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小结：工人代表与工人斗争

这些未来的希望，这些

无望的人！他们集结在马路上，他们呼号，他们唱

——吴季《每一个人，每一道光》

历经私有化、市场化、入世繁荣，并于2018年进入与世界主要列强的公开对抗，中国资本主义在它演变的每个环节，都尽量把压力转嫁给工人，也就不能不激起工人的反抗。

本文描述的一批工人代表，有些是国企下岗工人中的抗争者，有些来自工会或品牌公关的衍生物，比如属于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的“员工委员会”。更多的代表例子，是受劳工服务机构影响，在集体行动中涌现的。此外，也有2010-12年间罢工小高潮的背景下，“纯野生”的工人代表。甚至还有同情工人的青年知识分子进厂当普工，以员工代表身份参与工资集体协商的例子。

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产生代表的工人动力是不同的。有下岗工人被逼出来的“背水一战”，有三资企业工人“建工会也许有好处？”的试探心理，有珠三角工厂搬迁背景下，工人向老板“算总帐”的情绪，还有“学生工”对剥削压迫的敏锐反感。不同的动力，产生的代表也各有特点。

被迫跟国家交手的下岗工人代表

国企工人的反抗，充满绝望、愤怒而主要追求一次性的目标，比如养老金、医疗保险。无论成败，他们多半逐步退出了社会生产。他们的代表，只要不肯背叛工人，往往要与国家反复交锋。对下岗工人，国家把握了一条“饿不死就行”的政策底线，主要预防工人长期组织化以及提出政治要求。在辽阳铁合金厂的抗争中，国家对主要工人代表老姚判刑，同时解决了工人的部分疾苦。

利用官方半官方渠道争取利益的工人代表

全力引入外资的国策，在90年代中期，就开始让中国工人深受苦难，也触发了自上而下的矛盾缓冲机制。针对三资企业，官方工会进行了维权试点；来自境外品牌商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得到了国家的许可。

就工会维权来说，上海某台资厂的“小丁主席”，从领导罢工，到寻找工会渠道反映工人要求、借助上级工会向厂方施加压力，他做的很有分寸，自觉地追求劳资妥协、积极缓和工人中的直接行动情绪。在为工人争取利益的过程中，小丁的底线，是妥协以后，不能让工人一无所得。

广东某代工厂的“员工委员会”，是在相关品牌的推动下，以“企业社会责任”的名义，诞生于一个工人积怨已久的工厂。委员会让工人有了向厂方据理力争的机会，特别是有了与管理说话的勇气。当然，他们争取到的，往往也只是限制老板不要过分的混水摸鱼。

劳工机构教育出来的工人代表

在珠三角，至少90年代中期，劳工服务机构就出现了，以境外背景为主。他们向工人介绍劳动法规、提供法律咨询，开放社交空间，带动了一批工人起来行动，比如本文中的老吴、阳姐和老崔。

某港资家私厂的老吴，某台资车灯厂的阳姐，都因为受工伤而结识了不同的劳工机构。在机构的点拨下，他们在各自的工厂带头维权，老吴还举报了厂里的违规行为。他们让身边的同事看到，利益是可以争取的，老板不是真的一手遮天。当厂里发生了集体行动，他们都成为了工人与机构的连接纽带，向工人提出建议，引导工人的进退。在阳姐的厂，这样的纽带尤其重要：当工人长期驯服而有朝一日不得不行动的时候，外部的指点、支援让工人比较有底气。

为了争取社保，珠宝工人老崔主动向劳工机构求助，踏上了工人代表之路。在本文列举的工人代表中，他是最有思想深度的。除了没有发起罢工，老崔几乎经历了文中其他代表遭遇的一切：厂方的算计、官方的推委哄骗、工人的支持夹杂着不理解，以及国家机器的镇压。老崔一度很敬仰帮助工人的劳工机构，但他善于观察，看到了劳工机构追逐本位利益的一面。与有关部门打过交道后，对国家的本质，老崔的幻想也减少了。

当然，身为工人行动的领导者，老崔还远谈不上现有秩序的“颠覆分子”，而认为“如果大家都有饭吃，你老板收入多一些，我也不介意啊。”归根到底，他的打工生涯始终处于一个“吃饭不难”的大繁荣时代，而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个时代里，工人阶级的反抗行动还走的不远、对工人的精神震动还不够大。

自发抗争浪潮涌现的学生工代表

2010年，中国工人迎来了20年来的第一个罢工小高潮，打头阵的，是“学生工”。这些“90后”的年轻人，没有经历下岗那一代人遭受的惨痛打击，对更“文明”的生活抱有期待。当他们进厂谋生，“学生工”对老板的剥削比其他工人更敏感、更容易有反抗的冲动。

小丽就是这样一个学生工。技校毕业进入某日资汽配厂两年，她已经受够了钱少工作多的日子。当工人为了加工资而罢工，小丽发挥了很强的鼓动作用，并与社会舆论积极沟通。“学生工”与“汽车业”的组合，惊动了国家的神经，小丽也因此承受了她生命中最大的风暴。虽然事先并不认识劳工机构，罢工结束后，对工人话题仍有兴趣的小丽很自然地进入了劳工机构的活跃圈子，一度在某机构做事。

以员工代表身份，尝试团结工人的左翼青年

同样是2010年前后，工人的遭遇与反抗，在高校里引发了对无产阶级的同情关注。2012-15年间，一批左翼青年知识分子走向工厂，希望找到愿意反抗资本主义的工人群众。他们以普工的身份，试图团结同事发起行动，并宣讲自己的政治主张。梦雨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她能吃苦，能跟同事打成一片，是工会的车间代表，最后在工资集体协商中，因为坚决落实工人要求被开除。

受这批青年影响，为数不多的工人也在厂里设法鼓动同事维权，比如小江。在多个厂做过鼓动后，小江发现工人的流动，大大影响了鼓动的效果。而他本人，也因为这些鼓动，上了某巨型代工厂的黑名单。

不同类型的代表团结工人的方法：简单对比

在争取利益的过程中，工人代表如何团结工人？不同类型的工人代表，方法各有不同。

基层工会的小丁主席很喜欢开会员大会，在大会上向会员解释工会想争取什么、通过什么途径争取，形成多数工人的统一意志。有了多数会员的明确授权，工会做事就能减少工人中的误解，也容易引起上级工会的重视。

劳工机构影响下的工人代表，比如老吴、老崔，注重在厂里宣传法律知识或带头维权，也会在行动前夕，带感兴趣的工人去机构接受培训。培训的目的，是让工人知道有哪些利益要争取、有没有可能争取。当工人开始直接行动后，比如罢工，老吴、老崔很注意保持全体代表的内部沟通，以及向其他代表传递机构的建议，但基本不用工人大会的方式去解决行动中的难题。

对工人大会的不同态度，原因在于基层工会必须在流程上做到严谨守序，才可能让强调“走程序”的国家机器认可工会的想法。而一般来说，中国的罢工靠的是一股士气，还到不了有指挥意志的工人会议那一步，工人也就习惯于把决策权甩给代表们了。

作为年轻一代，“学生工”代表平时的沟通，以及行动前夕的准备，主要通过互联网，这与他们相当依赖网络的生活方式分不开。罢工期间，“学生工”代表也比一般工人更重视对外联络扩大影响，比如小丽。

与说干就干的“学生工”相比，抱着启发工人目的进厂的左翼青年，比如梦雨，首先想寻找的，是有反抗思想的工人。通过邀请工友聚餐、娱乐以及帮助遇到麻烦的同事，梦雨拉近了大家的距离，为后面进行“示范性”的厂内小行动铺垫基础，再以小行动为更大的抗争酝酿气氛。

正如上文提到的，虽然梦雨的工人工作比小丽要细致持久，效果却差很多。在后来的工资集体协商中，梦雨当选员工代表，但她遭到厂方打击后，并没得到工人的太多积极支持[1]。这与近些年来广州汽车工人行动意愿的变化，有直接关系。

说到以“示范”性的小行动酝酿气氛，企业社会责任项目中的员工小组，也有类似的思路。某员工小组的代表有才，在与厂方的周旋中，先让厂里同意搞点花钱不多的小改善，趁着工人有所期待的时机，跟老板直接谈工价、加班费。梦雨在厂里串联车间员工写联名信，要求发放防尘口罩，跟有才是同样的意图。

这些代表团结工人的方法，在效果上，有哪些共同的不足？最大的不足，显然是没有能够在工人中建立持续斗争的传统，而局限于一时一事的视野。当大繁荣已经过去，点到为止的协商、一窝蜂式的罢工冲击，越来越不利于工人争取更多利益了。梦雨等人进厂启发工人的实践，虽然耐着性子坚持联络工人，但还是急于求成，与一般工人的想法并不合拍[2]。如何促进工人有更宽广的视野、看到可争取的更多利益，还有待愿意“做工人工作”的朋友，与工人一起寻找有效的方法。

新时代

想想去年

望望来年

明天零下七度

风雪将至

暂缓出行

——绳子 《放假在家》

在漫长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曾经有过一个广泛的非正式“上层同盟”，从活佛到派出所所长，从香港地产商到河北工厂主，从北京大学的博导到澳门的黑社会，都是这个“同盟”的一分子。他们的共同目标，是攫取资产，在复活的中国资产阶级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2012-15年以来，当中国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国，它的高速经济增长逐渐结束了。在外部，随着持续十年的全球经济恶化，资本主义市场的“全球化”狂欢，也显然告一段落。世界强权之间的竞争，从关税到军事，从争夺技术标准到各自拼凑区域商业同盟，正在成为公开的事实。在内部，掌握核心权力与经济资源的国有资本集团，在自身实力空前壮大后，对“上层同盟”攫取资产时的诸多后遗症，比如经济短期行为、政治上的离心倾向以及文化上的亲西方[3]，越来越难以忍受。

2012年以来，中国的顶层统治者开始调整各社会领域的规则，从吏治、金融到文化娱乐。调整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与庞大经济力量相匹配的国家秩序，把目标从“攫取资产成为资产阶级”调整到“为了资产阶级的更多利润，攫取外部势力范围”，以便长久统治下去。至于那个“上层同盟”，它的许多成员注定要在剧烈的规则调整中，被踢出统治阶级的行列。

也就是说，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确实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刚刚展开的时代，统治者正在集中它的主要力量，以便落实进一步产业升级、建立中国主导的地区市场、资源供给与运输线。只有这样，它才有机会赢得列强之间的竞争。

国内政治、经济秩序的调整、国外市场的萎缩、关闭，都决定了国内企业的规模扩张、工人工资的定期增长以及充分就业，很可能会成为过去。在此，我们需要再说一次：中国资本主义的每次演变，必然要首先牺牲工人利益。

在珠三角，国家对工人行动的“宽松对待”，正在被越来越严密的法网取代。自上而下的工会改革，已经大大收敛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也不那么活跃了，特别是员工组织这一领域。至于劳工服务机构，它们最大的价值，是给抗争中的工人以“外面有人支援”的信心，让工人可能支持的久一些，而且不那么盲目。工人行动的一位参与者这样解释劳工机构的作用：

“如果没有劳工机构的话，我们在法律方面可能就不会把握得那么好，说话也会没有分寸。心里有个底，知道下一步怎么做，就有信心一点。如果没有劳工机构，就算我们想争也不知道怎样合法地去争。”[4]（永宝工人余航）

但机构考虑问题的视角，仍然是机构本身，而不是工人。此外，2016-19年，劳工机构连续遭到官方的打击，活动空间急剧缩小。可以说，这些机构本来就是过去25年经济高速增长以及“市场全球化”的社会产物。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以介入工人行动为目标的那部分劳工机构严重不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它们对西方“多元社运”的深刻依赖（从资金到指导思想），也让它们在中国很难转变活动方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执政者对官僚机器的充分垄断，让中国工人阶级面对的，是一个高度统合的国家。在对付工人的时候，国家可以统一意志集中发力。即使在以前，只要官方决心打击，一时而起的工人斗争集体，是没有招架之力的。今后的工人行动，显然会面临更多的阻力，特别是对代表的监控、对外部支援的隔断、以及对工人要求的压缩。但阻力的增加，也会促使工人更严肃地看待争取利益的行动。

事实证明，过去的那个繁荣时代，工人缺少在厂内持续搞“摩擦”、或者说“劳资交涉”的动力。本文叙述的工人代表，部分人虽有一些日常鼓动的尝试，但效果不大，尤其是始终难以促成一个有斗志的稳定工人群体（哪怕再小也行）…… 回过头看，这些代表充其量只“代表”了行动起来那一刻的工人集体、或在一时一事中有明确需求的工人群体。无论成败，事后都难以形成可以教育更多人的斗争传统。在日常生产中，能够与厂方进行环境允许的“劳资交涉”，借机锻炼经验、加强自信、带动同事的工人圈子以及带头人，在珠三角乃至全国，这样的现象恐怕还不存在。

中国资本主义的新时代已经来了，统治者正在紧锣密鼓地迎接它。工人阶级的准备，似乎还看不到头绪…… 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工人今天越盲目，下一轮斗争，就越被动。

全文完

2020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