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党 —— 一个体制内人士与北京的决裂

2014年通过的一揽子法律改革使这一趋势得以继续，进一步暴露了中共以法律为工具维持极权统治的意图。到了这个时候，习近平的偏执和中共的政治倒退都已昭然若揭。如果曾几何时我还对习近平和党抱有一点模糊的希望，那么此时此刻我的幻想终于破灭了。随后的事件只能证实，就改革本身而言，习近平把停滞的中国推向倒退。2015年，中共逮捕了数百名人权律师。第二年，它发起了一场文革式的运动，批判一位直言不讳的房地产大亨。我对那场闹剧的反应使我陷入困境。

最后一根稻草

大亨任志强与习近平的冲突日益加剧，他批评习近平审查中国媒体。 2016年2月，中共网站给任志强贴上“反党”的标签。我本人并不认识任，但他的案子令人非常不安，因为长期以来，我一直信奉这样的原则：在中共内部，我们被允许甚至被鼓励自由发言，以帮助中共纠正自己的错误。一个老党员正因为这样做而被妖魔化。在经历了文革之后，我知道贴有“反党”标签的人会被剥夺权利，并遭受严酷迫害。由于决不允许为任辩护的文章发表在被审查的媒体上，于是我写的文章发给一个微信群，希望我的朋友们分享给和他们联系的人。我的文章很快就四下传开了。

尽管我的文章大多只是引用党的章程和行为守则等，但中央党校纪律检查委员会却指控我犯了严重错误。我面临一系列令人生畏的约谈，讯问者施加心理压力并设置言语陷阱，以期诱使我对所谓不法行为认罪。这让人很不舒服，但我意识到这是一场心理较量。如果我不恐惧他们，他们就先输掉了一半。于是事情陷入僵局：我不断发文章，而当局不断叫我进去问话。不久我断定，安全机构正在窃听我的电话，阅读我的数字通信，跟踪我去哪里以及与谁见面。中央党校的退休教授通常只需要获得学校的许可就可以去香港或国外旅行，但现在学校暗示我，必须先有国家安全机关的批准，我才能出国旅行。

2016年4月发生了一件事：我几个月前在清华大学的演讲稿，其中我有说如果“主义”悖离常识，就会变成谎言，这篇演讲稿在香港有影响力的网站上发表了。时机非常不好，因为习近平刚刚宣称发生在中央党校的一些自由探讨走得太远，他敦促对教授进行更多的监督。结果5月初，学校纪律检查委员会再次约谈我，并指控我反对习近平。从那时起，中共就禁止我的文章发表在中国的媒体上，包括纸质媒体、所有网站和音像视屏，连我的名字都被封杀。7月的一个晚上，我再次被叫到中央党校开会，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放了约30公分高的一堆资料。他说：“您已经有了这么多材料了。你自己掂量掂量吧。”很明显，他们警告我要保持沉默，而如果我再在网上说话，我将受到纪律处分，包括降低退休待遇等。我对自己被如此对待而感到愤慨，尽管我知道别人受到更为严厉的对待。

作为中共党员的这些年中，我从未违法乱纪，也从未有过被约谈训斥的经验，但是现在，我经常受到党的官员的讯问。中央党校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一再威胁我，说有可能举行当众羞辱的大型公开会议并正式宣布给我惩罚。在每次约谈结束时，他们都要求我保密。一切都是黑社会的做派，见不得光。

然后是警察暴行的掩盖，触发了我与习近平和中共党的最后决裂。早在2016年5月，环境科学家雷洋在前往机场接岳母的路上，因不明原因被北京警方拘留而去世。为了逃避罪责，警察对雷进行了构陷，指控他在招妓。他的大学校友们对这种诽谤行为感到愤怒，组织起来帮助雷的家人讨回公道，事件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为了平息愤怒，中共最高领导层下令进行调查。检方同意进行独立的尸体解剖，并计划进行庭审，对簿公堂。

我对自己被如此对待而感到愤慨，尽管我知道别人受到更为严厉的对待。

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雷洋家乡的地方政府出面，将雷洋的父母妻儿近乎于“软禁”，向他们提供了约100万美元的巨额赔偿，要求他们放弃对真相的追求。当雷的家人拒绝时，赔偿增加到了300万美元，甚至后来又加进一栋价值300万美元的房子。即使如此，雷的妻子仍坚持要还已故丈夫的清白。政府然后向雷的父母施压，雷的父母在儿媳面前跪下，恳求她放弃此案。是年12月，检察官宣布他们不会为雷洋之死而起诉任何人，雷洋家人的律师透露他被迫停止介入。

当我得知这一结果时，我整夜坐在书桌前，充满悲伤和愤怒。显而易见，雷之死是警察不法行为所致，上司并没有惩罚肇事警察，而是用人民辛苦赚来的巨额税款在庭外寻求和解。官员们不服务于人民，而是沆瀣一气。我于是问自己：如果中共官员有能力采取这种卑鄙的行动，这个党你还能信吗？最重要的是，我还能继续与这个政权为伍吗？

经过20年的犹豫、困惑和痛苦后，我决定走出黑暗，与中共彻底决裂。习近平的大倒退也很快让我别无选择。习近平于2018年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制，使新斯大林主义的无限统治成为可能，而我必须在其下生活。第二年夏天，我得以持旅游签证前往美国。在那里，我收到一个朋友的短信告诉我：中国当局指责我从事“反华”活动，如果我返回北京，我将可能被逮捕。我决定延长访问时间，直到一切平静下来。随后爆发了新冠病毒大流行，飞往中国的航班被取消，所以我不得不继续等待。与此同时，我对习近平处理疫情不当很是反感，我签署了一份请愿书，支持武汉眼科医生李文亮。他因向朋友们发新冠疾病警报而被警察骚扰，并最终死于这种疾病。我收到中央党校有关部门急迫的电话，要求我回家。

但是中国的气氛越来越黑暗。持有政治异议的房地产大亨任志强在三月份失踪，不久被开除党籍，并被判处18年徒刑。同时，我跟当局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因为我与一小群朋友进行的一次私下谈话录音，未经我同意就被泄漏在网上发表，在这次私下谈话中，我称中共是“政治僵尸”，并说习近平应该下台等。我发给朋友们的一篇简短文字，文中谴责习近平在香港实施压制性新国家安全法，也有人把它泄漏了出去。

我知道我有麻烦了。很快我被开除党籍，学校取消了我的退休待遇，我的银行帐户被冻结。我要求中央党校当局保证我回国后的人身安全，但官员在电话那头避而不回答这个问题，反而制造模糊的威胁针对我在中国的女儿和她年幼的儿子。正是在这点上我被迫接受这个严酷的真相：我没有回去的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