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靠保护关税上升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长期高关税保护带来工业的赶超发展

　　就是在内战后这一世所罕见的长期高关税保护中，美国以同样世所罕见的速度，完成了从农业国向首要工业国的巨大跨越(梅俊杰，第五章，249页)。

　　因内战而征收的高关税增加了生活费用和妨碍了粮食向国外销售;但另一方面，关税终究增加了制造业的利益，使企业获得垄断利润，使财富突然积累在少数工业家的手里，同时也加深了贫富之间的悬殊。美国的这一刺激手段很快奏效。美国1860年代的工厂数目增加了79.6%;工资收入者的人数增加了56.6%。这是美国历史上任何十年中所未曾有过的最大的相对进展(梅俊杰，第五章，249—250页)。

　　而南方的人均收入从1860年占全国平均数的72%下降到1880年和1900年的51%，南方人所得占全国个人总收入的比重从战争前夕的26%下滑到20年后的15%。同期北方和中西部所得占比从70%提升到78%(梅俊杰，第五章，250页)。

　　美国内战后农业也在大步前进，但制造业与农业的位置彻底颠倒了过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1869年时农业占53%，制造业占33%，矿业和建筑业合占14%;30年后，则分别为33%、53%、14%。偏于保守的估计是，1890年工业的产值已超过农业，成为美国国民经济中最大的部门。到1900年，制造业的年产值为农业产值的两倍还多。在制造业内部根据产业按附加值所作的排名，1860年机器制造业尚属美国第六大产业，位居棉纺织、木材、鞋靴、面粉、男装之后，而到1880年它已跃升至首位，排名第二的是钢铁业。机械制造和钢铁的主导地位到1900和1920年都再未变化过。1860—1880年间，按不变美元价算，大多数较大产业的增加值翻了一倍，1880—1900年间则增加了四倍。美国以局部的代价换取了全局的效益，以短期的付出打下了长远的基础(梅俊杰，第五章，250—251页)。

　　在当时的美国，作为现代支柱产业的石油业也得到了贸易保护与鼓励。本来美国石油产品的优势十分巨大，石油产业在国内不需要任何保护。但美国还是在1861年对煤油这一最大宗的进口品征收了每加仑10美分的关税，1865年该关税提高到每加仑40美分，直到1883年均未有任何改变。而当年桶装煤油在纽约的批发价平均不过每加仑8.125美分。1883年国会调整税率后，对煤油等蒸馏油品改征25%的从价税，对于润滑油等制成油品则征收20%的从价税。到1894年，美国的石油业经过长期保护已成为强大产业，散装煤油售价降至每加仑不足2.5美分，此时其关税才告取消。但即便如此，当外国向美国石油及其衍生产品征收进口关税时，国会授权对于来自这些国家的输美油品征收40%的反补贴关税。只是从1897年起，反补贴关税率才设定为等同于外国对美国煤油征收的关税率。借助反补贴税，美国给予本国油商的保护在煤油列入自由清单后实际上比此前还要大。由于这一阶段中油轮的应用使油品的运输成本大为降低，即使美国的生产商在国内市场拥有优势，这种保护还是意义非同小可。联邦政府还在关税手段之外大力支持石油业的海外经营。不仅外国对美出口油品的限制需要国务院出面处理，甚至企业具体的市场策略和业务决策都得到官方的直接帮助。这些都直接帮助美国公司1880年代在亚洲扩大了煤油的销售，而对于在欧洲等其它地区的业务拓展，政府支持同样直接和有力。1861—1911年间，美国的石油特别是煤油进入了世界每个国家的消费范围。在这50年中的大多数时候，美国制造的照明油中有五到六成都输往海外。国外需求的存在是该产业批量生产技术得到开发的突出因素(梅俊杰，第五章，251—252页)。

　　正是经此所谓“刻意”或“人为”的发展过程，美国实现了对先进工业国的赶超，包括改变了与原先宗主国的力量对比(梅俊杰，第五章，252页)：

　　一，美国的对外贸易差额不断改善。1850—1873年间，美国的贸易收支尚有小小逆差，1874—1895年间贸易收支转变为顺差，1896—1914年间变为显著顺差，1915—1919年间则出现巨额顺差(梅俊杰，第五章，252页)。

　　二，美国的总体贸易结构发生重大转变。制成品(包括半制成品和制成食品)在内战前的1850年代不足出口的33%，而到1889—1898年间已占出口的50%，至1904—1913年间又升至60%;而在这三个时段，进口中的制成品(包括半制成品和制成食品)的比重则由最早的超过80%降至58%，再后降至54%(梅俊杰，第五章，252页)。

　　三，与欧洲的贸易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尽管此时欧洲本身也在大举工业化，但是1871/73年欧洲人开始惊呼美国货“入侵欧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1912/14年，在这41年里，美国对欧出口中棉花等原材料从58.1%降至45.1%;原料食品从14.4%降至6.5%;制成食品从19.4%降至15.1%;半制成品从3.4%升至17.1%;制成品从4.8%升至16.1%。综合起来美国对欧洲出口原材料从占72.5%降至51.6%。这反映了美国工业成功的赶超(梅俊杰，第五章，252—253页)。

　　四，美国终于超过欧洲列强成为世界第一。1870—1913年，美国的工业产值年均增长4.7%，德国为4.1%，而英国只有2.1%。1892—1912年间制成品出口的增幅，美国为457.3%，英国是126.5%，德国是208.3%，法国是108.5%。1774年，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按现价几乎为美国的三倍，1840年降为美国的约一倍半，而到1913年大约只及美国的41%(梅俊杰，第五章，253页)。

　　当然，支撑美国实现工业化赶超的肯定不是关税这一个因素。对于美国这样庞大的经济体，拓展殖民地、增加原材料供应、劳动力涌入、科技的进步等许多因素都是其发展的促进因素。没有理由怀疑，如果没有保护关税的话，美国的制造业也会得到惊人的发展;但是同样明显的是，高关税壁垒曾经大大加速了某些工业的发展。毋庸置疑，美国通过限制外国产品的进口实现了大规模的进口替代。1860—1914年间，美国的出口额增加了七倍以上，然而保护其国内市场使进口量只增加了四倍(梅俊杰，第五章，253—254页)。

　　由于美国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只要一个制造行业在1869年时的进口占该行业的10%或更多的比重，到1909年时该比重都下降了一半甚至更多。钢铁业更是个极端例子，其进口比重从原占12%下降到大约1.5%。这说明，美国曾大力追求以国内生产来替代从外国进口，而关税从来都是实现进口替代最有效的手段。这一政策大大保护了美国国内市场的发展，与德国在经济发展期(1879—1914年)的政策以及日本在创造经济奇迹时期(1951—1973年)的政策很相似。关税壁垒对消费者的直接影响是破坏了他们的利益，但是从长远利益来说，正是这一壁垒保护着美国工业从幼年期步入青年期再步入能健康成长的成年期(梅俊杰，第五章，254页)。

第五节              高关税保护下美国产业的发展

　　19世纪美国政府对制造业部门成长的两个贡献，是专利制度的规定和关税。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专利制度，美国的专利制度是有意识设计的以促进经济成长(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九章，p.394)。

　　与制造业发展相关的关税在19世纪末被形容为“垄断之母”。关税是联邦政府提高财政收入的主要方式，它也在汉密尔顿刺激制造业发展的最初方案中扮演了突出的角色。在征收所得税之前，除了几个大量出售土地的短暂时期外，关税通常占联邦收入的80%—90%(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九章，p.397-398)。

　　为保护美国国内工业免受外国竞争影响而对具体商品制定的税率是美国国会长期争论不休的主题。并不是所有的制造业都受到保护。当美国商品出口时就与关税保护无关。在另外的情况下，当某个产业被认为不够重要时，或是这个行业的企业家没能向国会证明他们行业的重要性时，它们就得不到关税保护。这样，只有少数行业成为关税争论的焦点，它们是纺织行业尤其是棉纺织行业，以及钢铁行业。分析家们关注的，美国内战前主要是纺织业，19世纪后期则主要是钢铁业(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九章，p.398)。

　　第一个关税是在1789年实行的。在财政部、制造业利益集团和1812年战争中普通公众形成的保护主义感情推动下，法定的名义税率一直到1832年还在增加。1828年由南方领导的“可憎的关税”运动造成了强烈反响，引发了与关税上升趋势相反的运动。首先是1833年的《妥协关税协定》，然后直到美国内战爆发，关税一直持续下降，几乎没有中断。1861年，因为战争国家需要增加收入而导致关税急剧上升。此后，尽管有一些波动，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关税一直维持在很高的水平。1890年通过的《麦金利关税法》使美国成为工业化世界中关税税率最高的国家(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九章，p.398)。

　　在关税对工业发展的影响问题上，关于关税效应的方向和程度问题一直没有完全确定的答案。那些怀疑关税对经济成长有净益处的学者，倾向于从关税对制造业部门的总体影响而不是从整体经济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那些认为关税比较有利的学者则好像更乐于使用一种狭义的标准来考虑问题，他们更致力于确定是否在某些时期内关税确实保护了特殊的行业(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九章，p.398-399)。

　　美国19世纪关税促进产业发展的作用：鼓励进口替代和纺织业及钢铁业的发展

　　美国内战后的时期有时被引为保护主义立法的范例，这种立法通过限制美国市场上的外国竞争来促进制造业。在该时期美国利用高关税成功地扶植了幼稚产业，使其最终壮大。在1869年进口占制成品消费的14%，到1909年该比例下降到6%。每个制造行业进口比重在1869年都是10%或更多，这一比例在1909年下降到5%或更少。钢铁行业是极端的例子，其进口从12%下降到1.5%。这些下降表明美国制造业的快速成长包括了用国内产品代替进口品的进口替代过程(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724)。

　　在19世纪非常突出的两个进口替代的例子中，所在的行业的保护程度是增加的。其一是美国内战前纺织品的进口大量下降，其二是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钢铁行业。在纺织品的例子中，国内产业已经在禁运期间扩张了，禁运中有效的是禁止性关税，即使它在这期间从来没实行过。陶西格推断禁运本身而不是被用来保护该行业的关税，提供了成长的主要刺激因素。诺思分析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1816年、1824年和1828年的关税法案使在1812年战争后被严重破坏的纺织行业部分得到恢复，但是到1830年该行业已经成为净出口者，不再需要保护了(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724-725)。

　　陶西格的结论是，到1832年，美国的棉纺织行业可以在平等条件下应付外国的竞争。而20世纪下半期的详细研究则更加相信保护主义能够促进行业成长的观点，这些观点挑战了陶西格的结论。这些作者都指出美国的相对优势是粗布，而不是优质布。比尔斯得出了关税保护必要性的最强有力的结论，说没有保护棉纺织行业中就会没有大部分附加价值。哈利运用不同的资料也推断出，即使在19世纪50年代大规模的出口已经超过产出的10%，美国产业如果没有保护也只能达到现有规模的一小部分(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725)。

　　诺思提出，美国冶铁业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其产品的高运输成本而得到保护。钢铁的进口量在1879年到1899年之间下降，纺织品进口的下降更早，在该时期美国国内钢铁产品消费增长了两倍多。因为进口的下降与生产的增长相比微不足道，它并不是这一增长的主要促进因素。陶西格等人的结论是，保护和进口的下降虽然促进工业增长，它们在长期对总体工业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725-726)。

　　但是，生铁的产品关税确实提高了美国国内的产量。这部分地通过影响进口商品质量而起作用。生铁关税是特殊的，它按照每吨的美元设计，低等级的生铁税负权重远远高于高等级的。结果是低质量生铁的进口量下降，并鼓励国内在低端质量领域生产(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726)。

　　从1866年到1913年的钢轨关税表明，对重要产品产出征收关税能产生强大的效应。关税加上由于技术进步而不断下降的投入(生铁)的价格对美国国内钢铁产业绩效产生了巨大影响。大部分益处可以归因于来自“干中学”的生产力上升。然而，因为关税迅速切断了进口以及关税废除得太晚，致使在19世纪80年代钢轨购买者承受了高成本，源于关税的福利改进规模小(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726)。

　　从鼓励被保护产业的生产角度来看保护是否成功，20世纪后半期的研究对这一问题所得出的结论大多是正面的。然而这些结论通常没有回答国家的增长和福利是否增强了这一政策问题(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726)。

　　美国的大部分历史都认为国际贸易对美国的影响并不重要，因为美国贸易与产出的比值低，有时这一比值还下降。但是诺思关于美国经济增长的著作对贸易和外国需求增加赋予了更多的重要性。诺思描述了外国对棉花需求的增加在促进棉花种植向西部扩张中的作用，以及对紧随其后的更普遍的殖民地和种植业扩张的作用。威廉姆森指出，外国需求的存在本身就提高了市场的需求价格弹性，这种高弹性意味着，在生产者得到的价格没有大幅下降的情况下生产可以快速扩张。国际市场的这一效应的必然结果是当生产增长得最快时，出口与产量的比值上升。美国棉花生产的例子，还有在19世纪下半叶中西部谷物和肉类生产的巨大增长都符合这一结论。高弹性市场的存在和对生产的刺激对美国向西部扩张至关重要(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726-728)。

　　20世纪90年代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建议的促进政策都是外向型而非内向型的，偏好中性或出口导向而非进口替代型。因为那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规模普遍比美国在工业化早期阶段时小得多，贸易导向型可能更适合这些小型国家，而不太适合像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美国那样的位于大陆上的规模较大的发展中国家(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728)。

　　尽管在19世纪中叶进口的幅度受到关税上升的制约，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制造业都受到关税的保护，但美国内战前这一工业化发展的早期阶段正是那些主张贸易保护具有积极作用的学者所强调的典型阶段。他们通常说，处于发展阶段的幼稚产业需要通过关税保护来成长到足以参与竞争的阶段，关税保护在这种环境下最有可能获得最佳的社会效益。19世纪早期，许多产业受到了保护，其中包括玻璃业、造纸业、纤维产品业和陶瓷业，但纺织业(尤其是棉纺织业)和钢铁业是关税争论的焦点。传统的观点和陶西格(Frank W. Taussig)的经典论著有关，它认为在整个制造业发展中关税只起次要作用，甚至在棉纺织工业和钢铁工业中也如此。其中心意思是，尽管有国外的竞争，美国国内生产者也可以通过其它因素将外国竞争充分隔绝，从而在美国市场中生存和成长。这些因素包括相当丰富的原材料、较低的市场运输成本，尤其是美国人对产品多样化的市场需求。但是20世纪下半期对棉纺织品的研究对关税作用次要的理论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关税，美国生产者在一部分市场上将没有竞争力。关税保护可能对美国产业发展具有更广泛的贡献，它为关键产业提供了发展技术能力的机会，从而使其能与国外生产者竞争(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九章，p.399)。

　　恩格尔曼等人认为，关税对美国整个工业发展的重要性仍不十分清楚。首先，美国内战前关税的保护作用一般被认为集中于少数几个突出的产业，如棉纺织业和钢铁业，这些产业英国享有技术领先地位。由于英国制造业部门的生产力增长极端不平衡，这些产业对英国早期工业化至关重要，但没有理由认为这些产业对所有的早期工业化国家都这样重要。美国与英国有非常不同的要素禀赋和国内市场，如果它的工业发展路径与英国明显不同，也并不奇怪。事实上，在没有有效保护的情况下，美国大部分制造业，比如包括制鞋业在内的那些重要产业，生产力和产出都显著增长，而且在国际性的水晶宫展览会上美国的技术创新受到一致好评，这些都表明美国完全有足够的能力在竞争环境中缔造美国的工业实力。尽管关税有助于特殊产业发展的观点好像是合理的，但是它产生的影响如资源从其它产业的转移，则可能限制它对整体经济成长的贡献。关税向幼稚产业提供保护原则上有可能对社会有利，但这很难被证明。此外，美国内战以后关税税率实际上一直很高，它们持续的时间很长，超过产业发展的幼稚阶段和成长阶段(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九章，p.399-401)。

　　恩格尔曼等人的这些说法，没看到在整个世界市场上总需求普遍不足的宏观环境下进口关税提高对增加本国产品需求的重要作用;他们也没看到，恰恰是美国的那些没受关税保护的产业的产出显著增长才证明了，关税保护某些产业没有使不受保护的产业流失了发展所必需的资源。

　　自由派对关税保护的错误指责

　　自由派热衷于指责关税保护会扼杀竞争并损害被保护产业。美国一托拉斯的总裁说过：“关税乃托拉斯之母”。关税的确催化了美国1880—1920年间的产业集中化浪潮。可是，集中化尽管有其追求垄断利润的一面，但也有扩大市场覆盖、加深产业整合、提高规模效益、强化国际竞争力的另一面，特别是在1879—1893年这个阶段就更是如此。对于化工、石油、电力、钢铁等标志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而言，没有产业集中化简直无法想象其崛起。部分可以从这个关税与产业集中的角度解释为什么是美国和德国而非英国在此轮工业发展中脱颖而出。而且，即便积极推动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谢尔曼本人，同时也是力挺麦金利关税法案的高关税倡导者，这说明高关税与国内竞争并非水火不容。事实上，大部分经济学家相信，美国市场巨大而且互相联系，不仅刺激了国内市场竞争，而且大大削弱了保护主义政策所带来的副作用。在许多受保护产业中，有力的国内竞争几乎弥补了外来竞争的缺位(梅俊杰，第五章，254—255页)。

　　自由派即使承认保护对产业的促进作用，但又推断它损害了整个经济的福利。一学者使用一种颇为典型的推断套路，一方面足够实事求是地证明，美国镀锡业的兴起确实是麦金利高关税保护的产物，但另一方面又假设性地推测，没有保护的话再过十年该产业也会成长起来，而保护对整个经济而言得不偿失云云(梅俊杰，第五章，254页)。这种论证无非是说，不应以保护造成的国民福利暂时损失去换取长期中产业的发展。但美国当时的国家情绪就是情愿以暂时的收入损失换取产业的长远发展。美国为了扶植产业在海外的竞争力，较早便持续且有计划地采用了倾销手段。美国国务卿在1880年就曾明确建议，美国纺织品制造商应在海外倾销，以通过暂时的利润牺牲去赢得海外市场地位。1914年以前美国制成品出口贸易很大一部分就是在以倾销价销售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和维持的(梅俊杰，第五章，255—256页)。

　　1873年恩格斯在《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一文中就说：“在我们的时代，任何一个大民族没有自己的工业都不能生存。”“如果美国要成为一个工业国”，“那么在它面前就敞开着两条道路：或者是实行自由贸易，进行比如说50年的费用极大的竞争斗争来反对领先于美国工业约一百年的英国工业;或者是用保护关税在比如说25年中堵住英国工业品的来路，几乎有绝对把握地坚信，25年以后自己就能够在自由的世界市场上占有一个地位。这两条道路中哪一条最经济、最便捷呢?”对于这样的问题，1897—1901年任美国总统的麦金利十分明白地回答：“我们成了世界第一大农业国;我们成了世界第一大矿产国;我们也成了世界第一大工业生产国。这一切都缘于我们坚持了几十年的关税保护政策。” (梅俊杰，第五章，256页)

　　1800年美国出口占世界出口的3.2%，这一比率1870年上升到7.9%，1880年为13.2%，1900年美国出口已占世界出口15%，1913年回落为12.9%。19世纪美国进口的增长速度慢于本国出口的增长速度，而且相对于贸易额，美国的外债减少了(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687-688及表15.1)。

　　美国的钢铁生产与关税保护

　　美国在19世纪50年代还是钢铁生产上的生产力落后国家(Engerman and Gallman，第三卷第七章，p.427)。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运输费用和关税将英国具有强大竞争力的钢铁产品驱逐出了北美、中欧、东欧的广大市场。美国、德国、俄国和其它一些国家的政府对于保护本国钢铁业的意识非常强烈，它们极力避免进口。因为没有任何其它国家的钢铁市场比美国的市场大，所以保护主义的政策保证了美国在任何情况下的统治地位(Engerman and Gallman，第三卷第七章，p.419)。

　　尽管如此，美国的钢铁业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变得高效率的。美国企业采用了当时的先进钢铁生产技术，在1906-1913年期间取得了相对于英国钢铁业的10%的生产力优势。在一战前夕，虽然美国钢铁行业负担着更高的工资水平，但是生产力的优势使它们能够以比竞争对手更低的成本进行生产。而在1906-1909年间，尽管美国钢铁企业的生产成本比英国低，美国钢铁生产的平均成本只是英国钢铁生产平均成本的95%，但是美国生产的成铁价格比英国生产的成铁价格高15%，美国生产的铁板价格比英国生产的铁板价格高7%。这就是说，美国企业利用关税保护能得到比其英国竞争者更大的价格加成。美国1913年有安德伍德的关税削减计划，但它在大战前没有机会给国内工业造成压力，而接下来的40年中，美国钢铁业被两次世界大战和战争期间的高关税所保护。在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钢铁产品出口比较少，在外国几乎没有建厂。同时，美国也成功地防止了外国钢铁产品的进口(Engerman and Gallman，第三卷第七章，p.419-422，以及表7.1)。

　　靠着对国内市场的高关税保护，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和德国受保护的钢铁制造者生产的产品在国外的销售价格要低于国内的销售价格(Engerman and Gallman，第三卷第七章，p.442-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