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流 —— 革命发生地安源-红色中国网

凡是有助于突出中国革命史有所疏离于经典马列主义理论的地点，就得到政治意志和旅游市场的双重青睐，而凡是提示着中国革命史或许未必那样疏离于经典马列主义理论的地点，则只剩下本地的政府在苦苦思索着把历史变现之道。

　　被污辱的是我劳工，被压迫的是我劳工。

　　世界啊，我们来创造，

　　压迫啊，我们来解除。

　　创造世界除压迫，显出我们的威风。

　　联合我劳工，团结我劳工，

　　劳工，劳工，

　　应做世界主人翁。应做世界主人翁。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之歌》

　　在1960年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如果说第四场“抗日的烽火”中主要历史舞台是延安，第三场“万水千山”即反映长征的一场主要的历史舞台是遵义，第二场“星火燎原”即反映长征前土地革命的主要历史舞台是井冈山，那么第一场“东方的曙光”里，唯一一个具体的地理空间，就是本场最后近四分时长的连续表演唱里出现的安源了。在这四分钟里，舞台纵深的置景画着安源煤矿总平巷巷口的图像。在“劳工神圣”的横幅下，罢工工人们焦急地等待着自己的代表。当代表传回胜利的消息后，大家振臂三呼“罢工胜利万岁!”，唱起了那首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之歌》。劳工的出场之后，是农会;最后，才是北伐的军人。

　　从历史事实看，把象征所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北伐的主要事件的历史舞台设置为安源是很奇怪的;如果不是革命的大本营和策源地广州，那也似乎应该是革命军取得重大胜利并迁都于彼的武汉。然而，安源在这里，被视为接近井冈山、遵义和延安的革命圣地，这不仅是由于安源的工人运动与毛、刘个人的历史关系(对毛来说，这种历史关系在广州或武汉也可以通过调整史笔色调的浓淡勾勒出来)，而是因为，这里象征着以中共为核心的中国革命史叙述中，工人运动依然曲折地拥有着中心地位;没有工人运动，就没有农民运动，而工农运动又是军事斗争的基础。

　　在1974年的样板戏京剧《杜鹃山》中，安源的这种中心地位又被延续到土地革命时期，派往农民的自发反抗武装的女党代表家柯湘这样向队伍里的农民们介绍自己：

　　“家住安源萍水头。

　　三代挖煤做马牛。

　　汗水流尽难糊口，

　　地狱里度岁月，

　　不识冬夏与春秋。

　　闹罢工，(立起)我父兄怒斥工头，英勇搏斗，

　　壮志未酬，遭枪杀，血溅荒丘。

　　(那)贼矿主心比炭黑又下毒手，

　　一把火烧死了我亲娘弟妹，

　　一家数口尸骨难收。”

　　这种作为身份认同仪式的控诉式表白在今天颇受诟病。在“拨乱反正”的今天，这种表白被称为“仇恨教育”。(当时拍摄的科教片《不忘阶级苦，永记血海仇》的标题可以折射出所谓“仇恨”意味)然而，那个年代的控诉背后的确有一笔笔血债，血淋淋的史实是无法被“半夜鸡不叫”“好地主”这种叙事轻易否定的。直到今天，“阶级”身份对很多人来说仍是难以辨识的，而当时的“阶级教育”在流于形式或曰“去政治化”以后的确沦为了“肉体消灭”式的“仇恨”，这种仪式的延续便是文革初期流行的“血统论”。今天不仅“阶级”概念被否定，过去和现在的剥削者的身份也被赋予了天然合法性，血污与黑暗被光鲜的外衣所掩盖，质疑者会被扣上“仇富”的帽子。被仇恨的不是富，而是掠夺与压迫。

　　这种对身世的告白立刻赢得了农民的信任。双方一起立誓要报阶级的血仇。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党代表的女性身份和革命群众的男性身份，这一点和十七年文学中的常见范式截然相反;在《东方红》中，“安源工人”的扮演者都是男性，领唱歌曲者还比较年长;而接下来出场的“农友”们却以持红缨枪的青年女性打头，领唱者也是女性。二是，在这里，安源工人和“党”的同构，再次更自觉地强调了，尽管参与者、尤其是其中的军事斗争的参与者中，农民或许占多数，但中国革命依然是由工人阶级领导、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

　　这种在前三十年文艺中被一再地、渐强地突出的认识，是不是完全符合事实呢?安源矿工运动中受到阶级意识启发的湖南籍工人返乡，湖南省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高潮，和湘赣边境的秋收暴动，这三件史实至少是确定无疑的;至于其因果关系到底强到什么程度，是“决定”还是“影响”，这就留给历史学家去讨论吧。也许更重要的，是当时以毛为首的武装斗争的领导者们，是否认可这一点，并努力追求实现这一点;而他们显然是认可并追求，要在队伍里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的。这不仅体现在，部队多次在未必有军事必要性的前提下进占安源，目的是增加队伍里的无产阶级成分;安源的矿工也的确踊跃地参加了这支军队，许多矿工成为了1955年的将军，更多的人牺牲了。还体现在，远离安源或其他存在现代无产者的地点，例如在闽西南的古田镇时，毛泽东所做的《消除四军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努力(这是著名的古田会议报告的副标题);如今，这种努力被化约成“支部建在连上”等“加强党建”的组织术，而看似和“无产阶级”没什么关系了。

　　文章作者摄于安源

　　在今天，安源显然早已不再身处当代中国历史神话的舞台中心了。我们拥有三所“国家干部学院”，分别位于井冈山、延安和浦东，象征着“中国道路”探索的三个阶段。凡是有助于突出中国革命史有所疏离于经典马列主义理论的地点，就得到政治意志和旅游市场的双重青睐，而凡是提示着中国革命史或许未必那样疏离于经典马列主义理论的地点，则只剩下本地的政府在苦苦思索着把历史变现之道。[i]萍乡市中心(如今就叫做“安源区”)的路边贴满“工运摇篮小城大爱德耀中华”的城市标语，徒劳地试图用“中华”缝合“德”、“爱”和“工运”，而矿区所在的安源镇上，一切都破败得好像时间停止在了1990年代一样(如果想知道安源的九十年代发生了什么，可以去读一读于建嵘的《安源实录》，笔者不能全部同意他的分析)。

　　在井冈山的中心茨坪镇到处都能看见穿着红军制服的游客闲逛;干部们来国家干部学院上课，而群众则来此接受奇妙的“团建”或“团训”;国有和私有单位的领导们期待着员工们的这一趟“红色之旅”可以玩得愉快，同时增强团队意识或升华精神品质。红军的军装和革命的圣地一起帮助市场经济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而当夜晚来临，当你看见身穿红军制服的勾肩搭背的男性摇摇晃晃地走进街边的洗脚城时，不禁开始怀疑，到底是这个世界疯了，还是你自己疯了。

　　在延安，穿着八路军制服的人们也在做着类似的事情。而在安源，放心，这里当然不会有一群群穿着九十多年前的矿工服装转悠的游客;不只是因为这里没有什么有利于培养员工职业伦理的精神遗产，还因为：这里还有真的矿工。他们在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对面的那座山的地底，和一百年前一样，在这地球的肠子里爬行。他们拥有真实的、延续的、不必依赖于百年前神话的幽灵而一直活生生存在的斗争传统。红军每次离开后，他们在抵抗，50、60年代出现官僚主义的倾向时，他们也有人出来抵抗(这两部分可以参看裴宜理的《安源》);90年代以来的改制、下岗、减产中，安源的矿工们也未曾一味逆来顺受。如果这里再发生些什么，需要提醒的是，它不是1920年代幽灵之光的映射，而是不绝如缕、草蛇灰线的一脉潜流。

　　再一次，回看一眼安源的总平巷巷口吧。让这里像《东方红》中一样，再次成为视野的中心。“罢工胜利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