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暴乱背后，我们都忽视了一场“无革命”的“革命”

　　▍一门物种（Species）的科学　　

　　在《尾注》第三期的《待命航线》一文里，我们把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核心麻烦描述为将散落的无产阶级(以及心怀不满的中产阶级)碎片组合为广场上的同一股力量的问题。如今回想起来，它们都是非运动大潮刚刚涨起时的信号。但“组合的问题”(problem of composition)更常被理解为一种“身份政治”的问题，后者似乎是伴随着工人运动的消亡而出现的。

　　但要说反身份政治是身份政治最糟糕的产物的话也有些许夸张。许多批评身份政治的左翼人士认为，工人运动的残余力量，依然可以围绕着一个身份问题而集结起来，即从未远离其核心的“公民民族主义”(citizen nationalism)。但我们也已经看到了，只有右翼才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壮大起来。然而，“身份政治”并非只是一个在社民左翼头顶上游荡的幽灵。事实上，这个词已经变成一种几近普遍化的贬义词了。即便是那些最“清醒”的人也开始采用同样的术语(或同义词)来批评那些试图缝合不必要的分裂的人，或者是那些用可疑的说辞来代表被压迫者中处境较好的亚群体(sub-groups)的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身份政治”指涉的不仅是当代非运动所要面对的一系列局限。在我们使用这个术语时，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讲，身份政治构成的是今天大多数斗争的基础，以及由此引发的必须直面的种种局限。

　　非运动的核心组织原则是他们对普遍的不公或腐败，特别是对警察、政客或精英的愤怒和厌恶。但是在斗争的演变过程中，这种负面的团结(通过敌意达成的团结)是不够的。我们通过对于何为错的共同感觉判断而达成团结，但又恰恰限制于这种与“错”之间的关系，要超越这种限制只能依靠阐明关于“对”的共同愿景。此外，我们在愤怒和愤慨的旗号下走到一起，但其背后关乎利益和忠诚的真实分裂却被掩盖。这种分裂有些时候不可避免地会让它们在暴力中被感知到。这在不仅仅是针对既定的敌人的斗争，而且作为为了特定阶级群体(例如黑人、原住民、青年、移民等)而战的斗争时也表现得很清楚，这些特定群体会将自己表现为最饱受剥削或最愤怒的一群人，以局部来代表整体。

　　如今这样一个整体是无法被代表的，以至于一些身份政治倾向于描述阶级斗争在既定工作场所或既定阶级构成之中的潜能与局限。的确，这样的斗争只能够借助直面和混淆让工人阶级深陷其中的身份认同区隔，从而来延展自身。阶级被区分成无数种情形，每一种都能反映局部，但没有一种可以清楚地勾勒出政治忠诚和利益群体的面貌。而且也鲜有协调问题的解决方案，以让局部的身份认同可以被加以调整以充分地反映作为整体的阶级。

　　例如在美国，阶级是借由“种族”(race)来运作的;整个社会之中最贫困且最受剥削的阶层是比例不一的非裔或土著后裔，而这些族裔的特征又常常被识别为该社会阶层的特征。当然，这种表现形式的问题不仅在于，事实上存在着非裔或土著后裔构成的中产阶级群体，而且还在于贫穷的白人在这种视角下常会被误解为是享有特权的一拨人。在一个自由主义的美国想象之中，白人工人阶级已经被视作无可救药的种族主义者，是一群与被唾弃的特朗普的基本盘相应的“可怜虫”，而在保守派眼中，这个群体则始终与早已不复存在的由男性担当的养家糊口的工种——包括警察——联系在一起，他们的体面与料想中“底层”(underclass)黑人应有的病态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这两个阶级都被依照道德的或种族的准则被裂解为值得拉拢的和不值得拉拢的穷人，但哪一个“种族”应该在这种二分法之中被对应到哪一边，很大程度上则仰仗旁观者们对自由派或保守派的忠诚度。

　　如今所有的政治都倾向于身份政治，并不是因为身份之分歧变得更加清晰且难以对付，而是因为它们越发受到挑战和混淆。一方面，这是正在进行中的资本主义停滞的简单作用，在这种停滞中，生产的进程与日益糟糕的经济走势相结合，以摧毁对维持就业、健康、居住和家庭生活稳定的期盼。另一方面，当对抗这些逐步恶化的境况的需求，足以打破跨阶级合作的重重阻碍时，当非运动最终涌向街头、广场以及环路时，身份进一步受到挑战，直至其存续也受到质疑。这些空间是需要被混淆的，因为其生产所需要的是一种对于分散的身份认同的主动合流。而这个进程势必让人感到忧虑，因为它涉及到身份政治那冒险的舞步，使之常常处于这样一种风险之中：变成单纯的表演性、痛苦的乃至暴力的。

　　最新一轮对于黑命攸关的表述，也因此可以被视作是表现非运动的全球累加特征的一种普遍模式的实例。自5月26日以来席卷全美的示威、暴动以及对纪念碑的冲击反映的是一股迄今为止分离乃至互相对立的要素的巨型合流。在这种融合之中，内部分裂也随之激增，既包括已存在的身份认同，也包括在斗争中新生的身份。在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动乱中，我们可以指认出“日”与“夜”的不同，分别对应中产阶级的和平抗议以及无产阶级的暴动和洗劫。我们也可以论及“暴力”和“非暴力”之间的对立，或者是大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的对立，且很多这些小城镇第一次见证了示威游行的发生。但最惊人的或许还是要属这些抗议中的种族构成。

　　毫无疑问，无论是在最初的明尼阿波利斯骚乱中，还是在后来芝加哥和费城的有针对性的抢劫事件中，黑人无产者都起了带头作用。然而，在绝大多数抗议活动中，甚至在许多骚乱中，所谓“白人”参与者似乎也构成了街头运动参与者中的多数。这一事实常被左翼和右翼共同忽略，因为体察这一点有碍他们自身对身份认同的认知。但恰恰是“美国白人”的群众动员标志着这场运动与其他类似运动之间的不同之处，例如与2015年的黑命攸关运动以及1960年代席卷美国各大城市的动乱。

　　这可以被解读为是对“白人性”的大规模背叛，作为对在年轻美国人之中尤为明显的种族主义观念的逐渐退却。在这场运动引发的整个文化的连锁反应过程中，我们可以察觉到表演性反种族主义的显著抬头，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到这样的例子：穿着肯特布(Kente cloth)做成的衣服跪下的民主党政客，象征式地为黑人牧师洗脚的白人基督徒，以及越来越多打着“多元化导师”(diversity trainers)和“黑人领袖”(black leaders)旗号的人，他们告诉中产阶级白人：退回去，呆在你的道路上，保持非暴力，回到赎罪和救赎的个人操练之中。

　　然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种做法在5月26日之后已不再是反种族主义的主导形式。相反，我们所看到的是某种与本文所述的“身份政治”更加接近的东西：一种主动挑战由种族界限造成的分裂政治。在横幅上、在口号里，我们看到听到了跨种族团结的表达，但当活动家们在这种情形下试图借助种族来区分人群（或者借由种族身份来制造所谓的多元化格局）时，他们所完成的恰是警察和法西斯分子们的工作，即分化和弱化运动。

　　事实上，人们可以把这场抗争视作对此前带有表演性质的模式的后进且务实的反种族主义抗议模式。毕竟，抗议者们主要的攻击对象是那些由自由派市长领导的行政机构，后者中有很多人的从政生涯都是由表演式的反种族主义姿态造就。这些市长里头有相当数量的黑人女性，而他们如今却在保护手里流着鲜血的警察，监视着抗议者的暴力化倾向。他们所谓的多元化和包容性的话语无法有效地劝服美国白人们待在家并且“配合工作”(do the work)。相反，成千上万(或许数百万计)的白人奋起反抗这些自由派的黑人市长们，且在多数情况下他们能够与自己的黑人友邻们并肩作战，而非屈从于对方。

　　但如果说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动乱代表的是“对‘白人性’的背叛”，那也不是《种族叛徒》(Race Traitor)曾经捍卫的那种形式。这并非是在工人阶级力量推动下带来的策略性的背叛，而是一种由愤怒和不满引发的、对于新自由主义主体的自发式背叛，这种主体拒绝成为他们应有的模样，且在斗争带来的合流之中粗略地感受他们可能成为的模样。　　

　　但尽管合流是可能且易于达成的，在斗争的热潮中它却难以持久。而且尽管非运动的合流常常以背叛“我们何为”这一点为前提，它们却鲜有机会让我们把旧有的生活抛在身后。我们反抗一种孤独的状况(一种仅因社交距离和封锁而加剧的孤独)，但反抗本身却很少能够满足社区对饥饿的不满，而饥饿才是导致反抗出现的原因所在。实际上，它们骤然打乱日常生活，然后又迅速退散：要么是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要么是回到自己所属的某种身份认同之中。

　　这种一致性的缺乏也不是什么技巧或策略上的优势。让它们能够压倒警察力量的并不是它们在策略上的多样性，而是动员的范围和规模——而造成如此范围和规模的往往最开始是由于警察的暴力。所有的参与者都会意识到，在某个节点之外，动员的合流，以及持续有效的组织的欠缺，都在阻碍斗争的延续。我们认为非运动利用且激进化了日常存在的再生产的变化，以及由此造成的人类生活再生产的变化。因此，我们所笃定的是这种人类学式的变化会在街头抗争被镇压之后还能继续下去，因为非运动是我们当下时代反形式的(anti-formistic)逻辑表达。

　　身份认同的合流是今日的反抗得以可能的条件，但也是需要被跨越的局限。从短期到中期来看，我们期望它能够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变得问题化(problematized)。这种局限或许意味着新型组织形式的必要性：这种隐匿的团体需要去吸引以空前规模占领街头、掀起对我们时代动荡浪潮的反叛群体——无论他们是流氓的还是被剥夺权利的中产阶级。但就像我们在这篇文章反复提出的，鉴于非运动是资本主义停滞状态的主观表达，那么它们最重要的任务还是要意识到这种潜在的状况，并将它们自身定位为一个已走向衰退的体制的潜在终点。非运动意味着无产者不再拥有任何浪漫化的任务。它不能动员个人也不能为霸权而战。相反，它只能通过继续抵抗任何意图振兴当下这个政治世界的尝试，从而超越我们当下摇摇欲坠的秩序——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秩序早已瓦解了阶级社会的基础。

　　走出我们这个无政府时代的蹒跚一步在于非运动在其自身对人类共同体的渴求中所目睹的身份合流。直到现在，这一渴求依然无法在胜利中得到满足，也没有因为压迫而止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个时代会继续表现为没有革命的革命者的累加。饥饿的人们穿上了黄衣，使用身份的而不是阶级的碎片化话语，因为整个左翼的框架都已经垮塌了。如果一套务实的反种族主义在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之中压倒了表演式的表达，那是因为革命的务实主义不再从意识形态已经僵化的世界之中提取诗意(poetry)。21世纪的革命必须让死者埋葬他们的死亡，以抵达它自身的内容。因此，当代种族科学的任务在于再一次阅读我们时代的符码，以理解非运动本身如何揭示我们当前时代的反形式的（anti-formistic）趋势，以及在其合流中，我们如何能够意识到所谓的资本、国家和阶级等社会形式的消蚀。鉴于共产主义是一种废除了这些社会形式的真正的非运动，我们想对那些直面当下摇摇欲坠的社会秩序的人们说：前进吧，野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