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日 今天是市委副书记杨良才来学校宣布给我们十个同学平反。他宣布校党支部和市委工作组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市委正式向我们十位同学赔礼道歉，并表示支持红卫兵小将的一切革命行动，欢迎对市委的错误继续揭发批判。 从6月30号到9月30号，整整三个月，我亲生经历了从地狱到天堂的浴血过程。我很难用语言表达这种扬眉吐气的心情，昨夜入城市，归来泪满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我们的一些同志一再要求杨良才对东方红公社表态，承认我们是革命行动，支持造反派造他们的反，还有什么刻公章给办公室之类的事，也许他们认为这很重要。 但我觉得没意思，你既然决定造他的反了，又何必让他来表态支持？而且对细枝末节的纠缠很容易丢失大方向。 幸亏有几个老师站了出来，以提问题的方式把揭盖子引向了深入，让他们垮得心服口服。 老师们说想不通，最想不通的是要把同学打成小右派的道理，这些同学最大的20岁最小的16岁，凭什么说人家反党?希望工作组能解释清楚，究竟是为什么?根据是什么? 工作组的佟组长避重就轻，老是强调市委指示，好像他倒是个受害者，他被市委出卖了。倒是曲书记一直在流泪，他似乎是有苦衷的，他后悔莫及。 曲书记说宣布了十个问题学生，当时倒也不是正式给他们定性，但有一个目的，就是要造声势，形成压力。 根据四清运动的经验，运动要深入就要有突破口，突破口就是找到新对象，不能老是地富反坏右。既然大家都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新的抓右派运动，就先暂时定为小右派。至于为什么是这几个同学不是其它的同学，或多或少都有些缘由。 他以我为例子：市委简报上有一个老右派刘查理的交待材料。他交待他在英国念书时参加过国民党，他的老婆孩子也都同时参加了国民党。 我们知道刘敏同学是刘查理的女儿，我们也知道刘敏周岁才17，她不可能出生前就参加了国民党。可研究的时候，大家还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因为觉得定性是运动后期的事，反正还早，先把声势造起来再说，就先这么定下了。 说到这里，大礼堂里一片惊呼。 我听到了啊——的一片轰响，人人都在交头接耳，像蜜蜂炸了棚。世界上有这样的父亲?天底下有这么混蛋的人? 大家都不再关心他的交待，他们只奇怪刘敏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爸爸!好像一阵龙卷风把汽水瓶盖子旋开那样，砰的一声屋顶眨眼就飞了。 会场乱了，眼前白光乱闪，我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然后一阵恶心，不知怎么就晕死过去。 我出了一身大汗，躺在几个同学怀里，听见大会还在继续。我听见我们老校长在发言，老先生痛心疾首，好多人在唏嘘。 他说，他们还是小孩子啊，你们于心何忍啊?戴上这个帽子你让他们将来怎么办?这么随随便便就决定人家的政治生命，放在你自己孩子身上你会怎么想?我们学校有两千多学生，他们的人格会受到什么影响?将来会不会留下心理疾病?你们考虑过吗? 他们才不会考虑这些问题。他们只会为自己的乌纱考虑，多捞几根稻草。这就是反动派和一切走狗的逻辑。 这次批判会名副其实，没有挥拳头，也没有喊多少口号，甚至都没有什么过激的言辞。但很多人流了泪，我相信是触及了灵魂，特别是曲书记。那个佟组长嘴上还硬，可我相信他以后再也没有胆气直视我们的眼睛。 这样的无耻不仅是组织程序，更是他们自身的人格。
×月×日 妈妈听到这些也失声痛哭，大骂刘查理禽兽不如，虎毒还不食子呢，他居然把亲生女儿往火坑里推。 妈妈对我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不但不责备我离家出走，而且也不再管我了，随便多晚回家她都不问。 她天天都出去看大字报，眼睛比以前亮了很多。现在她完全相信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了我，也完全相信造反有理。 事实胜于雄辩，如果我们不反抗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当然如果没有毛主席革命路线，我可能至今仍在作无望的辨白，而且看不到哪儿是头。 那天，她把两个月的肉票豆腐票全都买了，烧了一大锅。看我吃得那么香，她爬在桌上哭啊哭啊，哭得也那么香。 其实她不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只是因为无望，才把眼泪化作了阴郁和怨毒。她说多吃一点，女孩子到了这个时候，不能把身体亏了。 我到什么时候了?好笑。 对于爸爸，她的评价是：他就是那样的人，从来都只顾自己，自私透顶!他以为把我们娘俩儿交待出去，人家就放过他了，做梦! 可实事求是说，当初是她先揭发爸爸的啊。即使她当初是对的，是组织决定，也让我心里怪怪的。毕竟这是我们全家悲剧的开场。 撇开政治问题不谈，我始终认为妈妈不该离婚，如果是因为政治，离婚就更加不应该。
×月×日 上一辈的感情我理解不了。不过和妈妈有同样遭遇的与苏联有关系的一段历史是俄罗斯的： 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尼古拉一世命令他们的妻子与罪犯丈夫断绝关系，为此他还专门修改不准贵族离婚的法律，只要哪一位贵妇提出离婚，法院立即给予批准。 出人意料的是，绝大多数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坚决要求随同丈夫一起流放西伯利亚。迫于情势，尼古拉一世又颁布了一项紧急法令，对她们作出了限制，凡愿意跟随丈夫流放西伯利亚的妻子，将不得携带子女，不得再返回家乡城市，并永久取消贵族特权。 当她们前往西伯利亚的路上途经莫斯科时，人们为她举行了盛大的送行宴会，当时普希金也在场。在著名的《致西伯利亚的囚徒》中，普希金饱含深情地歌颂了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 在西伯利亚矿坑的深处， 望你们保持高傲的容忍， 你们悲惨的劳动， 崇高的志向不会消泯。 不幸的忠实姐妹——希望 在阴暗的地窟之中， 会唤起锐气和欢欣， 憧憬的时辰即将来临。 穿过阴暗的牢门， 爱情和友谊会达到你们身边， 正像我那自由的声音， 来到你们苦役的洞穴一般。 沉重的镣铐会掉下， 牢狱会覆亡——而自由， 会愉快地在门口迎接你们， 弟兄们会把利剑交到你们手。 我不认为她们血统高贵才这样风流倜傥。她们为理想而抗争、为政治而流放，政治使爱情升华了，爱情才使生命高贵。最先到达西伯利亚监狱里与丈夫相会的是：叶尤杰琳娜、伊万诺夫娜、特鲁别茨卡娅。 明天，是全校的选举日。早点睡。
×月×日 一夜之间，我们东方红公社就成为全校性红卫兵组织，这样一来就要选举公社的领导机构。因为在《16条》中有两处提到了巴黎公社原则，所以我们决定从班级开始普选，没有任何框框。投票的结果是我们七个人全部高票当选，这和前几天选大字兵代表的结果正好相反。 我们也经过民主程序，统计人数，推举监票人，计算选票数，划了很多正字。还请政治课的李明博老师来解释民主选举的三原则，多数人原则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原则就是尊重和保护不同意见，一人一票原则就是任何人没有特权。 其实人还是那些人，原则还是那些原则，为什么才隔几天时间结果就不同了?我相信人人心中都有疑惑，会觉得挺滑稽。这也许从反面证明了，选举只是个形式，实质是谁占了舆论上风，谁的意志占统治地位。民主，谁都想要，谁都是以民主的名义，那么谁是民，谁是主？ 勤务组由十一个人组成，有两个是老师，我和高三的王兴元自愿退出。原因是我们两个人家庭出身不好，我们不希望这个新生事物受到攻击，特别在斗争尖锐的时刻。家庭出身好比是海丝特额上刻下的红字，尽管这个看法很荒谬，但还是容易被利用。我们当然还要努力为东方红公社战斗，我被分到宣传组，我很高兴。我愿意当民。 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 ——马克思
×月×日 我们预感到的问题果然出现了，从北京传来一股风，是那些大字兵们从北京带回来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从来如此”，这副对联出现在许多地方，还有传单。 这个时候出现这样的舆论当然不是查户口那么简单，而是意在维护一种统治秩序，造成一种假相，似乎是地富反坏右在造反。因为斗争的大方向已经越来越明确了，就是斗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方向越是明确，他们就越是恐惧，越是要煽阴风点鬼火，老子是英雄，是老虎屁股，是摸不得的。 有人来安慰我，说不要背思想包袱。我说我根本没有包袱，我自己做的是什么自己很清楚。阶级阵线从来不是那么简单，否则查户口翻档案就解决了，何必要搞文化大革命？共产党的领袖们哪个出身贫下中农？毛主席革命路线也从来都是在斗争中形成的，谁也不是天生的革命派。 我说要开一个辩论会才好呢，真正平等的大辩论。 他们认为这个主意很好，可以扩大影响，只是担心对方不敢公开辩论，因为谁都明白这个话在逻辑上狗屁不通。马上有同学建议：找几个人站出来冒充血统派也行，借着这个话题就可以引向深入。 大家又建议，辩论要到市中心广场去辩，规规矩矩地辩，允许双方充分发表意见。不怕他们反对就怕他们不公开亮出观点，辩它三天三夜。当所有的人都可以公开平等地说出看法，而不是一部分人发声一部分人恐惧，真理总是越辩越明，这才是真正的民主。 看来，大家都开窍了。
×月×日 说打就打，说干就干。他们真的到中心广场摆了擂台。横幅上挂着“革命群众辩论会”，辩论题是：谁有资格造反？背景材料就是那副对联。 一开始很冷清，问题抛出去并没有多少响应。只是几个冒充分子在跳上跳下，因为是假扮的，所以一辩就哑口无言，反而像一场闹剧。一直到九点多，递条子的主动上台的才开始多起来。 主持人是张宇，他也是有意识地让双方发言对等，一对一地辩，充分发言，并且声明只要有不同意见就一直开下去，今天辩不完明天接着辩，大家觉得没有新意见了才结束。 真理从来是不怕辩论的，只有装神弄鬼的人才会以势压人。事实上放开了辩论，鬼魅也就没有了市场。从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到革命不分先后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些道理都不难明白。血统派的伎俩不过是造势，是经不起分析的。 可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形式，它好就好在人人平等，有理说理，不搞人身攻击，谁都可以上台。谁要是开口骂人，说话带脏字，立刻被嘘声请下台去。至于说得对不对，群众拥护不拥护，自有掌声来检验。 后来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自然就分出了对错高下。有个社会人士上台说了一段政治笑话还很有水平： 说赫鲁晓夫有一次和周总理辩论。亲爱的周恩来同志，你口口声声说无产阶级革命，可是据我所知你的出身正是资产阶级，而我却是正宗的工人阶级家庭出身。周总理说，亲爱的赫鲁晓夫同志，您说的完全正确，我们还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全场大笑，鼓掌。
×月×日 在校门口碰到几个穿黄呢军装的同学，其中就有初三(1)班的杨志远，就是市委副书记杨良才的儿子。当初我在他们班做联络员时就觉得他不一般。他是那么阴冷地对我一瞥，把头扭开，让我一下子就明白那些传单来自哪里。 我在心里好笑，故意也把脖子拧起来，心想你们不就是剩下这件军装可以炫耀了吗？尽管我们的军装是平布染的自己缝的，可我们的心是真的。 郭卉的手真巧，我们俩的军装是套裁的，一共才花了三元钱。军装的胸下还打了改，和真的女装没有两样。郭卉本来还想在肩头抠两个肩章眼，那简直就乱真了。现在几乎所有女生都来找她裁剪，特红火。
×月×日 学校掀起改名热潮，破四旧以后派出所也放开了，拿着户口本就可以去改名。郭卉想把名字改成郭朝晖，问我好不好，我说不好，男不男女不女的。有些名字带明显的封资修色彩可以改，赶时髦就太傻了，大家都叫要武、红雨、英姿，有什么意思?郭卉问我改不改，回来后想想，我还真的想改。 我跟妈妈说了，妈妈看着我半天问，你想叫什么?我说叫肖明，我跟妈妈姓，小敏，肖明，你叫着也顺口。然后她说，你真的要跟他一刀两断?我点头。她说我家庭出身也不好啊。我说跟家庭没关系，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她也就不再说什么。 我看得出来，她目光里带着雾，是一种忧伤，一种不安。我不知道他们生下我时是怎么起名字的，也许那时是欢乐的是自信的。 我不愿意带着一颗受伤的心、一种耻辱过一辈子。划清界限也不在于名字，而是我真的渴望新生。肖明，挺好。 明天我就去改名字。从此刘敏就死了，一个新人诞生了。
未完待续 民主课之六 | 其实我爸爸不是坏人，他就是一个可怜的臭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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