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平等都是基于“本位”的平等，任何分配也都是某种本位形式的分配。藉由这个判断，我们最后来到“第三时期”(百年党史后40年)，历史上曾有过的“土地(本位)平等论”“资本(本位)平等论”于这里不期而遇，并得到两种崭新意义的“生产力发展规定”：一是“以人为本的生产力”，通过对土地构成要素形态进行历史系统更新而得到;二是“以物为本的生产力”，通过对资本构成要素形态(系统)进行历史更新而得到。社会主义国家技术构成同时承载这两重历史任务，并且后一重任务显得更为迫切，原因在于：第一，生产力的物本位在中国旧有的系统中从未扎牢根基和形成体系;第二，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历史发展方向乃是“以物为本的生产力→以人为本的生产力”，物质力量必须得到更加优先的普遍能力意义的成长——所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然则特殊的工业化方式及“赶超”战略决定了特殊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体制，同时生成了“特殊的国家价值构成形态”27。“在市场经济三大要素市场的建设中，国家始终是主导者。资本市场的建立，土地市场的建立，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国家作用不仅是加速器，而且是发动机。”[31]这使我们得以建立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国家构成的财产形态，相应采取与之契合的符合中国当下国情的分配方式。概括而言，国家本位在这一时期的突出性就体现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规划：(1)新时代社会主义主人翁经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2)为重建个人所有制宏基的“有折”“有扣”——“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3)制度、体制、机制三合一——以国者为本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项内容的中心语义是“主一兼多”，很显然进行了特别的知识生产定制。承续资本主义时代的大工业发展，生产社会化强化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逻辑。如上指出，其当然不是什么“本体论的推导结果”，目的是经由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所有制范畴”，加强党在新时期对分配工作的领导，发挥和彰显国家治理体系及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效能。 如果说“第一时期”是本位论(历史工作本位)和本体论(资产阶级教科书逻辑)的历史初遇，“第三时期”可以说是它们的再次时空相遇。在第一时期，正是由于不是从西方舶来的“本本”出发，毛泽东创造性地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之路，土地本位的合理内核被以“历史遗产”的形式很好地继承和扬弃。“活的教科书”靠逻辑本体论的演绎机巧是根本办不到的。这一时期实际是“政党-国家体制”的初成：这也是历史选择的结果，土地本位的身份国家在遭遇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时显得笨拙和愚顽，1919年以前的中国在国家治理上是遇到了大问题——王朝政府不具备适应新时代的治国能力。是以在1938年，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重大命题。须知中国体用之“体”，是本位，而不是本体之意义。“继承遗产，转过来就变成方法”，其实就是古为今用意义的创造性转化，工作本位的“凤凰涅槃”因应了大国治国能力的迫切现实需要。横亘在两个时期之间的是“党的历史本位论”。党的气概是什么，是“无”!党在生成，党不是抽象的，是具体的;党不是思维形式，是行动本身，是科学意识和群众革命行动的统一体。在所有本位中，计划本位是最接近人本位的历史实现，盖因“‘自由王国’‘人类史前史’的结束恰恰意味着，人与人的具体关系，即物化开始把它的力量交还给人”。可是，“这一过程越是接近它的目标，无产阶级关于自己的历史使命的意识，即它的阶级意识的作用也就越重要;阶级意识也就必然越强烈地、越直接地决定着它的每一次行动。因为驱动力的盲目力量只要它的目标，即自我扬弃还没有近到可以达到的地步时就会‘自动地’趋向这一目标。”“这样一来，也就决定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具有不同于别的阶级的阶级意识的特殊功能。”亦即，“如果不废除阶级社会，无产阶级作为阶级就不可能解放自己。”[25]133～134计划本位是对官僚本位的直接否定(在“矫枉过正”意义上)。盖因“官文化生成于中国，作用于中国，对它的批判，也应当来自中国，来自中国社会矛盾演化所形成的与官文化代表的社会势力相对立的变革势力，而这势力的阶级意识所概括的文化，就是劳动社会主义的文化”。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任务乃是内含了“财产过渡”的总体历史规定，或者说，社会主义合约关系突出了“身份本位”与“财产本位”的工作合一性(身份和财产相互蕴涵)，从而和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历史任务必须连贯起来并内在结合;更进一步也即是说，“能够批判并克服官文化的，惟有现代中国劳动者的劳动社会主义。这是世界性的一般劳动社会主义的一部分。”[32] “第二时期”是历史的产物，是革命意志的一种行动张扬，是共产党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奏响的时代凯歌，它大大巩固和强化了“政党-国家体制”，——这是对它的科学定位。它使得“人本位”和“物本位”基于社会主义劳动过程文明规划的内在特性统一起来，主客体在劳动中彼此“认识”对方，严格禁止了非劳者的特权，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投入全民建设行动并扫除西方传统“主客二分”的阶级分工观念。可以说，这是对以人为本和以物为本的生产力的第一次全民意义的“科普”，党通过教育行动，使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就不像以前的阶级那样是阶级的社会给定存在的直接实现，而是像青年马克思早已认识到并已强调指出的那样是它的自我扬弃。”同时也必须注意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原则被历史赋予了自觉地改造社会的任务，因此，在它的阶级意识中就必然会出现直接利益和最终目标、个别因素和整体的辩证矛盾。”[25]135～136矛盾的生成和矛盾的外化过程的统一，构成党领导经济建设的行动辩证法，决定了新中国70年航程的基本走向。这同样是“资产阶级本体论教科书”所无力解释的。盖因这种本体论缺少范畴，充满了理论虚假，“马克思用对经济学的历史批判，和把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部物化了的对象溶化为人的关系来批判这种观点。”[25]106盖因它深刻地背离了这一原则：“马克思主义本体论必须本着马克思的预言性的纲领的精神，坚持把历史性当作每一种存在认识的基础……只有这样，‘自然辩证法’才不会再显得是把自然和社会一律等同化(这种等同化常常以不同的方式歪曲这两种存在)，而是表现为用范畴加以把握的社会存在的史前史。”[33]172～173本位论不过是“历史本身”的工作学名，与之对应的本体论不过是“逻辑本身”的工作学名，然则，二者的内部批判关系以及认识上的辩证统一极大深化了人们对“第一性规定(系统)”和“第二性规定(系统)”工作关系的了解。有了本位论和本体论这种工作统一，也才有了对各种个别存在领域之间“深刻的差别”的认知，并确定每一存在的可以证明的最终统一。这就是历史本身“第一性”、事物和逻辑本身“第二性”的认知法则，它决定了分析和综合的统一、抽象和具体的统一以及归纳和演绎的统一，并最终贯彻了“内容第一性、形式第二性”。 就“矛盾的外化”而论，全民本位内部的“身份”和“财产”的矛盾将普遍化为“社会主义国家身份劳动”与它所匹配的财产结构的不相适应的矛盾，并普遍化为“社会主义特殊规定的工资劳动”与多重规定的财产所有制形式的矛盾以及“身份合约”本身与市场本位的“财产合约”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规定集中起来即是“劳动的社会主义本位”同“国家本位”之间的矛盾性，它总揽了社会主义本位、国家本位和市场本位，总揽了历史本位论和逻辑本体论的统一，总揽了劳动和劳动形式、生产和生产形式、价值和价值形式以及身份和身份形式。显然对于分配的探究，不过是本位论(规定)全部展示的“历史自我”，如工资劳动本位。这是依据“对象思维学”所作的规定，由此所谓“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应当是：在真正的劳动本位规定(自主劳动和联合劳动28)尚不能全方位自我展开的历史前提下，必须坚持按“劳”分配这个大原则毫不动摇，通过党的意志和国家形式，使各种按要素分配形式具有内在的社会主义规定性;一言以蔽之，就是“按劳分配(方式)有效领导多种分配方式并与按要素分配结合”，如此方能真正“把按劳分配(大原则)和按生产要素分配(市场经济实践)结合起来”。“主一兼多”话语表达方式(本位论意义的“主体-辅体”)确实是因应时代要求的一项“特别化知识定制”。它就像一根思想红线贯串了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和新时代社会主义，使之相辅相成，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以有两重意义值得汲取：(1)它弘扬“以物为本的生产力”(生产力的物质文明本体);这一侧的工作本位是激发“已化成社会的人”的物质行动，“也就是说，随着‘天人合一’的人的‘复归’和‘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也将‘复归’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34](2)它弘扬“以人为本的生产力”——对应前者，可称为劳动过程文明规划意义的“生产力(发展)本体”;在这一侧，工作聚焦于“各种关系汇于人本身”，以激发和拱卫人的普遍能力(发展)为本位，从而需要在更高层级上理解“天人合一”，即“由于党把自己所拥有的真理深播到自发的群众运动中，由于它把这种真理从其产生的经济必然性提高为自由的自觉行动，这样，它就把激烈革命情况下自己要求的性质变为发生作用的现实”[33]98。 这是一种典型的“结构-发生”模式。“对历史的一个方面的描述同对历史作为一个统一过程的描述之间的对立，不是像断代史同通史(材料本身)之间的区别那样只是范围大小问题，而是方法的对立、观点的对立。”[33]62按劳分配是连通原始共同体和重建个人所有制行动的“普照之光”，必须藉由这一工作模式，使这个原则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从中锚定中国特色的阶级学术语，探求其中的分配意蕴。“然则对于重建的科学抽象法规定来说，亟待于‘批判的逻辑学’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以更好拒绝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并实现对‘解释学’的彻底工作走出。”[35]社会主义历史之帆伴随着“分配行动”而前行，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作用中介的现实寻求与创造性解决依靠的仍然是实践的力量;分配本位论仅作为理论建构的依凭，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使“分配”重回经济分析中心[36]，但没有返归“历史”这一经济学议题中心。探究以人(身份)为范畴的阶级经济学规定方兴未艾!它从主体批判一侧弥补并深刻克服了以解释学为指导的“资产阶级物的经济学”的缺陷和不足。“辩证的总体观之所以极其重要，就表现在这里。”使我们认识到，“无论是研究一个时代或是研究一个专门学科，都无法避免对历史过程的统一理解问题……(反面的情况)西斯蒙第对危机问题的态度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他了解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固有倾向，但是他最后失败了，因为他虽然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但是仍然囿于资本主义的客观形式，也就必然把生产和分配看作两个相互独立的过程，‘看不到分配关系只不过是生产关系的另一种表现’。这样，他就遭到了蒲鲁东的假辩证法所遭到的同样命运;‘他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了同等数量的独立社会’。”[33]62～63中国学人向来不缺乏自信，缺乏的是站立时代潮头“历史回看”之理论建构勇气。是以回归理论科学的历史研究之路，首要在于坚持范畴生产概念的马克思主义认识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分配理论必须能够发挥本土路径的“理论自信”：通过通史路径和意义的资料耙梳与深入细致的内在规律探究，按劳分配实际是社会主义通史意义的总体规定和“工作总范畴”，——例如，它将按资分配看成它的异化形态，把中国系统的分配看成它的一个“身份版”(人的有机构成毕竟是最初形态的“劳动有机构成”，或者说是其“文化版”);这一路径实质性地支持了劳动平等导向的劳动合约生成关系，实现对分配的历史关系上各个环节的动态辩证联系的统一性考察，充分注意到并安排“各种分配历史范畴”的现实对应关系。不过，这也仅仅提供的是思路，答案是没有的，更不会有“公式化的东西”可供搜寻。这一历史知识的寻求进程固然是无遮拦的“永远在路上”，然而对各种分配概念的类集进行了有效“归类”，甄别“体”和“用”，实现了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有机对接”。我们真诚希望这一科学解说原则有助于解决基于“问题导向”对中国道路通往何方的疑惑，并能够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范畴真正落实到党的工作本位中来，使党成为分配经济学的一个内在不可回避的成分，引领此理论研究工作逐步迈上规范化的体系建构之路，走向新境界。 转自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2021,19(01)(谨以此文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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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这是由客体的路线对财产本位的价值论进行“主观化”。就这一点意义而言,无论边际效用价值论或要素价值论(二者是所谓“广义概念的效用价值论”的两个组成内容),都是彻头彻尾的主观主义论者理论主张,不过一者侧重“主体的主观”、一者侧重“客体的主观”罢了,理论实质终归相同;不仅如此,工作仿真性也完全一样,本来是劳动可以社会加总、比较,却被说成是效用的可加总与比较乃至要素之间通过绕开生产关系中介直接进行的各种经济计算,故而均是“主观价值论”。 2其显然忽略了“生产要素与社会条件状况紧密相关,但二者其实也并不是一回事”,“那种将社会构造直接当作技术构造,以至将社会构成当成了技术构成的脚手架的观点,实际撤除了对于生产要素真实发生的研究。”毕竟,“客观上,生产要素是依赖一定技术构成(由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直接组成的物质技术结构)的特殊社会构成。”(参见《生产要素社会规定性:一个批判性建构分析》,载于《学海》2012年第2期) 3目的是消灭宰杀范畴。因为一切庸俗的理论工作者都很清楚地知道马克思主义认识之路是“由范畴生产概念”,所以,一旦范畴被理论“消杀”,物本位就可以挣脱生产关系的“约束”随意发挥了。 4或者毋宁说,资本主义社会是令资本财产系统和国家身份系统悄然合一了,使国家兼具“财产国家”的规定性。不仅如此,原有国家的身份规定性在这个系统中唯有经由“总资本”,才能发挥自己的效能。 5从所有制形式本位论看,财产权不是唯一的所有制形式,它只是和身份形式一起并相互推动,才将自身落实为现实形式。 6在各种阶级关系模式中,“地主-农民”是最具有典型性特征的“这种统一性”。如果返回到历史的这一过程,那么,按“劳”分配原则要直接变成按“土地”分配的原则。即在那里,整个社会系统的劳动合约由“土地(国家)关系”来主持,土地财产既作为一独立社会要素,同时也必然依附于“土地(国家)身份”。农民和地主是这一系统的两个基本循环元素,由此完成土地的“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所谓“封-产-建”。归根结底,“‘封而建之’可以说是对中国封建-官僚体系的一种生产制度形式浓缩”,“‘封’(分封)、‘建’(建制,即‘支’形成的过程)在两头,生产在中间,其特别的生产(管理)形式是身份关系形成(封)-身份型生产(产)-身份关系社会实现(建)。”(参见《〈红楼梦〉与〈资本论〉:历史过程定制范畴的机理剖解》,载于《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 7身份系统的内部有机统一性固然没有达成,例如劳动者的身份工作本位是沿承了“工匠身份”;这是“非主人→主人”的历史进化和伟大斗争行程:中华主体——士、农、工、商、役——类型中,身份匠人不过是“农、工、商”和“役”的一般结合体——所谓“匠=匠奴(农奴、工奴、商奴)”之封建匠人内涵规定性,社会主义初级阶级“身份的主人劳动”显然没有和“财产的主人劳动”工作对应。尽管如此,“身份本位的生产关系”为“人本位的生产关系”历史置换的行程已然开启;这是按“劳”分配制度和按“土地”分配制度的原则性区别。在这里,按身份分配的“社会主观性”(如古代社会的按“军功”“爵位”分配)的合法性已然遭到拒绝或根本遏制,而在劳动价值论(本身作为“客观财产论”)的基础上进一步促成了具有统一化形式的“社会客观工资(批判)理论”。 8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工资是由阶级斗争决定的量,它从而获得了统一的社会工资率,——相对于完全由个别劳动过程场合或身份局部系统支配的封建工资而言,是个巨大的进步。尽管如此,“铁的工资规律”乃是意味着“西方宏观经济学意义的国民收入分配仅限于m的社会分割,在这里劳者身份和v无须考察”,意味着“在社会分配环节,v被排除,c则是全程参与和最终的分配决定者。”(参见《〈红楼梦〉与〈资本论〉:历史过程定制范畴的机理剖解》,载于《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马克思正是以之为依据,揭示以社会调节的有计划性减弱乃至消除导致工人致贫的社会病因的必要性,为此,并要逾越资本主义文明规划,盖因“雇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度,而且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越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越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是较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41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 9马克思是这样写的,一方面,“资本竭力取消作为私有权的土地所有权,力求把它转交给国家。这就是否定方面。于是国内整个社会就要转化成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另一方面,“土地所有权就从两方面被否定了:从资本方面来看的否定只是[私有权的]形式变化,其目的是达到资本的独裁……从雇佣劳动方面来看的否定只是对资本的隐蔽的否定,从而是对雇佣劳动本身的隐蔽的否定。因此,现在要把雇佣劳动当作与资本相独立的东西来考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3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10所谓市民单元,即《资本论》所考察的作为出发点的商品规定(商品构成),作为市民关系的财产的对象化。这是“共同体解体”的产物形式。相比之下,土地社会的“共同体建构”以家关系为构筑的本位,然则,《红楼梦》中指出了一种家单位的典型化的具象形式——贾府构成。(参见《〈红楼梦〉与〈资本论〉:历史过程定制范畴的机理剖解》,载于《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 11在某种程度上,财产国家和身份国家一样文明古老,二者皆从共同体的身份、财产直接合一状态中分化而出。尽管如此,奴隶制国家对“财产国家”的第一次建构努力(依托城市的“劳动异化”财产管理)是未完成的,毋宁说只是从法律形制上(如古罗马法)为后来的资本财产社会崛起奠立了伟大的基础。 12从物质要素到社会要素。 13就此意义而言,《资本论》安排四卷工作体式的目录次序是“生产-分配”的双面结构体式:第一卷(本身蕴涵了第四卷的认识内容)→第二卷(本身蕴涵了资本“分配本位”)→第三卷(资本分配本位论的全部展开)→第四卷(本身蕴涵生产与分配统一辩证法的工作内容)。 14只是伴随着计划的改变,直接替换“六册计划”的《资本论》转以“个别资本→总资本规定”的路线综合和替代上述方案。 15“证明的证明”是证实,“反思的反思”是证伪;然则真的东西可以建构起来,假的东西只能解构之,这就是标准的西方逻辑学体系的内容。但对黑格尔而言,“建构-解构”不过是反思和批判的又一种说法,它的逻辑学可贵之处,在于认识到真的东西、整体的东西难以解构,从而,反思是“有限度的回归”。马克思汲取了这种“反思的辩证法”,用唯物主义路径改造了“解构的解构”,使之从思维形式上发展成为“批判的批判”,谓之为“政治经济学批判”。 16与之截然不同,资产阶级经济学用无差异曲线技术工具所仿真者,如上指出,则是所谓永恒的原始自然秩序,反倒是让“历史的终结”秩序规定就在这曲线轨迹中了,即主客体的发展分化委实从“无差异”始。 17然则,“在这场争取意识的斗争中,历史唯物主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参见《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第131页,商务印书馆2009年出版) 18同田忌赛马特别的“斩首行动”手法一样,西方社会通过使“人本位”同人权问题配对,实际就巧妙绕开了人的历史发展问题和主体的研究定位,复又通过切割“身份本位的生产关系”向“人本位的生产关系”历史转化的通道,藉以把财产问题在经济学上“唯一化”。更进一步的行动是,西方社会舆论界借助对列宁主义的理论掩埋,借助一系列的私有制“美化”,将财产的经济学彻头彻尾地物形式化、认识迷雾化。 19在中国古代,国家简称“国”。中国自有秦以来,国家制度开始建立,但不同于资本以个别资本为基层单位,国以“家”为基层单位组织,——这个规定在典型性上可取和皇权关系合而为一的内涵。 20以上可称之工作方针意义的“两条基本原则”,下文将分别进行详述。 21这当然是利用了现代数学的最新进展上的成果。数学工具可谓“最纯粹的主观”。数学工具和自然客观对象之所以能够实现主客观统一,在于自然科学的物质本位性。资本社会与之不同,但物的外观丝毫不会改变“人本位”实质,财产蕴涵身份以及从分配出发的主体利益关系表现使得“人的关系”相比“物的关系”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财产经济分配的一个极为独特的工作特征。尽管如此,西方经济学的这种结合之所以最终得不到支持并难以获得彻底成功,就在于它所面对的社会归根结底是“人的社会”,“人本位”是始源性的规定,也是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人的异化性质的解除首先将要从“财产的神秘性”破除开始。 22边际是对“个体(个人)”的工作仿真,故曰“主体之主观工具”。在各种“边际”里,效用函数是个例外,尽管一直伴随效用价值论的左右,但实际所起到的理论作用却很难说。 23函数(物的关系)说到底是对“关系(人的关系)”的工作仿真,故曰“客体之主观工具”。在各种西方经济学自制的“函数”里,尽管执行资本观念上的耗费标准,成本函数算是最接近“经济对象”的,盖因其具有管理会计的知识基础。尽管如此,它的地位也是附属的,毕竟就主观工具论而言,“主体之主观”乃是最接近数学工具的,而可直接隶属于“人造的客观对象”——理性假设(虚假的逻辑本体论)。这就产生了短期成本和长期成本之函数性质不一致的现象,就犹如经济学体系的不统一,又使人觉得这根本是对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一个工作反串,使它们好像原本就是“两种经济学”。 24这说明西方经济学并非没有“本位论”,只是使之隶属于逻辑,作为“第二性系统”工作组成。具体而言,是在本体论下设置主观本位(成就主观本位的财产理论观),以对抗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的“客观本位论”;盖因资本是在身份规定上越来越“社会客观化”,在财产方面却越来越“社会主观化”了,这强化了每一位生产劳动者的阶级斗争意识。这又迫使其在主观价值论体系下分别设置主体和客体的逻辑本体,以仿真版主客体关系的“奇妙对言”,努力把对象世界仿得很逼真,制造所谓逻辑本相——“本体”“假相”的有机统一! 25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到1931年,其业已形成了成熟定型的土地革命路线。 26一个突出的特征是以唯一的计划形式安排A和Pm的结合(在生产本位上)乃至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在分配本位上)。尽管如此,由于消费资料是个物质概念,而生活资料根本是物质内涵和人文内涵的高度性统一,因此单单靠计划配置是难以奏效的。 27国家价值是由全民本位主导的多个本位的复合体规定。随着社会主义身份和财产关系的普遍性融合进程的不断深入,“小康社会”逐渐成为国家构成的一个构造,它代表了全民本位内涵演绎的动态性特征(如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义);作为“均富意义的国家生活价值构成”,小康的事的工作本位即“高质量发展”,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和体现,也是新时代社会主义分配方式体现“以人为本”的工作范畴。然则,国家价值构成本身是“身份价值”与“财产价值”的统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则意味着由物本身主导生产的发展时代已经即将走完全部历史行程。小康社会藉由“人本位”得到广泛性的社会认同,从而为坚定对社会主义本位目标即共同富裕的实现信心提供了思想武器。 28实践层面的规定已经启航了:企业本位论不过是“自主劳动”的组织载体;相对而言,人民本位论则不过是“联合劳动”的社会平台。然则在知识、信息、网络技术革命日新月异的情势下,劳动构成之技术形式(劳动技术构成)已然奠立自我发展的基础,这是重建个人所有制决定性的“历史的一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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