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靠保护关税上升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内战前呈现前低中高后又低的关税总趋势

　　总体而言，美国在内战前长期维持着较高的关税水平，这也是联邦财政收入的需要，关税在内战前的大多数时间里创造了至少80%的联邦收入。不过，这期间的关税走势也难免起伏和反复。除去立国初期外，大致上1816—1846年为关税水平较高的阶段，而1846—1860年则是关税水平较低的阶段(梅俊杰，第五章，232页)。

　　1816年关税法开启了税率稳步高企的过程，其中1824、1828年出台的关税法是两个陡然上升的台阶。有关商品的名义从价进口税1824年与1816年相比，除仍维持扑克牌309%和蜡烛90%的关税率外，硫酸(1824年关税率为71%)升幅达373%;玻璃瓶(61%)升205%;棒铁(53%}升165%;簿纸(70%)升133%;地毯(52%)升108%;醋(31%)升106%;铁砧(35%)升75%;棉花袋(26%)升73%;脂烛(75%)升67%;巧克力(20%)升33%;艾尔啤酒(23%)升28%;明矾(80%)升25%;小麦(20%)升33%;煤(42%)升20%。而1828年的关税法令更使平均关税率远远超过50%，代表了美国关税的高潮，故而时人称之为“可恶关税”。这个名称出自初级产品出口利益集团之口，他们一向担心高关税会使自己失去在海外的出口市场，国内制成品价格的上升又会加重自己的经济负担。在早期高涨的民族主义消退之后，围绕关税问题的利益之争就引发了南北双方的严重对立情绪，连曾一度热心支持1816年税率的南方政治家卡尔霍恩都带头反对保护制度(梅俊杰，第五章，232页)。

　　由于“可恶关税”达到了南方无可接受的程度，南北矛盾激化，南卡罗来纳州甚至威胁退出联邦。最后的解决方案是1833年的“妥协关税”。依照该法，十年内逐步下调原来过高的关税，从此开始了一个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到1842年，制成品进口税降低为平均25%，同时免税入境的产品数量跟着增加。不过，这一相当自由化的关税存续时间非常短。高度保护主义的辉格派的崛起，加上1841-1842年的政治危机，又导致从1842年起关税回归到大致1832年的高关税水平。不过，自1846年至1861年内战爆发，美国的关税的确明显低于此前水平。迎合西部谷物种植者和南方种植园主利益的民主党上台后，财政部长沃克指责关税为了保护制造商的利益而牺牲了农业的利益，随后通过了1846年的沃克税法。及至1856年，民主党政治纲领甚至明确提出要在全世界推行自由贸易。这一系列活动的结果是，1846年税法按大约10—20%的幅度降低进口关税，并且统一了从价税体系，51个最重要进口商品类别的平均从价税为27%。从此直到1861年，关税几乎没有再作重大调整。总之，在内战前的30年里，关税率不断降低，随着1857年关税法的通过，进口税达到了该世纪中的最低点。到1861年时已降低至14.21%。有观点认为，内战前夕美国在几年里达到了1816年以来最接近自由贸易的程度，处于一个很节制的保护主义阶段(梅俊杰，第五章，233-234页)。

　　美国国内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对比与美国内战前关税的起伏密切相关。内战前的美国经济以农业为主体，全国人口的84%在农村，而全国制造业的90%在北部。虽然1810—1860年间制造业总值大约增长了十倍，但制造业在1860年的增加值仍明显小于美国三大作物玉米、小麦、牧草的总值，工业投资总量还不到农地和建筑总值的六分之一。制造业与农业的雇工数之比也只有1：3.8。而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下，商业政策的制定始终受到利益集团的直接压力。该时期游说活动非常活跃，各种集团向国会提出了大量请求。在1824、1828、1842年的三个关税法出台过程中，全美对众议院制造业委员会进行游说的行业集团分别有58、61、46个，其中持保护主义立场的分别有32、29、43个，包括东北部地区的纺织、钢铁等制造行业，还有北部等地区生产羊毛、大麻的农场主;持自由贸易立场的分别有24、32、3个，包括南部地区的农场主，特别是严重依赖出口市场的棉花和烟草种植者、棉花袋生产者，以及大西洋沿岸的商业、海运和陆运部门(梅俊杰，第五章，234-235页)。

　　其时欧洲的贸易自由化趋势也强化了美国国内有关势力的自由贸易立场。英国由废除谷物法而来的进口美国粮食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调整高度保护主义的美国关税，1846年的沃克税法被同时代人认为是对英国贸易新开放的一个很早的回应(梅俊杰，第五章，235页)。

　　美国这个一度的贸易自由化一度增大了初级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同时缩小了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重。在1830年，美国的制成品(包括半制成品和制成食品)在出口中尚占32.3%，原材料则占67.8%，而到“妥协关税”启动关税降低之后的1840年，制成品的比重下降到28.6%，原材料的比重则升到72.4%。在贸易自由化的1850—1858年间，制成品的比重仍只微升至32.8%，大致与实行高关税的1830年持平。而在开始实行高关税的1859—1868年间，制成品的比重骤然升至44.8%，同时原材料的比重大幅降至55.3%。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棉花占美国出口总值的比重高且继续增大，从1820年代的47.6%扩大到1830年代的58%，在1840年代和1850年代也都分别保持在49.8%和53.2%，美国成了英国棉纺织业的主要原料供应国。按照当时贸易自由化后美国的状况，美国的外贸结构仍然显示着殖民地的痕迹(梅俊杰，第五章，235—236页)。美国的政治独立并不意味着经济的独立。贸易的逆差，制成品的输入，原料的输出，对外国投资的严重依赖，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殖民地经济的继续(梅俊杰，第五章，237页)。

　　1840年代以降的相对贸易自由化时期只是美国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插曲，其中真正严重自由化的时段并不太长。这个插曲总体上不能改变下述基本事实：美国是唯一的长期而系统地实行保护主义的经济强国。内战前的很长时间里占上风的终究还是保护主义。依靠前期的关税保护等鼓励措施，工业革命早已扎根并在扩张，特别是在新英格兰等老工业区。1850—1860年间，新英格兰和中大西洋地区虽然制造业企业数分别减少了8%和1%，但其单位企业资本投入和产出、雇工人数和人均产出等指标都显示出幅度很大的内涵式规模化增长。与此同时，西南部乃至南部地区也在出现不少服务于当地市场的较小规模的制造企业(梅俊杰，第五章，236—237页)。由于制造业的成长，逐渐减少了对英国商品的依赖，到19世纪中期，美国正在顺利地走向一个现代工业国家(梅俊杰，第五章，237页)。

　　1838年，美国实际运行中的火车头有350个，其中271个由国内制造，加到一起它们占美国全部蒸汽马力的7%。1849年火车头占蒸汽马力的比重扩大到35%，到1859年则升至60%(梅俊杰，第五章，237页)。

　　无法否认贸易保护促进产业成长的作用

　　经济史家贝洛奇(Bairoch)1993时感叹：“直到最近，自由贸易的教条依然十分强大。我没有看到1980年代之前出版的任何研究认为，保护主义对美国19世纪产业的影响是正面的。”而据他估算，美国1820—1840年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增幅为2.1%，而1840—1860年间却为1.7%，较高关税的前一阶段比起较低关税的后一阶段经济增长更快。1840—1860年间贸易自由化程度更高的欧洲年均增幅为0.9%，该时期保护程度相对更高的美国显示了更高的经济增幅。不过，贝洛奇也指出，还应考虑到其时美国还拥有其它若干有利条件，如农业中很高的土地人口比、工业中十分丰裕的原料供应、外部劳动力和资本的大量涌入等。不过，已有研究都注意到在美国开始实行保护关税的年代，其经济也开始出现较为持续的增长。他们都包含一个共有的线索，即1820年代或1830年代出现了转机，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了。这种加速显示着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特征(梅俊杰，第五章，238页)。

　　由现在保留着的美国早期公司成立的有关数据可以看到，在关税保护与美国纺织业之外的制造业发展之间存在紧密的因果联系。1818—1830年间，在新英格兰尤其是制造业最活跃的马萨诸塞州，制造业公司制从原先用于毛纺织、棉纺织、铁器制作等早期经营目标扩散到其它产业。据马萨诸塞州发放的执照所列明的经营目标，纺织品制造从1800—1817年间占全部执照所列目标的77%下降到本阶段的58%，不仅铁器，而且有色金属、化工、机械、纸张、石材、陶瓷及其他品类也更加频繁地出现在公司经营范围中。同样的变化也出现于其它一些州发放的经营执照。制造业公司组建量的上升以及从纺织业向其它产业的多元化扩展，与高关税政策的执行在时间上正好重合。1831—1843年间制造业公司执照发放达到战前最高比重，高于随后的1844—1862年，而到1863—1875年间，其比重又大幅回升。这些也都证实了关税保护与制造业扩展之间的直接关联性(梅俊杰，第五章，239页)。

　　铸铁业是一个反面例子。美国原本拥有颇为可观的铸铁业基础，独立革命时生产着世界铁产量的大约15%，其中大部分出口英国。但是，铁行业1820—1860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仅为1.1—1.4%，还不及棉纺织业的一半。一个重要原因是，1830年对铁的进口关税曾允许征收后再退税，这实际上大幅降低了进口铁的价格，两年之后还实施了十年有效的自由进口政策。只是在1840年代前期对铁进口实施了关税保护，加之英国国内铁路建设减少了出口，美国才开始以本地铁来满足铁路需求。然而，对生铁的关税在1846年又有降低，造成进口铁的竞争再次加剧，英国在1850年代又大举向外出口低价铁。这便造成美国铁业一直难以获得包括技术在内的综合发展，直到1850年代末，逐步增加的国产铁轨才超过了进口(梅俊杰，第五章，239—240页)。

　　自由贸易论者反复念叨贸易保护有代价。而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说：“经济发展并不是单纯地减少扭曲与浪费。美国生活水平高，并非因为我们现在或以前更接近于帕累托最优配置。事实上，美国经济中存在着大量的扭曲与浪费。经济发展所关涉的是一套完全不同的命题，比排除扭曲与浪费要重要得多。帕累托最优对长期经济发展问题并不重要，日本、韩国等都远远偏离帕累托最优。”自由贸易论者惯于夸大关税的代价，包括渲染关税对于美国南方经济的危害。事实却是，在造成美国沿海南部经济衰退的许多原因中，关税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然而，南部的人们把他们对经济的许多不满都归罪于关税政策(梅俊杰，第五章，240页)。

　　陶西格曾被指带有自由贸易党派色彩，他坚持认为美国对铸铁业的保护在初期造成了福利的损失。但他毕竟承认：1. 保护并未像极端自由贸易论者惯于断言的那样，完全按照关税的幅度提高价格;2. 产业进步尽管主要由于其它因素，但确实因保护而得到激励和加速;3. 国民的才能的确能够受到“刻意的立法”的影响;4. 保护未必妨碍生产技艺的提高，从历史上看，美国的保护并未产生这样的后果。越是在立业阶段，关税作为促进因素之一所能发挥的正面作用越是无可替代。所以美国史家的结论是：“毫无疑问，在我国历史上头70年中的关税立法，扶持了制造业和工业的发展。”(梅俊杰，第五章，240—241页)

　　美国前期经关税保护的制造业部门呈现了不俗的绩效。从1815年到1860年，美国制造的产品总数增加了大约12倍。在这45年间，每个美国人平均得到的工业产品数目肯定大大增长，也许增长了三倍左右。这应该算是很高的增长速度。制造业部门的工人数也从1810年的75000人增加到1860年的130万。在美国的进口结构上，1821年是有统计资料的第一年，美国进口商品中大约有三分之二是制造业产品，其余是食品和原料。而到1860年，进口中制造业产品的比例下降到60%以下。与此同时，采用动力机器、实行工厂制度、出现企业公司等重大变革都发生在这一阶段，也标志着美国已步入世界工业领先国的行列。1860年美国的工业虽然还不能同英国并驾齐驱，但它已奠定了南北战争以后经济迅猛前进的基础(梅俊杰，第五章，241—242页)。

第四节              内战以后重回高关税保护

　　1860年，欧洲和美国的贸易政策都出现了转折，但是方向恰好相反。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这一年以政变般的方式与英国签订了贸易自由化商约，由此开始了欧洲历史上的一个低关税乃至自由贸易的时代。但同年在美国发生的两个事件却标志着美国进入保护主义时代。一个事件是共和党人林肯当选美国总统，另一个事件是共和党人掌控的参议院通过了“莫里尔关税法”。据说林肯曾说：“我确知，当从英国买一件上衣时我得到上衣，英国赚钱;而当我从美国买一件上衣时，我得到上衣，但美国赚钱”。无论是否确有此话，美国确是通过林肯率北方打赢内战而决定性地改变了国内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派别的力量对比(梅俊杰，第五章，242页)。

　　刚好在林肯就任总统前通过的莫里尔关税法，原本的目的在于补充1857年税率的不足，使它恢复到1846年沃克税法的一般水平，即约27%的平均关税率。但随后主要出于战争中筹措经费的需要，政府又逐年提高税率，到1864年时，税率达到了47%。正是这个莫里尔关税法彻底扭转了自1830年代以来美国关税率持续下调的趋势，从此再次实行了高关税制度。林肯和莫里尔法都是通过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这个重大事变才催生了美国高保护主义的新阶段(梅俊杰，第五章，242—243页)。

　　内战开辟了美国持久高关税的新阶段

　　堪称美国历史分水岭的南北战争实际上是自由贸易派与关税保护派之间的一场大决战。内战前的关税之争充分表明，南北双方存在着迥然相左的利益和立场。南方承袭并强化了种植园经济体制，北方则致力于在政治独立后建设以新兴制造业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前者的利益可谓眼前利益，它在于自由贸易，即依赖国际贸易体系，专业化于初级产品的生产，尤其是自由地向英国出口棉花并低廉地进口制成品;后者的利益也可谓长远利益，它在于贸易保护，即需要高筑关税壁垒来遏制外国竞争性商品的流入，扶持本国的制造业，实现制成品的进口替代再图其出口。南方与北方经济利益的矛盾1860年已经发展到十分尖锐的程度，即使不涉及到奴隶制度问题南方也许也会脱离联邦(梅俊杰，第五章，243页)。

　　事实上，代表北方利益的共和党所出台的高关税法令本身至少加速了战争的到来。莫里尔关税刚一成为法律，山姆特炮台就遭到了进攻。而对山姆特炮台的这一进攻发生于1861年4月12日，这已被公认为美国内战的爆发点。关于南方叛变时对高关税的恐惧与憎恨的相对重要性，历史学家们的意见极不一致，但是大家都越来越重视这一点。已拥有工业优势的北方赢得了内战的胜利，结束了作为自由贸易基础的南方种植园经济体制，附带也结束了奴隶制(梅俊杰，第五章，243—244页)。

　　当代的某些经济史研究者不想高估美国内战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诺思判断美国内战不是促进工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大概也不是主要的阻碍因素。这一结论的基础是工业的发展和制造业的进步在内战前已经发生。内战真正改变的是北方各州和南方各州的关系，大量减少了南方的人均收入水平，加大了南方和其它地区的收入差距。同样在与贸易政策相关的政治力量对比方面有了重要转变，南方各州更多地依赖出口、更期望自由贸易，但是这对北方各州形成危害，北方更多地依靠进口，更愿意通过保护主义立法(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723)。

　　内战对美国总体的负面效应反映在美国占世界贸易份额在1860年与1870年之间下降，这是长期上升趋势中不寻常的中断。美国的净债务在内战开始到结束之间上升了两倍(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723)。战争没有激烈地改变美国的产业结构。制成品的份额增加了，但增加幅度不足。棉花出口的份额下降了，但是下降的幅度不比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之间的下降幅度大，而且小于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下降水平。总的说来，美国内战似乎更多地是打断了正在发生的生产和出口构成的变化，而不是刺激它们的进一步发展(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723)。

　　确凿无疑的是，内战进一步抬高了关税，并且这种高关税随北方的胜利而长期化和稳态化。内战开始后，不仅保留了莫里尔法令，而且没有一次国会的会议不提高关税。支持战争，还需要筹措经费，战时的工业也需要保护，而制造商们也在吵嚷着需要高额的税率去推翻那时正在征收的和范围很广的国内消费税制度。特别是1864年的法令，已经到了对保护主义者的请求毫不拒绝的地步。而内战结束后，这个对保护主义者有求必应的关税法居然在以后几十年里一直是美国关税制度的基础。以内战为起点，美国的关税摆脱了战前曾有的高低起伏，呈现出居高不下的稳态。因此，就改变平均关税率基本走势而言，内战产生了一种持久的影响(梅俊杰，第五章，244页)。

　　内战后之所以形成高关税局面，完全是因为内战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版图。共和党主要迎合城市阶级，特别是东北和中西部的城市阶级，他们一直实行保护主义。共和党在1860年以后的每一份政治纲领中都强调了高关税的价值。而民主党的支持者则主要来自农业地区和南方地区。自1876年以后，民主党的政治纲领一直倡导只应该征收以国家收入为唯一目的的关税。而由于战后北方的共和党处于控制地位，所以削减保护性关税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在美国的产业成长及总体发展上留下了保护主义的深刻烙印(梅俊杰，第五章，244—245页)。

　　美国内战后关税保护的演化脉络是：

　　1870年代：鉴于1864年高达47%的战争关税和国内税给政府带来了巨额财政盈余，1872年中曾对所有关税作了10%的全盘减让，这种减让完全限于降低国家岁入。主政的共和党无意降低保护性关税，倒是非常高的保护性关税被保留了下来。而当1873年开始的欧美经济大萧条使财政收入大幅减少时，共和党人乘机于1875年再度提高了关税，1872年的关税减让也被撤回。即使民主党随后在众议院形成多数，但因为共和党控制了白宫，任何削减关税的努力都成泡影(梅俊杰，第五章，245页)。

　　1880年代;由于实行高关税政策，从1880年直到1888年，联邦岁入平均超过支出达40%。尽管两党都担心国家财税收入过多会危及经济健康，但当民主党从众议院发起关税改革运动，主张把税率平均降低25%时，还是遭到参议院中占多数的共和党的阻挠，1883年通过的一个法令只一般地降低了5%，而且在扩大免征关税商品范围和降低某些商品进口税率的同时也提高了纺织品、钢铁制品的关税。1888年，众议院的民主党议员起草了一份大力削减关税的议案，该议案又在参议院遭到共和党人的阻挠，这些共和党人把议案修改为对贸易进行保护(梅俊杰，第五章，245—246页)。

　　1890年代，之一：随着共和党在1888年同时控制参众两院，他们于1890年出台了麦金利关税法。该法大幅度加强整体的保护水平，以致被民主党人谴责为阶级立法的顶极暴行。麦金利关税法将平均进口税率提高至接近50%，达到内战后的最高水平。对于高级的毛织品、棉织品、麻织品和布料，以及对钢、铁、玻璃和马口铁都课以高税，其中棉织品、棉线、亚麻等进口商品的税率升至50—60%。麦金利关税法还授权总统在其它国家向美国产品征收高额进口税时可以对其若干商品(如糖、咖啡、皮革等)征收进口税。此外，为了取得农民的谅解，对农产品征收了关税(梅俊杰，第五章，246页)。

　　1890年代，之二：1894年民主党人克利夫兰上台。虽然他反对高关税，但迫于国内保护贸易势力的压力，最终做了折衷性的调整，即通过了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该法对羊毛、青铜、木材实行免税，而对过去自由进口的煤、铁、糖都实行保护关税，进口品的平均关税则降到了37%，另有一说是把平均税率降低到39.9%(梅俊杰，第五章，246页)。

　　1890年代，之三：1897年共和党人麦金利执政，再度提高关税。麦金利废除了威尔逊—戈尔曼法，代之以丁利关税法，该法不仅恢复了1890年麦金利关税法的税率，而且将一般商品的税率提高了25%，使平均关税率达到46.5%，有说超过50%。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关税率基本保持在这一水平上，直到1913年民主党人担任总统为止。在美国所有的一般关税法令中，丁利法实行得最久(梅俊杰，第五章，246页)。

　　1910年代：共和党人塔夫脱在竞选期间暗示要削减关税，担任总统后却在1909年促使众议院共和党人提出的保护主义性质的奥尔德里奇议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此后，民主党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强调竞争性的关税，因此1913年的“安德伍德—塞门斯法令”把钢铁、羊毛、食糖和某些农产品列入免税之列，并且大大降低了棉毛织品的税率，但是提高了化学药品和其它产品的税率。总体而言，威尔逊任职期间关税平均稍低于25%，几乎是1860年前夕通行的水平(梅俊杰，第五章，247页)。

　　1920年代：共和党人1921年重新掌权后，为了防止战后的倾销和满足农民的要求，通过了一项紧急关税法案，给包括小麦、玉米、肉、羊毛和糖在内的一系列农产品施加了关税。1922年代替该紧急关税的福德尼—麦堪伯尔关税法使得这些对农产品施加的新关税成为永久性的关税，虽然不太需要这种保护。同时，该法提高了一系列制造业商品的关税，其所起的保护作用甚至还超过了以往关税。对1912年曾一度免税的钢和铁又恢复了课税，而纺织品，尤其是生丝的税率则有增加。该法特别对那些所谓的“战时的幼稚工业”，尤其是化学和染料工业，给予特别的照顾，对它们提供了充分的保护。此外，为防备国外竞争对美国生产者的损害，当时规定总统有权在50%的范围内去提高或降低关税，关税保护已到了极端的地步(梅俊杰，第五章，247页)。

　　1930年代：共和党人胡佛在1929年成为总统，尽管最初共和党遵守了胡佛的竞选诺言，要通过新的贸易法规来解决农业问题，但这一新的关税议案很快扩张起来，提高了一系列制造行业的关税。1930年，顶着强烈的抗议和一千多名经济学家的反对，国会通过、总统签署了1930年关税法案，即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根据此法，增加税率的商品有890种，其中50种由免税改为征税;降低税率的有235种，其中有75种由征税改为免税。由免税改为征税的商品有水泥、生皮和靴鞋。根据白宫的一项声明，对于农作物原料的平均税率由38.1%提高到48.92%，其它商品的税率由31.02%提高到34.3%(梅俊杰，第五章，247—248页)。

　　美国内战之后的高关税纪录可谓世所罕见。1866—1883年间美国所实施的关税对制成品平均征收了45%的进口税(最低为约25%，最高为约60%)(梅俊杰，第五章，248页)。

　　一百年前的另一份资料则说：继英国之后长期占据世界工业生产首位的美国，在达到这一地位之前也一直对自己的工业实行保护关税。从19世纪初开始，美国就采用了政治家汉密尔顿用关税壁垒来促进新兴工业发展的主张，开始实行高度的保护关税制度。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初，美国对进口的这种高额保护关税政策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改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已在工业总产量上占世界第一位，但它仍然是进口关税率最高的工业强国。1912年，英国仍然实行进口关税接近于零的自由贸易政策，全部进口的平均关税负担在法国为8.2%，在德国为8.4%，在意大利为9.8%，而在美国却达18.5% (Roepke，S. 279-297)。

　　不仅如此，美国实际的关税率比20世纪末以前一般了解的还要高。这是因为，内战之后美国努力回归金本位导致通货紧缩，外汇的美元标价和进口商品的美元标价都下跌。随着进口价格下跌，对于那些名义上从量税固定的商品而言，其进口税的实际价值上升了。而从量税和混合税(同时包括从量和从价税)在1860和1870年代都占到美国关税体系中的很大份额。比如，1867年关税目录所列的815种应税品类中，将近59%需按从量或混合方式征税。故而，即使国会不对正式关税作出任何变动，总体关税的实际价值也会上升。因通货紧缩，1867—1870年间的平均关税率已实际增长10.85%，足以抵消1872年立法规定全盘降税10%的影响。又因为1875年撤销了1872年有关降税的规定，而同时1876—1879年间的平均关税因通货紧缩缘故实际增加了13.75%，这意味着1870年代的实际关税保护程度还要更高。而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年份中美国的通货紧缩一直比较严重，这就使美国的实际关税保护水平比初看起来要高出许多(梅俊杰，第五章，249页)。

　　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即从1820年代到1930年代，美国国会中那些旨在保护美国新兴产业、成长期工业以及弱小工业的政治势力常常获得胜利，这些政策的系统性实施铁证如山(梅俊杰，第五章，2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