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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主义市场改革带来的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十)

2020-12-31 01:56| 发布者: nepal1996| 查看: 14361| 评论: 1|原作者: 李星|来自: 西西河

摘要: 这些代表团结工人的方法,在效果上,有哪些共同的不足?最大的不足,显然是没有能够在工人中建立持续斗争的传统,而局限于一时一事的视野。当大繁荣已经过去,点到为止的协商、一窝蜂式的罢工冲击,越来越不利于工人争取更多利益了。

全文小结:工人代表与工人斗争

 

 

 

这些未来的希望,这些

无望的人!他们集结在马路上,他们呼号,他们唱

——吴季《每一个人,每一道光》

 

 

 

历经私有化、市场化、入世繁荣,并于2018年进入与世界主要列强的公开对抗,中国资本主义在它演变的每个环节,都尽量把压力转嫁给工人,也就不能不激起工人的反抗。

 

本文描述的一批工人代表,有些是国企下岗工人中的抗争者,有些来自工会或品牌公关的衍生物,比如属于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的“员工委员会”。更多的代表例子,是受劳工服务机构影响,在集体行动中涌现的。此外,也有2010-12年间罢工小高潮的背景下,“纯野生”的工人代表。甚至还有同情工人的青年知识分子进厂当普工,以员工代表身份参与工资集体协商的例子。

 

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产生代表的工人动力是不同的。有下岗工人被逼出来的“背水一战”,有三资企业工人“建工会也许有好处?”的试探心理,有珠三角工厂搬迁背景下,工人向老板“算总帐”的情绪,还有“学生工”对剥削压迫的敏锐反感。不同的动力,产生的代表也各有特点。

 

 

被迫跟国家交手的下岗工人代表

 

 

国企工人的反抗,充满绝望、愤怒而主要追求一次性的目标,比如养老金、医疗保险。无论成败,他们多半逐步退出了社会生产。他们的代表,只要不肯背叛工人,往往要与国家反复交锋。对下岗工人,国家把握了一条“饿不死就行”的政策底线,主要预防工人长期组织化以及提出政治要求。在辽阳铁合金厂的抗争中,国家对主要工人代表老姚判刑,同时解决了工人的部分疾苦。

 

 

利用官方半官方渠道争取利益的工人代表

 

 

全力引入外资的国策,在90年代中期,就开始让中国工人深受苦难,也触发了自上而下的矛盾缓冲机制。针对三资企业,官方工会进行了维权试点;来自境外品牌商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得到了国家的许可。

 

就工会维权来说,上海某台资厂的“小丁主席”,从领导罢工,到寻找工会渠道反映工人要求、借助上级工会向厂方施加压力,他做的很有分寸,自觉地追求劳资妥协、积极缓和工人中的直接行动情绪。在为工人争取利益的过程中,小丁的底线,是妥协以后,不能让工人一无所得

 

广东某代工厂的“员工委员会”,是在相关品牌的推动下,以“企业社会责任”的名义,诞生于一个工人积怨已久的工厂。委员会让工人有了向厂方据理力争的机会,特别是有了与管理说话的勇气。当然,他们争取到的,往往也只是限制老板不要过分的混水摸鱼。

 

 

劳工机构教育出来的工人代表

 

 

在珠三角,至少90年代中期,劳工服务机构就出现了,以境外背景为主。他们向工人介绍劳动法规、提供法律咨询,开放社交空间,带动了一批工人起来行动,比如本文中的老吴、阳姐和老崔。

 

某港资家私厂的老吴,某台资车灯厂的阳姐,都因为受工伤而结识了不同的劳工机构。在机构的点拨下,他们在各自的工厂带头维权,老吴还举报了厂里的违规行为。他们让身边的同事看到,利益是可以争取的,老板不是真的一手遮天。当厂里发生了集体行动,他们都成为了工人与机构的连接纽带,向工人提出建议,引导工人的进退。在阳姐的厂,这样的纽带尤其重要:当工人长期驯服而有朝一日不得不行动的时候,外部的指点、支援让工人比较有底气。

 

为了争取社保,珠宝工人老崔主动向劳工机构求助,踏上了工人代表之路。在本文列举的工人代表中,他是最有思想深度的。除了没有发起罢工,老崔几乎经历了文中其他代表遭遇的一切:厂方的算计、官方的推委哄骗、工人的支持夹杂着不理解,以及国家机器的镇压。老崔一度很敬仰帮助工人的劳工机构,但他善于观察,看到了劳工机构追逐本位利益的一面。与有关部门打过交道后,对国家的本质,老崔的幻想也减少了。

 

当然,身为工人行动的领导者,老崔还远谈不上现有秩序的“颠覆分子”,而认为“如果大家都有饭吃,你老板收入多一些,我也不介意啊。”归根到底,他的打工生涯始终处于一个“吃饭不难”的大繁荣时代,而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个时代里,工人阶级的反抗行动还走的不远、对工人的精神震动还不够大。

 

 

自发抗争浪潮涌现的学生工代表

 

 

2010年,中国工人迎来了20年来的第一个罢工小高潮,打头阵的,是“学生工”。这些“90后”的年轻人,没有经历下岗那一代人遭受的惨痛打击,对更“文明”的生活抱有期待。当他们进厂谋生,“学生工”对老板的剥削比其他工人更敏感、更容易有反抗的冲动。

 

小丽就是这样一个学生工。技校毕业进入某日资汽配厂两年,她已经受够了钱少工作多的日子。当工人为了加工资而罢工,小丽发挥了很强的鼓动作用,并与社会舆论积极沟通。“学生工”与“汽车业”的组合,惊动了国家的神经,小丽也因此承受了她生命中最大的风暴。虽然事先并不认识劳工机构,罢工结束后,对工人话题仍有兴趣的小丽很自然地进入了劳工机构的活跃圈子,一度在某机构做事。

 

 

以员工代表身份,尝试团结工人的左翼青年

 

 

 

同样是2010年前后,工人的遭遇与反抗,在高校里引发了对无产阶级的同情关注。2012-15年间,一批左翼青年知识分子走向工厂,希望找到愿意反抗资本主义的工人群众。他们以普工的身份,试图团结同事发起行动,并宣讲自己的政治主张。梦雨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她能吃苦,能跟同事打成一片,是工会的车间代表,最后在工资集体协商中,因为坚决落实工人要求被开除。

 

受这批青年影响,为数不多的工人也在厂里设法鼓动同事维权,比如小江。在多个厂做过鼓动后,小江发现工人的流动,大大影响了鼓动的效果。而他本人,也因为这些鼓动,上了某巨型代工厂的黑名单。

 

 

 

不同类型的代表团结工人的方法:简单对比

 

 

 

在争取利益的过程中,工人代表如何团结工人?不同类型的工人代表,方法各有不同。

 

基层工会的小丁主席很喜欢开会员大会,在大会上向会员解释工会想争取什么、通过什么途径争取,形成多数工人的统一意志。有了多数会员的明确授权,工会做事就能减少工人中的误解,也容易引起上级工会的重视。

 

劳工机构影响下的工人代表,比如老吴、老崔,注重在厂里宣传法律知识或带头维权,也会在行动前夕,带感兴趣的工人去机构接受培训。培训的目的,是让工人知道有哪些利益要争取、有没有可能争取。当工人开始直接行动后,比如罢工,老吴、老崔很注意保持全体代表的内部沟通,以及向其他代表传递机构的建议,但基本不用工人大会的方式去解决行动中的难题。

 

对工人大会的不同态度,原因在于基层工会必须在流程上做到严谨守序,才可能让强调“走程序”的国家机器认可工会的想法。而一般来说,中国的罢工靠的是一股士气,还到不了有指挥意志的工人会议那一步,工人也就习惯于把决策权甩给代表们了。

 

作为年轻一代,“学生工”代表平时的沟通,以及行动前夕的准备,主要通过互联网,这与他们相当依赖网络的生活方式分不开。罢工期间,“学生工”代表也比一般工人更重视对外联络扩大影响,比如小丽。

 

与说干就干的“学生工”相比,抱着启发工人目的进厂的左翼青年,比如梦雨,首先想寻找的,是有反抗思想的工人。通过邀请工友聚餐、娱乐以及帮助遇到麻烦的同事,梦雨拉近了大家的距离,为后面进行“示范性”的厂内小行动铺垫基础,再以小行动为更大的抗争酝酿气氛。

 

正如上文提到的,虽然梦雨的工人工作比小丽要细致持久,效果却差很多。在后来的工资集体协商中,梦雨当选员工代表,但她遭到厂方打击后,并没得到工人的太多积极支持[1]。这与近些年来广州汽车工人行动意愿的变化,有直接关系。

 

说到以“示范”性的小行动酝酿气氛,企业社会责任项目中的员工小组,也有类似的思路。某员工小组的代表有才,在与厂方的周旋中,先让厂里同意搞点花钱不多的小改善,趁着工人有所期待的时机,跟老板直接谈工价、加班费。梦雨在厂里串联车间员工写联名信,要求发放防尘口罩,跟有才是同样的意图。

 

这些代表团结工人的方法,在效果上,有哪些共同的不足?最大的不足,显然是没有能够在工人中建立持续斗争的传统,而局限于一时一事的视野。当大繁荣已经过去,点到为止的协商、一窝蜂式的罢工冲击,越来越不利于工人争取更多利益了。梦雨等人进厂启发工人的实践,虽然耐着性子坚持联络工人,但还是急于求成,与一般工人的想法并不合拍[2]。如何促进工人有更宽广的视野、看到可争取的更多利益,还有待愿意“做工人工作”的朋友,与工人一起寻找有效的方法。

 

 

 

新时代

 

 

 

想想去年

望望来年

明天零下七度

风雪将至

暂缓出行

——绳子 《放假在家》

 

 

 

 

在漫长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曾经有过一个广泛的非正式“上层同盟”,从活佛到派出所所长,从香港地产商到河北工厂主,从北京大学的博导到澳门的黑社会,都是这个“同盟”的一分子。他们的共同目标,是攫取资产,在复活的中国资产阶级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2012-15年以来,当中国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国,它的高速经济增长逐渐结束了。在外部,随着持续十年的全球经济恶化,资本主义市场的“全球化”狂欢,也显然告一段落。世界强权之间的竞争,从关税到军事,从争夺技术标准到各自拼凑区域商业同盟,正在成为公开的事实。在内部,掌握核心权力与经济资源的国有资本集团,在自身实力空前壮大后,对“上层同盟”攫取资产时的诸多后遗症,比如经济短期行为、政治上的离心倾向以及文化上的亲西方[3],越来越难以忍受。

 

2012年以来,中国的顶层统治者开始调整各社会领域的规则,从吏治、金融到文化娱乐。调整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与庞大经济力量相匹配的国家秩序,把目标从“攫取资产成为资产阶级”调整到“为了资产阶级的更多利润,攫取外部势力范围”,以便长久统治下去。至于那个“上层同盟”,它的许多成员注定要在剧烈的规则调整中,被踢出统治阶级的行列。

 

也就是说,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确实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刚刚展开的时代,统治者正在集中它的主要力量,以便落实进一步产业升级、建立中国主导的地区市场、资源供给与运输线。只有这样,它才有机会赢得列强之间的竞争。

 

国内政治、经济秩序的调整、国外市场的萎缩、关闭,都决定了国内企业的规模扩张、工人工资的定期增长以及充分就业,很可能会成为过去。在此,我们需要再说一次:中国资本主义的每次演变,必然要首先牺牲工人利益

 

在珠三角,国家对工人行动的“宽松对待”,正在被越来越严密的法网取代。自上而下的工会改革,已经大大收敛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也不那么活跃了,特别是员工组织这一领域。至于劳工服务机构,它们最大的价值,是给抗争中的工人以“外面有人支援”的信心,让工人可能支持的久一些,而且不那么盲目。工人行动的一位参与者这样解释劳工机构的作用:

 

如果没有劳工机构的话,我们在法律方面可能就不会把握得那么好,说话也会没有分寸。心里有个底,知道下一步怎么做,就有信心一点。如果没有劳工机构,就算我们想争也不知道怎样合法地去争。”[4](永宝工人余航)

 

但机构考虑问题的视角,仍然是机构本身,而不是工人。此外,2016-19年,劳工机构连续遭到官方的打击,活动空间急剧缩小。可以说,这些机构本来就是过去25年经济高速增长以及“市场全球化”的社会产物。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以介入工人行动为目标的那部分劳工机构严重不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它们对西方“多元社运”的深刻依赖(从资金到指导思想),也让它们在中国很难转变活动方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执政者对官僚机器的充分垄断,让中国工人阶级面对的,是一个高度统合的国家。在对付工人的时候,国家可以统一意志集中发力。即使在以前,只要官方决心打击,一时而起的工人斗争集体,是没有招架之力的。今后的工人行动,显然会面临更多的阻力,特别是对代表的监控、对外部支援的隔断、以及对工人要求的压缩。但阻力的增加,也会促使工人更严肃地看待争取利益的行动。

 

事实证明,过去的那个繁荣时代,工人缺少在厂内持续搞“摩擦”、或者说“劳资交涉”的动力。本文叙述的工人代表,部分人虽有一些日常鼓动的尝试,但效果不大,尤其是始终难以促成一个有斗志的稳定工人群体(哪怕再小也行)…… 回过头看,这些代表充其量只“代表”了行动起来那一刻的工人集体、或在一时一事中有明确需求的工人群体。无论成败,事后都难以形成可以教育更多人的斗争传统。在日常生产中,能够与厂方进行环境允许的“劳资交涉”,借机锻炼经验、加强自信、带动同事的工人圈子以及带头人,在珠三角乃至全国,这样的现象恐怕还不存在。

 

中国资本主义的新时代已经来了,统治者正在紧锣密鼓地迎接它。工人阶级的准备,似乎还看不到头绪…… 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工人今天越盲目,下一轮斗争,就越被动。

 

 

 

 

 

 

全文完


2020年2月1日







[1] 积极支持并不一定等于停工,集体递交抗议信也是很有声势的积极支持,但梦雨遭到资方压制时,几乎没有得到这一类的支持。

[2] 关于梦雨实践的更多分析,可以参考红色中国网 Shannon lee“做工人工作 浅析佳士事件中的活跃工人”

[3] 一度把持大陆流行文化的港台娱乐圈,是西方文化的一个亚种。

[4] 同注释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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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redchina 2021-1-1 01:39
资料丰富,讨论翔实,许多问题有启发性。缺点是只看到资产阶级的力量、工人阶级的缺点,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虚弱估计不足,对工人阶级的胜利前途估计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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