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21 世纪以来西方左翼对共产主义观念的时代阐释

　　（二）实践层面

　　其一，左翼学者注重扩大反抗主体范围，依靠新的革命主体实现共产主义假设的实践路径。巴迪欧指出共产主义政治的核心，绝不是国家权力的官方意识形态，而是人民群众的认识与行动之间的连续性操作。在他看来，依靠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废除私有制、建立集体所有制的设想是荒谬的。巴迪欧基于他对革命主体的新理解，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不断实现调整和改良的历史阶段，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力量和作用逐渐边缘化的现象，强调应该扩大主体的范围和数量，以达到突破阶级、民族、性别界限，从而实现边缘包围中心的态势。受事件哲学与主体理论的影响，巴迪欧重视以事件的方式假设、推理共产主义观念的现实必要性，提出主体“这股力量不外乎是无产阶级通过革命从绝对贫穷恢复绝对平等的人类‘创造力’ ”，认为他们能够在坚持共产主义信念的基础上，通过努力实践，实现改造世界的共产主义理想。现实主体能够在理论的指导下成为实现共产主义假设的直接推动力量，而从唯物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角度论证共产主义必然到来的历史趋势，却未受到巴迪欧的青睐。齐泽克在吸收拉康精神分析学“三元模型”的基础上，按照想象界、符号界、实在界的相似特征将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划分为中间阶级(产业工人)、符号阶级(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实在界阶级(贫民窟群体)，主张可以通过后两者的联合来实现对抗资本主义的目的。而哈特和内格里则将自己的着眼点转移到对“诸众”的研究。他们认为从事传统物质生产的工人阶级已经不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绝对主角，“今天的生产不仅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考虑，更广泛地说是社会生产——不仅是物质产品的生产，而且是交流、关系和生活形式的生产”，即包括想法、图像、影响和关系等形式的“生命政治生产”。与此对应，“诸众”与工人阶级不同，它是一个更为开放、包容的概念，包括从事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所有社会生产的主体，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反抗压迫的所有共产主义主体，不具有身份限制，并且能够实现超越地域限制的交流与合作。奈格里从生命政治领域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反人性特征，并以“个体不满——多众反抗——推动立宪”为逻辑思路对目前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及革命愿望进行阐述。

　　其二，左翼学者鼓励开展社会运动，创新斗争形式，从而开辟出更加符合现实状况的共产主义路径。五月风暴之后，作为马克思革命思想的继承者的阿兰·巴迪欧不仅将《共产党宣言》看作19世纪最伟大的著作，更坚定不移地继续这一事业，将共产主义看作一种消灭现存状况下的现实运动。巴迪欧认为考察当代的“共产主义”概念，需要组织小规模的地方政治实验，需要参考当前的群众运动及其诉求。他将“唯一的世界”确认为公理，并主张在此基础上超越身份的特征属性，加强身份中的普遍性内容，从而聚集社会力量的最大公约数，在理论与实践中保证共产主义假设的存在条件。齐泽克对当代革命斗争的分析则从“重述列宁”开始，他高度评价列宁在其他国家的政党选择服从爱国主义的时代浪潮时，敏锐地觉察到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并勇于开展革命的行为，认为当前的斗争环境与列宁时期相似，主张在全球资本主义持续扩张的今天，尤其需要列宁那种敢于制定革命规划的精神和态度。在此基础上，齐泽克强调行动的力量，认同马克思将共产主义作为“消灭现存状况的运动”的内涵限定，主张共产主义在当前政治、经济背景下的路径选择应该以反抗现实对抗性的运动为主要内容，提出即使没有成功的保证，也要开展政治行动，“行动是一个重新界定现存秩序的规则和轮廓‘过剩的’超越策略性干预”。当然，齐泽克也保持着对当前社会情况的谨慎态度，认为在采取行动之前“我们将不得不冒着完全不适当的情况下采取步骤进入新的深渊的危险;我们将不得不重新设计新事物的各个方面，以便保持旧事物的优点(教育、医疗保健等)”，静待时机的到来。为追求一个民主、平等、自由的新社会，哈特与奈格里将阶级斗争作为追求合法性的现代模式，主张借助信息系统和网络结构构建新的交流圈、新的社会协作形式以及新的交互模式，即以更加民主的网络组织形式——大众网络斗争——实现“诸众”反抗与斗争，“这种新的力量当然会像军事力量一样抵抗和攻击敌人，但它的焦点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内部——在组织内部产生新的主观性和新的扩展形式”。一方面，诸众是劳动的共同主体，也是资本实现全球发展的重要客体，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借助生命政治生产的形式实现新一轮的资本增殖;另一方面，生命政治生产的共享性特征又必然反抗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使诸众可以从帝国的压制中得到释放，实现自主的表达和统治。值得肯定的是，奈格里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理论与起义战略关系的分析，作为革命思想道路的典范进行类比，主张研究阶级构成也要充分考虑斗争与资本主义发展、危机、重组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对构成阶级构成的权力关系的深入分析。他认为在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解放路径在于使用一切武器，指出“我们必须补充一点，马克思和列宁对我们为共产主义而消灭国家的任务的定义，只有在重新制定战略计划，并在随后的国际工人斗争周期中得到承认的情况下才会给出”。

　　其三，左翼学者都不同程度强调组织的重要性，却在对政党的认知上存在争论。面对工人阶级备受资本压制的现状，奈格里强调“当无产阶级重新以占有社会(共同体)为目标，并把它变成新社会的秩序时，共产主义就开始形成了”。而共同体的建立依赖于交换价值的重新界定。一方面，资本主义全球化使资本的生产空间得到极大扩展，他将这种资本统摄社会的现象称之为“资本主义生命权”，诸如房地产租金、机器设备、通信网络等，都已经实现了超越地域的“公共性”，尤其是资本本身，它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发展、扩展的通用载体，正在不断推动着这些“共有物”实现全球扩张;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力技术构成的不断变化，工人的主体意识逐步提高，奈格里鼓励无产阶级要在资本占有逐步达到顶点之时，组织群众运动争取对财产的占有，建设自由的政治结构——共同体，从而实现工人对资本的真正蜕变。以革命的可能性为前提，迪安突出强调了建立政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她认为党是有能力以革命的眼光来制定战略、计划和安排自身的，指出人们对未来的定位就取决于党是否有能力通过对未来的规划协调其行动，希望通过建立“一个致力于废除私有财产，使生产、流通和再生产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使人民服从资本积累的要求的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走向共产主义。从“占领华尔街”的运动中，她总结出关于革命形式的经验教训，认识到政党的革命优势，即明确的集体主张和负责任的组织结构、能够承认不同的能力个体、保持组织内部团结。在此基础上，她强调党能够为制定战略、规划，产生和执行政治权力提供组织形式，而且“纪律和准备使党能够适应环境，而不是完全由环境来塑造或决定”，主张建立一个以共产主义为原则指导的政党。党能够为革命形势做准备，确定革命目标，开展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而改变精英特权、工人阶级奴役和环境灾难的事实，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未来图景。然而，巴迪欧对建立政党则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党的集权化与军事化对组织共产主义社会并无益处，强调社会组织共产主义力量应该依靠“大众运动，不断锻造运动口号和意志的组织，仍将长期存在并且必须被纳入到组织和运动的持续监管之下的国家”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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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正确认识西方左翼学者对共产主义观念的重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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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上来看，西方左翼学者对共产主义的时代阐释都是坚持在分析客观现实变化的基础上，意图复归共产主义的勇敢尝试，他们对共产主义进行了诸多颇为有益的探讨，但也仍存在一些局限。

　　一方面，复归共产主义观念是西方左翼学者对现存资本主义秩序的反思与挑战，其中许多观点颇具创新性与启发性。例如：巴迪欧将共产主义假设自建立伊始至现在的发展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为1792年法国大革命到1871年巴黎公社，是共产主义假设的建立时期，主题是工人运动和起义;随后在经历了40多年间隔之后，进入它的第二阶段，即从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至197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它的主题是党的建设，强调纪律的重要性;从1976年开始到现在是第三阶段，也是第二个被动的稳定期。巴迪欧指出现在共产主义的第三阶段“它将涉及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水平之间的一种新关系——这种关系在‘文化大革命’或五月风暴的‘思想革命’中就已经预示出来了”，要求人们要有勇气在意识形态领域重新建立这一假说并展开此阶段的初步工作，改进方式方法，集中精力探索共产主义的存在条件。这种历史分期对我们今天思考共产主义的发展阶段及未来趋势极具现实意义。当然，如何从世界历史角度对共产主义假设进行研究也需要学者们做出进一步的探讨。哈特与奈格里从“非物质劳动”层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同样具有重要价值。“非物质劳动”概念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论述，意大利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在生产过程中的“一般智力”概念出发，即可以控制、改造社会生产力的一般社会知识，论证了“知识、技术、社会智力”等非物质因素对发展生产力愈益重要的促进作用。他们认识到传统劳动工人曾在生产中起核心作用，但现在“这种作用已越来越被通讯交往领域智力化、非物质化的劳动力量所取代”，而资本家对非物质劳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剥削和压迫，则会由于劳动形式、劳动时间的模糊界定，变得更加不易察觉和分辨，因此，激发工人的主体意识与批判行为就变得尤为重要。哈特与奈格里就是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他们的“生命政治生产理论”，确定了“集体生态政治体的新形象”。他们提出资本主义工业与金融在生产商品的同时，也生产出了生产者主体——生态政治环境中的行动主体，但帝国利用“主控叙述(masternarrative)”将其所谓的公平正义，尤其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辩护，以语言的形式不断生产出来，以证实它的合法性。随着通讯交往的发展，全球化浪潮高歌猛进，“合法性”叙述与生产交往齐头并进，帝国借助这种“全球化的生态政治机器”——通讯交往机器，依然保持着它难以磨灭的强权地位，而以生产如知识、文化、信息、感情等非物质商品的非物质劳动则正在实现全球扩展。这种通过分析全球范围内的非物质生产，从而论证共产主义因素增长的视角为我们认识当今局势提供了新思路。当然，西方左翼学者的逻辑图式中还有很多可供借鉴之处，如主体理论、建立政党等，有待我们进一步做出对比研究，深入挖掘其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西方左翼学者在重释共产主义观念时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具体而言，在形式上，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忽略了共产主义的革命性特征，将内容局限于理论探讨或哲学阐释上，无法提出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全球性行动策略与方案。例如：巴迪欧意图采取新的方式，而不是革命的方式颠覆现存统治秩序的构想，仍有待探讨。一方面，巴迪欧认为当代已经不存在革命的主体，所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就无从谈及;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资本主义社会的改良，以及全球化经济市场的不断深化，又推动着资本主义实现新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仍处于低潮期。事件哲学中关于事件发生的偶然性、突发性特征的理论应用，在某种程度上为巴迪欧提出“全新的政治组织形式”的说法提供理论支撑，而恰恰又是因为他将现实社会秩序的颠覆依赖于突发性事件，造成了其共产主义假设的空想性，到底是怎样的政治组织形式，应该怎样去实现，都无法得到说明。在方法上，他们的共产主义思想在杂糅其他理论观点时都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低估了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的重要作用。例如：西方左翼学者片面强调共产主义的纯粹平等主义范畴是违反现实条件的。巴迪欧混淆了共产主义观念与抽象的平等观之间的界限，认为解放政治的第一原则是“平等主义公理”，这不仅削减了共产主义的革命性与战斗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历史的退步，不符合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设想，依靠主体主观意志的力量根本无法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彻底改造，也不能开启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虽然巴迪欧认识到共产主义理论在当今时代的永恒真理性价值以及指导现实实践的重要意义，但他却仍然无法构想出通往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有效方案。在实现路径上，他们对革命方式和革命主体的界定都缺乏现实性，无法形成真正推动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动力。例如：齐泽克所强调的四种对抗性中，作为共享的共有物——文化、自然资源、人类遗传基因等——被少数人私有化，而大多数人则逐步处于“无产阶级化”，成为被剥夺了实体的主体，即被排斥者。齐泽克不否认被排斥者可能会通过暴力保护或夺回共有物的手段，但仍要注意的是，此处无产阶级概念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存在本质差异，不具有自身的革命性意蕴。因此，是否一定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使被排斥者获得共享共有物的资格，仍然需要按照实践进行选择。除此之外，在内容上，他们都缺乏对资本主义运行机制进行经济学分析的科学性，因此得出的共产主义倡导也只能停留在假设层面，无法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在作用上，他们的某些观点仍然存在有意无意地为资本主义社会辩护的嫌疑，无法达到马克思人类解放的高度。

　　综上所述，西方左翼学者以“后工业时代”发达的网络信息技术和非物质生产为理论基础尝试从不同角度阐述复兴当代共产主义观念的努力，对我们今天扩展共产主义的全球视野、深入理解共产主义的当代价值，意义重大。而正确运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唯物辩证法看待西方左翼政治学者观点的优点与不足，同样也是研究西方左翼学者复归共产主义观念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