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催生了产业革命的贸易保护主义

第六节  转向自由贸易及其后的相对衰落

产业革命前制造业技术进步的速度很慢。尽管实行了严厉的贸易保护主义，英国的工业化仍然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英国制造业对国民产出的贡献在1740年代并无显著上升；1780年代的迸发大体上限于棉纺织品；直到1820年代，新产业在数量上的份量才施加到整体经济上。大约在1820年出现了一个转折点，经济一直到1820年代才达到持续年增2%的速度（梅俊杰，第一章，27－28页）。

英国在确立了制造业中的世界霸权地位之后，开始转向推行自由贸易政策。1800-1815年间英国迅速确立了工业竞争优势。1815年以后，英国人已确信自己的霸权，开始废除原先本着重商主义精神而实行的一些限制，这些限制有规定禁止出口机器和禁止工匠外出，以及某些重大关税壁垒和航海法。与此同时，他们以无可指责的国际分工和贸易互惠的理由，力图说服别的国家也照样做（梅俊杰，第一章，36－38页）。

英国在确立了制造业上的领先地位之后转向积极鼓吹自由贸易，首先是为了给自己大量生产的制造业产品扩大国外市场。英国产业革命时加速质变的关键动力还是来自海外市场。在1700——1750年，内需行业的产量增长了7%，出口行业则增长了76%；在1750-1770年间，增长的幅度又分别为7%和80%。大量攫取出口市场使后来的产业革命不仅可能而且最终完成。英国的棉纺织业当时固然在世上最为卓越，但它取得如此的结果是靠了对殖民地和欠发达市场的垄断，而这种垄断是由大英帝国、英国海军和英国商业优势给予的（梅俊杰，第三章，140－141页）。

英国在19世纪上半叶转向自由贸易的大背景是：1800年，英国的人口仅占欧洲总人口的8—10%，却生产着欧洲全部生铁的29%，该比重在1830年增至45%。1700年，荷兰曾占到世界海运能力的四分之一强，英国则为五分之一，可是到1820年，英国的份额已超出40%，荷兰的份额只剩2%稍多。而大陆欧洲的工业在1815年还几乎完全处于手工阶段。1820年时，英国的工业拥有世界垄断的地位，实际上其它国家无一拥有任何可观的大规模工业或者富裕的制成品可供出口（梅俊杰，第四章，151－152页）。

英国的转向实行自由贸易政策

在经过了多个世纪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之后，英国大致在19世纪上半叶较为全面地转向自由贸易政策。当时自由贸易派成功地促使英国政府根本改变了重商主义政策。其中包括：1813年终止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1807年禁止奴隶贸易；1833年禁止英国属地的奴隶制度；1835年取消了向外国出口机器的禁令；1846年废除谷物法；1849年废除航海法（梅俊杰，第四章，147页）。

英国贸易委员会在1823—1827年间开始降低关税，进口禁令和过高关税被废止，对于制成品进口限定了从价税30%这一最高税率（梅俊杰，第四章，147—148页）。英国1825年的关税法大大降低了大多数的保护性关税，将棉纺织品的关税从占其价值的50－75％降至10％，毛纺织品的关税从50％降到15％，普通瓷器的关税则从75％降到15％（Lexis，1911，S.364-383）。

指向自由贸易的关键步骤是在1840年代迈出的。在1842年预算中，罗伯特·皮尔废除了尚存的英国制成品出口关税，并且降低了海关清单中至少750种商品的进口关税。当时制成品进口税减让至20%，原材料进口税限定于5%以下。此后，1845年，皮尔又扫除了520项海关税收，还废止了剩余的原材料出口税。另一口径的统计得出的结论是：在1841—1846年间，共废除了605项关税，并降低了其它1035种关税的税率（梅俊杰，第四章，147—148页）。

1853年，制成品进口税被限定在10%以内，半制成品的大部分进口税被废止，进口水果、奶制品、茶叶、可可的关税获降低。到1860年，英国只对48种商品课征进口税，这些税是为财政收入目的而征收的。虽然如木材、玉米、糖等不多商品的关税尚延续了各不相同的一些年份，但从实际情况看，正是1860年的预算标志着英国作为一个自由贸易国家出现于国际经济中（梅俊杰，第四章，148页）。

英国自由贸易运动的急先锋、反谷物法联盟的领导科布登曾说：“如果你老老实实地废除‘谷物法’，干干脆脆地采用自由贸易，在榜样的带动下，欧洲就不会有哪种关税不能在五年之内改变。”他在1846年踏上欧洲大陆，访问了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匈牙利、奥地利、德国、俄国等地，到处宣讲鼓吹自由贸易（梅俊杰，第四章，158－159页）。

英国国内对于单方面的贸易自由化一直多有批评，而贸易自由化的效益也未必总能如原先承诺的那样大、那样快，最终1852年当政的少数派德比政府中的保护主义者向1846年的单方面自由贸易模式发起了首次全面的挑战。在此情况下，英国又重拾它历来擅长的双边谈判签订商约的妙法，以此继续推进其自由贸易运动。此前很久，英国就曾通过若干商约成功地扩大自己的工业品销售，而把对方拖入原料或农产品供应国的轨道。英国与葡萄牙之间在1642、1654、1661年就已订立过商务条约，这样开展自由贸易之后，葡萄牙就陷入了对英国经济的依附境地（梅俊杰，第四章，163－164页）。

18世纪中，英国对外订立的最典型的此类商约就是1703年再与葡萄牙订立的“梅休因条约”和1786年与法国订立的“艾登条约”。这两个条约非常相似，都规定英国允许对方酒类按优惠税率进口，作为交换，对方则允许英国毛纺织品也按优惠税率输入。这本质上是一种促进初级产品与制成品贸易的制度安排，其执行的结果是：梅休因条约扼杀了尚从摇篮中蹒跚起步的纺织工业，葡萄牙被认为已明确地成为英国人的殖民地。艾登条约则导致英国棉布及其它制成品洪水般大量涌入法国，有人甚至认为，正是这次制造业部门的可怕危机与谷物及面包价格暴涨并发，引起了法国大革命。而对英国制造商来说，由于艾登条约开放了法国市场，规模经济成为可能，英国能够降低在美国及其它地方的产品售价，并因此明显遏制了费城棉纺织厂的进步。既然效果极好，英国人对于签订商约自然乐此不疲。英国人所订的一切商业条约，总是倾向于在有条约关系的一切国家扩展他们工业品的销路，给予对方的表面利益则在农产品与原料方面。他们在这些国家随时随地所努力的是用廉价物品与长期贷款手段摧毁这些国家的工业（梅俊杰，第四章，164页）。

19世纪中期英国签订双边商约推行自由贸易的新一轮条约的突破口是1860年签署的英法“科布登—舍瓦利耶条约”。之所以从法国入手，是因为英国与该主要贸易伙伴“发生着最高的贸易赤字”，另外，虽然法国经济界大多数人反对自由贸易，但1848年后的当政者是曾长期居留英国并从此信仰自由贸易的拿破仑三世。这份在法国被称为“经济政变”的商约规定，英国废除所有制成品关税，大幅削减丝绸、葡萄酒和其它酒类的进口关税，并且撤销煤炭出口限制。这些优惠提供给所有国家，但实际上最有利于法国。法国则只给英国优惠，包括同意在五年内以最高不超过25%的税率进口英国货物，并废除禁止性关税，另外立即降低煤、铁、机器等进口货的关税。该条约如同1786年英法商约，照例列有最惠国条款。在1860年代，单单不列颠就缔结了八项这种形式的条约。在欧洲各国之间则更多，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条约网。在英国议会审议艾登条约时首相皮特就说：“制造业国家与拥有特殊产品的国家之间条约的性质和本质就在于：利益最终会属于前者”（梅俊杰，第四章，164—165页）。

实行自由贸易后最初的好处

随着自由贸易体系在1860年代的确立，欧洲经贸易自由化阶段而进入了一个自由贸易时代。1870年前自由贸易的账面记录对于遥遥领先的工业强国英国而言十分有利。在1846年前贸易自由化的10—15年中，英国的出口曾以每年大约5%这一极快的速度增长，1843/47—1857/61年间，英国的出口年增幅又超过6%。自从1697年该领域有数据可考以来，如此时间跨度中的这种增长最令人叹为观止。1843—1861年间，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4%，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幅也达2.2%，就这么长时段而言，肯定是1800-1945年间，也很可能是工业革命至1945年间所记录到的最高增幅了。英国铁产量占欧洲的比重从1838/42年的54.2%又提高到1851/62年的58.5%，棉织品占海外销售额的比重则一改1846年前开始缩小的势头而重新扩大。在1850—1870年间，英国棉品出口的价值和数量均增长了大约150%，贸易条件持续地而且最终地开始陡然改善，而此前的1820—1850年间，棉品出口增加了五倍，但价值只增加50%（梅俊杰，第四章，165—166页）。

这期间英国也对别国发生了积极影响。地理上接近英国的比利时在欧洲大陆最早工业化。1720年英国使用首台蒸汽机之后仅8年，比利时便在自己的煤矿安装了同样的机器。到1844年该国有1606台蒸汽机，其中只有7%为外国制造。而在1830年代比利时出口的机器价值已是其进口机器价值的七倍。而比利时的首批重大工程项目包括纺织企业以及铁路网在内都是由英国企业家建造或参建的，从炼铁工艺到企业的合股形式也无不借鉴了英国。当时在比利时的英国企业家夸口说，所有的发明在英国一出现，十天后他们便可获知（梅俊杰，第四章，167—168页）。

1842/44——1868/70年间，整个欧洲的出口由于英国的拉动，年均增幅达到5%，明显超过了1829/31——1842/44年间3.5%的增幅。

不过，另一方面，工业的年增幅同期却从2.5%下降到2.3%（梅俊杰，第四章，166—167页）。

此外，1839/41——1859/61年间，英国向欧洲的出口值每年增加4.5%，同期向世界其它地区的出口值则每年增加5.1%。帝国贸易的扩张降低了欧洲的重要性，英国1830年向欧洲的出口占其总销售额的大约48%，在1860年则不过34%。欧洲之外大量更易突破的未工业化地区的存在，客观上缓解了英国对欧洲大陆自由贸易本会造成的更严重的打压后果（梅俊杰，第四章，170页）。

19世纪70年代大萧条造成的形势逆转

1842/44——1868/70年间，整个欧洲的出口由于英国的拉动，年均增幅达到5%，明显超过了1829/31——1842/44年间3.5%的增幅。

然而，另一方面，工业的年增幅同期却从2.5%下降到2.3%。而且，就在欧洲贸易政策达到前所未有的、只有1962年之后方可一比的自由化时期，19世纪70年代初欧洲开始了一场十分严重的大萧条，它比1930年代的大萧条更为持久。在这个自由贸易盛行不久的时代国际贸易量反而减少了。1870—1890年间，欧洲出口量的增长年均不足3%，而1830—1860年间还曾维持在4.5%的水平。在总体经济的表现上，1867/60—1889/91年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只增长0.2%，而此前25年中增幅为1.1%，此后25年中增幅为1.5%。而1929—1939年二战前大萧条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尚且年增1.2%。总之，欧洲范围内较为普遍的自由贸易在实施后远未带来前期期待或承诺的效果，科布登式的国际自由贸易与和平前景在1870—1880年这十年中快速消退（梅俊杰，第四章，166—167页）。

表明自由贸易与欧洲1870年代初以后较长期的经济萧条之间存在着重要关系的线索有：第一，在1870—1890年间，英国的经济萧条程度远轻于欧洲大陆。与此前20年相比，英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幅仅下挫30%，即年均增幅从1.6%下挫至1.1%，而欧洲大陆却下挫80%，即年均增幅从1.1%下挫至0.2%。而在随后的保护主义阶段，欧洲大陆增幅上升至1.5%，英国的增幅却下降到只有0.7%。两个阶段的对比显示自由贸易明显对欧洲大陆不利。第二，在自由贸易下美国农产品大举涌入，导致欧洲农业萎缩及相应的工业品消费需求乏力。1870和1880年代美国是欧洲的主要粮食供应者，但同时欧洲的工业品未能对等地向美国销售，以致大陆欧洲与美国之间的贸易逆差日益扩大。这样，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欧洲大陆受到工业发达的英国和农业发达的美国的两面夹攻而陷入困境。第三，美国并未参与到欧洲的自由贸易运动中，相反，它在同期还加高了原已可观的保护主义壁垒，结果是美国收获了最快速的长期经济增长。第四，欧洲大陆重新开始有力的经济增长，恰恰是在重拾保护主义政策之后始得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十多年中，回归保护主义才使欧洲大陆走出困境并在工业化道路上迎头赶上，也才使之终比英国呈现良好得多的经济发展绩效（梅俊杰，第四章，167—168页）。

自由贸易实施后欧洲的萧条在1873—1879年形成了首波世界所经历的为时最长、影响最深的贸易呆滞。在长期的贸易萧条下，欧洲大陆（荷兰和丹麦除外）走回保护主义道路。民族主义和工业化的落伍使得保护不可避免。1879年，俾斯麦执政的德国首先对农业和工业提供了“适度的关税保护”，1885、1888、1902年又显著调高。意大利在1870年代初、1878、1887年，瑞士在1884、1891、1906年，俄国在1891、1893等年份，法国在1892、1910年都纷纷提高关税，重点是保护已遭冲击的工业和农业，对于原材料则一般给予免税（梅俊杰，第四章，172页）。

下表显示的是这期间欧美主要国家的平均关税率。

1875和1913年欧洲主要国家与美国平均关税率         

单位：%

资料来源：Rothgeb: US Trade Policy: Balancing Economic Dreams and Political Realities, P.23.

（梅俊杰，第五章，248页）

继英国之后长期占据世界工业生产首位的美国，在达到这一地位之前一直对自己的工业实行保护关税。从19世纪初开始，美国就采用了政治家汉密尔顿用关税壁垒来促进新兴工业发展的主张，开始实行高度的保护关税制度。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初，美国对进口的这种高额保护关税政策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改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已在工业总产量上占世界第一位，但它仍然是进口关税率最高的工业强国。百年前得出的另一份统计资料显示，1912年，英国仍然实行进口关税接近于零的自由贸易政策，全部进口的平均关税负担在法国为8.2％，在德国为8.4％，在意大利为9.8％，而在美国却达18.5％ (Roepke，S. 279-297)。

虽然实施了贸易保护政策，世界贸易在1870—1914年间稳步增长，该周期中增幅达到年均3.4%，比同期世界总产值年均2.1%的增幅还要快。而且保护程度最高的欧洲国家经历了最为快速的贸易扩张。整个欧洲在回归保护主义政策后的20年里，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上升了一倍还多，除意大利外，所有国家都呈现了经济增长显著加速的势头，特别是总体经济增速还明显超出贸易的增速（梅俊杰，第四章，172页）。

此轮中的输家正是英国。英国向欧洲大陆的贸易商品结构反而不断退化。海外的保护政策给英国的出口商造成了比他们在1860、1870年代一直享受过的要差得多的处境。很多情况下，出口贸易不得不转向不那么赢利、未来不那么能够拓展的产品，某些行业从出口成品变为出口半成品，此外，越来越多地向意大利这样在关税背后快速工业化的国家出口煤炭。包括煤、纱线、铁板及转口的殖民地出产品的初级产品和半成品在英国出口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1864—1873年间，将近三分之二的英国贸易是以制成品换取原料和食品，而到1874—1903年间，该比重已降低到不过三分之一。同时，英国的出口随同工业生产一起，大约从1870年开始便不再像过去那样快速地扩大。而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的进口却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