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国网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搜索
红色中国网 首 页 红色春秋 查看内容

“十七年”时期农村广播网的建立及其对农村文艺生态的重塑 ...

2020-12-15 08:51|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17072| 评论: 0|原作者: 徐志伟|来自: 文艺理论与批评

摘要: 广播的政治动员潜能在当时几乎被发挥到了极致,使得广大农民群众在短时间内就对“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等概念形成了认知,而长久以来积蓄在他们内心的“私”的观念则慢慢开始松动。

  3、广播文艺对农村文艺生态的重塑

  总体而言,1949—66年全国各级电台的文艺节目,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政治整合的作用,参与了新中国“共同的价值观、理念、信息和文化表达方式”27的建构。这一作用在当时的农村体现得尤为明显。

  有资料表明,当时各级电台的文艺节目获得了广大农村听众的认同与接受。1963年4月初,《文艺报》记者曾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河北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到河北省饶阳县五公人民公社和晋县周家庄人民公社,做了一次文艺广播节目在农村收听情况的调查。调查显示:由于五公人民公社自己有发电设备,周家庄人民公社由石家庄供电,所以这两个公社收听广播的工具数量增长很快,听广播已经成为当地社员的主要娱乐方式之一:“五公人民公社社员刘兰相在果园劳动,果园有个晶体三极管收音机,他就接上一条线通到家里,在家里安上个小喇叭,白天劳动,晩上休息,都能听得到。晩上,二三十个人守着一个收音机的现象很平常。更有趣的是,前几年只有矿石收音机的户,在‘小说连续广播’时间,也常有一群人收听:由一个人戴上耳机子,听完里面讲的一段故事之后,就兴致勃勃地向周围的人复述一遍。不识字的农村妇女更是入迷,因为他们平时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又不能阅读报纸、刊物,晩上收听自己喜欢的文艺节目,就成为十分快乐的事情了。”经常性的收听,也使社员对广播产生了特别的情感:“有不少公社社员,凭着收听经验,摸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套节目在什么时间广播什么节目的规律,而且能从一些广播员、演员或唱的声音中,知道他(她)叫什么名字,对他们有着亲切的感情。有位老太太,曾经朝着家里的收音机,对正在播音的女广播员,满怀深情地说:‘你们这些小闺女,一天说呀唱呀,总也没个完。不吃饭,不喝水,也不咳嗽一声,真的不饥不渴不累?出来和大娘歇会儿吧!’”28由此可见,随着农村广播网的建立,广播文艺已渗入基层,广大农民文化生活的内容和方式都开始发生改变。

  调查显示,除了少数农民听不懂的节目,像外国的交响乐、听不清唱词的戏曲以及语言不够通俗的文学作品以外,大部分节目都在农村赢得了听众。从作品的形式来看,受到社员普遍欢迎的是:相声、评戏、河北梆子、革命故事、革命歌曲、民间故事和民族民间音乐;从广播的栏目来看,受到社员普遍欢迎的是:《广播影院》《小说连续广播》和《广播剧院》。而《文学爱好者》栏目经常播出的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和小品文等,则主要受青年农民、基层干部和中小学教师欢迎。中老年农民也并非绝对不能接受这类文学作品,调查表明,中老年农民经过适应,也完全可以接受。文化馆干部高化民曾向调查组讲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妹妹爱听广播小说,可是妈妈却不爱听,妹妹因此受到了妈妈的干涉:“你听那个干吗?找段戏听吧!”妹妹没办法,只好一边听,一边给她讲解,经过这么几次辅导,妈妈便逐渐有了兴趣,后来不但喜欢听,而且能记住人物、故事,并向别人讲出来。有的中老年农民,不但能够接受广播小说,而且还能够用新的观念对小说进行品评。有一次,调查组借用周家庄的有线广播台播送了短篇小说《于文翠》和《两个队长》,有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大爷,在听完《两个队长》后表示:“这个小说不错,有意思。当生产队长嘛,为了大家的利益,就不能怕得罪人;可是也不能到处得罪人;最好像人家那个队长那样,既不得罪人,又保住了社的利益,还让那个贪便宜受了罚的妇女满高兴。”29从广播文艺作品的内容来看,反映不同革命历史时期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也日益被农民接受,像《小说连续广播》中播出的《红岩》《红旗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苦菜花》《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广播影院》中播出的电影录音剪辑《李双双》《洪湖赤卫队》《槐树庄》《宋景诗》《林则徐》《画中人》;《广播剧院》中播出的话剧《八一风暴》《哥俩好》《全家福》,都在农民中间广为传播。许多农民对《革命故事》中播出的部分作品,如《王若飞在狱中》《读“红岩”忆亲人》等的反应,也非常强烈。据一位青年农民介绍:有一次,他刚进家门,见嫂子坐在炕沿上啼哭,以为家里出事了。一再追问,嫂子才说她刚听了一个革命故事。30由以上事例可见,经过电台多年对社会主义新文艺的普及之后,农民的眼界、格局及情感都已经发生了改变,接受能力也有了一定的提高。

  当时的广播文艺不但得到了农民的接受,而且也悄然调整了农民的关注点,影响了农民的好恶,这一点可以从当时电台收到的农村观众来信中得到证明。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观众来信为例,房山上坊公社的一位社员听了该台播出的河南坠子《两个南瓜》后,写信评论:“别看批评偷瓜的事情不大,却表现了两种思想的斗争。我们要维护集体利益,爱社如家。”易县西陵公社的一位社员听了相声《家庭会议》后反映:“它告诉我们平日过生活要勤俭持家,养成艰苦朴素的风气。我以前生活没计划,安排得不好,影响了生产积极性,今后一定要把精打细算养成习惯。”农民对节目也不是一味地表扬,对个别节目中的不当内容,他们也写信提出了批评。昌平横桥村的一位社员写信说:“相声《猜字》里说到‘王’字加八点儿念‘王麻子’,我觉得不入耳。我们生产队有个姓王的社员,解放前出了天花,因家穷无钱医治,长了一脸大麻子,本来精神上就很苦恼了,听了这段儿相声后,有人管他叫‘王字加八点儿’,增加了他的苦恼……拿别人生理缺陷当笑料是不礼貌的,是旧社会那种低级庸俗的表演手法。”对个别艺术上粗糙的节目,农民也有一定的鉴别能力。比如,有农民写信批评节目唱词语言不精练,信中写道:“山东琴书《王汉喜过年》,水词儿太多,没结没完,听着不带劲。”还有农民写信对节目的内容、题材等方面提出了要求。香河县安头屯公社的一位社员说:“我觉得相声应该多说些农村的事情,怎么总也听不到?”翼县杨集庄公社的一位社员说:“想听到促进社员之间、婆媳、妯娌之间团结友爱的曲艺节目,尊敬老人的也要有一点。”涿县百尺杆公社的一位社员说:“要多编点宣传婚姻制度,批判买卖婚姻的。”也有农民对传统节目太少提出了意见。宝坻县大白公社的一位社员说:“《关公战秦琼》《蛤蟆儿》不错是不错,就是听的时间太长有点腻了,能不能换点别的?”31以上农民对节目的表扬、批评及要求,一方面表明广播文艺正逐渐成为农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表明农民经过多年的社会主义教育后已经初步建立起一套新的是非标准。尽管这套新的是非标准高度依赖当时的主流话语,但它至少意味着农民已经被纳入到了新中国的政治进程之中。  

640.jpg

  1970 年代,劳动歇息时听广播的社员们 柏雨果 / 摄

  广播文艺之所以能够在农村实现其政治功能,与各级电台对节目的选择和编排密不可分。当时,各级电台的文艺编辑都把节目的鉴定和选择放在工作的首位。首先,各级电台都优先保障社会主义新文艺节目的播出比例与频率。1958年4月,周扬在第五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上提出文艺广播的“三三制”原则,即配合政治任务的、现代的和传统的三类节目各占三分之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了落实“三三制”的原则,规定文艺节目的安排大体是“今二古一、中七外三”。321962年以后,该台又开始“加强文艺广播的革命化”,现代题材特别是配合政治任务的节目大幅上升33,例如,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之后,该台现代戏的播出比例曾激增到70%。34如此大量地播出现代题材的节目,显然会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新文艺在农村的阵地。随着现代题材节目播出时间的显著增加,已有的节目源已经难以满足播出的需要。为了拓宽渠道,建立更广泛的节目源,各级电台都纷纷向全社会征集“为农村服务”的文艺作品。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例,1963年7月,该台的文艺部联合多家单位举办了“为农村服务的音乐作品征稿”活动。此次活动历时近两年,得到了全国各地专业、业余词、曲作者的响应,最终评选出的72件作品,都与当时的政治需求高度吻合。这些作品经该台播出后,很快进入了农民的文化生活,其中的部分曲目,如《社员都是向阳花》《大海航行靠舵手》《学大寨,赶大寨》等,在很多地区更是做到了妇孺皆知。这些音乐在“以社会主义的、革命的音乐代替封建的及其他落后的音乐,以社会主义的、革命的音乐鼓舞农民群众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等方面,无疑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35

  其次,各级电台在播送传统文艺作品时,都严格把关,尽量删除其中的消极部分,同时通过对作品的介绍来引导听众的情感。传统文艺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区分出其中的“先进”和“落后”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即便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把握节目尺度上也曾引起过广泛争议。1957年5—7月,该台应部分听众的要求在四个节目中陆续播送了周璇演唱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等11首歌曲。该台密集地播放周璇的歌曲,而又缺少必要的说明,这给地方电台造成了一种错觉,以为文艺节目的审查标准松动了。于是一些地方电台不但开始播送周璇的歌曲,甚至还播送了一些“黄色”的、反动的歌曲。比如,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在“旧歌重放音乐会”播送的歌曲中,就有“以日本歌曲《支那之夜》填词的《春之梦》”“以唱黄色歌曲著名的白光唱的《期待》”以及“低级趣味的《睡的赞美》和《相思夜》”等。36此事引起了中宣部的关注,在其指示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停播了周璇的歌曲,并做出了检查。随即,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关于肃清黄色音乐问题给中央的报告》。该报告提出,在群众中进行一次不买黄色音乐唱片、歌片,不唱黄色歌曲、不听黄色音乐、不跳黄色交际舞的宣传教育,并要求各地对现有黄色音乐唱片、歌片,分不同情况加以取缔,不让它们继续放毒。37由此,一场全国性的反击“黄色歌曲”运动拉开了帷幕。多家报刊组织文章,对黄色歌曲的来源、性质、危害进行揭示。此后,各级电台在播送有争议的旧歌曲时变得更加谨慎,音乐广播的主要任务也转变为向广大群众推广、普及社会主义新歌曲。这也折射出文艺广播向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建构媒介发展的趋势。

  各级电台的文艺节目不但在农村实现了政治功能,也深刻改变了农村的文艺生态。首先,广播文艺节目极大地丰富了农村文艺的类型。在广播进入农民的生活之前,农民所能接触到的文艺类型是比较固定的,主要是地方性的戏曲和曲艺。而在广播进入农民的生活后,农民不但接触到了流行音乐、广播剧、小说联播、电影录音剪辑、话剧录音剪辑等新鲜的节目,而且他们喜闻乐见的戏曲、曲艺节目的种类也大大丰富。比如戏曲,除了京、评、豫、越、川、秦、粤等主流剧种以外,河北梆子、晋剧、吕剧、黄梅戏、锡剧、沪剧等中小剧种也应有尽有。可以说,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大部分文艺节目,都通过电波进入了农村的文化空间,供农民选择。而且,广播文艺在传播效率上也是其他文艺形式所无法企及的。一个艺人走村串巷说评书,即使说上一年,也没有电台广播一天的听众多。由于广播文艺天天有,各种文艺形式几乎样样有,这就使得农民的文化生活具有了多样性和经常性。农民在参与方式上也开始“由群体化转向家庭化、个性化”38。尤其是一些家庭有能力购买收音机之后,在家中就可以自由选择收听一些文艺节目,而不用再像以前一样,要聚集到村里的公共空间才能观看到文艺节目。

  其次,传统民间文艺进入广播文艺节目后,也逐渐走上了规范化的道路。中国传统的民间文艺形式,种类繁多,但名称并不规范:有些名称比较随意,比如戏曲,多以“某某班”“某某腔”相称;有些干脆就没有正式的名字,比如后来被定名为“山东琴书”的曲艺形式曾一度被称为“唱扬琴”;有些称谓混乱,比如“锡剧”,在统一名称之前曾被不同地区的人分别称为常锡戏、常锡剧、常锡文戏、苏锡文戏、无锡文戏。39“剧种”这类规范性概念的出现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有研究者考证,“20世纪50年代在戏班登记时,登记表中设了‘剧种’这样一个栏目,于是各地戏班给自己演唱的戏曲起名为‘某某剧’”40,从此“剧种”一词才被广泛使用。在当时,如果说“戏改”部门完成了“剧种”的分类与命名,那么广播则完成了“剧种”在观众中的认知与普及。大量的传统民间文艺以新的名字进入广播之后,不但被本地的听众重新接受,也被全国的观众所认知。“评剧走向全国,同北京、天津和东北各地电台的宣传、推广是分不开的。全国解放时还仅限于在安徽省安庆地区的一些县流行的黄梅戏,后来成为受到全国各地群众喜爱的剧种,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安徽电台的发掘、录音、推广和介绍。在越剧、豫剧、吕剧的发展和普及过程中,上海、浙江、河南、山东等省、市电台起了很大作用。吉林电台对二人转和吉剧的大力扶持和宣传,四川电台、重庆电台、成都电台为振兴川剧所作的努力,也受到了戏曲界和听众的赞扬。广东电台的粤剧节目不仅在本省,而且在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中也有着良好的反响。”41与民间舞台不同,电台对于播出的文艺节目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正是这些严格的要求促使传统民间文艺不断推陈出新,向着更加规范化、更符合政治与现实需求的方向迈进。


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鸡蛋

最新评论

Archiver|红色中国网

GMT+8, 2021-3-7 13:45 , Processed in 0.014542 second(s), 12 queries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