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催生了产业革命的贸易保护主义

第二节 在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主义下发展中世纪晚期还相当

落后的经济

中世纪晚期，英国还是一个整个经济特别是工商业还很落后的国家。正是为了改变这种工商业落后的状态，英国才逐步走上了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主义道路。

中世纪晚期的落后状态

英国日后拥有巨大竞争优势的纺织业起步于相当落后甚至是“欠发达”的状态。实际上，岂止纺织业，整个英国经济都曾处于相当落后甚至是“欠发达”的状态（梅俊杰，第三章，93页）

英国在产业革命之前的外贸结构长期呈现经典的“欠发达”经济的特点。英国从前与活跃于14－16世纪之间的汉萨同盟的关系，正同后来波兰与荷兰之间以及德国与英国之间的关系相类似：英国输出的是羊毛、锡、皮革、奶油、其它矿产品和农产品，换来的是制成品。在16世纪中叶修道院体制解体前，与意大利、西班牙、低地国家、南德诸邦甚至法国相比，英国在产业上都处于落后状态。到1558年伊丽莎白一世继位时，英国仍然几乎在所有行业中都大大落后于欧洲其它地区，只能指望通过引进技术工匠并且鼓励冒险者引进新的制造业来取得进步（梅俊杰，第三章，94－95页）。

最初欧洲经济最发达的是意大利：毛纺织业虽然后来成为英国的首要产业，但佛罗伦萨在12、13世纪便已达到年产呢绒八万匹的水平，更何况它还从欧洲其它国家进口大量白坯呢绒进行深加工，并拥有发达的丝织业以及金融业，其政府岁入比伊丽莎白时代英国与爱尔兰合计的岁入还要多（梅俊杰，第三章，95页）。

英国在16、17世纪仍长期落后于荷兰。在19世纪中叶英国的世界经济霸权之前，17世纪还存在着荷兰这样一个世界经济霸权。当时英国仍然难以忽视荷兰人在贸易及其相关产业（诸如造船）中的领导地位。英国的人口多于荷兰，但世界贸易和金融的枢纽却是阿姆斯特丹。直至18世纪中期这种状况一直保持不变。有人认为，1780年第四次英荷战争爆发时，荷兰人仍处于领先地位。同时，到1570年，荷兰商船的运输量大约相当于英格兰、法国和德国全部商船队的总和。从人均水平看，它是后者的25倍。通过航海法等严格保护措施，英国造船业已成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得多的产业。但是，在17世纪里，大部分英国的捕鱼业和对外商业还是掌握在荷兰船东的手中，大批挂着英国旗帜的商船还是在造价更为低廉的荷兰船坞建造（梅俊杰，第三章，95-96页）。

那时连法国的经济都比英国强：18世纪的英国人在注视海峡对岸的法国时，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国家的相对劣势而不是实力（梅俊杰，第三章，96页）。

意大利人曾控制英国羊毛出口乃至控制英国海关，荷兰人依靠呢绒印染等深加工环节分走大部分利润，而英国政府则对于纺织业进行了无孔不入的保护与干预（梅俊杰，第三章，96页）。

在英国，粮食贸易在13世纪时逐渐重要起来，而羊毛贸易对英国封建领地经济的影响更为巨大。在12—13世纪时英国羊毛已大量输往大陆。到了14—15世纪，由于佛兰德尔毛织业的繁盛和本国毛织业的兴起，羊毛贸易成了英王国库的重要收入来源。（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一章，14页）。

按照发挥比较优势的自由贸易主张，英国在中世纪晚期及其后的这几百年中应当立足养羊业，满足于出口羊毛原料、最多是未作深加工的粗呢绒，借此换取意大利人和荷兰人等擅长生产和加工的制成品。但是英国的工商界人士、政治领导人和经济学家们却在数百年中偏偏走了一条违背自由贸易原则、对贸易加以管制、对产业进行保护的道路，这种政策的内容包括：严厉限制原料出口，严格限制成品进口，积极吸引国外技术工人，悉心扶持本国工商力量，大力推动进口替代，强行提升输出品附加值，利用国家力量进行经济外交，甚至频频策动争夺市场的战争，等等。英国这些以贸易保护和国家干预为核心的举措不仅有效地扶持了本国纺织业的成长，而且引发了对人类历史有重大意义的产业革命（梅俊杰，第二章，54页）。

早期的毛纺织业发展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英国纺织业的母体是毛纺织业，它至少可以追溯到12世纪，当时已经存在一定规模的手工呢绒织造。然而在相当长的岁月中，英国的纺织业处于一种明显的落后状态，它首先体现在英国长期地输出羊毛，输入制成品包括羊毛制成品。自古以来，在工业活动兴起很久以前，牧场遍地的英国就饲养着许多羊群，同时经营着羊毛生意。而欧洲北部的佛兰德在11世纪时主要靠自产的羊毛来织造布匹，但很快它就日益从英国进口羊毛，而且在12世纪日渐以羊毛制成的呢绒等成品进行交换。佛兰德的手工制造业在13世纪进入全盛时代，英国从那里的制成品进口也快速增长，中高档织物在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虽然在此过程中，英国以羊毛纺织为主体的手工织造业也曾发展并勉强进行竞争，但在价格和质量两方面佛兰德都拥有竞争优势。结果是大约从13世纪中期起，低地国家的产品先是控制英国的出口市场，后是汹涌进入英国国内，并在1300年时开始主导英国国内市场。这样，英国与佛兰德等低地国家总体上形成了输出羊毛并输入成品的贸易结构，这侵蚀了英国的繁荣（梅俊杰，第二章，52－53页）。据估计，1421年羊毛税占整个英国关税收入的74％（梅俊杰，第二章，56页）。

为了改变英国的制造业和经济的落后面貌，英国政府实行鼓励毛纺织业发展的政策，限制外国产呢绒的进口，特别是限制原材料出口以迫使其在国内加工为制成品。对英国毛纺织业大有贡献的亨利七世在1485年加冕之前，曾在欧洲大陆流亡。其间，他对以羊毛加工为基础的低地国家的繁荣留下了深刻印象。从1489年开始，他把促进英国羊毛加工业列入计划。亨利七世采取的措施包括：派遣皇家使团选择适合羊毛加工的地点，暗地引入低地国家的熟练工人，提高羊毛出口税赋，甚至有意禁止羊毛出口（梅俊杰，第三章，123页）。

经过14世纪的苦心经营，英国的毛纺织业在进入15世纪后发生转折，从主要输出羊毛原料开始变为主要输出呢绒成品。再到16世纪，国际分工格局转变，某些种类呢绒的制造从尼德兰转向英国（梅俊杰，第二章，53页）。然而，即便如此，英国的商业压倒性地依赖于低地国家，伦敦在经济上是安特卫普的卫星，英国向欧洲主要地区的呢绒出口和几乎全部的进口都依赖安特卫普。英国经济的脆弱性可以概括为基本依赖一种商品－－呢绒，一个港口――伦敦，一个贸易组织――冒险商人公司，一个商品市场――安特卫普，这种脆弱性不时酿成经济与社会危机。对安特卫普的供过于求曾导致1552年英国呢绒出口下降36％，政府关税收入减少40％，许多纺织手工业者失业或破产，1556年为缓和呢绒积压，英国甚至停航了所有开往尼德兰的船只达四个月。更严重的是，由于缺乏印染等增值环节的技术，英国绝大部分呢绒总是未经深加工便出口低地国家，直至17世纪初，较高的估算是，荷兰人的印染占到最终呢绒销售增加值中的大约75％。荷兰人因此获得了布匹贸易利润中明显不成比例的份额。与此相关，从13世纪到16世纪，英国毛纺织业的对外贸易长期被掌握在外国人手中。13、14世纪之交，意大利大家族控制着英国羊毛出口，在若干年内完全垄断出口，并且整个控制了王国海关。外国商人一直操纵着英国的羊毛及毛纺织品的交易，来自海外贸易的商人资本在英国中世纪经济中一直是显著的，几百年间没有发生重大的改变（梅俊杰，第二章，53－54页）。

16世纪下半期的转向重商主义和“初始产业革命”

16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对外贸易曾经趋向自由化，有人甚至称之为一个“自由贸易”的阶段。证明这种自由的一些标志性事件有：商人冒险公司的贸易垄断权一度受到限制，废止了有关高利贷的法律，放松了对非成品布匹的出口限制，攻击汉萨商人的行为基本结束，取消了向外国人征收的歧视性关税，货币不断贬值推动了出口的增长，政府干预贸易的意愿和努力明显降低，等等。然而，这样的自由化贸易在一度带来一定繁荣之后也造成了不利后果：德国、尼德兰和意大利商人分享了伦敦半数以上的呢绒出口额，伦敦成了安特卫普的卫星，英国经济受制于低地国家，并从16世纪中期起陷入频发的经济与社会危机。除了16世纪中期由贸易萧条引发的严重经济与社会危机外，在托马斯·孟1571—1641年的70年生命中，贸易状况良好者只有36年，其余年份或者萧条或者糟糕，长短不一的严重危机就有七次（梅俊杰，第三章，97－98页）。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政治与社会精英在危机中推动了一场以重商主义为导向的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的革命。1550年代的失调揭开了英国经济史上的新篇章。经济讨论喷涌而出，虽然它们大量地从历史中借鉴思想，但讨论所使用的语言和强调的重点都有别于30、40年代。英国人自己将16世纪中期之后的这一变迁称为“由紧迫的实际经济问题刺激而催生的创新性的大讨论和大转折”，类似于1820年代、1870、80年代、1930年代的经济思想与政策方向的大调整。正是在这场大讨论中，题为《关于英吉利王国福利的对话》的匿名小册子于1549年前后成书，该书提出了以后两个世纪的经济文献中反复出现的重商主义命题（梅俊杰，第三章，98－99页）。

于是，英国17世纪内战之前的百年中发生了一场改变英国产业落后面貌的初始工业革命，英国借此全面奠定其现代工业的基础。这次初始工业革命依赖国家对投资与产业活动的组织和管理，包括采用特许证这一垄断性手段，特别也依赖对外国先进技术的嫁接，或者干脆是引进外国技术人才。当时的伊丽莎白一世统治的特点是通过了严厉的管制措施，而该年代居然出现了工艺水平的快速提高（梅俊杰，第三章，118页）。在这一时期，英国一直坚持实行长期以来一直实行的限制外国产呢绒的进口、严格限制羊毛出口的政策。

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曾经发生的这次产业进步可以称为“初始工业革命”。英国的初始工业革命完全是一场建立在大规模引进技术与人才等外部生产要素基础之上的、“后发”和“外源”性质的产业革命。在1540—1640年间英国经历了与此后那次产业革命相比速度毫不逊色的一场工业化运动，当时英国依靠外部因素为自己众多行业的起步与成长奠定了现代基础（梅俊杰，第三章，115页）。

在这场初始工业革命的百年里，英国通过三种技术进步建立了大规模工业：第一是引进了宗教改革之前在英国几乎未曾立足的一系列资本主义产业；第二是把此前尤其在欧洲大陆某些地区已知、但在英国很少使用的各种技术流程应用到旧有的产业中去；第三是发现和应用了新的技术方法。英国16世纪与17世纪工商业制度结构中也出现实质性变化：行会消匿、商业公司开始更新、新的工业组织开始产生。这一初始工业革命的最大特点是，它几乎完全依赖外部因素的推动，利用所谓“人为”的手段，引入先进技术及人才和制度，实现自主的产业跨越与创新（梅俊杰，第三章，115—116页）。

这场初始工业革命的上阶段是16世纪的最后60年，这大致也是重商主义经济学革命发动并由伊丽莎白一世统治的时期。当时，为了改变英国产业全面落后的局面，女王及其重臣极其渴望发展每一种类的英国产业，以便使英国不仅经济上独立，能够支付某些进口，而且或许能生产可出口外国市场的高价值产品。最后付诸实施的政策是，由王室向那些具有足够企业精神，可资移植新技艺，或者引进新制造业的人士包括外国人颁发特许证，利用该垄断性的特许证制度来撬动产业升级。伊丽莎白的目标是要引进明矾、玻璃、肥皂、油、盐、硝石、金属片的制造，这些产品此前都靠进口。新颖性是颁发特许证的标准。当时的通行做法是，以一定年限的特许专营权换取技术和产业的本土化。这样的特许证制度本质上是一项鼓励进口替代的政策（梅俊杰，第三章，116—117页）。

正是依靠这样大规模的进口替代，英国政府从欧洲大陆移植了一系列新产业，建起了首批造纸厂、黑色火药厂、火炮铸造厂、明矾和绿矾厂、食糖炼制厂、硝石厂、黄铜炼制和压延厂。此前在这些行业中，英国也不是没有一点小作坊，但它们与历史更早、生产规模更大的大陆无法相比。现在官方鼓励兴办的工厂则投资量大，投资周期长，雇佣工人多，重型机械也多，绝非小业主能够置办。随着这些工厂的兴建，英国相关产品的进口明显下降。尽管仍从法国进口一定数量的纸张，并且仍从西印度群岛进口糖，但明矾、绿矾、黄铜、紫铜的进口已大为减少，而英国产的火炮到伊丽莎白一世晚期甚至因质优价廉而在欧洲各地大有市场。特别是新厂建设过程中从国外所引进的精巧水动力机械、大型炉子及配件，以及工厂的规模本身，都具有强大的示范激励效应（梅俊杰，第三章，117页）。

与新厂建设同时，英国官方借助大陆的先进技术，着力改造采矿业和冶金业等旧有产业，并且开创了新的技术方法，从而在若干技术环节，不仅在赶上大陆各国，而且已开始呈超前态势。在那次初始工业革命期间，政府建设了数以百计的矿井排水和通风设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能力，进而使英国后来居上。在采煤产业中，16世纪中期前，一个煤矿的年产量很少超过几百吨，而到1640年前，年产1000—25000吨的煤矿已经司空见惯，英国的煤产量很可能是整个欧洲大陆产量的三四倍。加之铜、锡等金属的采掘业经由技术引进也建起了大规模企业，采掘业在英国国民经济中所占据的显赫位置已超过其它任何一国。英国正是基于大陆先进技术所创造的条件，在这场初始产业革命中率先实现了煤对于木材或木炭的革命性替代，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产业中因燃料变革而必需的流程改造，大大促进了冶金业及其它产业的技术进步和规模扩大。与这次燃料转变相关，英国人在初始工业革命中领先一步地发现并使用焦炭，大规模地烧砖和玻璃等。特别是炼铁中焦炭的使用，被认为比起日后快速的机械化和棉纺织业的增长，对于工业化甚至更具有根本意义。在冶金领域，铸铁用的大型鼓风炉在原从大陆引进的基础上又再次引进，年产量达到100—500吨铁，大大超出英国原来小铁炉年产量最多20吨的水平。大型炉子以及水力机械这些关键技术的引进，让整个冶金行业脱胎换骨，从铁制品加工的标准化和规模化，到大型钢厂的建立，都是此期大陆技术引进的结果。同期，机械改良也风行于英国包括上自贵族下至最低级工匠在内的所有阶级，并令那些富有者游历海外以寻求启发（梅俊杰，第三章，117—118页）。

在17世纪英国内战前的一百年中，英国的政治精英在重商主义治国方略的指导下，集中财力为长远而投资，其中包括屡屡争取对外汇实行国家控制，甚至在1576年因此而引发在英意大利商人的示威抗议。作为这场初始工业革命关键期的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虽然长达四五十年，但其贸易总量居然未有大的增长。然而，大量并不直接体现于贸易增长上的战略性创业活动却扎扎实实地起步了。投资于造船、远程贸易、内部殖民与沼泽排水、采矿、冶金及各种产业技术方法，虽然很可能并不总是在经济上非常有利可图，但毫无疑问带来了国家生产能力的显著增长（梅俊杰，第三章，119页）。

初始产业革命中借助外国技术人才

1600年之前，英国是一个从欧洲大陆进口技术的国家，它雇佣了德国的矿工、荷兰专门从事排水装置设计的工程师、法国土木工程师和建筑师等。在16至17世纪的初始工业革命中，主要是外来技术人员促成了英国技术与产业的跃进。当时发达的欧洲大陆成了英国初始工业革命的技术源泉。“皇家矿业学会”兴办的巨型铜业开采和冶炼企业，依靠来自德国的熟练技工；数家钢厂的建造则借助了荷兰的熟练技工，确知其中1565年于萨塞克斯兴建的钢厂曾雇佣30个外国工人；较大规模的商业性玻璃生产厂也是依靠外国工匠而兴建（梅俊杰，第三章，119—120页）。

在欧洲的宗教改革时代，受压迫的犹太商人、破了产的佛兰德纺织工人和受迫害的胡格诺教徒，迁移时都随身带着他们的专门技艺。大批的新教徒技工被腓力二世与路易十四分别从比利时与法国逐出以后流入英国，这一点使英国在工艺上、工业资本上获得了无可计量的增益。英国精细呢绒的制造，麻布、玻璃、纸张、帽子、绸缎、钟表等工业技术上的改进，以及一部分五金工业的建立，都是靠了这些人而获得实现的。它懂得怎样利用进口禁令与高额关税来促进这些工业迅速发展（梅俊杰，第三章，121页）。

不过，在17世纪，引进外国技术人员是欧洲国家的普遍特点。从16世纪到18世纪，西欧的主要国家中无不看到追求国家富强的重商主义潮流在活跃地涌动着。从崇尚贵金属、寻求贸易顺差、管制消费、奖励制造业，到发展捕鱼业、重视造船和海运业、拓展海外殖民、强化政权力量，甚至是鼓励海盗活动，相似的政策原则得到了新兴民族国家的普遍接受，其立场观点上的共性压过了国情方面的差异。欧洲各国曾竞相成立旨在扩张的东印度公司那样的垄断性公司。当亚洲纺织品行销欧洲时，各国的反应也是惊人地相似。1681年，苏格兰禁止穿着软棉布，甚至禁止了棉与其它纤维的混纺品；1686年，法国禁止了除转口之外的印度软棉布和中国丝绸的进口，并且严禁印度白坯软棉布在法国的印染和最后处理；威尼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普鲁士等也都实施了类似的禁令。与此同时，对印度产品的仿造，在英国、德意志、尼德兰和法国，大约在同一时期兴盛起来（梅俊杰，第三章，122—123页）。

从16到17世纪的长时期中，英国乐于接纳或主动吸引的外来技工中，除了来自荷兰南部带来新织物技术秘密的纺织工匠外，还有来自荷兰的农民，他们引进了排水和精耕细作的农技；来自西班牙的犹太人，他们带来了公私理财的经验；来自法国等地的胡格诺派教徒，他们贡献了工商及金融的知识，等等。尤其关键的是胡格诺派教徒的贡献，这些难民从法国带来了可作标杆的新技能和新趣味，几乎每一种产业技能都因此而得到激发。英国在模仿了欧洲大陆国家的工业技术以后就把这些工业建立在自己的国土上，然后在关税制度下加以保护，促使它们发展（梅俊杰，第三章，123—124页）。

效法荷兰

在关键的追赶时期，英国特别重视效法荷兰。17世纪荷兰共和国的榜样对英国和法国的重商主义政策发生了重要作用。可谓小国寡民的荷兰共和国居然依靠捕鱼、航运和工商业雄踞富强之首，这种示范效应强烈刺激了英国及法国去奋力竞争，而不是消极地接受这种从属的和较不发达的状态。在整个17世纪里被始终不停地重复念叨着的主题是：因为我们“知识薄弱”，所以我们“财富匮乏”。英国精英阶层都视荷兰为追随的经济楷模。在很大程度上，英国经济制度改革就是沿着荷兰的方向进行的。这一改革进程在1688年随着新国王的就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因为他同时也是荷兰总督（梅俊杰，第三章，124页）。

17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从配第、米塞尔登，到洛克、斯图亚特，多在荷兰留学、访问、工作过，他们亲身观察荷兰的经济成就，念念于兹荷兰致富的奥秘。探讨荷兰富强的原因，如同探究西班牙何以在暴富之后跌入贫困一样，成了英国当时的一门显学。蔡尔德的书甚至列出了多达15条的具体原因来详细说明荷兰富裕的原因。当时英国人言必称荷兰。就经济政策的大方针而言，所有的英国人，不管是否保皇派，都以钦慕的态度看待荷兰这一楷模，都渴望通过师法荷兰人而超越荷兰人。英国对荷兰这一成功榜样的长期模仿几乎触及各个方面，模仿大量得自荷兰还有意大利的榜样，小到毛纺织业中的精纺和后序染整技术，大到海上力量的培育和英格兰银行的建立，在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当中当然也包括窃取技术秘密（梅俊杰，第三章，124—125页）。

英国重商主义时代旧殖民体系的核心是它的航海法。荷兰在捕鱼、航运等海上技术方面一向都远在英国之上，以后甚至还在殖民地生产者与英国的消费者之间充当牟利中间商的角色。为了夺取海上权益，英国悉心培养海上技能，刻意锤炼商船和海军力量。伊丽莎白时代，出于鼓励产业的政治动机而非宗教动机，1549年通过律令，要求人们在周五、周六、四季节、斋戒前夜、大斋节吃鱼，在这些特定日子吃肉甚至家中备肉者都曾被戴上木枷以示惩处。为了打压敌国渔业，还曾借口外国鳕鱼在桶中罐装有问题，于1563年完全禁止了进口。詹姆斯一世对于造船业与渔业的鼓励有着特别热烈的兴趣，他不断地劝告他的百姓多吃些鱼。英国政府在17世纪对航运业的支持形式还包括：为弥补商船被劫损失而在城镇征收的船金、对渔业的补贴、对纽卡斯尔与伦敦之间煤炭贸易的补贴、从事商业服务的海员的托儿所等。当然，还包括皇家海军海员的托儿所（梅俊杰，第三章，125—126页）。

英国根据重商主义原则于1651年制定并随后不断修订和严加落实了它的航海法（梅俊杰，第三章，126页）。大不列颠的航海法力图通过绝对禁止或对外国航船课重税来使本国海员和船舶独占本国航运业（Smith，Adam，第四篇第二章，34页）。本章的第一节对英国的航海法有更详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