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进口以保护国内产业的各种理由

第七节    自给自足效应

　　限制外国产品进口可以促使国内增产同种产品以替代进口，直接增强了本国在限制进口的那类产品上的自给自足。不仅如此，增产限制进口的产品需要增加用于生产这些产品的资源的投入，这最终会减少用于生产出口产品的资源，使国家变得更少进口同时更少出口从而更为自给自足;进口减少还降低了增加出口以换取购买进口产品所需的外汇资金的动力，这也会使国家向更为自给自足发展。所有这些，都是限制外国产品进口的自给自足效应。

　　限制外国产品进口具有促使整个国家自给自足的效应，这一点毫无疑义。问题在于从整个国家的利益考虑，是否自给自足本身就一件好事。最近的全球化浪潮使绝大多数人都把一个国家的自给自足本身就看成是坏事。不过熊彼特在列举重商主义作家们提出的保护主义的论据时，专门把“一般地自给自足”视作保护主义的一大论据，其口气明显地是把自给自足视为对整个国家有利的好事。熊彼特的这种态度，显然反映了两次大战间德语国家中崇尚自给自足的普遍心态。本书不想讨论自给自足本身对整个国家是否有利。在这里论及限制外国产品进口的自给自足效应，首先是为了表示对熊彼特关于重商主义的卓越论述的尊重。

　　强烈要求限制外国产品进口的西欧早期的重商主义者们确实显示出了偏爱自给自足的倾向。英国的托马斯·孟就对英国当时的产业结构表示担心，当时英国正在大量生产并出口纺织品并逐步放弃农业和渔业生产。他说：“虽然这个国家的最大部分的财富及其贫民的最好的就业机会，都是在于制造衣着方面，可是我们或者还可以更多地从事于耕种和捕鱼事业，而不是这样地完全仰仗纺织品的制造，使我们得以更进一步地富裕、安全和获得利益。因为在战争的时候，或者因为别的事故，倘使有的外国国王，在他们的国境之内禁用我们的纺织品的话，恐怕立即就要引起许多困难和危险的骚乱，尤其是我们的贫民，当他们不能维持一般的生活时就要如此，而他们的劳动如果是分用在上述的各种工作上的话，那就不至于这样容易地使他们遭受到这种困难了。这样一来千千万万的人就能够在战争的时候，更好地为祖国服务，尤其是在海洋上面。” (Mun，第19章，第73-74页 )按照托马斯·孟的这种主张，英国势必会变得更加自给自足。

　　不过，熊彼特说，一般地自给自足论据是在德国而不是在英国发展起来的(Schumpeter, 第一卷第二编第七章4，520页)。例如，17世纪后半期和18世纪初的奥地利重商主义者菲利普·威廉·冯·霍尼克说：“就总的国民经济来说，这时它应当考虑的是，怎样使这种物资充裕，使这种鼓励和享受可以持续存在，而无须仰赖别国，如果这样做不能处处行得通的话，也应尽可能地少仰赖外国，竭力节省国家自己的资金。”他提出的使奥地利富强的9条原则中要求：原料应在国内加工，以免为了制造它们而支付货币给外国人;奥地利人应摒弃外国货物，尤其是奢侈品，要多使用本国产品;凡是在国内有充分供应而质量又适合需要的商品，除了特殊需要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输入(姚开建，第二章第四节，38—39页)。这些主张都明显地倾向于造成自给自足。

第八节    增加本国的世界货币存量效应。对重商主义思想的曲解

　　如果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存在着在世界各国都通用的世界货币，限制外国产品进口就毫无疑问地可以通过减少进口增加本国国内的世界货币存量，这就是限制外国产品进口的增加本国世界货币存量效应。

　　推而广之，如果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存在着在世界各国都通用的世界货币，限制外国产品进口和鼓励本国产品出口都可以通过减少进口、增加出口而增加本国国内的世界货币存量。

　　主流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从来不谈增加本国国内世界货币存量的积极作用。实际上，只要尚不存在世界各国相互援助的有效机制，单个国家持有足够数量的世界货币就会像个人持有足够多的货币一样，对其自己有非常重大的好处。一国持有丰裕的世界货币会使它能够承受突发的重大灾害和战争而不陷入严重的苦难。因此，在战争和冲突频繁的时代，增加本国国内的世界货币存量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经济政策目标。

　　限制外国产品进口并鼓励本国产品出口正是西欧近代早期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一个主要特征。那时金银贵金属正是世界各国都通用的世界货币。众所周知，重商主义者从不讳言，尽量增加本国国内的贵金属存量是他们追求的一大目标。这是运用限制进口的增加本国世界货币存量效应的一个典型例子。

　　但是在经济思想史中，重商主义者限制进口鼓励出口政策主张的思想根源却受到了严重的曲解。通常的说法是，重商主义者之所以主张限制进口鼓励出口以尽量增加本国国内的贵金属货币存量，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金银货币才是真正的财富。但是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对重商主义思想的严重曲解。

重商主义者对金银货币的追求背后的动机

　　重商主义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派，而只是一大群有着相同经济政策主张的人的集合。这意味着宣扬重商主义经济主张的人在经济分析和论说的水平上有极大的差别。要从个别重商主义者的论述中找到“只有金银货币才是真正的财富”这样的话，可能并不困难。但是，仔细分析高水平的重商主义者的论说却可以看到，他们之所以狂热地追求贸易顺差来增加国内的金银货币存量，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认为只有金银货币才是真正的财富。这些高水平的重商主义者之所以极力主张增加国内的金银货币存量，首先是为了军事安全上的理由和强权政治的需要，其次是为了做好应对债务危机等各种突发事件的预备，还有就是增加对国内产品的总需求以增加本国的国民总收入和就业。对此本章的前几节已有说明。

　　当代的经济史研究者已经认识到，重商主义者追求增加金银货币背后的根本原因，还是为了增强民族国家的军事实力。他们指出，有人说英国重商主义的航海法是为了造成一支训练有素、能够满足战时需要的海员队伍。但是，当增加海员和大量增加税收所产生的后果发生冲突时，一般是后者获胜。如果真的发生什么情况，金钱可以而且确实也能够买到可以作战的人，就像它能够购买到船只一样。金钱对于奉行重商主义的民族国家来说是最重要的(Engerman and Gallman，第一卷第八章，p.346-347)。

　　典型地代表了法国的重商主义的法国大臣科尔贝认为，充盈的贵金属货币尤其是一个必要手段，可用以实现国家强盛这一政治目标。他说“单靠充足的货币便能繁荣并强大”;而货币供应量的显著增加“只能靠贸易以及依附于贸易的一切”来获得。但所有这些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决不应该搞错：“商业是金融的源泉，金融是战争的支撑”(Murat，第11章，135页)。

　　促使科尔贝形成其经济政策思想的16世纪时有着难以置信的无政府状态。一国的商业债务，除了使用诸如黄金这样的国际通货外，又如何能得到偿付呢?假如黄金流出引发汇率的升高，一国就可能无法获得信贷或必需品。另一方面，只要进口原材料(当然也要尽量少进口些)并出口制成品，则一国的外贸平衡一定会处于顺差状态。17世纪的英国遭遇了一场真正的“钱荒”。于是在某些国家，尤其是英国和法国，出现了所谓“贵金属主义”，该主义的实质就是阻止贵金属的输出(Murat，第11章，131页、132页)。

　　因此，在16世纪，为了鼓励工业的创立并增加金属通货的供应，英国向外国制成品征税甚或禁止其输入，同时则允许本国产品自由地出口。作为相应的另一面，允许外国原材料自由输入，而本国的原材料则禁止输出(Murat，第11章，131页)。熊彼特说(Schumpeter, 第一卷第二编第七章4，525页)：1381年，一位名叫理查德·艾尔斯伯里的官员认为，如果规定进入英国的“外国商品”不得“超过从英国输出的本地商品的价值”，那么就不会从英国流出货币。他也赞成禁止输出硬币(和输入成色不足的外国硬币)的政策，并建议向罗马支付实物而不是货币。所有这些完全和16世纪的观点相符。

　　本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引用熊彼特和凯恩斯的论述，说明在重商主义的时代，增加国内的金银货币如何能够增加对国内产品的总需求以增加本国的国民总收入和就业。

　　凯恩斯认为，重商主义者致力于增加国内的贵金属金银，其原因之一也是为了保护国内的就业。重商主义时代西欧国家都以贵金属金银作货币，贵金属流出一国会导致该国货币的减少，按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货币的减少会推高利率，减少国内的投资和对本国产品的总需求，从而增加国内的失业。要减少国内的失业正是重商主义者努力阻止贵金属金银外流的主要动机之一。

　　熊彼特则谈到这样一些重商主义作家，他们认为可以通过输入硬币和金银来润滑工商业的齿轮。马利内和米塞尔登两人都认为输入金银润滑工商业的这种刺激与物价上涨有关。马利内懂得“廉价谬误”和“过度竞争”的危险，并把销售额的增加与物价上涨而不是物价下跌联系了起来。不过，其他重商主义作家并不强调这种刺激与物价上涨的关系;他们或者是以疑虑的心情看待物价上涨，或者认为输入金银会刺激贸易而不会抬高物价。熊彼特说，重商主义者意识到了时间间隔的重要性，即在一段时间内，流通手段的增加会刺激商业活动而并不抬高物价(Schumpeter, 第一卷第二编第七章4，521页;第一卷第二编第七章4d，529页)。

对重商主义思想的曲解

　　对重商主义思想的曲解，集中表现在亚当·斯密对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的批判中。

　　亚当·斯密在两个层次上曲解重商主义的思想：在第一个层次上，他给人留下一种印象，似乎重商主义主张限制进口鼓励出口只是为了增加国内的金银量;而在第二个更根本的层次上，他更直接指责重商主义者，说他们追求增加本国国内的金银货币数量，又是因为他们认为财富由货币或金银构成。他的这种论述直接导致了经济学说史上的那种以讹传讹的说法：代表着资产阶级的重商主义者追求增加本国的财富，他们又把金银看成财富的唯一形态，这就使他们主张限制进口，鼓励出口，以尽可能增加本国的贸易顺差。我们可以将这一整套说法简称为“对重商主义的成见”。

　　实际上，上述这种对重商主义的成见，乃是对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的曲解。重商主义者确实主张限制进口鼓励出口以造成本国的贸易顺差，但是他们主张造成本国的贸易顺差，并不仅仅是为了增加本国国内的金银货币数量;他们追求增加本国国内的金银货币数量，也不是因为他们真的认为财富仅仅由货币或金银构成。

重商主义者追求贸易顺差的原因

　　亚当·斯密一开始讨论重商主义的经济主张时就说，“重商主义所倡导”的，“乃是使贸易差额有利，以增加国内金银量”，其“主要的手段”是限制进口和奖励出口(Smith, Adam，第四篇第一章，下卷第33页)。亚当·斯密对重商主义思想的这一概括并不完全准确。限制进口、鼓励出口以尽可能增加本国的贸易顺差，确实是重商主义政策主张的特征，但是重商主义者主张制造贸易顺差并不完全是为了增加本国国内的金银量。本章前边各节已经指出，保证本国的军事实力和强国地位，是重商主义者主张制造贸易顺差的一个主要目的;不仅如此，保护幼稚产业、改善贸易条件、增加对本国产品的总需求和本国的就业等等，都是重商主义者主张通过贸易顺差而要达到的目的。

　　16世纪与17世纪之交的英国人托马斯·孟是亚当·斯密援引过的重商主义著名代表，他的著作被称作重商主义的福音书。他清楚地表述了限制进口鼓励出口以造成贸易顺差的重商主义原则，说：“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的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时时谨守这一原则：在价值上，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为多。”(Mun，第2章，第4页 )但是托马斯·孟并没有将增加本国国内的金银数量说成是限制进口鼓励出口的唯一目标。

　　在其代表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中，托马斯·孟详尽地论述了英国为什么应当限制进口、鼓励出口，最后总结说：“对外贸易的真正面目和价值”“就是国王的大量收入，国家的荣誉，商人的高尚职业，我们的技艺的学校，我们的需要的供应，我们的贫民的就业机会，我们的土地的改进，我们的海员的培养，我们的王国的城墙，我们的财富的来源，我们的战争的命脉，我们的敌人所怕的对象”。因为如此，“治理得很好的政府”“施行使之日益增进的政策，而且还用实力来加以保护，以防外来的种种损害”。(Mun，第21章，第89页 )他这里说的对外贸易的这些好处，其实就是重商主义者主张限制进口鼓励出口所要达到的各种目标。托马斯·孟主张实现贸易顺差以增加本国的金银货币存量，是基于更根本的考虑，这些考虑就是本章前边各节所述的限制进口以增大贸易顺差的各种效应。

　　孟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中所作的论述表明，在重商主义者限制进口鼓励出口所要达到的各种目标中，第一位的目标当然是增加本国国内的金银并由此增加本国的财富，但是除此之外，孟还说明了如何能通过限制进口鼓励出口增加贫民的就业，培养本国民众生产物质产品的技艺(Mun，第3章，第10-12页 )，提高国内的土地价格(Mun，第5章)，增加国王即政府的税收收入以准备战争，积存各种必需的供应贮备(Mun，第16-18章)。所有这些，都是重商主义者主张限制进口鼓励出口所要达到的目标。

　　因此，说重商主义者主张限制进口、鼓励出口以尽可能增加本国的贸易顺差，仅仅是为了增加本国国内的金银量，这本身就是对重商主义主张的严重曲解。

对重商主义者追求金银原因的曲解

　　亚当·斯密对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的最严重曲解是，他断言重商主义认为，只有金银货币才是真正的财富

　　亚当·斯密《国富论》第四篇第一章的标题就是“商业主义或重商主义的原理”，而该章的第一句话，说的就是“财富由货币或金银构成这一通常流行的见解”如何产生，第四篇第六章末又总结说，“重商主义认为，货币是构成一切国家财富的东西”(Smith, Adam，第四篇第一章，第1页，第四篇第六章，127页)。

　　认为一国的财富仅仅由金银货币构成，这种看法之荒谬是不需多说的。亚当·斯密就说：“如果力求认真地证明，财富不由货币或金银构成，而由货币所购各物构成，并且只在购买货物时货币才有价值，那就未免过于滑稽。”(Smith, Adam，第四篇第一章，下卷第10页)可问题在于，高水平的重商主义者并不真的认为财富仅仅由金银货币构成，斯密却想方设法让人们相信，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仅仅由金银货币构成。如果我们看到斯密在国富论里如何全力地批判重商主义限制进口鼓励出口的对外贸易政策，我们就可以明白，斯密在这个问题上玩的是论战老手惯用的花招：把人人认为荒谬的观点说成是论战对手的观点，以便搞臭论战对手，不费力气地让人们相信论战对手是错误的。

　　我们就以英国重商主义最著名的代表托马斯·孟为例。他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中的某些陈述确实给人留下一种印象，似乎他真的认为只有货币才是真正的财富。他在该书中说：“我们的对外贸易平衡表，乃是衡量我们的财富多少的真正尺度。” (Mun，第20章，第84页 )这句话至少可以解释为：一国金银净流入的数值是衡量其财富多少的真正尺度，因为对外贸易平衡表本身衡量的是一国对外贸易的差额，而在重商主义时代，一国对外贸易顺差的数值也就是其金银净流入的数值。托马斯·孟在该书中还说：“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的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Mun，第2章，第4页 )。他这样将财富与现金并列，让人觉得他似乎将二者视为是一回事。但是仔细读一下托马斯·孟所著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就可以知道，他很清楚金银货币并不就是财富本身，更不会认为只有金银才是真正的财富。

　　本章第六节已经说明，托马斯·孟这样的重商主义者之所以那样重视增加国内的金银存量，首先是为了增强本国的军事实力，保证本国随时做好战争准备。托马斯·孟就说：“现金被称为战争的命脉”，“那是因为它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和地方供应、统筹和调动人力、食料和军火。”“金钱的缺乏，很快就要使军队陷入混乱纷扰的状态”(Mun，第18章，第70页，第6章，第23页)。

　　熊彼特评论道，“亚当·斯密不恰当地批评‘商业主义或重商主义’从而树立了坏榜样”，斯密“显然意识到”指责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仅仅由金银货币构成“是站不住脚的，他并没有明确地提出那一指责，而是采取暗示的方式，使读者不得不得到那种印象” (Schumpeter, 第一卷第二编第七章 4e，535页)。熊彼特对斯密的这一指责有点言过其实。斯密在《国富论》第四篇第六章的末尾确实明确说到;“重商主义认为，货币是构成一切国家财富的东西”(Smith, Adam，第四篇第六章，下卷127页)，但是恰恰是斯密的这一表述，造成了“重商主义者认为只有货币是财富”这一成见，而这一成见完全建立在对重商主义思想的曲解之上。

　　熊彼特承认，在重商主义作家中，“财富就是货币这种说法确实经常出现。有时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一种表达方式而不管它们”。熊彼特援引米莱斯“金银是太阳”的说法并问道：“我们是否由此可以推论他认为金银和太阳是同一事物?”(Schumpeter, 第一卷第二编第七章4e，536-537页)虽然重商主义者有时说“财富就是货币”、“金银是太阳”，但那只不过是为了强调货币重要性而提出的夸张性说法，并不表明他们真的认为财富仅仅由金银货币构成，就像不能认为他们傻到把金银当成太阳一样。

　　通常的说法是，西欧的重商主义者之所以主张保护，是因为他们想以此制造贸易顺差而增加国内的金银，他们追求增加本国国内的金银又是由于他们把金银看成是国家真正的财富。熊彼特指出，这是对重商主义者政策目标的歪曲。1549年出版的那本匿名小册子要说明怎样才能使英国成为繁荣兴旺的国家，其中说国家的繁荣兴旺主要表现在强大得足以抵抗敌人的侵略，不受内战的折磨，人民很富裕，没有饥荒，粮食也不匮乏(Schumpeter, 第一卷第二编第七章4e，535-536页)。这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当时西欧重商主义保护贸易政策要达到的最终目标，也是它主张保护的主要理由和论据。

　　重商主义者确实把增加本国国内的金银货币数量看成是经济政策最重要的目标，但是那些高水平的重商主义者追求增加本国国内的金银货币数量，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认为财富仅仅由货币或金银构成。托马斯·孟就说：“一个小国也可以在各种必需的供应贮备上，积存大量的财富，其实这就是国王的珍宝，其贵重的性质，并不下于他们的现金，因为在需要的时候，它们都是已经准备好了的，并且如不这样，在千钧一发之际来不及(在有些地方)准备军火，国家就要灭亡了。”“一个在有急需的时候买不到东西的国王，是和一个没有钱去买东西的国王一样贫困的”。 孟这里说的供应贮备，是国王仓库中储备的粮食和军火物资(Mun，第18章，第70页 )。仅仅是他的这一段话就足以说明，在重商主义者看来，金银货币当然是最重要的财富，但是粮食军火等必需的供应的贮备也是很重要的财富，财富并不仅仅由金银货币构成。光凭重商主义最著名的代表托马斯·孟的这一段话，我们就可以断定，说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仅仅由货币或金银构成，是对重商主义基本思想完全错误的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