。后来正是由于相当多的各级领导干部辜负了毛泽东的希望才被夺权，九大也因此被推迟的。

　　毛泽东讲话以后，林彪宣布，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已经胜利地结束了。由于此前中央分为一线、二线，而这次毛泽东所处的二线与刘少奇主持的一线之间又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因而林彪强调八届十一中全会从头至尾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是与八月二日周恩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言说的，从十中全会以后到现在，一切重大决定都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相一致的。[193]实际上这是重申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号召全党同志自觉站在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

　　林彪接着又说，这次会议解决了重大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这一革命，在这种危险的时候，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得到健康的发展。今天又把组织机构解决了，保证了我们今后的工作能够更加落实。现在如果没有别的问题，就宣布散会。[194]林彪在会议上讲的这些话概述了文革开始后发生的路线斗争，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在完成了各项议程以后才闭幕的。

　　7、八届十一中全会评析。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草案改定后，毛泽东本来是打算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以后以中共中央名义在八月一日公开发表的。[195]这表明八届十一中全会并非是原先预计要召开的会议。后来鉴于党的高级领导层在工作组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严重分歧和矛盾，毛泽东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才提议召开一次中央全会的。

　　从会议的议程和会期来看，当时主要是批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关于国际国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对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人事变动予以追认，通过“十六条”和会议公报，根本就没有将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列入会议的议程中。

　　会议的转折点是八月四日毛泽东对工作组问题进行严厉批评的时候，刘少奇以不怕下台来对抗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经过反复思考才痛下决心决定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

　　比较明显的若干标志性事件，发生在八月五日这一天。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撤销了北大文化革命第九号简报，在印发会议的文件上写下了醒目式批注，删掉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中拥护刘少奇发表抗美援越声明中的表述，周恩来在毛泽东处开会后给刘少奇打电话，建议他近期不要公开露面和接见外宾。这表明毛泽东决心要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的党内接班人地位了。

　　从中可以看到，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是慎重的，也是按照党内民主程序进行的。他先在核心领导层中召开会议，就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进行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然后由周恩来周旋于中央领导人之间征求意见。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再召开会议商量现在的和拟补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名单。会后，周恩来根据商定的意见拟出一份名单(草案)，报毛泽东审定后，进一步在更大范围内征求意见，还对相关人员打了招呼。这表明毛泽东在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问题上，是按照党内组织程序来行事的。那种认为八月十二日毛泽东提议临时增加了改组中央常委议程的说法，以及对毛泽东所谓个人专断的攻击，是没有事实依据的。[196]

　　同时我们也看到，从八月四日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发生激烈争论到八月十二日进行大会选举，在毛泽东提议下，短短几天之内就改组了中央常委和取消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这不仅表明毛泽东在党内享有崇高威望，还表明毛泽东在党内的决策人地位是根深蒂固的。那种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因为他和刘少奇之间存在权力斗争的说法也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是由于八月四日刘少奇以不怕下台来拒绝接受毛泽东的批评引发的。这个事件看似偶然发生的，其实如果我们通过对建国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分歧和矛盾的剖析就会发现，事件的发生则是具有必然性的。这个必然性是通过八月四日他们在工作组问题上的激烈争论那个偶然性表现出来的。因而我们说八月四日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进行的激烈争论是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导火线，而非主要原因。

　　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争论，是两条文革路线的斗争。这在工作组问题上已经鲜明地表现出来了。派出还是撤销工作组，就是两条文革路线斗争的具体表现。由于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因而他代表的文革路线当时处于指导地位，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处于次要地位。撤销工作组，标志着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上升到指导地位，而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则退居次要地位。这个时候刘少奇能不能转变立场，甩掉他代表的文革路线，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就成为他能否继续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处于接班人地位的关键。八月四日，刘少奇以不怕下台来拒绝接受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对他的批评，表明刘少奇在两条文革路线的态度上并没有发生变化。这样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就成为践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将文化大革命进行下去的迫切要求。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改组中央常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完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法定程序。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得以确立，同时又通过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从组织上保证了这条文革路线的实行。这个时候能否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键还是取决于各级领导干部的态度。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会上的讲话中已经提出了这样的告诫。[197]这决定着文化大革命下一步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