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一、特权阶层的阶级实质
二、特权阶层的产生根源
三、特权阶层的主要特征
四、特权阶层的严重危害
五、反对特权阶层的措施
不久前，因为写作需要，我查了一下毛泽东关于“特权阶层”的论述。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毛泽东的有关论述至少有60多处，如果把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论述也算上，那就有100处以上。而且，我所查阅的文献，都是“正式”出版物。
具体说，主要是《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等。众所周知，以上这些书籍所收录和记载的内容，远非是毛泽东著述的全部并且存在春秋笔法。但是，尽管如此，通过这一次查阅，不，通过这一次学习，也使我十分的震惊，十分的感慨，也十分的痛心。痛定思痛，我觉得有必要把自己的学习收获记录下来。
一、特权阶层的阶级实质
特权阶层的阶级实质是什么?这个问题，毛泽东在他的著作和讲话里没有直接回答。虽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却蕴含在他的著作和讲话里。如果我说：毛泽东所说的特权阶层，就是从共产党的干部中蜕化变质为手中握有权力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依附于他们的一群人。——这个表述大概离这个事物本身不会太远。
毛泽东在他的著作和讲话里，还提到了与“特权阶层”相关的几个概念，例如：“贵族阶层”、“既得利益集团”、“新生资产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党内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集团”、“代表资本主义势力的当权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这些概念同“特权阶层”是什么关系呢?
我的理解是：第一，“贵族阶层”、“既得利益集团”同“特权阶层”是大体相同的概念。第二，“新生资产阶级”是“特权阶层”的雏形，“特权阶层”是“新生资产阶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第三，“官僚主义者阶级”、“党内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集团”、“代表资本主义势力的当权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几个概念内涵基本相同，它们是“新生资产阶级”和“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
这里，毛泽东使用了“派”、“集团”、“阶层”和“阶级”等概念，可是没有对它们做出详细的定义和严格的区分。于是就有人提出，这些概念中有的概念是不正确的。是的，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来看，这些概念几乎都有毛病。但是，从辩证逻辑的角度来看，这些概念根本没有毛病。
这里，我们要厘清两个问题。第一，概念和它的现实，永远不会完全一致;或者说，同现实完全一致的概念，是不存在的。正如恩格斯说：“一个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就像两条渐近线一样，一齐向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会相交。”(《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5年3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版，第744页)
第二，如果某种事实确实存在，那么，我们叫它什么，只要没有歪曲这个事实，都是无关紧要的。如果非要在这种情况下抠字眼儿，那就是浪费时间。正如列宁所说：“考茨基挑起的那种字面上的争论，即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应当叫作帝国主义还是叫作金融资本阶段，是毫无意义的争论。随便你怎样叫都是一样。”(《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毛泽东有时候把他们叫作“走资派”，有时候又叫作“党内资产阶级”或“官僚主义者阶级”等，这又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又有什么挑起字面上争论的必要呢?
毛泽东有时候使用“阶级”概念，有时候使用“阶层”概念。有人就说，这里混乱呀!有什么混乱的?一点也不混乱。我们历来把资产阶级分为大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然而这大中小资产阶级，何尝不是资产阶级的三个阶层?
二、特权阶层的产生根源
特权阶层的产生根源问题，我们应当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特权阶层产生的经济根源。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而对这一切，又不可能像在战场上同敌人作战一样，把它全部消灭。因而，只要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着，特权阶层的产生，就是不能完全避免的。这就是特权阶层产生的主要经济根源。
第二，特权阶层产生的思想根源。
思想根源又分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现实思想根源。列宁说：“被打死的资本主义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污染空气，毒化我们的生活，用陈旧的、腐败的、死亡的东西的密网死死缠住新鲜的、年轻的、生气勃勃的东西。”(《给美国工人的信》，1918年8月20日，《列宁选集》第3卷，1995年版，第567页)
当年，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国内资产阶级的影响，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就像列宁所说的“腐烂发臭”的东西一样，污染、毒化着我们和我们的思想。这是产生特权阶层的主要现实思想根源。
第二方面是历史思想根源。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第一次结束了几千年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第一次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的社会制度。这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同历史上所有革命都具有质的区别的革命。而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参加者们，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自觉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有一部分人，意识不到这两种革命的区别，误将中国革命的胜利，看做历史上农民起义的胜利。在他们的意识里，“打天下者坐天下”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们姑且将这种意识称之为“农民军意识”。对这种“农民军意识”如果不加批判和抵制，任其发展下去，那么，人民民主革命的结局，就会是农民军的结局。对这一点，毛泽东有着最高度的警觉、最深刻的认识和最凌厉的手段。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复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60页)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乘汽车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出发时，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笑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0页)
1950年3月1日，毛泽东同中共中央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的负责人谈话，毛泽东说：“……发现浪费太大。我在哈尔滨提过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我和恩来不是为了吃喝，搞那么丰盛干什么？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中央三令五申，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艰苦奋斗，你们应做表率。”(《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7页)
看吧，毛泽东是多么的重视历史，重视农民起义“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惨痛教训。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周期律”——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下，如果农民起义失败了，势必恢复老的地主阶级的统治;如果农民起义成功了，势必变为新的地主阶级的统治。是的，共产党是很有可能再一次走进这个怪圈的。但是，毛泽东要亲手打碎它。
1952年，毛泽东批准枪毙刘青山、张子善，打响了防止发生“历史周期律”的第一枪。这样做，也是对“农民军意识”的一次棒喝。让你们看，谁抱着“农民军意识”不放，谁要做李自成，谁就是下一个刘青山、张子善。
概而言之，封建社会中存在的受生产力发展等历史条件制约和受地主阶级影响而形成的“农民军意识”，是特权阶层产生的主要历史思想根源。
上述事实分析告诉我们，只要特权阶层产生的根源存在着，特权阶层的产生，就是不能完全避免的。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不断铲除产生特权阶层的根源、温床和土壤，经过长期而不懈的斗争，“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那时，只有到那时，我们才可以自豪地说：特权阶层被我们彻底打败了。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争议。有的人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所建立的体制，就是一个特权体制;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一个凌驾于劳动人民之上的特权制度;社会主义产生特权阶层，是一种规律;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就是特权阶层的根源等等。这些观点不是新观点，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就不断有人抛出这样或类似这样的观点，包括考茨基、托洛茨基和影响广泛的《新阶级》的作者吉拉斯等。但是，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这样说，并不否定《新阶级》中也存在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对这些错误观点进行系统的分析和反驳，不是本文的任务。我这里只能最简要地谈一点看法。
首先，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存在缺欠的。但是，它的本质和主流方面是好的。特权阶层是在这个制度下，由无到有，一步一步地繁衍滋生出来的。在资本主义复辟之前，虽然无产阶级专政有一部分被他们侵占了，但是，他们没有占据统治地位。所以，正确的提法是：要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如果无产阶级专政生下来就是一个固有的特权制度，如果无产阶级专政同特权阶层二者是孪生关系，如果特权阶层的根源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制度——无产阶级专政——是不需要的，是有害的，甚至是有罪的，因而也是必须全盘否定的。——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修正主义者的观点。
其次，持有上述观点的人，试图从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由于他们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背离了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基本常识，因而，其结论，不能不是错误的。他们不是从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无产阶级革命的曲折性、社会主义时期复辟和反复辟斗争的反复性等等事实出发看问题，而是用一种机械的、孤立的、片面的观点看问题，企图找出一种无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可以一劳永逸地统治下去的模式。这种模式，在其发展过程中，没有曲折，没有反复，没有一丝一毫的暴力，一点也不残酷，不会犯错误，不用付出代价，不必搞运动，更不必搞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从而实现一种完善的、完美的、没有任何缺欠的、永立于不败之地的政治制度，一个所谓的无产阶级的“千年王国”。——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是小资产阶级历史柔情主义的梦呓。
三、特权阶层的主要特征
在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里，指出了特权阶层的许多特征和表现，我这里把它们归纳如下：
第一，高高在上，脱离群众。
第二，贪图享受，厌恶劳动。
第三，生活铺张，贪污浪费。
第四，养尊处优，摆官架子。
第五，意志衰退，害怕民主。
这里归纳的不一定全面，但主要方面是没有遗漏的。这几个方面的特征，有的方面是相互交叉的。现实生活如此，逻辑的概括也不得不如此。
四、特权阶层的严重危害
毛泽东说：“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1960年2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9页)
毛泽东说：“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原文注释：指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给薄一波信中说的以下一段话：“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对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批语和批注》，1964年12月1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265—266页)
以上，毛泽东列举了特权阶层的主要危害(不是全部)：工人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官老爷破坏劳动纪律;一部分老干部为所欲为;管理人员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这里面的每一条，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都是致命的危害。
一个新生的政权，如果处于离心离德，纲纪废弛，官员为所欲为，上下尖锐对立的状态，那么，它还能维系下去吗?李自成，还有所有的农民军，不就是这样走向灭亡的吗?
五、反对特权阶层的措施
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科学的、可行的反对和防止产生特权阶层的措施。主要是：
第一，取消高薪制度。
毛泽东说：“我赞成在和平时期逐步缩小军队干部跟军队以外干部的薪水差额，但不是完全平均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版，第328页)
毛泽东提出：“……厂长、副厂长的薪金要同工人差不多，现在相差太远，要减下来。”(1968年8月19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4页)
——这是对巴黎公社“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原则的具体实施。而恩格斯曾把这一点看做是“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法兰西内战·导言》)的“可靠办法”之一。遗憾的是，由于党内一些人的抵制以及其它原因，这一措施并没有贯彻到底。
第二，取消军衔制度。
毛泽东说：“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他的统统都吹了。过去搞什么将、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
“毛泽东当即在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改革现行帽徽、领章和军帽式样的请示报告上批示：‘照办。’”(1965年4月，《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3页)
——试问，世界上哪个国家没有军衔制度?唯独中国没有——把它取消了。它的意义在哪里呢?在防止和克服封建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等级制度，在避免走上农民军的道路。
第三，精简党政机构。
毛泽东说：“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版，第280页)
——欧洲当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主张建立“廉价政府”。社会主义革命理所当然的应当建立一个不仅“廉价”而且“廉洁”并“高效”的政府。机构越庞大，官僚主义分子就越多，人民的负担就越重，效率就越低……从而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赘瘤。
1970年6月，国务院进行机构改革，“将各部、委、直属机构由原来的九十个精简、合并为二十七个”。(《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03页)这恰恰就是将机构砍掉了三分之二。
第四，干部参加劳动。
毛泽东说：“建议各地领导同志利用适当机会，对于干部参加劳动这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在今年内进行几次讨论，并普遍宣读山西昔阳县那个文件。……我们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而在第一年，能争取有三分之一的支部书记参加劳动，那就是一个大胜利。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应当是生产能手。”(《转发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1963年5月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292页)
——请注意这里所说的“极端重大”。用这样的语句强调一件事情的重要，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是极为罕见的。为什么“极端重大”呢?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毛泽东亲自主持“讨论修改”的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说：“支书不参加劳动，还不相当于保甲长？《红楼梦》第二回上，冷子兴讲，‘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说得有点太过，探春也当过家，不过她是代理。但是贾家也就是那么垮下来的。”(1963年5月7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18页)
——保甲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统治制度。把不参加劳动的支部书记比作“保甲长”，这实在是够严厉的。这里也流露出了毛泽东对封建专制制度的痛恨。更重要的是，“贾家也就是那么垮下来的”这句话。共产党的干部如果都“安富尊荣”，那么，迟早有一天，也会像贾家一样垮下来。
在这里，应当提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创办的“五七干校”。这当然是落实干部参加劳动的一项具体措施。但是，这更是一项防止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和特权阶层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战略措施。
通过在“五七干校”参加学习和劳动，许多干部克服了贪图享受、厌恶劳动等资产阶级坏作风，变为有觉悟的共产主义战士。例证如毛，仅撮一则。臧克家在他的诗集《忆向阳》序言里写道：“同志们床连床的顶着头睡，肩并肩的一同劳动，心连心的彼此关怀。一切等级、职位的观念，统统没有了，大家共有一个光荣称号：‘五七战士’。小的个人生活圈子，打破了，把小我统一在大的集体之中。在都会里，睡软床，夜夜失眠，而今，身子一沾硬板便鼾声大作。胃口也开了，淡饭也觉得特别香甜。心，象干枯的土地得到了及时的雨水一样滋润。”
列宁说：“在一次深刻的政治变革以后，人民总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了解这种变革。”(《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1921年10月17日，《列宁全集》第1版，第33卷，第54页)
——是的，今天，当我们站在这个散发着腐败臭气的土地上，回首往事，遥看毛泽东这项深刻的政治变革的时候，我们才对它的意义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
第五，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毛泽东说：“要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智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将来坐汽车要不要分等级？不一定要有专车，对老年人、体弱者可以照顾一下，其余就不分等级了。(1958年8月19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4页)
毛泽东说：“资产阶级的法权，一部分必须破坏。比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跟群众接近，不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是靠工作能力来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方面必须破除，坚决要破，经常要破，破了又生，生了又破。”(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7页)
毛泽东说：“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1976年1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87页)
——上文说到，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特权阶层的主要根源之一。所以，无产阶级要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是限制特权阶层产生的土壤。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多次强调这个问题，多次对诸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等等现象，做出最严厉的批评，并且从制度上加以防范。但是，“他们有反感”……最后，这件事情只能放在一种更为激烈的自下而上的阶级斗争的方式中，加以解决。
第六，防止干部子弟特殊化。
毛泽东说：“(一)如有可能，应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学。(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干部子弟学校应逐步废除》，1952年6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32页)
毛泽东说：“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对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1967年4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10—311页》)
毛泽东说：“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原文注释：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编印的《要事汇报》上。这期《要事汇报》说，据云南省公安厅报告，二十二日晚，十七个自称红卫兵的人抄了云南省副省长王少岩的家，抄走手表、照相机等物和现款、存折，在取款时被抓获。参与者都是中学生，其中有六个是北京学生，其余十一人，除两人外，都是高干子弟。)(《对一些高干子弟参与抄家一事的批语》，1967年5月2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58页)
——毛泽东的话，揭示了防止干部子弟特殊化问题的实质，即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同时也是防止在他们中间产生特权阶层。此外，文化大革命初兴起的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不仅起到了让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反修防修、屯垦戍边等重大作用;同时，它对防止干部子弟特殊化，也是一项十分有效的措施。
……
综上所述，毛泽东之所以对特权阶层深恶痛绝，不能容忍，必欲除之……是因为：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是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回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中国人民是继续当家做主，还是重新沦为奴隶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的历史是继续前进，还是发生大倒退的问题;是中国当年存在的所有问题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中间道路是没有的。既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也不走资本主义道路;既不前进，也不倒退，是不可能的。
而在当年特权阶层已经产生，社会主义已经命悬一线的危急关头，晚年的毛泽东，不得不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击特权阶层倒退行为的伟大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或者说，一切办法都试过了，成效甚微，他才意识到，要铲除特权阶层，不发动群众是不行的，不让人民起来监督是不行的，不实行大民主是不行的。
这一点，当年的毛泽东说的非常清楚：“我们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已经有十年没有进行整风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产生了，有一批好的同志变质了，只有发动群众才能整掉，单靠中央和各级党委本身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1963年9月9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0页)
遗憾的是，毛泽东的这一切努力，在他身后，以一出伟大悲壮剧的形式，暂时地失败了。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致斐•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版，第560页)
可是，几十年过去了，今天，“热月党人”们已经走到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地步，依附于他们的达官显贵们也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末日危机;而“历史的必然要求”却“似曾相识燕归来”了。这一次，它还会是“不可能实现”吗?不!中国的无产阶级已经又一次觉悟了。在新的阶级斗争的狂风暴雨中，他们一定会把新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变成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