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斐逊却崇尚以农业立国和自由贸易 在同时代的人看来，汉密尔顿的新意显得令人不安，简直就是空想，因为这位胆识过人的财政部长远远超前了。在当时的美国政治圈中，自由贸易论大有市场，许多领导人发现自由贸易论与那些激发美国反抗英国的理念正相契合。更主要的是有实际利益在发挥作用。国会中的大多数南方议员认为，政府鼓励发展集中于北方的制造业只会增加南方的负担，故而群起攻击汉密尔顿的主张。而北方议员中虽不乏大商人，却没有一个制造业工场主。于是，汉密尔顿精心制定的报告在国会却受到冷遇，被长期束之高阁(梅俊杰，第五章，213页)。 最为要害的是，同为立国之父的托马斯·杰斐逊在国家发展道路抉择上持有与汉密尔顿几乎完全相反的立场。他主张美国应当以农立国，建立一个以自由小农为主体的民主共和国，避免走西欧发展工商业和建立大城市的道路。他的名言是：“让我们的工场仍设在欧洲吧!最好把粮食和材料运送给那里的工人，而不让那些工人来找寻粮食和材料，免得把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原则也一同带来”。基于这样的想法，杰斐逊崇尚小政府，不主张由政府出资鼓励制造业，认为这与自由经济原则相背离;同时他崇尚自由贸易，相信各国都应努力生产大自然赐予其生产的产品，以之互通有无，自由交换。杰斐逊重视与法国的关系，厌恶金融银行业，倾向于让州保留更多权力，强调拓展西部而非面向海洋，这些政策思想都增加了美国初期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梅俊杰，第五章，213—214页)。 杰斐逊率共和党人赢得1800年大选，次年开始当政，结束了此前十年实为联邦党人治理的时代。而联邦党特别是由于税收等方面的政策，既在丧失民心，复又内部分裂。而1800年的美国农业人口占绝对多数，杰斐逊的共和党凭借其重农亲民路线和大张旗鼓的宣传，争取到了民众普遍的支持。其时制造业主和城市技工也因官方鼓励制造业政策的挫折而发生政治转向(梅俊杰，第五章，214—215页)。 随着联邦党的败退，主政的杰斐逊把鼓励发展农业、商业是农业的婢女、让制造业放任自流这样的理念带入了政策。1801年初，正当国会讨论关税政策时，几乎每天都有请愿书送达。纽约的制造业主请求政府帮助兴办本国的制造业，盼望政府设置保护性关税政策以抵御外国货特别是英国货的冲击。然而，无论是国会还是杰斐逊本人，对这些请愿都未给予应有的重视。本来，面临外国制造业的激烈竞争和不足以提供有效保护的关税率，美国的新兴制造业已经举步维艰，较大的制造业工场纷纷倒闭，仅剩下小手工作坊苦苦挣扎。又碰上杰斐逊只热心于农业，对制造业袖手旁观，不管不问(梅俊杰，第五章，215页)。 然而，美国并未走上以农立国的落伍歧途。共和党政府中的财政部长艾伯特·加勒庭通晓经济并实事求是。作为共和党中最早认识到制造业的重要性并主张政府予以支持和保护的人，加勒庭在1804年的财政年度报告中建议过提高某些产品的关税。后经多次调整，到1804年，通常的关税已提高到17.5%。当时，尽管工业家事前用尽一切方法来说明提高税率的必要，但利害相左的各派势力坚称自由贸易有利，高关税有害，最后只是由于关税收入不足，才不得不实行了这个措施。再后，在加勒庭的提议下，1806年国会通过了禁止玻璃、皮革、铁钉进口的法案，以便对这些制造业实行保护。1808年，加勒庭还向国会提交报告，以图通过对交通设施等的内地改进有力地促进国内制造业的增长。但由于杰斐逊末给予支持，有关计划未能获得国会采纳。总体而言，缺乏支持特别是缺乏足够保护性关税支持的美国制造业仍然岌岌可危。到1810年加勒庭还在他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强调：“即使现在，美国制造业所要克服的唯一重大障碍还是来自欧洲最大的制造业国家的巨额资本，它使欧洲商人能够得到期限极长的贷款，从事低利销售，有时还能亏本销售”(梅俊杰，第五章，215—216页)。 1794—1816年间，美国国会总共通过了修正关税的24部法案。但是1816年以前的各种关税主要仍然是为了增加国库的收入，只起了偶然的保护作用(梅俊杰，第五章，221页)。 禁运、战争和高关税让美国走上正轨 19世纪初的英法交战中美国难以维持其中立国地位。特别是英国海军劫走了大批美国舰船后，杰斐逊推出了从1807年底生效的“禁运法案”，全面断绝对外贸易联系，借以继续避战并教训敌视美国的英国人。作为法兰西的崇拜者，杰斐逊深受重农学派影响，进而认为在贸易交往中，工商业国必须依赖农业国才能生存，因为前者输出的是仅供少数人使用的奢侈品，而后者输出的是供多数人使用的必需品。按照这个逻辑，农业国不怕隔断外贸关系，禁运是农业国对付工商业国的有力武器。这是杰斐逊禁运政策的思想基础(梅俊杰，第五章，216页)。 禁运固然使英国国内粮棉货紧价涨，同时其出口用的制成品滞销价跌，但美国的眼前损失也很大：出口在1808年大跌79.3%，进口也下跌58.86%;美国国内小美、烟草等农产品价格大幅下滑，联邦财政收入从1808年到1809年锐减了一半多。沿海地区的商贸、航运业和民生受到严重打击，南部和西部的农业经济也蒙受较大损失，连杰斐逊自己的种植园也负债累累。在一片民怨当中，以杰斐逊为首的共和党人开始向汉密尔顿重视制造业的路线回归。杰斐逊本人承认形势迫使他们把一部分力量和资金用于国内制造业和交通的改进。而麦迪逊1809年继任总统后，一方面立即调整禁运政策，另一方面则明确指出，应当促进国内制造业的加速发展，以在一些基本制造业产品上摆脱对别国的依赖(梅俊杰，第五章，216—217页)。杰斐逊确曾表述过“禁运可以直接鼓励国内制造业生产”这样的思想;他在总体任职末期，尤其是在退职后，也的确改变了自己对制造业的曾经的漠视，但是很难说杰斐逊真的是为发展美国的制造业而实施禁运的(梅俊杰，第五章，217页)。 当代的某些经济史学者力图强调禁运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害处。这是因为，在1812年战争前的拿破仑战争以及随之相伴的贸易禁运为贸易和航运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但是也对年轻的美国经济形成很大的负面打击。美国在该时期之后成功生存下来一些新产业。人们谈论这个时代美国中立的直接好处。诺思将1793年到1807年的年份描述为“极其繁荣的时期”，繁荣来自航运业收入，净余额从50—80亿美元增长到380—400亿美元，还有出口价格上升和贸易条件的上升。而一旦在1808年开始禁运，尤其是美国在1812年加入战争，这些收益就发生逆转。航运收入和出口猛烈下降，贸易条件变得不利于美国。根据诺思的分析，禁运确实在促进美国制造业方面产生了一些作用，但是发展的路径并不适合此时美国的比较优势，只是人为地促进了在战后竞争中很快衰败的工业化。因此战争期间的余额即使实现了早期阶段的繁荣，但是实质上似乎没有推进美国经济发展(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722-723)。 后来戈尔丁(Goldin)和刘易斯提出的观点是，拿破仑战争时代是繁荣时期，他们试图降低中立时期“传奇般的重要性”，不过估计所得仍是非常大：年人均收入增长率在30%到40%之间。他们也确实表明对发展而言收益更加持久——海港城市和内地城镇增加了，航运吨位上升，银行业和商业化普及(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723)。 无论如何，杰斐逊的禁运对美国的制造业来说是个否极泰来的转折点。从禁运的自我封锁，再到商务和边境矛盾激化导致的1812—1814年第二次英美战争，包括其间英国对美国港口的封锁，所有这一系列隔断贸易的事件，激发了美国民族主义情绪上升、使共和党与联邦党政见合流，最重要的是，确实让美国的制造业获得了自由贸易状态下难以具备的成长条件。在杰斐逊的禁运下，沿海地区特别是港口城市的失业和经济困难无可否认，很多人遭受了严重的收入损失，这也是杰斐逊在大选中被麦迪逊击败的重要原因。但国内的制造业开始成长了。禁运和封锁意味着美国不能与外国人彼此贸易，其结果是，如果美国人想继续消费某些产品他们就只能自行生产。于是美国开始发展进口替代产业，尤其是纺织业，这些行业吸引到了商业资本，因为商业资本已无法像通常那样投入到对外贸易中(梅俊杰，第五章，217—218页)。 在杰斐逊1808年实行禁运和1812—1814年的第二次英美战争期间，对美国制造业的投资骤增。美国金属和机械制造业、化工行业、纺织行业等制造业全部行业开设的工厂，在1807年只有4个，在之前的7年中有些年份甚至没有，到1808年增至7个，1809年就增到26个，1814年增加到128个，而到1817年就减到只有8个。纺织业1807年之前几乎没有开设工厂，但其开设工厂数1809年就为18个，1814年增加到105个，而1817年则减到只有5个(梅俊杰，第五章，218—219页)。 当美国人被迫与通常的供应源隔断关系后，他们在1808年相当成功地转向制成品的生产。杰斐逊实施的禁运迎来的正是他自己害怕而其政敌汉密尔顿所盼望的东西，这就是工业化的启动。连一些杰斐逊的支持者都敦促他，主张不论欧洲政治最后如何收场，都应准备延续这些限制进口的措施。按照沿用的1804年修订的关税率，美国工业在与英国工业对抗时本来仅能勉强维持现状，如果不是由于1812年的宣战而实行禁运，美国的工业面对英国的竞争无疑将完全崩溃。史家普遍相信，禁运法案和英国的封锁都扮演了保护性关税的角色，使得新英格兰的工业在1812年战争爆发之前和战争期间飞速发展(梅俊杰，第五章，219—220页)。 在美国独立之后，只是到了北美工业化启动后，美国才真正开始引起英国政府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不安。于是，随着英美“根特和约”在1814年底的签订，英国人不惜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北美倾销商品，想以此来摧毁美国新兴的制造业。而1815年初，美国自己也通过法令，规定只要任何一个外国取消了对美国所采取的差别关税和抵偿关税，美国也将给予同等互惠(梅俊杰，第五章，220页)。 随着1815年拿破仑战争的结束，欧洲各国特别是英国立即下手抢占此前丢失的市场。这使美国一方面难于对欧洲出口，另一方面国内市场又充斥了廉价的欧洲产品。1815年涌向美国市场的英国棉纺织品相当于当时美国国内产量的四分之三还多。因此纺织品价格急剧下降，其它价格尤其是进口货价格也下跌，1814—1815年跌去15%，1815—1816年再跌20%，1816—1817年又跌15%。而在这些年头，国内价格总水平下跌不足9%。于是国内产品面临着来自进口货的严重竞争。这里也有英国恶意倾销的因素。当时英国出口的棉布在美国东部沿岸港口寄售，经常用拍卖的方式争取快速售出。英国一权威人士1816年在议会作证说，汹涌的英国货低于基本价作了销售。同年英国财政大臣也说：战后首次出口造成损失，为的是通过充斥市场把美国这些危险的制造业扼杀在摇篮里，是战争让这些产业违背事物的自然法则强行冒了出来(梅俊杰，第五章，220—221页)。 外国商品涌入造成制造业工场纷纷陷入困境甚至破产，面对此局面美国制造业界要求政府设置更高的保护性关税，在国会中也有普遍的共识，认为需要出台某种类型的关税以便促进调整。1816年关税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梅俊杰，第五章，220—221页)。1816年以前美国的各种关税主要是为了增加国库的收入，只有1816年关税法才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保护性关税。它启动了重要的转型。虽然人均出口值在1815年后下降了，但这很可能标志着人力和物力向国内渠道重新配置，这些变化最终将促成工业化(梅俊杰，第五章，221页)。 这样就形成了美国精英所谓的“美国体制”。早在联邦建立之前汉密尔顿就希望结成联邦以建立起伟大的美国制度，不受大西洋彼岸一切势力或影响的支配。在此后的探索中，与联邦党人合流的新共和党人继续光大这一美国体制。先任众议院议长、后任国务卿的亨利·克莱一改原先支持自由贸易的立场，重申“美国体制基于两个原则：工业化和贸易保护”，坚持认为，穿本国生产的服装符合每个美国人的利益，强调抛弃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原则，通过关税保护政策，鼓励制造业奋发有为，使美国彻底摆脱对外国的依赖。国会共和党领袖、后任国防部长的卡尔霍恩说：政府之所以必须对经济实施保护，首先是因为国家的主要对手英国的天然的经济竞争，以及英国民族主义者对美国迅猛发展的嫉妒。曾经为自由贸易而战的斗士丹尼尔·韦伯斯特后来也开始大肆赞扬关税对东北部各州制造业的刺激作用，不再信奉后来作为政治经济科学而提出的自由放任学说。总之，保护性关税，作为鼓励制造业发展的有效手段，已从有争议的权宜之计提升为美国的核心国策，不论是工商人士还是主流经济学家和有影响力的政治家都已站到了这一立场上。到1828年，美国体制的观念已成为在国内占主宰地位的信条，在独立半个世纪后终于将国家牢牢地纳入工业化轨道(梅俊杰，第五章，222页)。 第三节 内战前的纺织业与关税保护纺织业不仅是美国内战前的世界上技术先进、需求庞大的战略性产业，而且正是棉纺织业在1812年到内战之间把工业革命带给了美国。北美本来并无像样的纺织业，独立前夕大量从英国输入纺织品，衣着对母国的依赖非常严重，以致独立革命时曾有担心，北美人将只得赤身过冬了。也正因如此，汉密尔顿亲自推动制造业时选定的项目就是纺织业。不过美国纺织业发展的技术推动力均来自英国。为了获得纺织技术，美国人曾在英国私下散发告示，承诺重奖赴美制造纺织机械者，吸引到的技术人员包括了日后被誉为美国制造业之父的塞缪尔·斯莱特。此人自制机器设备，在1790年代初促成美国首家棉纺织厂投产，由此工业革命也在美国拉开了序幕。弗朗西斯·洛维尔在对英国兰开夏的棉纺厂进行刺探后，于1814年在家乡马萨诸塞州建厂，首次将纺纱、织布、印染安排在同一厂房内，实现了纺织加工的一体化。然而，美英议和后英国纺织品的进口使年轻的美国纺织业遭受巨大冲击，纺织业是感受外来竞争切肤之痛的主要产业之一。它经历了大量的失业和工厂关闭，并起而在1816年大张旗鼓地要求关税保护。1816年关税法首先是洛维尔等纺织制造商游说的结果(梅俊杰，第五章，223页)。 高关税使美国纺织业迅速取得长足进步 美国的纺织品关税从1816年起大体上步步上升，虽然1833年后曾有下调，但实际上税率在19世纪中期之前还是维持在相当的高位。1816年关税法订定了从7.5%到30%的从价税，对棉花、羊毛、生铁和其它一些受到最近战争鼓励的制成品给予了特别保护。具体来说，对所有的棉纺织品征收25%的关税，而凡价格低于每码25美分的纺织品均按视同25美分的价格征税。这样，实际最低税额达到每码6.25美分。关税率名义上此后仍保持在25%，但征税视同价在1824年升至30美分，1828年又升至35美分。而在此期间棉纺织品价格几乎一直在下降，征税视同价的上升使关税率实际上变得越来越有限制性。1828年进一步提高了关税，当年出台的所谓“可恶关税”使棉纺织品关税率达到内战前的最高点。1830-1832年棉纺织品的实际关税率为71%。1833年，棉布的每码绝对税额从8.75美分降到8.4美分，可是因为棉布价格降幅更大，所以关税率反而上升到82%。1842年每码棉布的税额调减为7.53美分，不过，由于棉布价格滑落到7美分以下，关税率实际上超过了100%。只是在1846年之后，棉纺织品关税才有下降，特别是随着废止了征税视同价规定，实际的和名义的从价税率拉平在25%，到1857年，税率又降至与一般制成品关税相应的24%(梅俊杰，第五章，223-224页)。 这个时期长期存在的征税视同价使实际征收的关税大大高于名义税率，而且越是低价的纺织品越是得到更严格的保护，如此造成来自亚洲的进口遭到特别阻遏。但对高档的进口品却未能竖起足够高的壁垒。这可能是有意为之，因为种棉利益集团担心，过分限制高档棉纺织品会诱发其主要出口国英国的报复，自己的原棉出口会因此受到影响。结果是，美国中低档纺织品生产发展迅速，但高档品市场以后长期为英国占据，连美国国内原有的专产高档品的企业都未能获得应有机会(梅俊杰，第五章，224-225页)。 关税保护对美国纺织业的成长起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在纺织业集中的东北部，1816—1840年间，新英格兰规模制造业雇工数从占全部劳动力的1%稍多跃升到接近15%，这种迅猛发展“是由棉纺织业的扩张主导的”，因为同期内新英格兰纺织业的增加值提高了20多倍。至1840年，棉纺织业已占新英格兰制造业附加值的三分之二。在美国全国，棉布产量1815-1833年间年均增长15.4%，1834-1860年间年均增长仍维持在5.1%。而前一阶段的名义关税率明显高于后一阶段。与此同时，纺织业的技术装备也大步前进。1788年费城还在游行中展示手动的梳棉机，而20年后，美国已经用动力开动了近十万台棉花纺纱机，1810—1820年间这个数目增加了两倍，在下一个十年里又增加了两倍多(梅俊杰，第五章，225页)。 全美棉纺厂在1831年已有795家，1859年再增至1091家，数量仅次于英国。不出19世纪的第一个25年，具有创业精神的美国人在关税保护的帮助下已建起了世界上规模第二的工厂化纺织业。美国的生产商顺应当地条件，开发了新的产品和新的技艺。到1820年代末，部分美国新产品与英国产品竞争起来，在一些第三方市场进行销售。不过，英国高档棉纺织品进口仍维持在相当的数量(梅俊杰，第五章，225-226页)。
纺织业体现保护激励产业成长的一般机制 关税保护对于美国纺织产业成长的具体促进首先体现于，关税抬高了进口货在美国国内市场的销售价格，从而为尚无竞争优势的国产货保留了市场空间。19世纪初英国的纺织业在规模经济、技术水平、经验积累等方面都远优于美国，能以明显更低的成本进行生产。这种条件下两国之间的自由贸易会使美国公司在自己市场上遭遇英国人更低价的竞争(梅俊杰，第五章，226页)。 1833年，在普通质量等级下，英国向美国出口的非染印布加征关税前在美售价可为每码12.77美分，美国加征的关税为8.75美分( 关税率高达69%)，税后售价是每码21.52美分;而作为美国当时普通产品的黄褐未染印布售价为每码10.17美分。这一售价差意味着在关税保护下美国自产纺织品可以拥有约 (21.52—10.17 = ) 11.35美分的价差空间，以抵消其与进口英国货在竞争力方面的劣势。假如没有关税保护，两国产品的价差只有每码 (12.77—10.17 = )2.6美分，那样，凭借英国产品质量更高等优势，美国自产货的销售空间就大为缩小。事实上据计算，假如没有保护，美国货哪怕售价低到每码7.05美分，其市场优势也还不存在，进口也还会发生。而美国棉布实际每码10.17美分的平均售价远远超过了这一进口门槛7.05美分。因此，美国的纺织业几乎完全依赖于保护。棉纺织品在1830年代几乎占到新英格兰大型制造业附加值的三分之二，撤销关税至少会减少纺织品附加值的四分之三，这意味着新英格兰大约一半以上的工业部门将会破产(梅俊杰，第五章，227页)。 保护性关税有通过抬高进口货价格而为国产货保留市场空间的效应，此外还有一些不很直观的正面效应，如企业内部资本积累与扩张、外部规模经济及专业化、技术与管理的进步、培训与技能扩散等等。长期的关税保护对美国早期的纺织业产生了“干中学”的效应，让企业及整个行业有机会积累技术经验，把长期的平均成本逐渐降低到一个更低的水平。据研究，美国纺织业在1830年代的劳动生产率平均年增6.67%，这一增幅中有39%可以归功于效率的提高，而效率提高中有78%可以归因于“干中学”。也就是说，主要由关税保护引发的“干中学”效应贡献了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中的30%，其贡献几乎是当时资本投入贡献的三倍。经济史家说，如果美国的幼稚工厂在1820年后没有得到保护的话，其纺织行业成长速度不会那么快，也许根本就不成长，整个经济将会失去由各个生产者及其供应商所获得的经验。当时因高关税保护而在马萨诸塞州形成了纺织业集聚，由这种集聚推动了美国机械制造业的发展，这也得到了经济史家的承认(梅俊杰，第五章，227-228页)。 弗兰克·陶西格在1880年代著文时，虽然强调禁运等外部事件促成了美国纺织业的生长，从而看到了保护幼稚产业的必要性，但他依据美国棉纺织品开始对外出口等事实，认为保护或许走过了头。他说，可能早在1824年，几乎可以断定的是到1832年，纺织行业已经赢得了稳固的地位，已能应对与外国在同等条件下的竞争。陶西格此说为长期居于无可争辩的支配地位的正统说法。然而，以后大量实证研究都推翻了这一结论，证明了美国内战前对纺织业的长期高关税保护都是必须的、有效果并且有效率的(梅俊杰，第五章，228页)。 1970年代有研究明确指出：早期棉纺织业，作为工厂制度的先导和内战前美国制造业的重大部门，对于早期工业化的拓展具有特殊作用，故而发展纺织业是一个值得抓住的机会。而英国的成就一方面使棉纺厂的建立简直成为一个举世公认的经济进步的象征，另一方面却又阻碍着它国对英国榜样的效仿。英国工业优势十分显赫，在此历史背景下，打算模仿者都能看到，发展自己的棉纺织业会遭遇严重受阻的风险，阻力不是来自于自然的原因，恰恰来自于英国工业领先一步这个既成事实(梅俊杰，第五章，228-229页)。 1980年代有研究得出结论说：通常以为，保护到1833年便不再必要，而现在展示的结果与这一通行观点决然相反。通过贸易保护而实现的工业化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到1833年时，棉纺织业已被高关税保护了17年，况且还有此前的禁运，以及1808—1815年间额外七年的交战岁月，然而该产业尚且无法独立地站住。美国棉纺织业的低端靠了关税才获得兴旺发展(梅俊杰，第五章，229页)。 1990年代的研究同样证明：过去的历史学家夸大了美国纺织业的成就，棉纺织业在内战前并未取得与英国同等的技术水平。撤除关税将使几乎所有美国棉纺织生产者(包括著名的沃尔森和洛维尔厂家)处于严峻压力之下。引入自由贸易的话，很少有生产者能够存活下来。这个结论的依据是，美国当时的生产优势只存在于部分低端棉纺织品，而在高端产品上英国占有显著优势。事实上英国货能够跨越美国关税而依然大量出口到美国，也证明了这一点。1840、50年代可靠的市场售价数据显示，甚至在其专长的低档布这一领域，放开关税的话美国产业都难以展开竞争。1845—1860年间经常出现的局面是，美国棉布的国内售价比起英国棉布价格加上其输美运价还要高出一成，尽管美国人获取原棉和动力等要素的成本都比英国人低。即使就美国纺织品的出口而言，内战前它们在行业总产量中从未占到一个大的比重，哪怕是1850年代初高峰时也不足10%，而且总体上美国还在继续进口棉纺织品。相比之下，同期英国的纺织品出口约占其总产量的三分之二，出口值即使与美国出口高峰时比也要高出30倍以上。美国人唯一可以在出口市场上与英国作点竞争的只是低档纺织品。因此，美国内战前的棉纺织业，即使已有了半个世纪的技术成就，但如果得不到保护的话，最多只能成长到它实际规模的一小部分，而真按那么小的规模算，这个产业也许会失去重要的集成规模效益并且已经消失了。撤除关税的话，将会摧毁国内棉纺织业，产量将会下跌55%。其它制造业也会遭受重大打击，产量会萎缩22%。所以，毫不奇怪，大量集中于东部城市地区的产业工人对于维持关税抱有强烈的兴趣和利益(梅俊杰，第五章，229-230页)。 高关税保护成就了纺织业这一美国内战前的首要工业部门。新英格兰的棉纺织业在经受1815年之前某些严重的起伏后，终于在1820年代兴起。此后直到1860年，它都是美国首要的工厂化产业，而且位居世界生产率水平最高的行列。1860年就附加值而论，棉纺织在十大领先行业中占据首位，超过了木材、鞋靴、面粉与食品、男装、机械、毛纺织、皮革、铸铁、印刷与出版。假如把棉纺织、男装与毛纺织三者计作纺织业，则它可以在所有领先行业中三分天下有其一(梅俊杰，第五章，230-231页)。 当时美国纺织业还起着主导作用，发挥了后向联系和前向联系的战略作用，拉动了美国总体的工业化。前向联系是指带动男装制作行业这样的作用，这作用在发明缝纫机之后更为明显。更有意义的是后向联系。早期的许多棉纺织厂自己造机器，但随着市场的扩大，机器工场从厂里分离出来并开始集中为机械制造业。而纺织机械工业本身又继续产生进一步的联系效应，带动铸铁、机械工具、金属制造等行业。1813—185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纺织机械制造看上去已成了美国最大的重工业。从纺织厂和纺织机械工场里产生了一批人，他们为美国工业革命提供了大多数的工具。这样，由关税保护导向棉纺织业的成长，由棉纺织业的成长导向纺织机械制造的发展，乃至带动了机器制造、铁路、钢铁，以及一般的重工业。美国前期产业优势的积累主要还是有赖于背弃自由贸易和采纳贸易保护(梅俊杰，第五章，230-23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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