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者的资本研究 —— 流派、述评及理论演进

（三）社会资本、智力资本研究及其他流派

　　1.社会资本的研究

　　所谓“社会”资本，即以社会网络或文化形态存在的“资本”；其指向了“广义上的社会关系”，描写“人群的生产条件”或“社会生产条件”。人力资本范畴把生产条件人格化了，忽视了生产条件的社会逻辑与性态的研究。这在一些学者看来，是不恰当的：“‘人力资本’理论否定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在这个理论体系中，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一样，凭借所有权获得各自的收入。这不仅掩盖了财富创造的真实过程，更重要的是掩盖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客观对立，模糊了各种人群在社会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不同诉求。”（靳共元等，2009）其还需要被生产条件的“社会的性态”所整合或者补充。后者的研究视角相比单纯的人力资本研究而言，更为重视了“个人”和“社会”的对接性。一言以蔽之，其主张在企业、社会中考察社会资本理论的类型、差异以及影响因素。

按这种观点来看，“在微观层面上，社会资本是解释中国私有企业绩效的重要变量，但是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不一致。当期社会资本投资即社会资本流量与企业的扩展显著相关，而长期社会资本投资即社会资本存量却显著影响了企业效率。”（张其仔，2004）“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总量存在差异：领导干部、企业经理、专业人员及其他白领阶层拥有较高的社会资本积累，而小雇主和工人的社会资本处于相对劣势地位。”（边燕杰，2004）对企业而言就是：“企业社会资本是指通过纵向联系、横向联系和社会联系摄取稀缺资源的一种能力，一个企业社会资本量的大小，受经济结构和企业家能动性两大要素影响。”（边燕杰，2000）

2.智力资本的研究

如果说生产条件在性态上具有外向的可扩展性、交叉性和彼此间“可渗透性”，那么，它同样也具有内向的“内涵性”。这是资本的“智力因素”——智慧化的生产条件。该学派的学者认为，智力资本虽然是一种无形资本：既触摸不到，也无法衡量，但是正因为这个特点才决定了其可以运用到很多不同的行业和领域，表现最突出的就是高校。

在智力资本理论中，可贵之处在于指出了：“智力资本的本质是知识，但其形成依赖于企业投资，表现为企业运营过程中实实在在的资金投入。智力资本在企业的运营中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它的形成都是企业从成立以来长期不断积累的结果。”（南星恒，2014）具体到当今的高校而言，他们建立了相关的理论模型，认为高校智力资本能够通过人为的某些因素不断地转化为“企业智力资本”，形成创新“知识活动”和成为创新“知识资本”。究其实质而言，其实是强调了：“以新的知识和技术改造物质资本，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管理水平。”（洪银兴，2013：46）可见，“智力资本已经成为高校组织的‘第三资源’，是高校竞争的核心因素，代表着高校未来的发展潜力。”（王小明，2005）

3.其他研究

关于虚拟资本的研究认为，虚拟资本其实“是不存在的财富”，但是它的重要性在于：“只有单纯以价值形式存在的财富，才更能体现市场经济中财富的真正属性，即市场经济承认的财富的本质属性——它的社会性。”这可以概括为：“个人财富中的物质财富比例越大，个人对社会的依赖程度相对越低；个人财富中的虚拟财富比例越大，个人对整体社会的依赖程度越大。个人财富的虚拟化，把人们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们对整体经济状况的敏感程度不断上升，个人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这就是市场经济的社会化。”（刘骏民，2002）关于道德资本的研究认为，“马克思并未否认资本的物质形态，但更为重要的是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基础上考察了社会资本的各种形态，既包括资本循环中的各种物质形态，也包括反映资本关系的道德意识形态和资本运动中的信用道德制度，甚至指出了这些道德资本对于维系资本循环运动顺利进行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刘琳，2013）关于心理资本的研究则试图指出，“智力资本概念的视角是宏观的，带有整体性，是从企业整体出发，强调企业中的人力资本、内部结构和外部关系在提升企业整体绩效中的作用；而心理资本概念的视角是微观的，带有个人性，是从个体心理出发，强调个体的心理状态水平对提升个人绩效的作用……智力资本的概念经过了从单纯的人的个体智力资本到组织智力资本的发展历程，其内涵包括了个体和组织层面；而心理资本只是从个体心理资本的角度出发……因此，智力资本和心理资本这两个概念是相互补充的，它们比人力资本更清晰地指出了蕴藏在企业中的人身上的巨大的隐性价值，并启示企业的管理者如何通过开发这些价值以推动企业经济的发展。”（赵曙明，2011）总的来看，这些拓展和补充的研究反映人们对于生产条件的社会形态具有良好的认知，丰富了资本的形态的知识。

四、可能的融合——实践的向度

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服从于实践的发展。正是由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才酝酿了中国当下的资本研究流派的理论繁荣局面，这也往往预示着理论本身的发展与进步。换句话说，没有理论上的繁荣，就难有理论的进步，这是必要条件，但充分条件仍然是实践本身。在理论的实践与应用取向上，我们认为可以借鉴《21世纪资本论》的一些成功的做法。“该书在研究方法上将经济学和历史学熔铸一体，既有经济理论家宏大的视野，也体现出史学家细致扎实的史料挖掘功力，这是十分难得的。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在方法和工具上似乎已和国际‘接轨’，日益繁杂精深的数理模型、计量模型已成为中国经济学论文的标准模式。然而，模型和工具精巧的背后却是思想的缺失和贫乏，不少经济学论文仅是‘为了建模而建模’。”（杨春学等，2014）尽管这本书同时也反映了“小资产者的哀怨、无知和偏见”，并且基于皮凯蒂“对收入和资本等的错误计算”（余斌，2015），“他在‘资本’的概念、‘无限积累原理’、‘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资本主义崩溃论’五个方面对马克思的理论做了切割，存有曲解。”（李其庆，2015）

依循实践的批判、继承和发展预示着理论的可能的融合。逻辑依据和可能路线是“生产条件——生产要素——资本”（许光伟，2012b）。首先，中性论“企图将生产要素直接塞进这个结构……导致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的同义反复……生产要素与资本本身的同义反复。”（许光伟，2012c）其次，正统资本研究流派则认为中性论是错误的，但是，该流派的保守学派在从理论逻辑上破除资本中性论观点的方面也存在不足：例如混淆了“资本主义批判”和“社会主义期望”，导致其无力探索批判域中的实践过渡。相比之下，公有资本研究派则能够在及时更正这一不足的条件下，认真探索“制度的演进”，倡导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平等竞争。再次，西方资本理论流派（包括智力资本研究路向）的资本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并不算是真正意义的“资本”研究。其局限于生产要素研究与模型整理工作。这些研究的路径是：物质要素推动→人力和智力要素推动→创新要素推动。因此客观而论，这个学派的理论实践只是直观地深化了人们对资本的物质形态的认知，并越来越把物象关系的形态神秘化了。最后，社会、文化、智力以及道德、心理资本的研究关注的是资本的内在的力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软实力”。着眼于摆脱西方的个人主义思维定式束缚，力求多路向发展，这一研究路线是值得肯定的。但研究者的另一面是：忽视生产要素结构的历史演进研究，试图直接从“生产条件”过渡到“资本”，势必损害资本理论的固有逻辑，造成生产关系的制度特性的研究“缺位”或“越位”，等等。这些不足应引起相当的重视。从理论演进逻辑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层面上看，虚拟资本的研究可以说是有效地克服了上述的不足之处。因其要旨是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构型绝不是纯粹符码化过程。它的批判性依据即在于平均利润率实现机制的现实性，从中产生虚拟的必要性。虚拟形态或虚拟生产价格是市场生产价格的转化形式，很显然是以完全分配意义的财产关系实体的生成为前提基础的。”（许光伟，2014：550）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发现资本理论流派的各自的创新空间似乎十分有限：它们彼此之间很容易从对手的逻辑中区分开来，都拥有严格地属于自己体系的“理论”。但另外一方面，它们其实又是必不可少地倚靠着对手的，通过与对手之间建立的批判活动来谋取自身理论的发展。这恐怕就是中国资本理论发展的现实，也是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一个现实的反映。因此，可以认为：“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学流行理论的残缺，最重要的是方法论上的偏差……我们必须在方法和体系上进行创新……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所有制二元化的实际出发，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吴宣恭，2015）这就要求我们要不断从国内以及国际上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获取思想源泉，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积极主动吸取古今中外各种经济发展理论的合理成分，从中勇创“马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主流经济学，构建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实际的理论的新范型（程恩富，2000）。

五、结语及展望——因应潮流的建设

本土化的资本理论因应中国时代潮流下的实践与建设，而又在分歧中求融合，在融合中保存着“分歧”，这就是对资本进行历史扬弃性的工作内涵，也是理论演进的“逻辑内涵”。其中的要点还是建立恰当的“时代的资本范畴”。因其需要集中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如何来”、“为什么”和“是什么”，要义也就在于：“在当下，生产要素规定整体构筑在劳动——（人力）资本的实践中介中。它承载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历史‘共构’，映照着两种生产关系范畴——资本以及‘人力资本’的‘社会共构’，致力于完成‘历史导引’的任务。”（许光伟，2012b）这种范畴是批判与扬弃、实践与建设的工作合一，承接这样的历史内涵：“中华商品生产体系，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有限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定。”显然，它还意味着“现代意涵劳工概念的成长”，体现“资本→社会主义劳工（人力资本）的发展转化关系”，从而可以说，“这是对联合发展关系的一个社会确认，是生产者和劳动者重回社会人格范畴之过程。”（许光伟，2014，写在前面：2）其“超越资本”之处就在于：在实践中引领资本的发展航向，“以致，资本和社会人力资本（规定）同时成为彼此以对方为条件的自我扬弃的发展运动。”（许光伟，2014：671）

生产条件在这一架构中“实践态”化了，生产要素在理论语境中社会规定化了，扬弃资本的经济力量成为“革命的实践”。这种实践按现实内涵涵容“资本的概念”，其超出的行动是绝对的“历史主义”和“实践主义”。即一方面是商品经济形态的继续发展，这使得资本成为商品社会的“资本”，另一方面，产品经济形态获得现代意义的发展，与商品社会形成“矛盾的对抗”，这使得资本同时成为积极扬弃自身的社会力量，并因其这一属性而得到认可。即“对社会主义生产体制来说，人力资本是从微观到宏观无时不变身着的经济参量，从而是在谋求共富缩距的发展轨迹中脱颖而出的生产制度结构和社会博弈参量。其具有宏观和社会实在意义。而且，越来越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以太范畴’。”这说明，这种范畴委实与西方理论实践域内的人力资本规定迥然不同：“对资本主义生产体制来说，人力资本是一个微观场域的个别变量，并不具有实在的宏观意义。”相反，“对社会主义经济生活而言，一方面在有效替换资本的工作位置上，处在劳动社会场域的总体人力资本，从而社会劳动体规定必须被视为直接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从而定格这样的行动公式：社会人力资本＝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分配关系；另一方面，其人格化范畴又须得从抽象领域中抽身出来，通过行动,处处为实践提供具体工作范型。”（许光伟，2014：666～669）

这种以太范畴委实是“社会人力资本”。它酝酿着人类劳动过程的新的文明规划。它冲垮了“人人都做资本家”的行动诉求，并坚持把分配方式的革命不断地引入生产方式的实践领域，推动生产方式的革命。从而，资本不再仅仅是对社会产品的分配权，以至于不再是对生产条件的社会支配权，这种属性越来越少，“人力”（人的体力和智力）就从个体的束缚中释放出来，从外在的机器束缚力量中解放出来，就直接地成为了“社会物质力量”（有形的和无形的物质力量）。这提示我们：社会人力资本不再是社会关系的实体范畴，而是资本关系和社会财产关系的形态范畴，是社会财富的“语言共同体”的范畴，因而，它既是理论，也是实践，是能动的理论认识和社会实践。其作用的聚焦点是引导新型人类生活的“生产关系－交往关系”，目的是把“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引导为“生产关系－合作交往关系”，即联合劳动发展取向的能动的社会交往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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