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催生了产业革命的贸易保护主义

第五节 市场封闭下棉纺织业异军突起

实际上最得益于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是英国的棉纺织业。从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下半叶，英国由棉纺织品的进口大国进展到实行产业革命的突破（梅俊杰，第二章，76页）。。

按通行说法，英国的棉纺织业是在1585年安特卫普沦陷之后随着许多难民工匠移居前来才起步的。大约到1640年，曼彻斯特开始兴起棉纺织业，只是产品的品质在中等以下，数量也微不足道。在东方的棉纺织品不期而至地涌入英国市场之后棉纺织业才真正走上历史舞台（梅俊杰，第二章，76页）。

无力与东方竞争只得诉诸进口禁令

1600年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前，棉布和棉纱已有销往英国，不过，此后数十年中，经由东印度公司输入的“印度软棉布”数量一向不多，到1660年代，其总价值才超过中国丝绸，并在世纪末时占到英国全部进口纺织品的大约四分之一。据估计，亚洲纺织品在英国的销售于1687年达到顶峰（梅俊杰，第二章，76页）。

一直到17世纪末，亚洲棉纺织品及丝织品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输入英国和欧洲市场，据认为已妨碍到英国毛纺织品在国内市场、在欧洲已有出口市场及在其殖民地市场上的销售。当时英国有评论称：“突然间，我们发现我国所有的妇女，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穿上了印花棉布”，而且“窗帘、坐垫、椅子和床上，除了印花棉布或印度其它纺织品外几乎没有别的织品”。1700年，虽然英国是纺织品的净出口国，但国内纺织品消费按价值算的37.5%还是要靠进口麻织品、丝织品、棉织品来满足，这让毛纺和丝织行业大为惊恐。其原因在于，与羊毛呢绒相比，棉布轻薄舒适、多彩时尚，尤其是印度的棉纺织品更是色泽、设计、质地俱佳，且在物轻质优之外明显价廉。即使在英国使用机器生产之后的1813年，英国议会中还有人作证说：印度的棉织品和丝织品还能以比英国制造品低5－6％的售价在英国市场上赚钱（梅俊杰，第二章，76－77页）。

英国人深知在东方棉织品的大举涌入下纯粹靠市场力量英国本土的毛纺等行业将无法招架。而1688年的光荣革命后英国实行的是议会控制下的君主立宪制，此时议会成为制订贸易和产业政策的主体。议会对进口棉纺织品的限制最迟在1666年已拉开序幕，是年通过的安葬法规定，无论谁在安葬死者时用毛料以外的纺织品裹尸都要受罚，违者处罚款五镑。其实1622年詹姆斯一世曾发布过类似的诰令，不过现在特别予以重申。在1678、1680年，此项消费禁令再又得到重申与更新。而1688年英国的人均收入不过7英镑18先令，上述罚款相当于8个多月的人均收入（梅俊杰，第二章，77页）。1675年，议会讨论了英国纺织业界已感受到的印度输英纺织品的竞争压力并对棉布征收了关税。此后，1695年前对于软棉布设了每件3－9便士的从量税（梅俊杰，第二章，78页）。

随着进口棉纺织品压力的增大，主要代表毛纺织和丝织业利益的小册子、请愿书、呈交议会的报告等，开始掀起日益强大的保护主义声浪。它们声称，进口亚洲纺织品导致货币储备向东方流失，造成破坏性通货膨胀，也造成毛纺等部门的雇佣工人失业或骚乱，其贫困还会促使向爱尔兰和法国移民，而这些地方较低的劳动成本原已对英国的毛纺织业构成威胁，此外，工资如果向印度水平靠拢则会减少需求并降低土地租金，等等。而从事棉纺织品进口的东印度公司则有其一流的辩护士，如蔡尔德、马丁、达维南特等，他们为这方面的自由贸易辩护，认为亚洲进口品创造了商业财富，荷兰并未因为软棉布和丝绸的自由输入而失去其亚麻业的竞争力，遏制进口会导致消费者转向法国丝绸等替代品，对英国国家利益更加有害，此外，限制进口会招来关税报复及走私，等等（梅俊杰，第二章，78页）。

经过1790年代的经济危机，英国决策者在这个问题上还是选择了务实的保护主义政策。该政策的内容是：为照顾国内毛纺和丝绸等行业的利益，以高关税限制乃至一律禁止亚洲成品软棉布的输入，甚至禁止其在英国的穿用消费；但考虑到英国国内印染等加工业的利益，又允许白坯软棉布的进口，不过须对之征收重税。在此前对棉布征收的进口税和从量税的基础上，从价税也节节攀升。1685年，议会追加了10％的从价税，1690年再增加20％，1697年又增加5％，最后一个5％是在1704－05年加上的。对于1700年后仍允许进口的白坯软棉布，英国议会于1701、1704、1708年等数次调高关税，到1712年，此项从价税已达68.3%（梅俊杰，第二章，78－79页）。

鉴于印度软棉布竞争力超强，英国制订了禁止其输入和消费的法律。1700年，英国议会上下院通过了“鼓励本王国制造业以更加有效雇佣穷人之法”，其中规定，从1701年起，“由波斯、中国，或者东印度制造的所有经加工的丝品、罗缎及其织品、与丝或草本物混纺品，所有上述地区上色、印染的软棉布，已经或者将要进口至本王国，均不得穿着。”1704年，鉴于有报告说被禁止输入英国的软棉布涌入殖民地，排挤了英国毛纺织品在当地的销售，议会一委员会投票，把软棉布的消费禁令又从英国扩大到爱尔兰和殖民地。1719－20年，还有大量请愿涌向议会，称亚洲成品纺织品在从欧洲走私进入，同时1700年禁令尚许可进口白坯软棉布在英国印染后可在英国销售，这些导致英国毛纺和丝绸业失业严重。于是1721年议会又作收紧，除了禁止进口白布在英国印染后就地销售，只许其在殖民地及外国销售，更立法规定，从次年圣诞节后，不管任何人，在不论任何衣着或服饰中，凡使用或穿戴任何上色、印染的软棉布，在英国均属违法行为，违法的私人会被课以五镑罚金，而违法的商人会被课以20镑罚金。特别是为了限制外来棉织品，官方鼓励私下举报，对于成品软棉布的进口、穿戴、使用乃至展示，任何人均可检举揭发并因此获得多达五镑的奖励。这样，1721年的法律有效地关闭了本国市场，阻挡了亚洲纺织品的进一步渗透，使英国市场最终对印度软棉布关上了大门（梅俊杰，第二章，79页）。

在如此严厉的禁止措施下，刚进入18世纪，英国合法进口的亚洲纺织品便骤然减少；哪怕是白坯软棉布的份额有了增长，总体进口量在1701年后也陡然下跌。当然，阻止亚洲棉纺织品的初衷并非为发展英国的棉纺织业，首先还是要保护英国的毛纺织业和丝织业。这方面的结果令人十分满意。1700－70年间，英格兰毛纺织品的实际产量增加了2.5倍；在前40年里，每十年的增长率达85％，1741－70年间，每十年的增长率为13－14％。棉织品的进口限制也与同一时期内苏格兰和爱尔兰麻织业的快速发展有因果关系（梅俊杰，第二章，79－80页）。

英国因限制棉织品进口而出现了一轮进口替代的发明创新。1700年和1720年禁止进口的立法，导致了保护性的高额关税。在高额关税的保护下，英国的发明者和革新者终于解决了用棉线作经线的问题，从而以机器同印度人的灵巧双手展开了竞争；那些进行议院游说反对进口印度棉织品而且达到了目的的人们，实际上促成了以国货取代进口货为根本目的的第一次起飞。该过程为后人所效法。据统计，在1700－60年间有关纺织业的发明中，“流程创新”即一般不可能包含进口替代成份的“要素节约”型发明占32.1％，而明确等于进口替代的“材料节约”和“产品开发”型发明占到28.6％，况且剩下的“产品开发”型发明中也包含有进口替代内容，只是没有再细列明；在后继的1760－90年时期，明确等于进口替代的发明也还占到16.3％（梅俊杰，第二章，80页）。

棉纺织取代毛纺织成为新首要产业

享有严密保护的棉纺织业迅速在生产量及出口量上取得跃进。到1750年，英国经济已经比印度之外的其它任何一个经济体生产着数量大得多的、完全或部分由棉花纤维制造的纱、布、纺织成品。及至18世纪末，棉纺织业已取代毛纺织业，成为英国的首要产业，这是英国产业发展中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梅俊杰，第二章，81页）。

棉纺织业的异军突起尤其推动了英国出口的快速增长。英国（不含苏格兰）的出口年均增长率在1697－1800年间仅为1.5％，但是，在其中的1780－1800年间却高达5.1％，在此阶段，外贸首次成为国民收入强有力的增长引擎。出口占英国国民收入的比重在1801年占到18％，自1783年以来翻了一倍还多，而这一增长主要由棉纺织品的出口推动。1784－86年和1814－16年间出口总值的增长中，约53％由棉纺织品所贡献。至1804－06年，棉纺织品占出口总值的42％，1805－07年，棉纺织业产值中足有三分之二为外销出口值。1780、90年代的出口市场是大约四分之三销往欧洲和美国。英国在18世纪中首次拥有了一个在主要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梅俊杰，第二章，81页）。

在整个18世纪中，英国工业的出口生产增长了将近450％，而供国内消费的产品生产仅增长52％，纺织业尤其是棉纺织业为英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关键的动力（梅俊杰，第二章，81页）。

1700－1800年英国出口部门与国内部门增长对比

（梅俊杰，第二章，82页）

1700－1800年英国制成品出口商品门类构成

单位：％

（梅俊杰，第二章，82页）

英国棉布的成功，即印度织物代用品的成功，是从1700年的禁令开始的。以保护毛纺织业等部门为根本动因的英国保护主义立法最终却收获了一个强大的棉纺织业。不过，在出台针对进口棉织品的保护措施时，英国决策者还是相当注意尽可能照顾各集团利益，不象法国那样一刀切地彻底禁止。最初议会为安抚羊毛和丝绸商利益而提高关税时，也还是照顾了东印度公司游说团维持开放市场的要求，只是在关税未能真正阻挡消费者购买具有价格竞争力的印度纺织品之后，才转而提升关税税率的。同样，在设置进入障碍时，东印度公司方面的反面声音也还是得到一定的倾听，在1700年的禁令中，白坯软棉布还是被允许进入英国本土，此外，麦斯林布也不在禁运名单里（梅俊杰，第二章，82－83页）。

在1721年的禁令中，一方面再次收紧，另一方面却又意味深长地网开一面，除允许向殖民地和外国转口输出在英国印染的进口白坯软棉布外，还特别规定：“本法中没有任何内容可以延伸适用于……诸如染成完全蓝色的软棉布，……或麦斯林布、男装领饰和棉亚麻混纺布。”据分析，对蓝色软棉布的宽容也许就是要照顾当时正在威马斯郡刚刚起步的棉纺织业，对棉亚麻混纺布的容许则打开了与羊毛和丝绸业认真竞争的大门。更典型的是1736年的曼彻斯特法，此法在经过一个世纪的黄灯限制后，给兰开夏以绿灯，允许它纺、织、染、印包含各种亚麻和棉花纤维的棉亚麻混纺制品，供在英国市场销售。很快，混纺布中棉的成份上升至三分之二，亚麻的成份只占三分之一，兰开夏郡等地几乎替代印度软棉布，成为轻薄印染呢绒和丝绸的最大威胁。就这样终于迎来了纯棉布在英国印染和销售的时代。1774年，议会正式宣布：“在大不列颠王国，任何人使用或穿着任何由英国纺棉织成的新制衣饰，不管是衣服、家什、家具或其它东西，也不管是以何单色或多色上色与印染，一律合法。”从此清除干净了棉纺织业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梅俊杰，第二章，83页）。

产业革命实由保护主义引发

史家认为，英国毛纺织业争取到的棉纺织品进口禁令在不经意间成功地把国内市场的某种自由主宰权给予了此后的国内棉纺织制造商。在当时的英国，印花棉织品的输入，不管来源如何，都被禁止。难以想象比这更彻底的保护，因为它已经保证了生产者对国内市场的真正独占（梅俊杰，第二章，84页）。

1700年禁令所开启的严厉保护主义措施刺激了伦敦新兴的印染业的扩展，它也让关注棉布加工与销售的生产者和商人看到了一种可能，即国内市场将不会开放给印度进口成品，甚至是白坯，因而扩大国内棉花纺织的能力可以有利可图。英国此后不仅继续把国内市场留给自己的棉纺织业，而且通过奖励措施从正面来帮助它夺取海外市场，对于输出的每匹白棉布或细棉布都发奖金给它们。据乔治三世1781、1783年的法令，补贴额按照织品的品质在每码半便士至一便士之间（梅俊杰，第二章，84页）。

英国的这一情况如与荷兰作比较便可看得更加清楚。在荷兰内部，由于商船运输等部门的强大利益，加之联邦制的国家政体，所以虽有莱顿的羊毛业和哈勒姆麻织业势力的反对，荷兰还是在1650－1730年间对亚洲纺织品保持了自由输入的贸易政策。尽管荷兰的衰落原因众多，但就纺织品领域而言，自由贸易政策让荷兰的市场没能为本国生产的布匹保留下来，最后是英国而非荷兰赢得了世界棉纺生产的超大份额。荷兰人甚至丧失了在棉纺等轻型纺织品领域漂洗和印染的比较优势，输给了其在伦敦、兰开夏、苏格兰和爱尔兰享有精心呵护的竞争对手（梅俊杰，第二章，84页）。

英国的产业突破是由涉及纺织业的保护主义造就的。1700年的法律禁止棉布或棉纺织品的输入，但它并未禁止棉布的生产，这为当地产业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富有创业精神的中间商很快就用足了这一政策。那时的问题是如何足够地加快纺纱与织布的速度，以便满足受保护的庞大国内市场的需求。1721年的法律则又刺激了基于进口原棉的国内棉纺织业，这最终成为所谓产业革命的摇篮（梅俊杰，第二章，85页）。

在这些手段的催化下，1733年兰开夏的钟表匠约翰·开伊发明了飞梭，提高织布效率一倍。这反过来造成了“纱荒”，要求加快纱的生产。为此政府曾大量兴办纺纱学校，发动在监狱、孤儿院中纺纱，对乡村纺纱生产进行奖励。1764年织工兼木匠哈格里夫斯发明多锭纺纱的珍妮机，使手工工具变为机器；1769年以理发师阿克莱特发明的名义出现了水利纺纱机；1774－1779年间克隆普敦制成了混合型的大型纺纱机；1785年牧师卡德莱特发明了水力推动的动力织布机，使劳动生产率比手工劳动提高10倍。机器纺织要求有一种在任何地方都能运行的动力机，瓦特在1776年和1782年改进了早由纽康门制成的蒸汽机，满足了这方面的需要（樊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