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课之二十五 |那时的时尚是：把国家的事当成自家的事。

　　曹征路，1949年9月生于上海，当过农民，当过兵，做过工人和机关干部。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大陆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思潮的代表性作家，著有《那儿》、《问苍茫》、《民主课》等脍炙人口的作品。

　　《民主课》以小说形式还原了20世纪60-70年代的历史现场，带我们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让我们看到了那些不论幼稚不论荒唐却充满真诚善良的普通人的成长，以及中国人民生生不息的对平等的追求和要求。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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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在肖明家里那次，我的狼狈表现令自己也不敢面对。

　　我不止一次反省，为什么相隔那么多年才见一面，情绪突然就变没了，使一桩美事变成了终生遗憾?早知这样，还不如远远地看她一眼，远远地想她一生。我猜她也会这样想的，既无勇气面对，又何必旧情重叙?倘无朝朝暮暮，不如两情久长。

　　后来我想，问题可能就出在那个镜框上，如果没有那个镜框，结果可能会两样的。

　　镜框里是她爸爸。她爸爸还不显老，还是我当年见到过的样子，轮廓鲜明，表情严肃，目光畏缩。

　　想的久了，这个表情木讷的工程师便从镜框里走了出来，眉眼活泛起来生动起来，他甚至轻轻发出声来，像一只老鼠在墙角里窸窸簌簌。

　　紧张，被动，落后……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紧张，被动，落后……

　　又过了二十年之后，这六个字像是一把钥匙，突然打开了那个时代的记忆，让我重新嗅到了那个时代的气味。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气味，当时我们并不完全懂得，经过历史的尘封、发酵，现在似乎有一点懂了。那是一种逝去的精神，当然也可以解释为一种时尚，那时的时尚是：把国家的事当成自家的事。

　　是的，时代的全貌这才徐徐展开，被刻意遗忘的历史这才重新清晰。是的，如果镜框里的刘查理不是那样一种表情，我怎么会如芒在背?怎么会突然间急速降温?是的，那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经典表情，重压之下的怯懦，知其不可的犹豫，把握不住的内心冲突。是的，所有这一切都是组成那个大时代的一环，共同构成了历史。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太不习惯体制之外的思想冲击，要么革命要么一统，总是一种倾向压倒另一种倾向。个性的思想的拯救他人的经历是那么的稀缺，仅仅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闪现一瞬大幕又重新闭合，所以他的声音才会那么刺耳。

　　这六个字是姜政委概括的，他说得没有这么清晰。事实上当时他是嗫嚅着，吞吞吐吐，犹犹豫豫，好像是自言自语说了一段话。但他的意思是不会错的，就是这六个字。

　　他说：井下开采不能超出矿山设计能力，像这样不顾一切地要产量，只能造成三级矿量紧张，长远发展被动，调度管理落后，总之没有任何好处。

　　就是这六个字，像六连发炮弹，把有色公司矿山生产调度会议炸翻了，把军管会炸翻了，把T市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炸翻了。它使T市的阶级斗争有了空前一致的新目标，也使好派屁派都觉得自己有必要继续存在下去。

　　当然，这六个字也把他自己，肖明的父亲，一个反动技术权威，一个新形势下的人民公敌刘查理，最终送进了老虎口。

　　老虎口是个形象的说法，实际上它是巨大的一个矿石破碎机械。矿山生产流程是这样的：开采出来的矿石不能直接变成矿砂，都要通过每一层巷道导入一个大溜井，在大溜井的下部有一个破碎装置，它就像一张嘴巴把矿石嚼烂，然后再通过一个竖井把碎矿提升到地表，进入选矿厂，再经过球磨、精选，最后形成精砂。这个破碎机的每一颗牙齿都有乒乓球桌那么大，你不难想像它的咀嚼是何等雄壮威猛，叫它老虎口是低估它的咬劲了。

　　肖明的父亲刘查理就是让这个大嘴巴咬死了自己。

　　十几年以后，这个事件已经不像当初那样惊心动魄了。是肖明又唤醒了这个梦魇，它是那样残酷地横亘在我们中间。

　　肖明是无意的，她强调小心镜框，是怕我碰坏，无意中也透露出镜框在她生活里的重要。似乎她是对父母亲有过承诺，而我的到来使她终于有了个交待。似乎她是在父母活着的时候一味反叛，却在父母死后要加倍地补偿。

　　而在我，却平添了别一番惆怅。好像刘查理严厉的目光，总是烙在后背上，让人不舒服。就好像一条鞭子在身边飞舞，虽没伤着皮肉，心惊肉跳的感觉却是一样。

　　刘查理的死当然和我没有关系，和任何人都没有直接关系。他是自己跳下去的，他有权力支配自己的生命。然而真的没有关系吗?好像也不是。是直觉提醒了我，他和我，我们，我们那个时代，都有关系，谁也推脱不了。

　　那是一个人，一个血淋淋灵魂，顽强地，横躺在那个时代的门槛上，横躺在我和肖明之间。我跨不过去。

　　直到四十年后，我才想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