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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靠保护关税上升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2020-12-25 00:01|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3811| 评论: 0|原作者: 左大培|来自: 乌有之乡

摘要: 当英国的制造业还落后于其它国家时,英国政府一直采用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扶植本国的制造业。在18世纪及其以前的几个世纪,英国正是在这样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下发展起了发达的制造业,甚至首先进行并完成了产业革命。

  在保护主义下衰落的造船业

  在美国不能在和平时期进行有效竞争的所有产业中,最具有战略性和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就是造船业。19世纪美国的造船业衰落了。1815年到1857年,美国造船业效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它在从木船到铁船和汽船的转变过程中落在了后面。美国海岸贸易保护法庇护美国海岸贸易只能用美国本国制造的船只,但除了得到该法保护外,到19世纪末,美国在造船业上已经无法同英国竞争。19世纪美国造船业的衰落在某种程度上是正常的,但并不完全正常:当大西洋沿岸木材缺乏,全世界都已转向生产铁制船,木头已经不再具有优势时,美国没有尽早使用新的技术和钢铁(Engerman and Gallman,第三卷第七章,p.441)。

  一战前,作为技术和经济上的领先者,英国的造船厂无人可以匹敌。即使那些决心自己发展造船业来加强本国国防力量的国家,如意大利和日本,最终也放弃了这种努力,从英国购买了战船和商船。到1913年,世界上60%的轮船还是由英国生产的(Engerman and Gallman,第三卷第七章,p.441)。

  1900年前后,美国造船厂的劳动生产率只有英国的55%-70%。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由于军事需要减少,世界造船业处于萧条状态,美国也没能在与英国和其它欧洲国家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只有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才是世界领先的船业生产者。在战后,美国的造船业排名又有下滑,而与此同时,日本的排名上升了。战后日本、瑞典、德国在产出和生产力方面超过了美国甚至英国(Engerman and Gallman,第三卷第七章,p.441-442)。

  19世纪末英国在造船业上相对美国发达得益于三个因素,其中包括:英国船只的制造者和他们的分包商都积累了大量的经验,19世纪后半期这种经验的积累一直在进行;英国的造船厂满足的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军的需求,而美国的造船业只满足较小规模的海军建设的需求;美国在铁金属方面的贸易保护政策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造船业的高成本。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和德国受保护的钢铁制造者生产的产品在国外的销售价格要低于国内的销售价格。在这种情况下,1890年到1894年英国的关税政策规定对国内造船商进口的钢铁可以抵扣相关的进口税费,使英国的造船厂比美国更有优势(Engerman and Gallman,第三卷第七章,p.442-443)。

  一战之后国际贸易的萧条和海军装备的限制条款都打击了世界范围内的造船业的发展。英国在筹集资金进行新的技术革新方面遇到了困难。它无法依靠净扩张的帮助,只能靠自身的力量来重组造船业。美国新获得的金融领导权使得国内的造船厂能够获得低成本的贷款,这使得美国有可能在造船业上获得较大发展。这样,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造船业是有可能赶上英国的。但是它并没有做到(Engerman and Gallman,第三卷第七章,p.443)。

  超过英国的机会被其它欧洲国家抓住了,紧随其后的是日本,但是美国始终没有超过英国。美国的政府变得更加带有防御性和保护性。《琼斯法》(the Jones Act)(1920年《海运法》中第27款)可能通过强制使用美国制造、登记的船只来使美国造船业恢复竞争力。它继续禁止本国海岸运输中雇佣外国船员。1936年《海运法》中第六条为美国船员提供了更多的保护性措施。这个法案要求政府从造船业的补贴中拿出一部分作为支付给船员的“公平合理的费用”。在实际操作中,这意味着垄断性的工资水平。需要运输服务的人为了避免向船员支付高额的费用而纷纷转向铁路和公路运输,所以受法律保护的海岸贸易持续萧条。虽然《琼斯法》和海岸运输的停滞引发了议会多次关于是否废弃该法案的争论,但是它到20世纪末还仍然有效。在国内海运需求减少的前提下,美国的造船厂是不可能有出口的动力的。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造船业工人的成本是欧洲的2.5倍。(Engerman and Gallman,第三卷第七章,p.443-444)。美国的海岸运输法规定美国海岸运输必须使用美国船员,这个法律最终损害了美国的海岸贸易和造船业的发展(Engerman and Gallman,第三卷第七章,p.452)。

  造船业可以说是美国的保护关税反而妨碍其发展的唯一的大产业。没有疑问的是,美国保护其钢铁业和海岸运输的政策损害了美国的造船业。不过,美国在成为世界经济霸主的过程中竟然没有夺得造船业世界第一的地位,这也没有什么奇怪。19世纪美国的高度保护关税使美国走了一条本质上是内向型发展的道路,这样的经济发展势必把海外贸易放在次要地位,由此造成不太需要强势的海运业。19世纪的美国在国际政治上也长期实行孤立主义,更不热衷于获得海上霸权。这又使美国不像英国那样注重发展海军。这都使美国本身对其国内的造船业没有足够强大的内需。美国在从用木头造船变为用铁造船的过程中落后,也恰恰是受了其木材资源过于丰富的拖累。这应当是19世纪美国造船业相对衰落的主要原因。

  贸易保护主义下发生的第二次科技革命

  19世纪末发生了一场以电器和汽车的发明为标志的科技革命,它通常被称为“第二次科技革命”。19世纪末发生的这第二次科技革命在美国取得了最显著的成果。美国人爱迪生在19世纪70年代全力投入技术发明,先后改进了电灯、电话,发明了留声机,使世界进入了电气化时代。德国人本茨于1885年开行了第一辆使用汽油机的汽车,1893年美国出现第一辆汽油机汽车。这些发明及其应用使世界进入了电气化和汽车化的时代。但是,进行这一系列发明的年代正是美国和德国强化其保护关税制度的时代。第二次科技革命其实是在美国和德国的保护关税制度之下推进的(左大培:《混乱的经济学》,第七章,335页)。

  当然,同时发生的事情并不一定有因果关系。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于保护关税之下,这不等于说保护关税促进了那次革命。目前我们的研究还不能说明,美国和德国的保护关税制度怎样促进了当时的那场科技革命。平心而论,激发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最有力的政策性因素,应当是当时美国和德国实行的保护专利的法律。这在美国表现得特别明显。史学家们公认,18世纪末以后美国工业显著发展的一个非常强有力因素,是联邦政府制定的专利权法律。机器的发明因此受到了鼓励(左大培:《混乱的经济学》,第七章,335页)。尽管如此,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历史经验起码说明了,像英国产业革命时一样,保护关税下可能会发生重大的科技革命。

第六节              高关税保护下变化的美国对外经济往来

  在高关税保护的一百多年中,美国的进口结构、出口结构、对外贸易差额等都发生了根本变化。1873年开始的世界性经济萧条更是显著地改变了国家之间经济力量的对比。

  英国工业由1873年的经济萧条遭受的影响比德、美工业更为严重。这次萧条、农村危机以及难以控制国际信贷市场和货币流通中黄金的周转,都沉重地打击了英国的领先地位。至1913年,英国的出口不论在欧洲市场还是在美国市场都在迅速下降。德国和美国1870年后高筑关税壁垒,保护国内市场,到19世纪末已建起牢靠的外向型经济,不但能出口有高度竞争力的产品,如化工产品、电机、精密仪器、运输工具等,而且还能输出资本、管理体制和技术流程等。20世纪头10年,至少在15个工业部门,美国人均产值高于英国两倍。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对美国和欧洲国家的贸易赤字不断增加,英国竞争力逐步丧失。加强在英帝国领土上对一些制造品的垄断勉强弥补了这一丧失(Castronovo,第二部分,一,1.,139-140页)。

  19世纪美国对外经济关系变化的概貌

  在欧洲陷于拿破仑战争期间,以当期值衡量的美国总产出中的出口比例从18世纪90年代的10%—15%开始下滑,1800年后低于7%,在拿破仑战争后的一百年中,每10年的平均比例仅在5.5%到7%之间变动(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689及表15.3)。

  在1770年前后的时期美国的进口依赖甚至比出口依赖更严重,进口可能为殖民地生产或消费的三分之一。在19世纪上半叶,特别是在早期,美国的进口高于出口,但是在19世纪70年代后由于美国从资本输入国变为资本输出国,进口量下降到出口量之下(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689及表15.3)。

  只是在19世纪的后30年,美国的出口才超过进口,出口顺差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一直到美国内战,商品贸易赤字是靠运输收入的盈余来弥补,因为美国商船的收入远大于美国付给外国人货运服务的钱。但到19世纪80年代美国已成为货运服务的净进口国。而19世纪美国国际收支中的利息科目却总是处于亏损状态。美国从诞生开始就是净债务国,在整个19世纪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它付出的债务利息一直多于它从外国资产中获得的收益。美国在19世纪是对外国的净债务人,直到19世纪末期突然转变为资本出口。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美国对于世界其它地方仍然是历史累计的净债务国(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690-692)。

  19世纪初外国净债权总计几乎达到美国财富的14%,这一比例1850年下降到7%左右,1900年为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只有2%(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693)。而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资本流入或净外债变化很少超过总资本构成的6%。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长期外国投资存量的大约80%是证券投资,政府和铁路是主要借款方,大多数融资是债券而不是股票形式(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694-696)。1914年美国铁路的外国投资价值是铁路和设备账面价值的大约四分之一(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697)。

  美国在19世纪许多行业技术落后于欧洲国家,而这些行业中基本没有直接投资。在当时的情况下,技术和技能的转移尤其靠重要人员的引进。经常是所有者、他们的子女或其他亲属来建立或是在必要的情况下管理分公司。这些企业通常是由外国人所有,但不是外国公司的附属公司。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样的企业随着它们的所有人移居美国可能发展成独立的、美国的国内企业,适应了美国环境(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697-698)。

  19世纪美国出口和进口的结构性变化

  在19世纪早期,美国的出口品几乎都是自然资源产品,与18世纪中期的出口贸易模式几乎完全相同。1803-1807年,超过四分之三的出口品是农产品,此外还有大约五分之一是林业产品和海产品。制造业产品占比不足5%(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684-685)。

  美国出口结构的第一个巨大转变是在资源产品内由林业产品和海产品转向了农业产品。林业产品和海产品由1770年占出口28%降到1803—1810年占出口19%,到内战前的1851-1860年降到只占出口的6.5%,而农业产品占出口的比例,则由1770年的近70%上升到1803—1810年的75.3%,而1811年后到1860年一直保持在约80%甚至更多。整个19世纪农产品在美国出口商品中的比重一直超过70%,直到1904-1913年农产品还占美国出口的52.9%(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698-699及表15.9)。

  在农业范围内,殖民地时代重要的大宗出口商品是烟草,它在19世纪上半叶下滑,逐步被棉花所代替。从1830年到美国内战开始棉花占据了出口商品中的一半或更多份额。棉花在19世纪余下的岁月中保持了重要性,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仍占出口总值的四分之一(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699)。

  制成业产品占美国出口的份额,1811-1820年为3.5%,1841-1850年上升到9.3%,1851-1860年达到12.1%,1904-1913年上升到27.3%(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表15.9)。而半成品与制成品合起来占美国出口的份额,1820年仅约15%,1904-1913年则为约43%(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表15.10)。

  美国从建国开始就是制成品进口国,1820年制成品占进口的56.4%。到1904-1913年,制成品占进口的份额下降到约24%,与半成品合计也只占进口的不到42%。1820-1821年制成品占出口的份额还不及其占进口份额的十分之一,而到1904-1913年制成品占出口的份额已超过其占进口的份额(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702及表15.10)。

  美国农业占通常定义的GDP的份额1800年为二分之一,1860年下降到三分之一,这种下降的趋势是渐进的,并且集中在1840年到1860年间。在内战后,以现价衡量的农业总产出占GNP的比例,从1869年的约40%下降到1900年的20%,1913年的略高于15%,而当时农业占美国出口的份额仍然高于一半(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702-703)。

  农业比美国经济中的其它部门更多地依赖出口,农业部门出口对产出的比例总是高于整个国家出口与产出的比例,而且美国农业越来越依赖出口。1810年出口占农业产出的9.8%,出口却只占美国全部产出的4.9%;而1904-1913年出口占农业产出的19%,出口却只占美国全部产出的6.3%。当美国逐渐成为主要的工业化国家时,农业的比较优势依然存在(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703-704及表15.11)。快速增长的美国产出和下降的价格,加上下跌的运输费用,使美国产品在美国内战后的岁月中把欧洲大陆供应商赶出了英国谷物和肉类市场。后来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的发展使美国丧失了欧洲农产品主要供应商的地位(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705)。

  当美国农业产出增长最快的时候,出口吸收了农业产出的大部分增长。例如,美国谷物出口的比例从未超过50%,但是在1869-1873年到1894-1898年,小麦产出增长的几乎50%都用于出口(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705-706)。甚至在1869年,在农业出口的高峰之前,农业的出口比例就是制造业出口比例的两倍以上。美国的农业和其它初级产业有出口贸易优势,尤其在19世纪下半期,外国市场通过减缓供给增加对价格造成的影响而减轻了产出快速增长的压力(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708)。

  石油和煤产品产业是唯一一个在发展早期出口在其中占重要地位的制造业部门,1869年和1879年其产出的一半以上出口,到1914年出口仍占产出四分之一以上。甚至在像食品这样接近初级产品阶段的产业,出口曾占产出15%以上。而1869年18个制造行业中14个行业的出口比例低于4%,18个中的10个这一比例低于2%(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708)。

  总之,在19世纪的美国,在农业和资源型的制造业中,出口贸易相对重要,有时超过产量的10%,但是出口市场的重要性在下降。而在其它制造业部门中,资源基础的重要性在下降,出口在产量中的比重却在上升(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709)。但出口占产出的比例,钢铁产品1869年为1.7%,1909年为4.2%,机械1869年为3.2%,1909年为7.7%,运输设备1869年为0.8%,1909年为3.2%。而进口占消费的比例,农业1869年为5.8%,1909年为8.3%,制造业1869年为14%,1909年为5.9%,纺织品1869年为20.8%,1909年为8.6%,钢铁产品1869年为12%,1909年为1.4%。这表明美国的比较优势由自然资源产品转向制造业(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709-711及表15.13、表15.14)。

  美国在世界制造业出口中的份额到19世纪80年代保持在大约4%,而后迅速上升,因此其出口方面比较优势的转变在19世纪末才发生。世界的制成品出口与初级产品出口的比值从1876年到1913年一直稳定在60%上下,美国制成品出口与初级产品出口的比值1871-1875年为16.8%,1891-1895年还为17%,到1911-1913年就迅速上升到40.5%(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711及表15.15)。

  美国在建国的早期就主要面向欧洲出口,而且几乎所有不出口到欧洲的商品都被运到西印度群岛的欧洲殖民地。1790-1798年美国出口中的62%出口到欧洲,21%出口到英国,1869-1878年美国出口的81%出口到欧洲,52%出口到英国。而到1904-1913年美国出口中只有66%出口到欧洲,30%出口到英国(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712及表15.16)。在美国进口中欧洲所占的份额,1830年为63%,1850年上升到71%,在19世纪下半期逐渐下降,到1910年降到52%。这是因为美国的制造业发展了,其产品在美国市场上代替了进口的制成品(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713及表15.18)。

  19世纪美国贸易条件的变化

  美国的贸易条件,即美国出口与进口价格的比值,以1913年为100,1789年为58,1789年到1828年波动于60左右,1829年到1878年在77到90之间,而1879年到1913年则都在90以上。在这跨越一百多年的数据包括的时期中,美国由几乎完全出口初级产品的原始经济向成为世界上收入水平最高的工业化国家之一转型。这期间贸易条件可能增长了三分之二。贸易条件最大的增长出现在美国内战之前,那时美国几乎完全是初级产品(大部分是农产品)的出口国。这些产品直到19世纪末期都保持着统治地位,同时贸易条件上升(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715-716及表15.21)。应该说,19世纪60年代以后制成品上升到占美国出口的10%以上,有效地抵消了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世界性农产品销售困难对美国贸易条件的不利影响。

  美国农业和制成品价格在1815—1820年到1830年之间有大幅下降趋势,而制成品的相对出口价格上升了。在1879年后,美国制成品出口价格相对于农产品出口价格有相当大的下降(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715-716及表15.22)。1879年后制成品价格的这种相对下降使美国1879年之后的贸易条件几乎没有上升,但它也与进口制成品价格的相对变动密切相关,使美国的贸易条件没有下降。从1839年到1913年,生产制成品的全要素生产率一直比农产品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得快。从1879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制造业生产力比农业生产力上升得更快,而约60%的相对出口价格的变化可由相对生产力的变化来解释(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719及表15.22)。

  可以把19世纪美国贸易的发展主要归因于收入水平、生产力变化、要素禀赋和禀赋变化。政府政策不重要的一个可能例外情况是航海法令对美国殖民地贸易方式的影响,美国开始存在时采用的是这种贸易方式(Engerman and Gallman,第二卷第十五章,p.721)。

  20世纪美国的贸易结构变化

  到1900年,美国仅仅部分完成了出口产品从森林、田地、矿产部门向制造业部门的历史性转移。初级产品仍然占所有产品和服务出口的三分之二。主导的初级产品出口仍然是棉花、谷物等可再生动植物产品。美国制造业的出口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给英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不断增长,将英国的制造业产品排挤出了世界市场。但是到1900年左右,这些制造业产品的出口仍仅占美国全部出口的31%。而且,这些制造业出口品还大量使用了美国本土的原材料(Engerman and Gallman,第三卷第七章,p.408)。

  1900年前后,美国主要是从热带地区进口食品和原材料,从英国大量进口制造业产品和服务。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减进口的净额在19世纪有正有负,而在1900年左右,这一净额变成了正数,并且这种趋势一直保持到20世纪80年代(Engerman and Gallman,第三卷第七章,p.408)。

  在整个20世纪,美国的对外贸易格局在发生巨大变化之前保持了几十年。到1930年,制造业产品占美国总出口品的一半。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制造业出口所占比例始终维持着20世纪30年代的水平。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一比例才有所下降。20世纪前半期,制造业产品的净出口量不断增加。然而,从20世纪中期开始,制造业产品进口占产品总进口的比例从1950年的三分之一上升到1986年的57%。制造业产品在总进口品中占据了比自美国内战以来以往任何时期更大的份额。而制造业产品在总出口品中的份额达到一半,在进口品中的份额超过一半,这一现象是现代国际贸易的典型特征,至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是这样(Engerman and Gallman,第三卷第七章,p.408-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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