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红色中国网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伴随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实践不断深入和发展，大体经历了初步认识、重要突破、深化发展三个比较大的阶段。

　　[摘要]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伴随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实践不断深入和发展，大体经历了初步认识、重要突破、深化发展三个比较大的阶段。初步认识阶段，幼年的党还不能准确把握中国的基本国情，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还处于不够清醒的阶段;重要突破阶段，党开始比较准确地把握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中国各种资本主义形态的变化，对革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经济、旧政治和旧文化，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初步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观;深化发展阶段，党对外国在华资本主义、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及民族资本主义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同时还对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和文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深化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观。

　　[关键词]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资本主义观

　　马克思是第一个真正揭示资本主义本质的伟大思想家，他在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时，将资本主义规定为“受资本统治的生产方式”[1](P108)或“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1](P179)资本主义最早诞生于西方封建社会内部，新兴资本家阶级通过资本原始积累，促进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使资本主义得到发展随之向外扩张。中国虽在明代中叶之后有着市场繁荣、日臻成熟的资本主义萌芽，其商税收入占到财政的三成，但顽固的封建制度和小农经济基础挤压得它300多年间不曾得到较大发展。[2](P285-286)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开办的企业中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即外国在华资本主义;随后，在中国封建官僚开办的企业中产生了带有买办性的中国官僚资本主义;19世纪末才出现了中国真正的民族资本主义。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早在成立之初，就对资本主义有了一定认识，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和拓展。民主革命时期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大体经历了初步认识、重要突破、深化发展三个比较大的阶段。

　　一、党对资本主义的初步认识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35年遵义会议之前，是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初步认识阶段。这一阶段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对于中国社会的历史状况和现实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还了解得不深。当时，党主要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本中，从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中，从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中认识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难免存在一些片面性。随着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有了更多的领会，对中国革命的实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开始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在逐步地深入。这些认识有：

　　1．中国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

　　鸦片战争以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入侵极大地分解了中国的封建经济，促使中国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另一方面，外国列强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由此导致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3](P188)据统计，1920年左右，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仅占15%左右。[4](P139)虽然资本主义经济十分微弱，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已经被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如蔡和森提出：“因为交通发达的结果，资本主义如水银泼地，无孔不入，故东方久已隶属于西方，农业国久已隶属于工业国，野蛮国久已隶属于文明国，而为其经济的或政治的殖民地。”[5](P79)当然，此时他们并未认识到中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之间的差异，只是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本中关于资本主义剥削、资本主义扩张、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等观点，认为世界已经成为一个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部分。如1920年由陈独秀主持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起草的建党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宣言》就明确提出：“照现在看来，全世界可视为一个资本家的机关”，“从生产和分配的方法上看起来，这些国家都是一样的——都是资本主义式的。”[6](P487-488)这种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虽然有助于早期共产党人正确地否定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但由于缺少对中国资本主义情况具体的、特殊性的研究和分析，他们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判断出现了错误：以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可以直接进行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基于此，党的一大制定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纲领，提出要“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6](P1)这就使党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要求。尽管如此，幼年的党旗帜鲜明地把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依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中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中国资本主义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刺激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两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但由于中国是资本—帝国主义列强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支持的各派军阀之间斗争不断，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相较于西方资本主义具有明显的特殊性。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早期共产党人就认识到了中西方资本主义具有相同的剥削本质。如陈独秀指出：“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倾于崩坏了，在中国才开始发达，而他的性质上必然的罪恶也照例扮演出来了。”[7](P76)李大钊也指出：“中国虽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而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苦痛。”[8](P359)但是，早期共产党人对于中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之间的差异还缺乏深入的认识。伴随中国革命实践的推进，特别是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人才逐渐对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性有了新的认识。譬如认识到“中国名为共和，实际上仍在封建式的军阀势力统治之下，对外则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6](P139)没有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不能算是资本主义国家;还在此基础上认识到“中国的资本主义，已发达到一种程度，中国资产阶级已能为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反对封建制度的军阀了”，[9](P61-62)无产阶级必须暂时联合资产阶级打倒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基于这些认识，党的二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之后正式与国民党建立起第一次国共合作。此时的党，能够正确认识到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之间的差异，无疑是党对资本主义认识的一个重要的进步。

　　3．中国各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之间存在较大区别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以后，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实行了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不仅导致中国未能形成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还使中国各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之间发生了明显分化：一部分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代表着中国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另一部分则代表着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并非铁板一块，不同经济形态之间存在着较大区别。毛泽东在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时，就把中国资本主义区分为：附属于帝国主义的买办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等经济形态。在此基础上，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根据代表不同经济形态的各阶级对革命的态度，提出了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是革命的敌人;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朋友;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动摇不定，可能是革命的敌人也可能是革命的朋友;工业无产阶级则是革命的领导力量。然而，当时党的领导机关的一部分人不接受毛泽东等人的正确观点，导致党内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以陈独秀为主要代表，错误地将代表帝国主义和中国买办资本主义利益的蒋介石视为民族资本主义的政治代表，认为中国民族运动的前途是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民族的资本主义之建设，实质上放弃了党对革命的领导权，在主观上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另一种是“左”倾机会主义，以王明等为主要代表，过分夸大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混淆了中国资本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区别，主张以所谓“直接革命”取消一切资本主义、迎接所谓社会主义的“革命高潮”，使中国革命接连遭受了挫折和失败。

　　这一阶段，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取得了初步成果，为后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观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党对资本主义认识的重要突破

　　从1935年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至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之前，是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认识取得重要突破的阶段。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10](P87)正是由于这一转变，党对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才更为清晰起来。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以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党根据中国社会的矛盾变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变化，对世界资本主义因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而发生的变化、中国资本主义因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而发生的变化，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毛泽东相继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论著，结合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经济、旧政治和旧文化有了系统的认识，实现了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从局部到整体、从现象到本质的重要突破。这个阶段认识的新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明显分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各帝国主义列强为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全球霸权，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为了转嫁危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日本侵略中国，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当时称阿比西尼亚)，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变化中认识到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变化：一方面，“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极端不平衡的，因此，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11](P465-466)这是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重要特征;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上的，帝国主义列强企图通过战争来摆脱经济危机，导致资本主义世界分化出了法西斯集团和反法西斯集团。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在日本法西斯的野蛮侵略下，毛泽东认识到了帝国主义之间的差别，“虽然共产党是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但是既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12](P764)在这些区别基础之上，党对帝国主义采取了联合与斗争两方面的政策：一方面，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争取英美法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军事、医疗援助;另一方面，争取同英美法帝国主义国家组成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坚决反对德意日法西斯集团，坚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中国各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因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发生显著变化

　　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成它的独占殖民地，使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仅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和半封建经济之间的不平衡，还使中国各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一时期，中国出现了沦陷区、国统区和解放区三种不同区域。在沦陷区，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包括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买办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一切国民经济进行了疯狂掠夺，使日本在华资本得以急速膨胀。仅日本在华设立的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成立时只有法定资本金3.5亿元，到1945年8月，其总资产已经膨胀为783.08亿元”。[4](P305)在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剥削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对革命的态度均发生了变化。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下，民族资产阶级分化出了左翼和右翼，其中左翼有了参加抗战的可能，右翼则有了由动摇转为中立的可能;大资产阶级分裂出了亲日派和亲英美派，其中汪精卫等亲日派成了汉奸卖国贼，蒋介石等亲英美派则有了抗日的可能。这就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改变了对华政策，对蒋介石国民政府开始以政治诱降为主，放松了对国统区的进攻。国统区内，国民党内代表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利益的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以国家的名义，运用国家权力，大肆吞并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进一步垄断了金融业、工业和商业。仅以金融业为例，国民党控制的四行二局“银行存款由1936年的28亿元增至1943年的417亿元”。[4](P311)尽管这样，党认识到中日民族矛盾依然是社会主要矛盾，为了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带买办性的国民党大资产阶级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3．革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经济、旧政治和旧文化，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经济、新政治和新文化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使中国进一步沦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由于中国社会性质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依然是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而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这种革命已不是一般的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且这种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一科学判断的基础上，党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而要建立这样一个新中国，就必须革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经济、旧政治和旧文化，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经济、新政治和新文化。

　　首先，反对操纵国民生计的垄断资本主义，建立“节制资本”的新民主主义的内部经济关系。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由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在沦陷区的疯狂扩张，又由于国民党四大家族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在国统区的残酷剥削，这两个区域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都出现了急速衰退。而在解放区，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民主政府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保护和扶持的政策，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仅以晋绥边区民族工业为例，据1945年的统计：“榨油业有作坊200座，产油430多万斤;有煤窑433座，产煤9亿斤以上;产铁194万斤，熟铁25万斤;造纸业，有纸池200座，产量达59万刀，已超过战前产量。”[4](P325)新民主主义革命为生产力落后的中国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障碍，使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有了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但这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方面结果。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12](P650)换言之，新民主主义经济要求，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有，但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由于当时正处于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点名没收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但重提孙中山三民主义之“节制资本”，已经蕴含了这一要旨。

　　其次，反对国民党法西斯主义的“一党专政”，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早在1928年，蒋介石就建立起了全国范围的、代表买办豪绅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政权。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的性质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反而由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需要，演变为一种极其反动的政治寡头制度和集权的国家机器——法西斯统治，并使之不断得到加强。[13](P347)毛泽东明确指出，这个政权本质上就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专政，唯有推翻这个政权才能建立起真正属于人民的国家。当时的中国，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90%左右，资本主义经济仅占10%左右。[14](P1430)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决定了资产阶级不可能担负起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使命，因而中国不可能建立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同时，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中国仍将容许并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因而中国也不可能建立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而中国要建立的“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12](P675)且这个国家，“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12](P677)可见，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必须要采取的过渡性质的国家形式，也是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在内部经济关系基础上建立内部政治关系的唯一正确方向。

　　再次，反对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由于日本等帝国主义列强在经济上、政治上的统治或半统治，又由于残留着半封建经济和半封建政治，中国社会既残存着包含旧礼教旧思想的半封建文化，又产生了包含奴化思想的帝国主义文化，这基本构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形态。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12](P695)至于新文化，因为是替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新民主主义政治服务的，所以中国既不能建立资产阶级专制主义文化，也无法马上建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只能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而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一方面，要坚决扫除一切具有奴化色彩的帝国主义文化和一切资产阶级顽固派反抗战、反团结、反进步的半封建文化;另一方面，要充分吸收外国先进文化作为自身的文化养料，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民族的特点、中国革命的实践恰当地结合起来，努力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加紧用马克思主义教育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总之，要对古今中外一切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用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武装革命的人民大众，创造名副其实的新中国。

　　这一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认识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初步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观，从而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等一系列问题，不但开辟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新道路，而且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党对资本主义认识的深化发展

　　从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认识的深化发展阶段。伴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中国国民党召开了六大，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大，两党面对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命运问题，提出了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国民党企图维持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旧中国;共产党则力求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鉴于此，毛泽东基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需要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经济需要，在《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论著中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进行了深刻批判。这一阶段，党着重在经济上提出了扫除外国在华垄断资本主义、没收本国官僚资本主义、发展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等主张;并在此基础上，对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和文化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

　　1．扫除外国在华垄断资本主义，坚持平等互利发展中外经济贸易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公开实行“扶蒋反共”政策，支持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独裁政府，本质上即是巩固其在华经济特权。国民党政府为了全力投靠美国，同美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和协定，为美国垄断资本在华扩张创造了条件。据统计，至1948年，美国资本占全部外国在华投资的80%左右。[4](P384)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15](P1102)因为“扶蒋反共”政策下，美国垄断资本和国内官僚资本结合起来，把中国推向了美国独占殖民地的深渊，只有扫除依仗帝国主义在华经济特权发展起来的，包括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外国在华垄断资本主义，才能在政治上建立起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基于此，党明确提出要“防止外国独占资本之操纵国民生计”，[16](P55)同时，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和私人的在华经济特权、工商企业和投资，均不给以正式的法律的承认”。[17](P56)当然，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经济特权、防止外国独占资本在华经济垄断，并不意味着反对一切合法的中外经济贸易，也并不意味着拒绝利用一切外国的合法资本和先进技术，而是要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之下欢迎外国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为此，党中央在外交方针中指示，“应采取直接与美国及英法等国政府及其个别商人进行经济合作的方针，在两利的原则下，我们政府及商业机关应和外国商人以至外国政府直接订立一些经济契约”，[16](P244)以吸收外来投资，进行海外贸易，提高社会生产力。

　　2．取缔和没收官僚资本主义，成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

　　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了反动的财政经济政策，使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垄断了国统区的经济命脉，“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14](P1253)这个垄断资本还和国家政权相结合，形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成为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正式使用了“官僚资本”的概念，用以特指四大家族大工业、大商业、大银行积累的垄断资本，并把“取缔官僚资本”作为革命的主要对象，列入了新民主主义的具体纲领。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以后，中国共产党结合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对官僚资本主义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不但直接用“官僚资本”代指四大家族和其他首要战犯的财产，而且在1947年10月公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和毛泽东1947年12月发表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讲话中，都直接点名没收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此外，毛泽东还对没收后的官僚资本的用途作了原则性规定，提出“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14](P1431)且这种经济成分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非资本主义性质的。这就规定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决不是为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经济，而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经济，它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3．保护、利用和限制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统区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依然没能摆脱艰难的处境，在美国在华垄断资本主义、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下，更是陷入了破产或半破产的厄运之中;解放区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但生产力水平依然处于极其落后的状态。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15](P1060)这就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任务。而要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15](P1060-1061)这即是党提倡的“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18](P384)这种资本主义是孕育社会主义的，也是具有生命力和革命性的，但绝不是任意扩张和泛滥的。因此，发展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既要保护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合法经营性资产不受侵犯，又要利用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因素发展工商业，还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总之，以保护、利用和限制为原则，发展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为资本主义性质的民营经济奠定了重要基础;民营经济连同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共同构成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三种主要经济形态。

　　4．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文化形态，奠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文化基础

　　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党在经济上扫除外国在华垄断资本主义、没收本国官僚资本主义、发展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决定了在政治上，必然反对英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和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和政权形态。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不应该是一个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也“不应该企图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15](P1055)而只能是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14](P1480)的共和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之下，国家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政府决定大政方针，并且，国家的权力机关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既然党的努力之道就是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既然人民共和国在经济上、政治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而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那么，就必然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样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15](P1058)当然，由于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长期压迫的文化落后的国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一方面，要坚持改造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旧文化;另一方面，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防止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等所谓“先进文化”的攻击和侵蚀。

　　马克思主义认为，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有一个由感性到理性、从现象到本质不断深化的过程。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28年间，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这一过程的实现，对于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成果、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产生了重要影响。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解决了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党才初步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观，正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总路线及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最终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

　　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民主革命时期党对资本主义这一问题的认识为新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成功地对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把民族资产阶级列为人民范畴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积累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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