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１〕周恩来等一九七○年一月三十日送审的这个中共中央指示稿指出，为落实战备，巩固国防，对反革命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坚决地予以打击。一、要放手发动群众。二、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三、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别轻重。四、要大张旗鼓、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五、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批准，报中央备案。六、要加强领导。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写道：“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毛泽东阅后，写了这个批语。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这个指示。 可见，这份至关重要的、令数百万人蒙冤、数十万人被捕入狱，数万人被处决的中共中央《指示》，从起草，到主持政治局“几经讨论”，再到报送毛泽东批示，都是周恩来一手操办。而且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文献资料（包括回忆文字）显示，是毛泽东让周恩来如此搞的。而大规模开展“打击反革命”的原始动机，如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所述，是为“战备”考虑，“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 笔者在宋永毅主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中，看到一个间接的材料——吴法宪传达1970年5月毛泽东关于当前形势的指示：国内方面，毛主席对三件事情很赞赏，一是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二是中央发的三个文件，三是战备。其中“三个文件”就是指“一打三反”的三个文件。关于“一打三反”，毛的原话是：“一打三反搞的好！要注意政策，防止扩大化，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要注意政策，小的只要交了就行了，能退赔的就赔，退赔实在困难的可以减免。”令人疑惑的是，恰恰对“一打三反”最核心最关键的“打击反革命”，毛没有提及。 据统计，1970年2月到11月共十个月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多名，捕了28.48万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毛泽东之后表达了强烈不满：“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的。”此话分量极重，至此，一打三反运动降温。 纪念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为打击“党内走资产阶级路线的当权派”，为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当时僵化的苏联式官僚体制，为克服无产阶级专政下仍然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所作出的一次伟大的民主尝试。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留下了无数深刻的教训，但最终它还是失败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有中央高层犹豫不决的责任，也有工人阶级缺乏阶级意识和组织导致分裂而迟迟不能联合的责任。但如果永远不让群众有自己管理国家的机会，那么无产阶级永远无法真正掌握政权，也永远不会有生产关系的变革。文化大革命留给我们这样一个命题，如何在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坚持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坚持对生产资料的全面掌握，从而防止官僚强化国家机器进而篡夺政权走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 对于遇罗克的死，我们不禁扼腕叹息。今日的中国，已经很少有人记得他了，而少数记得他的人，正在试图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歪曲他的学说，抹黑那段血泪斑斑的斗争史，把他塑造成一个“反文革斗士”。而他用生命所反对的血统论，在改头换面之后，再次盛行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遇罗克的一生，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生，是和反动的血统论坚决斗争的一生，人固有一死，遇罗克坚持真理而死，重于泰山。 谨以此文，献给遇罗克，还原他作为一个反血统论斗士的身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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