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催生了产业革命的贸易保护主义

现代民族国家主导的金融—财政

英国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像当时西欧各国的重商主义政策一样，是为英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利益服务的。

欧洲1450年后进行的战争与“民族国家的诞生”密切相关。整个欧洲到1660年以后对战争或和平的决断，越来越多地受“国家利益”所左右。对16—18世纪的英国来说，战争，尤其是海军，向制铁业提供了永久不断的激励和周期性的市场（梅俊杰，第三章，126—127页）。

英国政治发展的特点是，很早便具有国家认同和忠诚，是拥有民族主义这种新情操的第一批国家之一。有效的国家机器与有为的重商主义结合在一起，很早便产生了一种非常流行的思想，即为了国家利益，政府有权力甚至有义务来管理经济（梅俊杰，第三章，138—139页）。

1688—1720年，英国完成了一场“金融革命”，其核心是用一套有效的政府信用制度取代了玩于王室股掌之中的简陋制度（梅俊杰，第三章，129页）。

西方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诋毁和轻视金融制度的历史为时甚久。工业化时代金融革命的初始动量首先是政治性的，是为了满足现代国家的迫切新需要而去开掘大规模的融资能力。从中世纪到19世纪，欧洲各国为巩固政权和发展经济而开掘融资能力（梅俊杰，第三章，129页）。

早在中世纪，威尼斯在发展国际汇兑和信贷市场、金融和会计业务方面独领风骚，它以定期支付利息的强制性政府贷款为基础，创立了一个有效的政府公债市场。到16世纪，荷兰又是一个银行、金融和国际商业中心，相当于欧洲北部的威尼斯。而英国的财政机构和商业基础设施，比起意大利、德意志南部以及低地国家还很粗糙。到17甚至18世纪，诸如英国与瑞典之间的贸易也还需通过阿姆斯特丹和汉堡进行结算，在伦敦发生的交易仍然只占次要地位。17世纪初英国要建立的结算中心网络，完全是效法意大利、荷兰早已成熟运作的国家银行及其先进的信用体系（梅俊杰，第三章，130页）。

英国金融发展的真正加速点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且主要是靠外部因素推动。随着荷兰奥伦治王室入主英国，威廉国王的荷兰顾问们向英国全盘移植了荷兰发达的金融技术手段，包括作为交易中介和可议付工具的汇票、在二级市场交易的公司可转让股票、政府发行并担保的永久年利债券等。这些金融手段在英国习惯法与成文法所提供的新的法律环境中，比在荷兰还更加有效。在荷兰经验的触动下，17世纪末英国“金融革命”的核心就是出现了政府执法机构和立法机构两者分立、在政府预算上相互制约的局面。此外，1694年特许设立了英格兰银行，1698年特许设立了伦敦证券交易所。英国的金融革命到1725年完成，其标志是开始发行广受投资者追捧的3%永久年利政府债券，英格兰银行稳固地成为英国首要的金融机构（梅俊杰，第三章，130—131页）。

方便的信贷在17、18世纪促进了英国出口的扩张，尤其是向殖民地和南欧的贸易扩张。出口商更能向其海外顾客和商业伙伴提供长期信贷，因为他们从供应商那里获得了同样的长期信贷。到17世纪末，毛纺织品出口销售中赊账一年已成正常做法，而到1775年，几乎所有行当都期待如此，有的获得长达两年的赊账期。随着金融的大发展，英国到18世纪上半叶已经以伦敦为中心建起了包括信贷融资网络在内的发达金融体系（梅俊杰，第三章，131—132页）。

在传统包税制终于取消之后，在1688—1815年间，英国的税收惊人地增长了16倍；1700年税收总额仅占国民收入的9%，而到1815年已升至18%。不过，尽管英国完全可能是欧洲征税最高的社会，但大多数新增岁入来自对商品和服务课征的间接税。但是，英国的国债额从1685—1688年的200—300万磅激增到1820—1830年的8.21亿磅，增加了几百倍，1816年英国累积国债已达国民总收入的2.5倍还多。这样，到18世纪末，增加的税收也只能支付已增债务的利息。在这个阶段，借款占英国战争时期总开支的比例保持在27—40%之间。大多数用于偿付1689—1815年间战争开支的额外资金是从伦敦资本市场上筹措的。而英国1776年的国债总额为1.43亿磅，其中的0.59亿磅由荷兰人持有，足占四成以上（梅俊杰，第三章，132—134页）。

1688年之前的两个世纪中，英国君主们所征收和花费的财富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在战争年代大致接近6%，在和平岁月则一般回落到3—4%。而在1689—1815年间，战争年代该比重先是倍增至12%，随后则持续保持在15—20%的高位。1689—1697年的战争时期，英国政府开支中军事开支占79%，民用开支占15%，利息支付则占6%；而在1698年到1713年间，无论平时战时军事开支都占政府开支的67%到72%，利息支付则占政府开支的19%到24%；在1714年到1815年期间，军事开支占政府开支的比率，平时在31%到41%之间，战时则在61%到70%之间，利息支付占政府开支的比例，平时在43%到56%，战时也有22%到30%。1714年到1901年的汉诺威王朝从来没有将超过五分之一的国家岁入用于非军事的行政目的。从财政角度说，此时的国家可以被称为一个军事政权。这样的军事开支使英国海军的吨位数从1685年的10万吨大幅增加到1760年的32.5万吨（梅俊杰，第三章，136—137页）。

不过，尽管有这样多的贸易保护和政府资助，英国向现代工业国家的转变仍然耗费了很长的时间。英国的工业化其实相当缓慢。制造业对国民产出的贡献在1740年代并无明显上升；1780年代的迸发大体上限于棉纺织品；直到1820年代，新产业在数量上的分量才施加到整体经济上。英国经济大约在1820年出现了一个转折点，经济一直到1820年代才达到持续年增2％的速度（梅俊杰，第一章，27－28页）。

第三节   压制自由贸易所成就的毛纺织业

在许多世纪中，英国出口的几乎完全是羊毛及毛纺织品，到1700年都没有大的改变。在产业革命的新生产制度改变了一切并改换了观念以前，英国人总是认为国家繁荣的主要养料是毛纺织业。在18世纪开始时，人们依然不假思索地认为，英国繁荣的关键基础仍有赖于羊群成功地背起英国贸易扩张的主要重负。甚至有人认为，到1780年代或者更晚些时候，英国工业中的首要部门还是毛纺织业，而不是棉纺织业和炼铁业（梅俊杰，第二章，55页）。

限制羊毛原料出口和呢绒成品进口

英国发展毛纺织业的起点是限制羊毛原料的自由出口。1258年英国颁布了具有强烈保护主义内涵的“牛津条例”，据此，英国所生产的羊毛必须在国内加工生产，不准卖给外国人；人人都必须穿用本国织造的呢绒。14、15世纪的1332、1337、1376、1377、1464、1467年多次重申上述规定。当然这样的反复重申也说明商人们一再打破羊毛的出口禁令。直到16世纪的1547年，英国的王室诰令还重申，只有获得了特许证的羊毛商人协会成员才能运出羊毛，其他人必须将羊毛纺成线、织成呢，或制成帽、带，始得出口。1549年，王室又颁布更为严厉的诰令，对于无特许证而输出羊毛的违令者处以双倍于出口羊毛价格的罚款，羊毛的所有者要被投入监狱。这期间，羊毛之外的绵羊、毛线、精纺毛纱、漂泥等都在禁止出口的清单上。法律的实施十分严厉，首犯者要被砍去左手，再犯者则要被处死（梅俊杰，第二章，55－56页）。

除禁令外，英国也利用关税设限。1275年英国开征羊毛出口税，此后又多次调高税率。早期的这些出口税基本上都是向外国商人征收，后来国王爱德华三世（1327－77年在位）于1347年扩大到向本国商人征收此税。在他统治下，不仅进一步大幅提高羊毛出口税，而且组建了掌控羊毛出口的辛迪加斯特普尔公司。到1361年，斯特普尔公司实际上占有了向北欧出口羊毛的垄断权。据估计，1421年羊毛税占整个英国关税收入的74％（梅俊杰，第二章，56页）。

严厉控制羊毛出口一直是英国的基本国策。迟至1662年官方还在重申对违者施重刑；一个多世纪之后，乔治三世（1760－1820年在位）为了禁运羊毛和打击走私，还颁布法令，不准在海滨5英里内剪羊毛（梅俊杰，第二章，56页）。

正是在此背景下，自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初，英国羊毛出口的数量总体上呈逐渐下降趋势。而正好此时英国在为发展养羊业进行圈地运动，羊毛出口的这种减少显然不是由于羊毛产量减少，而是由于实行原料出口限制政策。英国严厉限制羊毛出口的动机，首先是相信输出成品比输出原料更有利，其次是为发展纺织业以增加国内就业，还有就是相信其它国家严重依赖英国羊毛，其需求缺乏弹性，英国可以利用最优关税增加贸易的实际收益（梅俊杰，第二章，57页）。当时英国人的这些想法，就是本书第一章所说的贸易保护的幼稚产业效应、就业效应和改善贸易条件效应。

英国羊毛原料出口的十年平均数，在1281－1290年间为26856包，到1301－1310年上升为34493包，以后到1371－1380年就逐渐下降到23241包，而到1531－1540年间则下降到3481包。而1351－1360年间，折算成羊毛的呢绒出口量为1276包，到1441－1450年就增加到11803包，而到1531－1540年间则上升到23424包（梅俊杰，第二章，66页）。

当时的英国统治者深知本国羊毛在欧洲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曾经将其用作政治武器。爱德华三世在1328年通令禁止将羊毛卖给佛兰德，其用意也在迫使尼德兰城市与其结盟，共同反对英国的世仇法国。15世纪一本小册子的作者十分自信地宣称：英国羊毛“能使我们管理和统治整个基督教世界所有的王国”。这种以羊毛为武器的做法以后长期延续着，从17世纪下半期到18世纪下半叶英国都一直维持着羊毛出口禁令。当时限制措施的初衷，不仅是要给英国毛纺工人以优惠，而且是要通过不让产业对手获得英国羊毛而对外国竞争釜底抽薪（梅俊杰，第二章，57－58页）。

英国控制羊毛原料输出必然提高海外毛纺业的生产成本，因此引发欧洲大陆各竞争国毛纺业相继衰落。据分析，佛兰德在14世纪上半叶从欧洲纺织品生产霸主地位上的跌落即与此有关。15世纪末，作为英国羊毛主要买主的呢绒城市，如尼德兰的布鲁日、伊普尔等，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等，都开始经历生产萎缩、行业瓦解的过程。这些城市生产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羊毛原料上受到英国政府的遏制，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梅俊杰，第二章，57页）。

英国数百年中历朝甚至一朝中反复重申羊毛出口禁令，一方面反映官方对此意志坚定，另一方面也说明政策措施时有落空。此外，走私也一向伴随着羊毛出口禁令。这里的主要问题是存在颇为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包括决策者还受到像汉萨商人这类强势外来集团的牵制。有人甚至说，除非在某些罕见情况下这些利益与政府利益相互重合，要不然哪怕做得最好的时候，实施也是不严格的，一般的时候则简直就付诸阙如（梅俊杰，第二章，89页）。

英国的统治者们在限制原料出口的同时限制成品的自由进口，以削弱竞争对手，为自己留下市场空间。1307－27年在位的爱德华二世企图禁止外国呢绒的输入，只有规定供贵族使用的不在此限。爱德华三世随后于1337年下令禁止羊毛呢绒布的进口，该禁令直到18世纪依然有效，当时的英国海关指南手册援引此令禁止布匹进口。爱德华三世还禁止臣民穿着任何外国布匹制成的服装。1461－83年在位的爱德华四世命令外国商人在向英国输入商品时必须输出等值的英国纺织品。1463年，他实际上禁止进口所有外国纺织品及许多其它外国产品。亨利七世1485－1509年在位时，外国商人不得不再次执行向英国输入商品必须同时等值输出英国制成品的法令（梅俊杰，第二章，58页）。

为发展本国的呢绒加工业，为提升出口品的附加值，英国政府从1487年开始，下令禁止没有加工的呢绒半成品出口。1512、1514和1536年又多次重申这项法令。法令明文规定，运出未加工的呢绒低价出卖属于犯法行为。当时英国的呢绒加工技术尚低，在国外并无声誉，成品质次价高，出口半成品比成品对商人更为有利，但是从爱德华三世时开始英国人就深知，需要的不是增加交换的价值而是提高生产的能力（梅俊杰，第二章，58－59页）。

利用技术移民扶持产业本土化升级

英国扶植毛纺业过程中发挥首要作用的一项政策是，通过大力吸引外国纺织技工，引进技术与经验。早在诺曼人于1066年登陆入侵英国之初，国王威廉一世就鼓励佛兰德织工前来定居。此后英国王室屡次三番地奖励吸引佛兰德纺织工匠，力图借助于这些外国的先驱来创设民族工业。尤其是爱德华三世时吸引佛兰德等地的呢绒织工、染工、漂洗工等纷纷落户于伦敦等地，形成了英国工业史上第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爱德华四世时也曾出现过大量的移民涌入，其中一大部分为毛纺织技工。1484－1603年的都铎王朝时期，亨利七世重申允许外国织工定居英国的法令；爱德华六世则建立移民点，向外国移民提供贷款和每户4英亩土地（梅俊杰，第二章，59页）。

从中世纪前期起，由于英王在财政上对于汉萨商人的依赖，汉萨商人一直在英国的对外贸易中享有超国民待遇的特殊地位。迟至15世纪末，对于染色呢布、半染色呢布、未染色呢布，英国商人需缴纳的出口税分别为每匹28便士、21便士、14便士，均高于汉萨商人的24便士、18便士、12便士，呢绒出口税倒挂。但对其他外国人，英国仍然执行区别对待的政策。如每匹未染色呢布的出口税，英商是14便士，汉萨商人是12便士，且均不缴附加费，而其他外商却需缴出口税33便士和附加费12便士（梅俊杰，第二章，61页）。

不过，在积极推动工商事业的都铎王朝时期，1509－1547年在位的亨利八世下令驱逐了15000名外国工匠，恢复汉萨商人从前的特权，鼓励他们增加进口，这种政策极不利于英国工匠。1553－1558年在位的血腥玛丽女王曾把400多名外来技工移民赶出英国；还曾提高呢绒出口关税，致使出口乏力，走私大增（梅俊杰，第二章，87－88页）。

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年在位时期，法国镇压属于新教派的胡格诺教徒，尼德兰也发生宗教及政治迫害，英国便乘机把大批宗教难民作为英国经济和工业方面有价值的财产而加以吸收，向移民颁发特许证、授予专利权、给予宗教宽容、以学徒制促进技术本地化等，诸多政策并举，造就了数十万工匠的大移民，如期取得了产业效果。东英吉利新织物的扩大是基于胡格诺教徒难民的技艺传授，这些人因宗教战争而被逐出法国北部和低地国家南部。14世纪外来移民潮促进提高了一般粗呢的织造水平，而16世纪的外来移民引进了一系列新型毛织品，使英国呢绒工业向高质量和多品种的方向发展。英国从1643年开始不再受制于尼德兰人，转而在国内印染呢绒，由此掌握呢绒生产的全部工艺技术；在毛纺业之外，17世纪中英国在麻织业和丝织业中取得突破，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胜出或者摆脱对进口的依赖，这都与政策驱动下尼德兰、法国技术人才的移入直接相关（梅俊杰，第二章，59－60页）。

而在英国尚处于相对落后状态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正当英国在培植自己的产业时，荷兰在培植产业上也相当成功。16世纪下叶，莱顿市政府与英国争夺佛兰德难民，也吸引了大量的纺织业工匠；而在17世纪与英国的斗争中，荷兰先于1614年禁止进口英国印染过的羊毛制品，后又于1643年将禁令扩大至染色的细哔叽和密绒厚呢。任何时候只要光景不好，就会继续提出进一步的保护要求。所以17世纪中期，只有六七万人的莱顿成了欧洲最大的工业聚集地，其生产的呢绒达到英国出口量的一半（梅俊杰，第二章，90页）。

这样，英国呢绒出口持续增长之后，16世纪下半叶曾严重下滑。在最低谷的1571－1573年间，英国呢绒平均年出口仅为7.3万匹，这比1543－1547年间的年均出口12.6万匹减少了四成还多（梅俊杰，第二章，90页）。

有人认为，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虽然英国为应对安特卫普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垮塌而让自己的国际商贸成功转型，但是这期间在安特卫普跌落与阿姆斯特丹兴起之间的独特机会却被放过而溜走了。在英国经济史的这一关键时期，它的确成功地接过了德国在矿业和工业技术方面的领导权，但却输掉了争夺商业和航运霸权地位的竞赛，输给了更有闯劲、效率更高、组织更好的荷兰人。未能从安特卫普的垮塌中获利让英国延误了至少一个世纪才迈向世界头等地位（梅俊杰，第二章，88页）。

在英国，掌握先进技艺的外国工匠之所以得到优厚待遇，仅仅是因为他们有利于促进英国产业的发展。在当时民族身份认同日益强烈的大背景下，只要条件许可，英国就采取内外有别的政策，借以全力扶持本国工商力量，让产业或生产力在本土扎根。14世纪末，本国商人每输出一包羊毛要缴出口税和附加费共40先令，外商则每包要缴53先令4便士。到1471年，输出一包羊毛本国商人仍只需缴40先令，外商已需缴76先令8便士。15世纪下半叶，出口呢绒时本国商人只需缴货品市场价2％的关税，而外国商人则需缴6％的关税（梅俊杰，第二章，60－61页）。

随着国家财政状况的改善和本国工商力量的成长，英国在都铎王朝时期不断收缩在国家力量薄弱时因不得已而给予外商的优惠政策。本来，1270年代以前英国的羊毛主要由佛兰德人控制，之后主要由意大利人、再后则主要由汉萨商人控制。通过长期周旋，英国15世纪完成了对意大利商人势力的清除，之后又开始对付势力强大的汉萨商人，对他们采取遏制和怀柔相结合的方针，一般在和平时排挤和打击之，以最终维护英商利益，只有在战争爆发需要其支持时才暂时笼络和利用之。亨利七世先于1486年成立了“伦敦冒险商人协会”，以此垄断了同安特卫普的出口联系，随后又规定汉萨商人只许出口完全制成的呢布，受优惠的商品限于来自汉萨城市的特产。在1493年伦敦市民攻击汉萨商人居住区之后，国王又乘机把汉萨商人从英国与尼德兰的贸易中排挤出去，并且将其居住地置于英国关税官员的监督之下。到1503－09年即亨利七世统治末年，英国本国商人已占到总出口的53％，汉萨商人占24％，其它外国商人则占23％。1552年爱德华六世断然下令收回给予汉萨商人的全部特权和特惠措施，只保留那些与其他国家商人相同的普通贸易权利。此前的1534年，威尼斯商人在英国的特权地位也被最终废除。英国扶持本国工商力量、反对外国商人控制外贸的斗争由此取得决定性胜利。到1598年，经由伊丽莎白一世更加坚定地打击外商、发展民族经济，汉萨势力被彻底削平，其对英国毛纺市场的影响已无足轻重，英国的商贸开始由民族工商力量主导（梅俊杰，第二章，61－62页）。

国家干预和保护渗透到产业链各环节

国家在英国毛纺业壮大过程中给予的扶持与管理也体现在产业细节上。

在毛纺织业进步迅猛的都铎王朝期间，总共约有250个法令涉及经济问题，其中有关呢绒的生产、销售、工资和价格方面的法令占有突出地位。事实上，至少在都铎王朝的君主周围，除了有一般的顾问之外，专门有一批经济计划者，从事统计收集和研究工作，目的是要制订长远的官方政策，并且具体规范和管理经济活动。这些经济计划者特别重视计算战争的成本与收益，也重视对贸易的性质、数量、流向进行分析，以便对酒类和奢侈性纺织品的进口加以限制（梅俊杰，第二章，63页）。

在呢绒的染色加工中会用到染料靛蓝，英国以往通常从法国的土鲁兹地区进口，也可以从属于葡萄牙的亚速尔群岛等地进口。为了摆脱这方面的对外依赖，英国于伊丽莎白一世时开始在南部四个郡中种植靛蓝作物。由于这样的进口替代，经伦敦进口的靛蓝从1559－60年度的33000镑下降到1593－94年度的3500镑，自法国进入伦敦的靛蓝也相应大减。全英国自法国进口的靛蓝则在1575－86年间由23000镑降到8000镑。而这样的进口替代首先是政府鼓励甚至强制的结果（梅俊杰，第二章，62页）。

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由于面临着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且面临着遭受外国攻击和民众发泄不满这些迫切得多的威胁，政府将其行政控制持续延伸到国民经济的几乎所有部门。而主导伊丽莎白时期外贸的一个强大因素就是政府干预无孔不入的影响力。这种政府干预也延伸到消费上。由于当时在伦敦雇佣了8千名制帽工人，为促进消费以保障就业和产业发展，伊丽莎白一世规定，在每个星期天和圣日，除少数例外者，凡六岁及六岁以上者，每人都应头戴一顶完全在英国织造的帽子，如有违犯，每次罚款3.4便士（梅俊杰，第二章，63页）。

美国人说：“经国大事，唯生意二字”。这早由英国实践了。这是真正的盎格鲁－萨克森传统，后来的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就说：“政府的职责就是为商人开辟道路并保持畅通”。为打开并保障英国毛纺织品在海外的销售市场并削弱主要的竞争对手，英国与外国签订商业条约、向外派驻领事、建立海外同盟关系。亨利七世在15世纪末为反对汉萨同盟而与正在仇视汉萨商人贸易垄断的丹麦签订条约，从而恢复了英国商人在北欧的贸易特权；与属于汉萨同盟的城市里加签订条约，试图分裂汉萨同盟以便直接进入波罗地海；与佛罗伦萨签订条约，借以在比萨港设立英国羊毛市场、垄断羊毛运输权，并遏制威尼斯的呢绒业和贸易；还与尼德兰多次签订通商条约，重新确立一度中断的贸易关系，使英国商人获准在尼德兰大部自由出售呢绒，并逐步扩大商业特权；还分别与西班牙、德意志帝国、法国等国签订商业条约（梅俊杰，第二章，63－64页）。

伊丽莎白一世为开辟新市场，也派遣贸易特使拜访罗马教皇及俄国、莫卧儿和波斯等国君主，并开始利用靠大规模投资确立起来的航海霸权来占领新市场，还将占领的市场殖民化、垄断化（梅俊杰，第二章，64页）。

按1614年开始的著名的科凯因计划，英国商人原本期望从荷兰人手中夺取呢绒印染及最后处理这一利润丰厚的加工环节，岂料国内缺乏技术人才、资金投入不足，加之荷兰人以禁止进口成品相报复，以及欧洲大陆上战争爆发等原因，不仅半途而废、被迫收回成命，而且还酿成1620年代前期英国的经济萧条（梅俊杰，第二章，88页）。

17世纪初，随着意大利在国际纺织业中地位衰落，英国与荷兰的竞争趋向白热化。在1620年代遭遇贸易危机和经济萧条后，英国紧急成立1622年委员会，提出六项经济对策，包括：禁止羊毛、漂泥等的出口，尤其针对荷兰；停止英国船只与商人为荷兰提供西班牙或土耳其羊毛，以打击荷兰竞争者；发展制造业，以减少进口需要及金银流失，并通过国内种植，争取自制亚麻布；将荷兰人从捕鱼场赶出，代之以英国捕鱼公司；对于将物品运至英国而赚钱的外国商人及船长，强迫其在英国购置英国制成品；从国外进口之物品须由英国或原产地船只运送（梅俊杰，第二章，65页）。

在1622、1630、1632、1634、1639、1647、1649、1650、1651、1652、1660、1662年，英国又连下一道道禁令，不准向荷兰出口羊毛，包括于1652年专门立法禁止后院苏格兰向荷兰输出羊毛。英国还以高关税阻挡荷兰莱顿富有竞争力的新织物的输入。英国市场以每码10先令的关税实际上将莱顿的织品拒于门外，莱顿的制造商认为此关税高得无可容忍，由此而引发持久的愤怒。与此相呼应，英国往后又在1700年废除了对于羊毛制品的所有出口关税，尽管毛纺织品的出口税此前几个世纪中一直维持在不过5％。贸易战频频引发军事战，1650、60、70年代，英国与荷兰连打多场战争，借以维护毛纺织业在内的国家商业利益（梅俊杰，第二章，65页）。

当然，英国对进口成品的高关税也未必都是主动为产业保护目的而设置的。古老的英国关税体系是为创造财政收入而设计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