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当英国的制造业还落后于其它国家时，英国政府一直采用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扶植本国的制造业。在18世纪及其以前的几个世纪，英国正是在这样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下发展起了发达的制造业，甚至首先进行并完成了产业革命。
19世纪的美国是以高关税保护本国制造业的典型代表，不惜以当时世界上最严厉的关税保护来扶植本国的制造业。这使美国的制造业在19世纪中快速发展。建国之初美国在经济上还远远落后于英国，但到19世纪末美国已经发展成世界第一的工业大国和经济大国。
第四章 美国：靠保护关税上升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在整个20世纪，美国都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而且也一直是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2018年全世界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11297美元，而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高达62641美元。
美国在经济上的强盛，首先依仗的是它长期占据世界第一位的制造业，其次才依靠它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农业。从18世纪建国时起，美国就是一个人少地多的国家，人均宜耕地面积之大在世界上居于前列。这使美国有发展农业生产并大量出口农产品的巨大比较优势，直到20世纪美国还是一个主要的粮食出口国。但是，美国从立国之初起就致力于发展制造业，并不惜以当时世界上最严厉的关税保护来扶植本国的制造业。这使美国的制造业在19世纪中快速发展。建国之初美国在经济上还远远落后于英国，但到19世纪末美国已经发展成世界第一的工业大国和经济大国。
美国靠发达的制造业而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这集中体现在美国的产品出口结构上。到1981年，在美国的出口总额中，电机和电器、电机以外机械、化工产品、汽车、飞机、航天飞船及其部件、各种仪器和设备、电子计算机及其零配件等制造业产品的出口仍然占55%以上，而谷物和大豆的出口则只占11%(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美国》条)。而在制造业从落后于英国变为超过英国的过程中，美国的世上最严保护关税制度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19世纪上半期英国在工业生产上处于无可置疑的世界第一地位。而英国的这个工业生产世界第一地位在19世纪末被美国所取代。美国在1776年独立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但在19世纪上半期就广泛发展起了使用机器的工业化生产。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之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工业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在19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工业生产已经跃居世界首位，而到1913年，美国的工业产量已经占整个世界工业生产的36%。在这样高速的工业发展过程中，美国一直实行着高度的保护关税(左大培：《混乱的经济学》，第七章，335页)。
美国工业的一个显著趋势是倾向于以大的合作和“托拉斯”来进行大规模的生产。美国政府试图培植大工业的政策之一是建立保护关税制。最初，征收进口货物的关税是很适度的，其主要用意在于为政府提供收入。后来，关税提高了，为的是要保护“幼稚产业”以对抗外国产品的竞争。尽管民主党党员们普遍反对这个政策，共和党党员们却赞成它，而且从1861年到1913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共和党掌权。结果，美国采取了高关税政策，象1890年著名的麦金来税则就是这样。美国的榜样是当时促使法国、德国和其它欧洲诸国采取保护关税政策的一个因素(左大培：《混乱的经济学》，第七章，335—336页)。
正如维克托·布尔默·托马斯在《独立以来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一书中指出的，美国历史上的高关税的特点在于，它直接服务于保护国内生产者的目标。正是由于美国关税中的保护主义成分是如此之强烈，美国的一位经济历史学家才写道：“我们商业政策的基调从一开始就是为国内制造商保留国内市场，而排斥外国竞争的”。直至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后，美国才放弃了保护关税政策，转向了自由贸易(左大培：《混乱的经济学》，第七章，336页)。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英国转向自由贸易政策的19世纪20年代，美国开始真正实行培植本国制造业的保护关税政策。到19世纪60年代，英国已经实行了进口关税接近于零的自由贸易政策，美国却在1857年的大恐慌之后转而不断提高保护性的关税。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前期，美国都是以高关税保护本国产业的代表。就是在这样高度保护性的关税下，美国取代了英国的工业产量第一地位，上升为世界工业的霸主(左大培：《混乱的经济学》，第七章，336—337页)。
本章以下将系统地说明，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前，美国是如何以高度的关税保护来促进国内的制造业和经济的发展的。
第一节 美国独立前英国对北美的贸易管制
在独立前的1750年，美国人均工业产出水平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中国和印度。到独立后的1800年，它已高于发达国家和欧洲整体的平均水平，仅仅落后于英国、比利时和瑞典，其中落后于英国较多，落后于其它两国较少(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685)。1774年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7倍，1850年还为1.42倍，1870年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少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1774年英国的人均GDP为美国人均GDP的1.25倍，1850年还为1.3倍，1870年为1.33倍，1890年为1.21倍，1913年英国的人均GDP变为低于美国的人均GDP(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一章，表1.1和表1.5)。这表明独立后美国的工业和整个经济都有了高速的发展。
独立前北美的贸易和经济结构
欧洲人在北美殖民后，在早期，美洲殖民地广泛参与了出口活动。在18世纪早期，这些殖民地可能出口了其产出中的四分之一。到18世纪末期，这一出口倾向已经下降了一半。在1800年前后，美国10%-15%左右的产品用于出口。在18世纪初期，美国国内商品出口量约占世界出口量的3%，为欧洲出口量的5%，而这时美国仅占世界人口的0.5%，占欧洲人口的2.5%。同时，美国在多项间接的“三角贸易”中充当中间人。因此，以包括再出口的总出口量来衡量，贸易所占比例还可以上升一倍左右(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684-685)。
在19世纪早期，美国的出口品还几乎都是自然资源产品，与18世纪中期的出口贸易模式几乎完全相同。1803-1807年，超过四分之三的出口品是农产品，此外还有大约五分之一是林业产品和海产品。制造业产品占比不足5%(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684-685)。
美国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的出口商品结构反映出美国的比较优势以开采充足的自然资源为基础。1770年农业产品占出口的近70%，而林业产品和海产品则占出口28%。当时制造业产品只占出口0.2%。到1803—1810年，林业产品和海产品仍占出口19%，制造业产品已占出口4.7%(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698及表15.9)。
1770年美国70%以上的出口品进入欧洲，而到1800年60%以上的产品出口到欧洲。南方殖民地的出口品——大米和烟草，绝大部分流向英国。南方殖民地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几乎完全依靠出口生存，它们的人均出口额大约是新英格兰和中部殖民地的两倍(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685-686)。
相对美国商品的出口量，从1796年到1808年中的几乎每一年都有超过一半的出口量是再出口，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禁运时。这样的再出口是18世纪90年代初的欧洲战争引起的，在那次战争中英国和法国都试图阻止其它国家与它们的殖民地进行贸易，这把世界贸易拱手让给了美国。在1800年前后的5年中，海洋运输占美国出口收益的30%，运输业的收入大于任何一种商品的出口收入(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686)。
在19世纪初期，美国的商品进口几乎总是超过出口，大额的运输收入也不能弥补贸易逆差，而保险和利息等其它服务项目造成了美国的净逆差，利息项目反映了早些年累积的经常账户净赤字(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686)。
在1770年前后的时期美国的进口依赖甚至比出口依赖更严重，进口可能为殖民地生产或消费的三分之一(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689及表15.3)。
英国的重商主义政策对北美的影响
北美的殖民者最初曾渴望将英国的制度移植到美洲的土壤上，英国的重商主义理念为美国经济撰述者提供了背景(梅俊杰，第五章，200页)。
1630年，英国议会制订了一系列最终演变为“航海法”的贸易限制法令。此后，为防止自身利益受到挑战，英国人进一步推出了各种贸易限令：按照1663年的“大宗品法”，种植园主必须从英国购买所需的大多数制成品，其奴隶必须购自英国奴隶贸易商，种植园地区的资本和信贷必须依赖于英国的供应，而且种植园主不得采取法律手段来减轻债务负担。1699年通过了“羊毛法令”，禁止将货物运到殖民地以外的地区。1732年通过了“帽子法令”，也作了类似的限制。当时影响北美对外贸易的关键限令包括：运输殖民地任何贸易的船只只能由英国人或其殖民者建造、拥有和管控，船员中至少四分之三须来自英国或其殖民地;殖民地与大英帝国之外任何地方的一切对外贸易必须经由英国进行;某些殖民地产品只能向英国出口，这些特定产品包括烟草、糖、棉花、染料木、靛蓝，以及稻米、糖浆、海军补给品等(梅俊杰，第五章，200-201页)。
这些贸易限令并非完全无益于殖民地。针对非英国竞争者的保护主义政策刺激了新英格兰造船业和航运业的发展;英国对某些殖民地资源性产品的补贴也让部分殖民者获得了利益，靛蓝、焦油、沥青、松脂、木材等生产得到了激励;即使未得补贴的殖民地产品在进入英国市场时也享受了优先准入和优惠关税待遇。而这些限制政策仅在贸易上给殖民地造成的有形的明显损失至少为：大多数从帝国之外进入殖民地的货物因必须绕道英国而提高了成本和售价;在高价的英国制成品与低价的它国制成品之间，殖民地只能选择受保护的高价英国货;也因为绕道英国港口和只能由英国船只承运等规定，殖民地的出口成本会有额外增加，而增加的成本只能由殖民地出口者自负。有计算得出结论说，如再加上母国提供的军事保护，1770年北美殖民地在帝国体制中承担的净成本人均仅为0.42美元，只占人均收入的1%左右;即使按高估者的结论，净成本最多也不过人均收入的3%(梅俊杰，第五章，201—202页)。
英国航海法令的一个方面是，它们的主要目的是赋予英国国内购买者以购买殖民地原材料产出的垄断权，保持这些原材料的低价格，严格限制可能会与英国卖者竞争的殖民地制造业的成长。殖民地贸易的最初方式与这些计划相适应，出口品大部分是原材料和食品，进口品则主要是制成品。但是同一个贸易方式可以用殖民地的要素比例和技术缺陷来解释。美国独立后贸易模式的演变是渐进的，当废除早期的限制后，美国在独立后贸易更加集中于英国，这表明是经济力量而不是航海法令，是美国贸易的商品和国家模式的主要决定因素。而诺思的分析把1785—1793年作为代表没有英国限制的标准情况，认为它表明即使限制措施产生了效果，这效果也是短期的，不会使美国偏离长期增长路径(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721-722)。
可以承认，到美国革命时，美国经济至少比1690年扩大了10倍，比1630年时代则扩大了一百倍;进步最速的殖民地要算英国的北美殖民地了。然而，此后英国加紧了殖民地管制，如禁止白人居民向西部开拓，禁止殖民地进一步发行纸币，并开征糖税、印花税、茶税等多种新税。就总体效果而言，1763年以后英国影响到殖民地的政策是束缚性、危害性、起反作用的。这使英国北美殖民地的独立意志急剧增长。乔治·华盛顿1774年宣称：“我们真切地希望看到，永远并完全地终结如此邪恶、残酷和违背常理的贸易”。不过，当时的所谓贸易问题实际上还牵涉到制造业的发展问题。一个问题凸现了出来，英国的重商主义从未找到过该问题的解决方案，该问题中的主要因素就是北美殖民地北部地区发展当地制造业的趋势。因此李斯特才说，所有工业都垄断在母国手中，这就是美国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 (梅俊杰，第五章，202—203页)。
在英国的重商主义帝国体系中，包括北美在内的殖民地被赋予的角色不过是：向宗主国供应本来需要从体系外进口的产品，以提高帝国的自足程度;为体系外生产和出售由英国行销的产品，以增加宗主国的出口收益;为宗主国的制成品提供出口市场，以增加其工业生产能力和利润。这样的基本定位使殖民地经济永远由宗主国按自身需要来调控，作为一个依附体，它只能被动地接受被分派的生产和消费角色。而对北美真正的要害措施在于与贸易管制同时的产业钳制。1670年前后英国经济学家蔡尔德和达维南特宣称，北美殖民地是所有海外殖民地中危害最大的殖民地，因为它们正在建立自己的工业;1770年英国首相皮特声明：“在殖民地区就是一个马蹄钉也不准制造”。这都典型地反映了英国处心积虑地反对别国建立工业。史家总结说：英国的政策不过就是，坚定不移地延缓或者防止在美洲发展某些产业，如果它们生产那些英国出口利润最大的产品，主要如布料、铁器、帽子、皮制品;英国政策中没有更重要的成分。英国的政策产生了强大的延误性影响，其所设置的障碍是广泛和可畏的。英国法规限制了美洲的羊毛、铁、帽子产业，殖民地不能向来自英国的进口品征收保护性关税，不能经营铸币厂，也不能组建制造业公司或者设立商业银行，而这些机构对于制造业的进步却是必不可少的(梅俊杰，第五章，203—204页)。
到独立革命时，北美还是形成了几个颇具规模的大型产业，如造船业、木材业、冶铁业。多数的造船业都集中在新英格兰，那里的制造成本比欧洲要低30—40%。1760年时，挂着英国国旗航行的船只有三分之一是在美洲建造的。但是殖民地工业从事主要依赖宗主国市场的所谓商业性制造业。大多数商业性制造业都密切联系对外贸易的需要，它们包括海军补给品制造厂、绳索制作厂、帆布与制帆厂、炼糖与制盐厂、锚链锻造厂、制桶工场、木材厂、酿酒厂、铁匠工场、制鞋厂、木工厂、货物仓库、造船厂。这些产业可以利用本地更为丰富低廉的资源来经营，但终究只能按照英国的特定需要向英国出口。美洲的产物乃是去补充母国的产物，而不是去与母国的产物竞争，这是一条至高无上的原则。正因为如此，越是英国在工业化方面取得进展之时，北美被安排的产业角色便越是初级和特需产品的生产，对于其任何自发和自主的工业化动向便只会防范得越加严厉。在很多时机，殖民地试图设置保护性关税，但这些尝试大多数均遭到否决。围绕产业发展的矛盾于是日益尖锐化。殖民地人发现有必要创立一个新政权，以促进美洲的航运与商业，保证殖民事业持续发展，尤其是激励当地制造业的成长。这样，英国重商主义的一个结果就是美国革命以及随后在大西洋彼岸一个新的重商主义国家的创立(梅俊杰，第五章，204-205页)。
第二节 选择去自由化的“美国体制”
美国独立以后不久，便于1789年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著名的美国政治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其1791年向国会提出的报告中，预言了贸易保护对制造业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后来美国人一直承认关税的这种保护能力。1816年美国通过了第一个明确的保护性关税法案，对进口的棉花、羊毛制品和某些铁制品课税30-40%。后来辉格党参议员亨利·克莱明确提出，“美国制度”的目的就在于扶助“新兴工业”的发展并保护国内工农业的市场。以后美国的关税税率有时提高有时降低，但是一直保持着保护性的高税率。《1890年麦金来关税法》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关税达到了顶点，该法将整体关税率从38%提高到49.5%(左大培：《混乱的经济学》，第七章，336页)。可以说，高度的保护关税是美国立国之初就确立的传统。
要体会美国19世纪的关税率有多高，我们只须把它与今日的通行关税作一个比较就可以知道。“世界贸易组织”现在允许“发展中国家”的成员国保留较高的进口关税，但是平均关税率也不过15%!(左大培：《混乱的经济学》，第七章，336页)
从政治独立走向产业壮大、经济强盛乃至独霸天下，美国可谓世界上超级成功的特例(梅俊杰，第五章，205页)。而美国的这一超级成功，离不开它从立国之初就确立的保护关税制度。
美国拥有一个颇为特殊的有利起点，即如此长久地生活在英国重商主义的统治之下，所以已经耳濡目染了重商主义理念。美国人关于一个重商主义政府的职能和作用的思想，也直接具有母国的渊源。美国人在独立前与英国人抗争时采用了不进口的办法，这曾刺激了殖民地的进口替代制造业。最晚在1750年代，工商阶层就相当了解进口替代制造业的潜力，将之视为获得更大经济主权的重要战略，希望能够延续不进口的做法(梅俊杰，第五章，205页)。
美国独立之初，亚力山大·汉密尔顿就鼓励年轻的美国发展制造业。他在1787年就曾写到：欧洲长期保持的优势，诱使它想自诩为全世界的主人。为了人类的荣誉，教育那个傲慢的兄弟谦虚一点，就是我们的事情了。这是美国探寻一条自主有为而非软弱依附的发展道路的精神背景(梅俊杰，第五章，205—206页)。
立国之初遭遇英国廉价工业品的入侵
在北美独立战争期间，经济困苦固然增加了，但同时，由于出口与进口的下跌，进口替代兴盛起来，殖民地经济在相当程度上变得更为自给自足。例如，在费城，将近4千名妇女受雇在家里为新建的纺织厂纺纱。在啤酒、威士忌和其它家酿酒类的生产中，类似的刺激也导致工场数目陡然增加。美国的资源转向与进口相竞争的产业，这在沿海和主要港口城市中表现得尤为强烈。当时因对英贸易阻滞和战争刺激而得到发展的行业除纺织和酒类外，还包括玻璃制造、面粉加工、印刷造纸等等(梅俊杰，第五章，206页)。
然而，由于国内生产一时还不能满足居民对工业品尤其是高档工业品的需求，1783年巴黎和约签订后，英美两国恢复正常贸易，英国的制成品便潮水般地运销美国。1784-1786年，美国从英国进口货物总值超过759万英镑，而同期向英国出口货物总值不足249万英镑，贸易逆差十分巨大。更严重的是，北美独立之前尚可依靠出口和航运所得以及英国殖民当局开支所得，以此支付进口的英国制成品。但独立之后，原先帝国体系内的优惠安排不复存在，相反各行业还受到英国的严厉限制，包括向美国输英产品征收高关税、禁止美国商船和产品进入本为其出口主渠道的西印度群岛等地区。这些问题加剧了贸易逆差下的货币流失及紧随而至的百业萧条，汉密尔顿说：商业已衰败到了极点。1786年的谢司起义等社会骚动都与此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梅俊杰，第五章，206—207页)。
当时英国商品的涌入还不是一般的自由输入。那些与英国厂商联系密切的商人愿意将大量的英国五金、陶瓷、纺织品等以低价在美国市场倾销。美国的一位国会议员说：国外商品泛滥于我们的市场;英国商品在我们口岸城市的售价比在利物浦或伦敦还要便宜。我们的工业濒于毁灭，我们的商人，即使是曾指望靠进口贸易致富的那些人，也陷于破产的境地;所有这些现象又对农业造成了极大损害，因此土地的价格极度低落，使地主也普遍陷于破产。当时正是美国工业未发展、无力抵抗之时，连像造船这样的主导产业也在英国的围堵下难免萎缩。独立之前，马萨诸塞年均造船125艘，可到1784年已降至45艘，1785—1787年每年仅造15—20艘(梅俊杰，第五章，207页)。
对于这个“逆子”，英国自然是乐见其败，乐助其垮。英国人断定，美国商人注定要买英国货，而初生的联邦又无力报复，因此可以有恃无恐地对美国采取严厉的商业限制措施，将其商业、航海业置于英国控制之下。1784年为摆脱困境而前往欧洲商谈订约的托马斯·杰斐逊致信友人说：我们提出的平等或自由通商建议受到英国人嘲笑，他们对我们的敌视目前要比战争期间更加强烈。史家公认，1781-1789年的邦联时期是美国在经济、政治、外交上均极度困难的时期，而危机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战后英国货的大举涌入与冲击(梅俊杰，第五章，207页)。
1789年之前，初创的美国不过是一个由主权州所组成的松散邦联。这一政治制度的经济后果是，邦联政府缺乏管制内外商业的必要权力。除了各州互设壁垒甚至互打商业战争外，更要命的是，在关税保护或自由贸易问题上州与州的立场不一致，为外国列强留下了可乘之机。纽约、宾夕法尼亚以及新英格兰地区数州先后颁布了关税法案，以保护本州制造业及航海业，南方其它州却为消费者利益和农产品出口而坚持自由贸易，反对征收关税。这就造成对外无法统一行动，反而互相拆台。马萨诸塞、新罕布什尔等州为保护国内航海业，禁止外国商船进入其港口，但另一些州的港口却为之敞开大门，这使得英国货能乘隙而入，通过这些州转运到其它地方。邦联政府原打算向进口商品征收5%的关税以确保国家政府的收入，但当纽约提出很多国会无法接受的条件时，这一计划只得作罢。没有各州的一致通过，有关举措便无法实行。邦联政府如此散乱松垮，使外国列强眼中的美国手无缚鸡之力，所以他们并没有把它放在眼里。英国人拒绝撤出在美国境内的堡垒，还支持分离主义运动，西班牙人也霸占山河，为所欲为(梅俊杰，第五章，208页)。
汉密尔顿力主借贸易保护走工业化道路
面对邦联丛生之积弊，美国联邦党人开始推动建立相对集权的强势联邦政府，并于1789年成立首届联邦政府。乔治·华盛顿在就职仪式上穿了一套国产康涅狄格宽呢服装，颇有象征意义地支持美国制造业，只是当时没有什么制造业可以支持。而美国之所以能够走上一条自主有为的工业化道路则端赖亚力山大·汉密尔顿。作为联邦党人领袖，他在财政部长任上确立了美国财政、税收、国债、银行、证券、贸易、制造业等诸多方面的制度及实体(梅俊杰，第五章，208-209页)。
汉密尔顿的经济政策思想包括：鼓励商业和兴办制造业已成为近代欧洲各国的国策，美国也应迅速改变农业国地位，发展成一个工商强大的国家，如此方可谋得国家的独立和富强;现有国际体系中并不存在真正互惠的自由贸易，若以初级产品交换国外制成品而不是依靠国内供应制成品，将导致农业国财富的流失;打造权力集中的统一联邦是美国发展工商业的基本前提，国家通过积极的贸易政策和其它限制或鼓励政策可有力地促进制造业发展;使用机器等技术手段是提高总体生产率、增加总产量的重要手段，应当鼓励技术装备的引进;美国资源丰富，在发展制造业的同时也应综合发展其它产业，商业和航运业尤可推动制造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进步，并让美国成为一个海洋大国;美国应当在平等的基础上与英国恢复和发展经济联系和友好关系，特别应当仿效建立英国式的财税和金融机构制度。正如熊彼特所说：汉密尔顿很熟悉斯密派经济学，事实上熟悉得可以根据自己对实际可能性和必要性的看法来改造这种经济学，熟悉得觉察到了这种经济学的局限性。有自由贸易论者说，汉密尔顿的经济政策思想不过是英国那套重商主义旧体系按照美国的情况作些改变和调整而已(梅俊杰，第五章，209-210页)。
汉密尔顿留下的政策印记首推有关幼稚产业保护与奖励的思想，这集中体现于他在保护主义者坦奇·考克斯协助下于1791年主持撰写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该报告实际上提出了以政府经济发展政策为基础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强调为摆脱非互惠的自由贸易，应当发展制造业。由于制造业领先国在技术、资金、市场等方面的先期优势，由于农业国居民创业的惰性和困难等等，要维持一国新兴产业与另一国成熟产业之间的竞争，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切实际的。故此，为发展美国的制造业应至少采取11种保护和奖励措施，包括：征收保护性关税，禁止竞争性产品输入，禁止制造业原材料的出口，向制造业发放补贴和奖金，免除或返还制造业原料进口税，鼓励发明和引进新技术和机器，加强对制成品的质量检验、提供便利汇兑和信贷，改善国内交通设施。史家论道，汉密尔顿证明了自己有未卜先知之明，这是因为他能创造未来(梅俊杰，第五章，210-211页)。
汉密尔顿代表的保护主义政策受到了国内正在成长的工商力量的呼应。1789年北部一些州的商人和工场主联名向国会请愿，要求联邦政府支持和保护国内制造业;1792年，在波士顿和巴尔的摩等十几个城镇先后建立了以兴办制造业为宗旨的制造业协会。在此背景下，联邦首届国会通过了有关关税、吨税和消费税的法案，其中有关吨税的立法要求外国建造、外国拥有的船只在入境时支付每吨50美分的税费，而对美国建造、美国拥有的船只仅征收每吨6美分。部分由于这一歧视性立法，美国人拥有的商船吨位在1789-1793年间增加了2.5倍以上，美国商船总吨位超过了英国以外的所有国家(梅俊杰，第五章，211页)。美国的商业立法几乎照搬了英国的重商主义做法，19世纪初一位美国法官曾明言：国会1792、1793年管制航运和渔业的法令与独立革命前乔治三世时的英国法规一脉相承(梅俊杰，第五章，212页)。
1793年英法开战后美国采取了中立政策，通过克制和签约先后避免了与交战双方的严重战端。这与保护本国航海业的立法一起，使美国的商业与航海业繁荣。到1800年，美国人拥有的商船总吨位已比1789年增长5.4倍，美国外贸航运收入已比1790年增长5.2倍，按人口比例计算，美国已成为世界第一航海大国。与此同时，美国的出口在1792-1795年间增加了一倍，到1801年再翻一倍。不过，美国的出口主要包括了粮食、棉花以及转口货物。随着贸易兴盛带来的收入向整个经济扩散，美国经历了出口导向型的增长。商业与航海业带动了经济繁荣(梅俊杰，第五章，211-212页)。
不过，保护主义和中立外交却并未给制造业带来与航运业类似的立竿见影效果。发展制造业的起效要缓慢得多，超过了当时的乐观预期。汉密尔顿本人在1790年代初就曾积极组织过一个大型纺织项目，但还是归于失败。联邦政府成立前后，新建的一些较大规模的制造业工场几乎全部倒闭，余下的也限于严重困境。在1801年的326家股份公司中，只有8家属制造业。此外，当时的关税手段作用也不足。根据1789年通过的首个联邦关税法令，在81种应税物品中，对30多种征收特种关税，其余则征收7.5—15%的从价税，而对于许多未列举的进口物品仅征收5%的从价税，总体的税率很低，平均不超过8.5%。此后在1790、1792、1794年都提高过关税，其中，1792年对多数种类的货物关税还提高了50%。而这些关税并不足以抵挡欧洲商品的冲击并扶持本土制造业成长。汉密尔顿本人也曾担心关税会增加到有害的过分程度。他也认为，过高的进口关税会造成普遍的走私倾向，这往往不利于正当商人，最终也不利于税收本身。这种关税会使社会上其他成分不适当地从属于工业阶级，给予后者过早垄断市场的机会(梅俊杰，第五章，212-2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