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者的资本研究：流派、述评及理论演进
（《海派经济学》2015年第4期）
【内容提要】理论的创新是时代实践的产物。因此，国内学者的资本研究固然存在着“严重分歧”，但仍可以从中取出“生产条件——生产要素——资本”作为分析性路线，对理论分歧进行“知识构图”。这是对实践进行的真实认识及反应。显然，其逻辑展开代表了对彼此分殊的价值取向性的蕴含。在分歧中“融合”，在融合中保存“分歧”，这是时代发展的主旋律；资本理论演进概莫能外，这应当作为分歧各方的一个共识，同时也应成为辨别“理论流派”的依据。讨论基础是《资本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论》中的资本概念的扬弃力量的始航，启动了“实践融合”之路。由此决定“社会人力资本”范畴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实存的规定。
【作者按】本文是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资本论》与中国经济学实践创新研究”的重要研究成果。原载于“海派经济学. 2015,13(04)”，合作者张任由。这次重新贴出，时局使然。期待“社会主义资本”研究进一步学理化、社会主义理论化，期待2021年更多“红色（理论）研究”为党的生日献礼！
一、资本研究的流派：划分的依据（代引言）
在我国目前，显而易见，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特殊性和内涵轨迹的独特性，已经形成了一批以研究“资本”为己任的理论学家、流派和工作团体。“流派”这一术语是意义广泛的，简言之，就是指认有着共同的研究目标而逐渐形成的理论研究上的“语言共同体”。所谓研究流派，则是指具有共同学术理想，遵循基本相同的学术方向或研究线路，以及共同使用某一种类的语言进行学科交流、沟通的学术平台意义的“理论流派”或“学派”，他们尽管研究领域彼此不同，但理论研究价值取向高度趋同。本文取后一工作涵义。具体到中国资本研究，就是这样一些学术工作团体：他们拥有相对一致的立场、观点，基于几近相同的理论基础和范式，并在研究上，对资本发展的某类现象产生持续性的兴趣与关注，据此形成了可谓是“权威声音”的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这同时是针对国内资本理论流派的实践发育而言的。
资本研究存在着严重的“理论分歧”，盖因对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和西方生产要素理论进行了不同的“理论消费”：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和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这些对资本概念的不同理解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解，其核心是将资本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第二类是西方流行经济学的理解，将资本理解为一种生产要素。”（鲁品越，2006：51）为获得一种澄明而彻底的理解，“我们必须从个体出发去理解整体，同时从整体出发去理解个体”，“可是问题在于，是否这样一来，理解的运动就得到恰当的理解了呢？（伽达默尔，2003：40～41）这是一个相互深化的过程。随着分歧的不断加深，两大理论之间的对立变得越来越尖锐，所以就需要一个缓冲的中间地带，于是中国实践的理论土壤之上逐渐诞生了“各种资本理论流派”，他们分别说自己是“新资本论”。
他们的独特优势也许在于不再固守《资本论》的文本。即不再信守这样的“认识教条”：“马克思的辩证法……是马克思继承前人在论证社会变革的方法论基础上，所形成的对进一步的社会变革的方法论……也是贯穿于《资本论》中的原则。我们理解《资本论》的逻辑时，必须明确这一层……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马克思就将他的辩证法具体运用到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揭示和论证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论》的逻辑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法在揭示和论证资本主义经济矛盾中的具体化。”（刘永佶，1999：21）
二、分歧的道路
实践从来是理论认识的第一沃土。在我国，资本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经济范畴，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社会价值。但是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提出，资本同样具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生产性”功能，资本的内涵和外延毫无疑问地扩大了，这就在认知上，对国内学者所熟悉的“马克思资本理论”产生巨大的冲击。
但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而言，这是破除“普遍永恒资本”符咒的伟大历史征途。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一项历史任务，就是“超越资本”。“‘超越资本’一词的核心意思，正如马克思本人从事写作《资本论》时所指。在这个意思上，它指的是超越资本，而不只是超越资本主义。”在此语境中，我们需要适时关注“社会主义批判的历史遗产”，“在此，采取的方式不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遗产做直截了当的历史描述”，“因为今天社会主义者面临的严重问题并不源自于普通的理论和政治的关注。它们引发于痛苦的历史经验——20世纪为后资本主义秩序寻找重要立足点之尝试的实际呈现和悲剧性瓦解——和与此相联系，所有那些赞同要为资本的统治建立一种可行的社会主义选择的人，不得不界定自身的、极其不同的、有时甚至是严重冲突的立场。”（梅扎罗斯，2003：10～12）社会主义的期望最初是建立在可靠的物质基础之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经济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同时实践开始向人们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也出现了越来越多亟待解决的迫切性现实问题，这就迫使人们把目光重新投放到理论领域，重新回看马克思所研究的对象——资本，审视其性质及蕴含的力量。我们在对已有的理论成果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这些学者对资本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客观而论，目前国内资本的研究存在一个重大的分歧，集中在以下方面：有一类学者（不妨称其为“I类学者”）主张通过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理论来研究资本，——这其实是马克思资本理论的中国运用；与之相对立的学者（不妨称其为“II类学者”）则主张应通过生产要素理论来研究资本，——这其实是西方经济学资本理论的一个“在中国的”应用。两类学者、两类迥乎不同的工作思路，撞击出两股彼此激荡着的理论逻辑洪流。I类学者的观点可归结如下：其一，认为中国经济的对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其间蕴含对资本关系的社会主义利用（规定）；其逻辑主线就像马克思那样，以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基础——生产过程中人们的相互关系——再生产过程中的其他关系，作为依次性的展开（吴宣恭，2010）。其二，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方式理论一方面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也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范畴与概念体系，具体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就是以生产方式理论为核心的科学范式（于金富，2008）。据此，一些学者从中挖掘出所谓“资本二重性”的规定，以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历史根据。其认为：“资本二重性就是资本在商品化或市场化的经济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些由其本质决定的，但又不是以本质形态存在而是以现象形态的资本的性态或特征。正是这种二重性决定着资本私有制从封建经济中发展而来，又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不断发生着革命，最终通过自我爆炸或者通过自我扬弃来突破私有制的限制而走向社会主义经济。”（杨志，2002：15～16）
II类学者理论观点同样可以归纳为三点内容：（1）资本作为诸多生产要素中的一种，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虽然马克思资本理论与西方资本理论是对立的，但是由于资本增殖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前提的规律所限定，所以，此二者在由资本构成变动产生的效率变动的方面具有认识的一致性。这样，他们就对马克思的资本定义提出了新的理解：“资本的内涵整体地体现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联系，二者密不可分，本质上是历史性质的，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应该遵守资本是一个历史范畴的经典定义。在整体定义的前提下，资本又同时分别具有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个方面加以研究和运用的可能性。”（吕炜，2005：171）（2）资本理论的发展有助于国有企业的改革。他们认为资本是国有企业生产的要素之一，因为资本要素的结构对国有企业的绩效和发展有很大的关系，例如解决负债比例过高、投资主体错位等问题（张维迎，1999：163～179）。（3）此外，洪银兴教授也倾向认为：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要素”（实则是社会生产条件）理论分析视角，资本是经济增长诸多要素中的一种，资本研究应与实践发展相结合，在不同的阶段，资本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它可能将其他要素组合进入经济过程，但也可能被其他要素所组合（郑江淮等，2004）。
I类学者，秉承马克思资本理论批判路线，试图从中挖掘建设的力量。他们认为资本并不是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的代名词，而是能够和各种不同的经济关系、社会经济制度相结合。他们一方面想结合马克思的立场和方法，另一方面又想从新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理论，希望在不违反其原则的条件下，得出新的结论。他们坚信马克思资本理论是科学的，并且能够对当下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作用，同时，他们承认资本理论之间的分歧，认为需要通过发展了的资本理论来解决分歧的理念。这些学者普遍地把自己学说的理论基础归于马克思的研究，依据《资本论》中的理论与逻辑提出对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种种看法。
与之相对立，II类学者普遍援引西方经济学资本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希望通过现代西方生产要素理论来解决资本理论发展的分歧，认为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从而解释其理论内部不存在根本性分歧，具体到资本关系方面，不同“资本理论”只有量上的差异。所以他们指出，现阶段应该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有关生产方式变动的基本理论作为基础，同时吸纳和融合西方生产要素分析的相关成分，把马克思资本理论和西方资本理论予以“结合”，建立一个在二者之间能真正对话和沟通的理论平台。
对理论分歧的不同方向的解释，我们可以发现：I类学者研究的根据在于，依照实际经济条件对资本理论加以限定，从而提出了研究对象上的生产关系的演进观；II类学者则认为，我们应该不断结合西方理论体系中的生产要素知识，把资本看作多种生产要素中的一个，它们只是服务于价值增殖的社会运动形式。为此，他们提出了研究对象上的生产力进步观。这么对比之下，可以将“分歧”归结为资本研究的生产关系对象观与生产力对象观的严重对立。“一种名符其实的解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展示这种本质的历史的实在性……称之为‘效果历史’。理解是一个发生在效果历史中的过程，并且它可以被证明是从属于解释学活动在其中必须自创其途的语言状态。”（伽达默尔，2003：48）所以形成这样的理论分歧，是有一定的理论背景所支援的。
首先，马克思资本理论流派一直占据着话语的主体地位，但是随着西方资本理论的传入，开始冲击这种地位，使之产生“革新”的理论需求。这是内力与外力之间不断上演与反复进行的一场“持久的较量”。随着较量的开展，马克思资本理论的主体内核似乎开始“瓦解”，导致了西方主流理论的加速传入，冲击力度和节奏明显加大。于是乎一时间，传统话语的解释力和解释效果，显得岌岌可危了。[①]其次，我们也要看到，一方面，马克思资本理论（其理论优势和正统的地位）在短时期内是不可能“被理论击溃的”；另一方面，西方主流资本理论欲彻底取代马克思资本理论，也并非一日之功可以实现的。这样，彼此之间就慢慢形成了理论对抗和逻辑的对立，形成中国体系中目前可以说是最为醒目的“分歧”。最后，两类学者对于资本的理论研究虽然存在严重性分歧，但是我们同样可从中察觉出一点：生产关系和生产要素，尽管话语不同、性质迥异，但是于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认识交集，就是说“共同点”。它们分别阐述了生产逻辑的两个不同方面——社会关系的逻辑和技术关系的逻辑。概言之，两类学者均对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现实与实践问题以及大众所普遍关切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充分地阐释与说明，为此均发表了观点鲜明、论证充分、逻辑性较强的“理论演说”。他们堪称中国资本理论的“实践阐释派”。
在此基础上，对认识矛盾进行直接的折中势成必然。国内一些学者试图“综合价值论和要素论，进而旨在实现价值论和财富论的‘对接’”，导致“解释本体是对本体的解释性，是没有内容的形式规定性，旨在提供手段和目的性解释。”但另外一方面，也产生了不良的工作结局：“所谓‘创新’，到头来导致的是严重的理论和方法论庸俗化倾向。”（许光伟，
三、基于流派的研究述评
毫无疑问，“资本中性论”混淆了资本发展的属性——这是“历史中性”的——和资本的制度性质。这种研究坚持认为资本是制度中性的，能够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形态进行“制度联结”，而可以打破“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存在资本”的认识神话。结论是突兀的。可要说，它是从《资本论》中“研读”得出的结论，却令人难以信服。尽管如此，透过它，我们能够清楚地审视学者们提出的不同的反对意见，并且更为重要的是，透过它，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知晓“反对”何以可能。
（一）马克思《资本论》研究流派
1.资本范畴的研究
正统而“保守”的学者们主张以马克思提供的经典著作为依据，进行资本范畴的研究。其主张诘难“资本中性论”，否定它的解决“资本为什么存在”的逻辑可能与理论合理性。主要观点：一是指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资本的现象，应该通过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来解释，用“资本中性论”来分析理论逻辑不通；二是指出通过“中性论”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资本，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一方面，运用资本中性论，“从资本的本质特征中得不出资本‘姓资’的结论”，这样就不能表明：“资本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更不必然体现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另一方面，其也无法否认资本具有社会属性。可见，关于资本中性的理论存在一个明显的矛盾：既然资本是中性的，从其本质特征不能得出“姓资”的结论，那么，这个规定又何以能够打上“社会”烙印？而通过运用劳动二重性理论来分析：“资本”一方面具有生产力的属性，是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另一方面，又具有从抽象劳动角度看的生产关系的属性，体现人际之间的关系。所以资本是一种价值，表现为生产要素的价值。可见，“同是商品经济，用劳动二重性理论分析，由于目的和手段的换位，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有了本质的区别。”（侯廷智，2003）
上述学者提出坚定不移地走“马克思资本理论”道路，认为这个理论体系至今对中国而言仍有实际的指导作用。由此，不能通过变异的劳动价值论的“价值涵义”来宣传使用价值决定价格，或效用价值论。实际上，这是一两百年前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马克思经济学早已经否定了的观点。归根结底，要想准确无误的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必须系统地掌握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以及其他论著中的相关内容（卫兴华，2002）。
正统学派学者的研究，可以说是中国化的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发展。在上述学者的眼里，理论演进的轨道是没有变化的，尽管不断发展，但最终形成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理论”。他们认为《资本论》的理论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仅是指导理论，而且很多地方甚至可以直接套用的。这些看起来过于“保守的”观点，也遭到某些同样信奉马克思理论逻辑的学者[②]的反对：“不能只局限于马克思经济学本身研究问题，应同时精通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的原理和方法，马克思经济学者需要掌握‘两个基本原理’：马克思经济学原理和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从方法上讲，传统的‘定性’和‘抽象’法虽然是为传统目的服务的，但不能丢弃；不过，研究‘目的’的转变客观要求研究方法有一些创新。在坚持马克思特色方法的前提下，研究经济运行机制时，应该大胆而有选择地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定量’分析方法和工具。”（杨继国，2005）
2.公有资本的研究
在正统流派内有两个分支：其一是正统保守学派；其二是公有资本研究学派。我们现在来看后者。不满足前者的“纯继承的”范畴研究，公有资本学派展开“有发展内涵的”资本范畴研究。他们整体上认为，公有资本更多的体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反映国家、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根本利益关系。主张以下几点：第一，“公有资本虽然克服了资本关系中阶级的对立，消灭了资本对劳动的阶级剥削，但是却不可能同时消灭由现代生产力特征所决定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不可能避免社会利益以外在强制方式迫使劳动者个人把劳动时间延长到必要劳动时间之外。”（荣兆梓，2004）第二，“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采用混合所有制经济，但是目的和形式应有所不同，混合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公有资本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程恩富等，2015）第三，“社会主义资本”和“公有资本”虽然在概念和范畴上很接近，但两者并不完全能够等同，“公有资本”不能代替“社会主义资本”而成为中国现实社会的基本范畴。归根结底，“‘社会主义资本’的范畴和理论是基于当前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对‘资本’的一种理智清晰的让步，它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完全的社会主义。”（靳共元，2007）
按照研究性质而言，此种理论体系确实贯彻了这么个原则：“《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研究目的不同，一个是批判的理论，一个是建设的理论。”但是，如同这个理论判断：“作为建设的理论，《资本论》缺乏短期分析工具”，其仅限于“本质分析”，——起码从已见到的研究成果看是如此，那么，公有资本的研究无论如何不能和《资本论》理论逻辑实现“无缝对接”。因此，其使以下断论明显地具有了某种缺憾性：“《资本论》研究的市场经济是不包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内的，在作上述理论构建之前，应该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范畴进行再抽象，建立市场经济一般理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经济一般’的‘个别’形态，从而使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成为《资本论》研究的市场经济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具体化’发展。”（杨继国，2005）
（二）西方资本理论研究流派
1.生产要素的研究
无论如何，“批判”不可能平滑地转向“建设”。为了强制性地硬性统一二者，西方生产要素理论同一化“物质要素”和“社会要素”，使之成为“生产要素”。而遵从物化的要素理论思维的学者实际上是认为：资本是作为一种纯粹的生产要素规定而存在，没有姓资和姓社的区别，也不存在所谓的“资本中性论”。
为此，这一学派提出了自己的审慎性意见：“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可以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生产要素的划分都具有很强的相似性，但是西方经济学的生产要素价值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是根本对立的。”（于刃刚，2002）他们指出：“萨伊和凯恩斯的供求理论虽然各执一端，但最后还是合流在一起，都以发展供给来解决供需矛盾。”（胡培兆，1999）这可不就是他们眼中的“要素的”统一性吗？所以简而言之，“西方经济学的生产要素理论是资产阶级辩护性经济学的微观构图，运用的方法论技术是解释学，其主要目的是循环论证其物象化的总认识预设……西方经济学生产要素理论是一种解释学规划，其基本进路是从物象化的实体论一步一步地转向物象化的关系论。”这带来了很大问题，故此，“实际上，马克思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生产要素理论的批判是一种方法论进路的建构性批判，是‘真理的方法’向‘方法的真理’的转变。”从而无法“促成理论和方法的辩证交融，实现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的统一”，这其实“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已经丢失的重要科学内涵。”（许光伟，2012b）
因此，尽管这一流派的学者对资本在经济中的运动增殖做了研究，并且也认为资本的增殖就是资本的收入，是一种“合理的”、理所应当的范畴，但是，还是倾向于把资本的运动和市场经济中的供求运动相对应。这样，他们就把社会增殖运动看成是“公平正义”的原则，美名为“效率”。通过生产要素的物象化法则，可见，西方主流资本理论在发展、创新马克思资本理论体系的口号掩护下被“合法化”了。对此，我们不仅要引以为警惕，更要正确认清其理论根源与性质。
2.人力资本的研究
西方生产要素理论通过把生产条件一味地予以技术逻辑化、物态化，强调了“物本位的”研究路向。但自舒尔茨1960年发表《人力资本的投资》以来，生产要素对“自身”进行投资成为研究的一个新动向。但这是把人作为生产要素来研究的做法：认为人既是物质要素，也是社会要素，从而把握住了生产条件的总性态。为此，我国学者从赋予人的主体化特征的角度对资本增殖运动进行了重新研究，同时参照“西方人力资本理论”，试图提出“人力资本假说”，理论基础兼容劳动价值理论和生产要素理论。即便如此，其实质仍然是局限于纯粹技术涵义对生产要素实行的继续研究，而把生产要素（规定）彻底物象化了。这是“人本位”研究路向。
例如认为：“市场中的企业是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契约，它不能事前完全规定各要素及其所有者的权利和义务条款，总要有一部分留在契约执行中再规定……人力资本的产权相当特别：只能属于个人，非激励难以调度。”（周其仁，1996）但是，人力资本的产权在马克思和西方学者的眼中是不一样的。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是以所有制及其法律表现“所有权”为中心展开的，认为一定社会的所有制形式或者产权结构不是个人之间自由交易和自由契约的结果，而是社会结构的整体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相比来看，西方产权理论乃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之上的抽象人性论，运用的是个人主义方法论。国内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不少研究。即认为通过对洛克的劳动产权理论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进行深化发展研究，劳动产权已经不是简单的关于利润分享的问题，而是关系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尤其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改革实践，关系当前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走向（李惠斌，2013）。其认可劳动产权是一系列财产权利：最重要的就是与非人力资本投入者一起分享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曹天予，2006：7）。因此无论“劳动力产权”还是“劳动产权”，都是人力资本产权所包含的一个方面。[③]
这些学者还强调：“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方竹兰，1997）针对中国企业改革，则认为：“现实需要我们用人力资本产权原则替代货币资本的产权原则主导国有企业的下一步改革，用人力资本产权原则确定全体人民的国有资产所有权。”（方竹兰，2008）尽管把劳动者视为和股东一样的“企业的所有者”，但是这一框架中，人彻底沦落为经济动物和交易动物：“新型公司企业中劳动者也拥有自己人力资本的完全产权，他们除了在劳动市场保护自己的人力资本产权外，还通过与公司股东和经理共同拥有企业的所有权而实现自己人力资本的产权。”（杨继国，2002）可见，其对“理论”提出了特别要求：“我们通过科斯的企业契约理论，加上产权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可以提供一种对市场里企业组织的新理解。但是，要把这个新理解直接用于分析非市场条件下的‘企业组织’却是困难的。”（周其仁，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