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毛泽东的阶级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融入中国革命场域的“中介”和“桥梁”。在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社会主义史》对青年毛泽东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接受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基本框架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三本入门书既蕴含了唯物史观在阶级领域的基本原理，解答了社会“由何构成”“因何发展”“到何处去”，奠定了毛泽东的世界观;又示例了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阶级分析策略和实证方法，使抽象的基本原理落实到微观现实的政治领域，成为了毛泽东阶级分析的借鉴来源。
毛泽东的阶级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融入中国革命场域的“中介”和“桥梁”。据毛泽东自述，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源于三本1920年阅读的、有关阶级理论的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入门书分别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争斗》和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下文简称“三书”)。1941年，毛泽东在对妇女工作团讲话时再次提到，正是阅读“三书”之后，“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心理学用“首因效应”(primacyeffect)说明，“人际交往中对最先接受到的信息所形成的印象，对人具有强烈影响”。借用这一原理，毛泽东先后两次肯定了“三书”的重要作用，佐证了“三书”对毛泽东在青年时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形成上，在入门、理解和运用阶级理论上，很可能具有其他马克思主义文本难以替代、甚至难以匹敌的作用。
然而，在“三书”对毛泽东影响的话题上，学术成果并不多见。有一些文章阐释了“三书”中的其中一本对毛泽东的影响或者“三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接受史上的作用。但是，尚未有深入分析“三书”文本与毛泽东观点亲和性的文章。
本文无意对毛泽东的阶级理论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论述，更无意颠覆“三书”已有研究的结论，只是尝试性地通过文本解读重新审视“三书”，还原“三书”建构的阶级理论框架，推测“三书”对毛泽东可能造成的影响。
01
阶级视域下的“三书”评述
“三书”不是有关阶级理论的教科书，内含众多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为什么毛泽东会首要关注“三书”中的阶级理论，进而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呢?这就需要从“三书”编写方式说起。“三书”的共同特点是，在呈现历史进程或剖析社会现象时，都把“阶级”作为舞台上的主角。换而言之，“阶级”是贯穿“三书”的历史主体和社会行动的基本单位，是呈现其他马克思主义抽象原理的具体的、人格化的载体。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写于1848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的党纲。毛泽东所读的是由陈望道翻译的中译本，由社会主义研究社于1920年8月出版。该译本包括《宣言》正文的全部章节(共四章)，不包括序言。《宣言》的四章在勾勒阶级理论的体系中各有作用。第一章“有产者和无产者”，以阶级斗争的视角重新阐释了西欧历史，指出了阶级存在的普遍性、客观性及阶级斗争在推动历史发展上的作用。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指出了共产党的阶级立场和“废止私有财产”(今译为废除私有制)的核心主张，通过批驳对共产党的诘难，说明了不同阶级世界观的根本对立。第三章“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著作”，以阶级局限性分析了社会主义思潮中错误思想的历史来源。第四章“共产党和在野各党底关系”，指出了共产党在现实政治中进行阶级斗争的策略。《宣言》将“阶级”视作抽象的生产关系在历史进程中的人格化主体，将“阶级斗争”视作“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社会基本矛盾)在历史斗争中的具象化表现，由此，“阶级”作为联系抽象的历史规律与具体的现实斗争之间的中介，成为观察社会和分析历史的立基点。
《阶级争斗》是译者恽代英对《〈爱尔福特纲领〉解说》的重命名(根据原书第五章的章节名)。《〈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以下简称《解说》)，出版于1892年，是考茨基为宣传《爱尔福特纲领》撰写的通俗读物(《爱尔福特纲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891年在爱尔福特举办的党代会上通过的党纲)。毛泽东阅读的译本由恽代英翻译，新青年社于1921年1月作为“新青年丛书”第8种出版。该译本包括原书正文的五个章节，不包括原书的序言。《解说》前四章叙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第一章“小生产制的经过”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替小生产的必然性;第二章“劳动阶级”阐述了现代无产阶级的产生原因、生活状态和内部分化;第三章“资本阶级”阐述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及其必然没落的原因;第四章“未来的共同生活”是对社会主义主张的刻画与对非难的反驳。考茨基明确定位，《解说》是《爱尔福特纲领》中理论部分的宣传读本，因此在写作时是有所取舍的，“对一般的基本理论仅作简短的说明，只提出研究的结果，而不加论证和辩论”。相较于《宣言》，《解说》用于理论推演和“宏大历史叙事”的笔墨少，阐释的原理也没有超过《宣言》的视域，但在微观分析与示例上更加缜密细致。例如，同样叙述“无产阶级”，《宣言》展现的是作为经济范畴人格化的雇佣劳动者和作为资产阶级斗争对象的历史主体，这种“无产阶级”仍然是抽象的、逻辑化反思后的存在;而《解说》参考了《资本论》的写作方式，叙述了无产阶级包括阶级形成的历史过程、工资的组成部分和变化规律、家庭的妻离子散、道德的堕落、失业恐惧等现实表现，并将“无产阶级”细分为“帮工”“佣人”“流氓无产阶级”“商人无产阶级”“有教养的无产阶级”“工资无产阶级”等阶层，呈现出更立体而生动的无产阶级现实情状。第五章“阶级斗争”是全书的精华，展现了将阶级分析运用于阶级斗争、区分“敌我”、壮大革命力量的具体策略。该章共有十四小节，前六小节说明了无产阶级各阶层在生产方式和政治态度上的差异，指出工资无产阶级是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可靠来源;后八小节说明了无产阶级需采取的阶级斗争方法和基本原则以及社会民主党对待其他社会阶层的态度。如有学者所述，考茨基的阶级分析法“并不是静止和僵硬的。它并不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看成铁板一块，而是将其置于动态的复杂变化之中去把握其处境、特点，并以此来制定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相较于《宣言》在历史纵深上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研判，《解说》呈现出“历史切面”上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复杂实际，提供了由阶级分析制定斗争策略的具体操作事例。
《社会主义史》是英国费边社会主义者克卡朴的著作，1892年初版，于1913年由辟司删订原著并增补近20年的社会主义运动史。该书由李季翻译，蔡元培作序，由新青年社于1921年1月作为“新青年丛书”第1种出版。内容分上、下两卷，上卷共九章，分别是“绪论”“初期的法国社会主义”“1848年的法国社会主义”“初期的英国社会主义”“拉萨尔”“拉伯尔塔斯”“马克司”“国际工人协会”“德国社会民主党”;下卷共六章，分别是“俄国革命”“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各国社会主义的进步”“近世国际工人协会”“英国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通论”“结论”，附录还包括社会主义运动的六篇相关文献。该书根据时间线索，涵盖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组织和各个流派的代表人物。对人物的介绍一般包括生平、政治主张、政治实践三部分，并在章末作简要评论。相较于“正统派”所著的社会主义史，本书有两个鲜明特点:第一，各派社会主义主张不存在“空想”和“科学”的发展或正统与异端的差异。克卡朴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什么固定的教义。他是从一种极大的，而又没有十分形成的真理上所发生的一种运动。所以社会主义是活泼泼的，是能够随时变化的”，只要“一种团体要保护贫民，干涉别人财产，或是为帮助被压迫的阶级，去限制那种放任主义，或是有什么激烈的社会改革去摇动现今自由竞争所得的私有财产制度”，就能纳入“社会主义”。因此，该书罗列了“空想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联主义”“工团主义”“费边社会主义”等近乎所有社会主义的主要派别，指出了各派的贡献和不足。第二，社会主义符合伦理道德的进步要求。克卡朴认为，社会主义的贡献之一在于“社会主义已使政治经济学的道德观，范围大加扩充了”，并且“社会主义已经把贫民的主张明白标出于文明世界之前了”。社会主义研究要具备“善良的意思”和“豁达的胸襟”，因为它是“以表出工界，妇女，被鱼肉的国家和种族，在世界上所受长期痛苦的原因为己任的”。从阶级理论的视域观察，《社会主义史》展现了无产阶级在各国斗争的复杂面向，说明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性。
作为一个文本群整体，“三书”由阶级入手，呈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重塑和影响了毛泽东的世界观。《宣言》通过阶级斗争对西方历史的重塑，提出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阶级争斗》把《宣言》中抽象的、仅为经济范畴人格化的“阶级”落实到具体历史时期下社会阶级与内部阶层的复杂面向，还原为有血有肉的社会群体，成为现实阶级分析与制定策略的具体事例与操作典范。《社会主义史》可以被视作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史，丰富的史实说明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在各国存在的普遍性和多样性，增加了抽象原理的说服力。由此，“三书”搭建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框架，阶级成为了理解历史和社会的视角。
02
“三书”阶级理论中的基本原理对毛泽东的影响
如上所述，“三书”中的“阶级”之所以吸引毛泽东的注意，是因为“阶级”既是历史舞台的主体，纵向地揭示出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宏观轨迹，又是马克思主义现实化的逻辑起点，横向地解剖了社会冲突的微观结构。进而言之，阶级理论作为连接宏观视野与微观现实的桥梁，既存在基本原理，或称为“规范性前提”的一面，又存在现实运用中“实证性方法”和操作原则的一面。考察“三书”阶级理论对毛泽东的影响，也可以分为这两部分。我们首先考察第一部分，即唯物史观在阶级领域的基本原理。这些原理为社会“由何构成”“因何发展”“到何处去”提供了答案和解释，是进行后一部分实证分析的前提。是否接受这些原理，一般也是区分各个学派、区分“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如民粹主义者)的标志。
1．阶级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阶级分析是观察社会的基本方法
社会是由什么构成的?不同的学派由于各自研究的角度不同，对这个问题有着不同的回答。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首先要承认阶级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呢?这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人分阶级，经济为据”，即将人群划分为利益不同的集团，其中经济利益的不同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划分标准;第二是“阶级斗争，剥削为因”，即不同集团之间存在“剥削”关系，剥削者凭借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无偿占有被剥削者的劳动成果。由于“阶级之间的冲突是一方(不合法的)的好处来自另一方的零和冲突”，因此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间存在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从古到今，没有不站在反对的地位，继续着明争暗斗”，“无产阶级发生的那一日，便是同有产阶级争斗开始的那一日”。
马克思主义不仅承认阶级的客观存在，而且将阶级利益(尤其经济利益)视作其他社会现象的决定性要素。因此，在解剖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上，阶级分析是基本方法，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例如，“三书”在分析社会意识时，拒绝将现有社会的观念视作“普世”的、超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不过是你们资本家的生产状况和资本家的财产状况底产物”，“法律，道德，宗教，在无产阶级看起来，都是有产阶级底偏见，背后都藏着有产阶级利益的伏兵”。即便资产阶级认识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资本主义的弊端，但由于“别种更直接而显见的利益，却仍要求工具私有的保留”，因此不得不为了“物质上的利益，去牺牲民主主义的理想”，这是他们所处的地位不得不这样去做。由于阶级利益决定了其他社会利益，因此阶级分析是观察社会的基本方法。这种思想也体现在毛泽东身上。如毛泽东提出，中国各群体的政治态度是依附于所在的阶级利益，因此，“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再如，毛泽东认为，“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可见，考茨基与毛泽东都承认阶级分析在观察社会上“提纲挈领”的作用。
有学者可能会顾虑，马克思的“阶级”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应以生产资料为第一判断标准，这与毛泽东早期的阶级划分存在明显出入。事实上，作为毛泽东阶级思想的最初来源，“三书”没有定义“阶级”，也没有说明“阶级”和“生产资料”间的关系，关于“阶级”只作了“人分阶级，经济为据”和“阶级斗争，剥削为因”的描述性阐释。《共产党宣言》开篇就注释:有产者就是有财产的人，资本家，财主。《社会主义史》更将“无产阶级”“劳动阶级”“工人阶级”“贫民阶级”并用，将“财富阶级”“有产阶级”塑造为其对立阶级，甚至将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表述为“社会渐次分成两种阶级，一方面是一种极富的人，而他方面就是大多数赤贫的人”。只有《阶级争斗》提供了“阶级”和生产资料关系的初步解释，如无产阶级的产生，是由于“根基立于工人享有生产工具”的小生产制破灭，“工人于是与工具分开，而成为无产的劳动阶级。生产工具日益成为资本家与地主中少数人之所专有”。但是，这为数不多的几处阐释只能使读者将“生产资料”作为衡量标准之一，而不是唯一标准。因此，作为初学者的毛泽东自然是不可能从“三书”中得到规范性的阶级定义的，而只能保有“人分阶级，经济为据”和“阶级斗争，剥削为因”的基础理解，不能因此将这种思想排除在马克思主义的谱系之外。
2．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社会是因何发展的?或者，什么力量导致了历史的变迁?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回答的第二个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提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即“历史变迁的模式可以通过阶级之间关系的演进来解释”。毛泽东曾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理”之所在，就在于阶级斗争能够推动历史的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这说明了历史发展与经济发展、阶级斗争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解释历史进程时，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更倾向于从经济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入手，而毛泽东更倾向于从“阶级斗争”入手，将人类进化看作“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阶级斗争的演进”，“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溯本追源，在阐释历史发展规律时，“三书”没有采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进行叙述模式，而主要遵循“阶级斗争”的叙述模式———阶级是历史舞台的主角，社会被分为两极对立的“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阶级斗争的结果就是历史的发展。例如，《宣言》用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斗争叙述西方近代史，诠释了“一切过去社会底历史，都是阶级争斗底历史”。《阶级争斗》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表现为“小生产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兴衰史”，并详细阐释了无产阶级从出现到壮大、从自在阶级上升到自为阶级、从经济斗争上升到政治斗争的“斗争发展模型”。《社会主义史》则用具体的事例佐证了《阶级争斗》中的斗争步骤，详细地说明了从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到20世纪初期各国社会党的斗争背景、斗争策略及斗争成果，将社会的发展史写作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史”。相较而言，“三书”探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部分的篇幅少，事例不详，术语翻译也更为晦涩。
值得注意的是，“三书”对暴力的政治革命基本持肯定态度。这与对各作者因所处派别产生的刻板印象不同。在这一问题上，无需赘言《宣言》代表的马克思恩格斯立场。考茨基承认夺取政权的重要性，指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夺的战争，必要是一个政治战争。没有政权，工人不能发达他的经济组织，以上他的经济战场”。克卡朴认定革命中的暴力是必要的(但反对把“社会主义”单纯理解为“暴动”)，因为思想“需经过一次极激烈的战争，才能够有容身之所”。这种对必要“暴力”的合法性承认与毛泽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论断有着一定的亲和关系。
3．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的必然实现
社会变化的最终结果是什么?“阶级斗争”解决了社会形态变更的动力问题，而“阶级斗争”理论提供了社会“到何处去”的答案。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认为，生产力是发展的，由于生产力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依托于生产力的社会形态也会朝生产力发展方向依次更替，呈现出历史的进化。由阶级视角审视这一原理，不难得出“两个必然”的肯定结论———阶级斗争的结果，是资产阶级的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的必然胜利(陈望道原译“有产阶级底倾覆和无产阶级底胜利，都是免不了的事”)。
“两个必然”是对历史进化方向的肯定预测。虽然涉及的未来是遥远的，但是，“三书”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具有不亚于自然科学规律的必然性，并为此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论证。《宣言》和《阶级争斗》的论证基于的是唯物主义视角。由于历史发展方向与生产力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当生产关系“不能和那已经发展的生产力适合了”，生产关系必然将发生革命。资本主义代替封建社会是如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也是如此。社会主义“关于他建设的必要原素，都由资本主义发达而来”，“不是一两个人的臆造，乃是经济发达必然的结果”。这种观点被克卡朴转述为: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仅仅凭借权力所致的，但是由于社会进化中自然的公理使然的。这种结果是由于社会进化中固有的原理所决定的，这是和私人的意志及目的不相干的”。柯卡普也承认“两个必然”，但不认同唯物史观的论证方式，因为这种方式“按照伦理上的概念去裁判自然的经济上的作用，是不正当的”。他个人更倾向于将社会主义的实现看作伦理道德进步的产物。这种伦理的先进性是“必然实现”的，虽然在目前社会“我们只能够指出种种倾向社会主义的表征或倾向，不能够指明他和近世工业发达相称的一定的结果出来。然而这些倾向是很重要的，并且是显然增进了”，“他或者含有真理的元素和合乎正义之希望的元素在里面，在将来必然能够表现出来”。可见，唯物史观和“伦理进化”的两种论证路径都作出对社会主义实现“必然性”的肯定判断，考茨基甚至保证，“社会主义的生产，必然实现的，亦应当来的。劳动家的胜利，是不可免的。同时社会主义生产的胜利，亦是不可免的”。
同时，“三书”指出，“两个必然”的实现也是世界性的，任何一个国家无法置身于社会革命的潮流之外。《宣言》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世界历史性的，“为了生产品增多，必须时常扩张市场，有产阶级，遂布满世界，他们到处密集，到处栖止，到处发生关系”。因此，抵抗资产阶级压迫的革命必然也是世界性的，需要“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社会主义史》说明了各国阶级斗争的发展趋势呈现从一国到多国到国际联盟、从经济斗争到政党斗争到暴力革命的发展轨迹，并告知社会主义政党已经遍布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包括中国，孙中山被视作当时中国社会主义的代表)。考茨基甚至断言“所以无论什么地方，有独立的工党，他迟早总要显现出来社会主义的倾向。若起初不是社会主义的，结局亦必是社会主义的”。阅读“三书”后不难相信，中国必然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无产阶级抵御压迫者的斗争也是必然胜利的。
“两个必然”的论断为毛泽东指明了世界和中国的前进方向。1920年12月，毛泽东认定将“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新民学会的方针，赞同蔡和森提出的用俄国式的方法，即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这一抉择固然是对俄式革命在阶级斗争上操作性的肯定，同时也承认了中国必然会与世界的潮流一同走向社会主义。可以设想，如果“三书”并没有对社会主义的到来作出肯定的、必然性的判断，而仅将劳工运动作为暂时的、局部的现象，或在这一方面含糊其辞，那么，“三书”对于急于解决中国出路的毛泽东的吸引力将大打折扣。在之后艰难的革命岁月里，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到“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论断，毛泽东多次对革命的未来作积极、肯定的推断，从未怀疑过革命，这在根本上也是基于“两个必然”的信仰。
总之，毛泽东基本继承和接受了“三书”阶级理论的规范性原理。“阶级”是客观的社会存在，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的直接动力，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必然实现的未来。虽然这种阶级理论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仁爱思想截然不同，与改良主义的和平斗争思想也可谓背道而驰，但是，这些基本原理解释了社会“由何构成”“因何发展”“到何处去”，形成了体系化的的世界观，对屡次经历民主运动失败后的毛泽东具有强烈的说服力。
03
“三书”阶级理论中的实证方法与事例对毛泽东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不仅是规范性原理和逻辑推导，其更重要的面向，是将抽象的历史进程落实到现实的实证性分析之中。毛泽东在诸多主义中选择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唯物史观是实证的，“不象惟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如果说上文所述的阶级原理把握住了宏观的社会历史，解释了社会“由何构成”“因何发展”“到何处去”，那么，下文即将阐释的实证方法论和阶级分析的具体原则，才能将抽象的基本原理具象化于更微观的政治领域，在革命现实中生根发芽。在这一层面，“三书”简明扼要地抓住了阶级理论在实践上的导向，成为了毛泽东阶级分析的借鉴来源。
1．阶级斗争是现实中阶级分析的目的
运用阶级理论的第一个困难是如何在现实社会划分阶级。依照上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阶级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因此，分析社会经济结构及存在的生产方式即可划分阶级。但是，任何一个现实社会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都比《宣言》的“模型”更加复杂:社会可能并行着多种生产方式和剥削关系，剥削关系甚至一定程度上存在于剥削阶级之间，因此，阶级划分就成为了难题。
解决这个难题，有两种可行的思路。一种可行思路是从生产方式着手，以“是否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作为革命性排序的标准。这种阶级分析法首先关注社会上存在的生产方式，判断这一生产方式是历史残留还是新兴的现代生产方式，然后根据生产方式的先进性(与现代生产力的契合程度)排列各阶级。这种思路一般有着“经济决定论”和“五阶段论”的痕迹，明显区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差异(如区分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民)。这是一些教科书和唯物主义著作采用的思路。另一种可行的思路相较于“是否代表现代生产力”，更关注“是否处于剥削阵营”。这种思路从生产关系中的剥削关系入手，默认社会存在“两极分化”后的两大对立阵营，“剥削者阵营”是压迫者，是革命对象，“被剥削者阵营”是被压迫者，是革命动力。这就将现实中复杂的经济关系简单化了，服务于阶级斗争和“两大阵营决战”的需要。两种方法在原则上殊途同归，但在现实运用上差别迥异。“三书”体现的是后者的思路，即简化经济关系，凸显“两大对立阵营”，使阶级分析服务于阶级斗争。
从文本编排上，“三书”的写作都没有遵循“五阶段论”的时序，而是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视作不同的、有自身发展轨迹的主体，凸显主体间的阶级斗争。如《宣言》的第一章为“有产者及无产者”，是先叙述资产阶级的壮大，再叙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阶级斗争》的第二章为“劳动阶级”，第三章为“资本阶级”，分别叙述两个阶级成长壮大的轨迹。第五章“阶级争斗”，叙述了两大阵营的斗争。《社会主义史》在书写跨越了近一个多世纪的政治主张时，只呈现了其演变与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说明其斗争方式发展是生产力变化的产物，仍然凸显的是压迫者与“贫民的主张”间的“敌我对峙”。
在政治主张上，“三书”都提出，无产阶级政党不仅要推翻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而且要消灭所有的剥削制度。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建立在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上面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渐次分成两种阶级，一方面是一种极富的人，而他方面就是大多数赤贫的人”。这种持续的两极分化“添加了被剥夺者的人数及力量，而减少了剥夺者的人数及力量。结果必会引得民众大多数到这样不可忍耐的情况”。因此，无产阶级革命是大多数人的革命，要消灭一切的剥削制度，“社会的改变，不仅是劳动家的解放，乃是全人类的解放”，“他(指社会民主党——引者注)在今天的社会中，不但反对赚工钱的工人所受剥夺与压抑，亦反对各种有害于一个阶级，一党，一性，一族的各种剥夺与压抑”。在消灭剥削上，无产阶级比过往的革命者都更彻底，“从前一切阶级，一旦得了权势，没有不拼命使社会屈从他们的分配条件，好巩固他们已得的境况。无产者若不将以前的分配方法推翻，便没有做社会生产力底主人翁的日子。因此，从前一切分配方法，是不得不推翻的”。既然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目标是消灭所有剥削，那么，服务于阶级斗争的阶级分析法自然首先要以“是否剥削”而非“是否代表先进生产力”作为划分阵营的标准。
简化经济关系，凸显“两大对立阵营”，使阶级分析服务于阶级斗争的阶级分析原则也体现在毛泽东的思想上。例如，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提出，“中国各阶级对于民族革命的态度，与欧西资本主义国内各阶级于社会革命的态度，几乎完全一样”，因为“现代的革命本是一个，其目的与手段均相同，即同以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为目的，同以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联合作战为手段”。这一结论简化了中国内部复杂的生产关系，承认了社会内部“两大阵营”——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对立。“两大阵营”伴随而来的信念是“剥削阵营”和“被剥削阵营”悬殊的人数对比。毛泽东始终相信，无产阶级革命是“大多数”对“一小撮”的革命。早期毛泽东对城市中心主义路线的不满，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革命人数的考虑。
2．谋生方式和政治态度是阶级划分的重要考虑因素
如上所述，阶级理论“落脚”于现实的第一步是将社会划分为两大对立阵营，使阶级分析服务于阶级斗争。但是，这种阵营划分存在一定的隐患:在现实中，政治态度总是由许多因素共同决定的。同一政治立场，不意味着同处一阶级阵营。同处一阶级，也不意味着同样的阶级立场。由于“阶级意识”存在觉醒程度的差异，同一阶级“未觉醒”的成员仍可能因为其他因素支持其他政治团体，甚至为了个人利益损害阶级的长远利益。因此，仅凭生产方式“是否剥削”不足以重构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与相应的政治态度。为此，《阶级争斗》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将政治态度引入划分人群的标准，再对该阶层谋生态度对剥削阶级的依赖性进行更深入的考察。
考茨基提出，“社会主义的生力军，是无产阶级。但亦不是所有的无产阶级，一样赞成社会主义”，一些阶级(阶层)不支持社会主义，是因为其谋生方式在根本上依赖于资产阶级。例如，奴仆实质上是有产阶级家庭的一部分，谋生依赖于有产者的剥削，“主人的收入越大，权力名位越大，这些跟班所沾的余润亦越多”。这种谋生方式形成了“奴仆的性格”，即“谄媚上面的人，虐待下面的人”。因此，奴仆不是社会主义的核心支持者。同样，流氓无产阶级(恽代英译“下流社会”)的谋生依赖于“富人的残羹冷炙”，“剥夺的程度越高，富人的收入越大，乞丐的盼望越多”，因而不会从根本上反对剥削制度。
另一些阶级(阶层)不支持社会主义，是受制于阶级意识尚未觉醒。只要这些阶级的谋生方式在根本上是与剥削阶级的利益对立，就可能觉醒为“革命者”或转化为“革命的朋友”。例如，工人阶级中尚未觉醒的部分，虽然暂时地反对或漠视社会民主党，但随着“劳动家的势力，影响于同类人群的思想同感情的态度越大，那些人群被引入这种运动的人便越多”，他们会逐渐觉悟，参与革命。小生产者和农民虽然是保守的(希望保留私有制)，但一旦认识到，“是资本家，不是劳动家，剥夺农人工人”，“劳动家的得胜，是这种剥夺的宣告终结。独立的小生产者，在消费一方面，与劳动者有相同利益”时，小生产者就有各种理由转向革命。
3．社会心理是阶级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
资本主义衰亡的历史必然性并不总会直接表现出来，它需要通过一些可直接感知的具体方式对大多数群体发挥作用。相较于机械的“经济决定论”，“三书”的“阶级分析”除了考察经济地位、政治态度的关系之外，还考察了各个阶层的社会心理变迁。这一方法论很可能对毛泽东有间接的影响，试举几例分析。
一是“痛苦”的心理。绝大多数阶级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怀疑不是基于理性认识，而是基于经验上源源不断、愈演愈烈的“痛苦”。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过程中，劳动者和中间阶级“他们所得的只是生活不安程度的加增，只是悲惨，压迫，屈服，堕落，受人家剥夺之苦”。在资本主义确立后，工人仅能获得糊口的工资，而且还时刻面临失业的痛苦。当经济危机爆发时，小生产者和小资本家面临破产的痛苦，“痛苦越普遍了，崩坏的时候来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战争也“每加增社会的痛苦”。就连尚有资产者，也要忍受资本变迁“不安定”的痛苦。蔡元培在《社会主义史》的序言中承认，书中描述的工人痛苦，就是中国工界的缩影。俗话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当无产阶级发展到了“反对他所受了痛苦的制度，只有无理由的恨，更无别的方式”之时，革命的时刻便不远了。
二是“绝望”的心理。所谓绝望，是自己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丧失信心，从而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失去希望。考茨基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关闭了名义上的阶级流动渠道。教育作为“以前被劳动者开的门，可以使他们不靠外力爬得上面富贵些阶级的，现在是已经闭塞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工人阶级不可能像中世纪师徒制度一样“熬”成“行会师傅”，也不可能通过节衣缩食敌过资本积累的速度，“亦不能使他藉此可以超拔他与他的子孙出于劳动者的境况中”。随着两极分化，工人阶级的绝望会蔓延到整个社会，当其他阶级“看清了他或者总有些他的子孙迟早会丢入劳动界，除了解放劳动者没有自救的方法时”，当“劳动家的势力，影响于同类人群的思想同感情的态度越大”时，其他阶级也会倾向于革命。
毋庸赘言的是，在毛泽东的阶级分析中，各个阶级的心理状态一直是调研的重点，尤其是被压迫阶级的痛苦来源和对预期未来(“发财”“买地”)的绝望。例如，在早期的阶级分析中，毛泽东就已经详析了各阶级的心理状态及对革命的态度。民族资产阶级的痛苦来自于帝国主义，但尚未对资本主义生产道路的未来绝望，“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发财，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救苦”，因此，民族资产阶级缺少革命的彻底性。小资产阶级可划分为“余钱剩米派”“恰自足自给”与“每年要亏本的”，其中的“余钱剩米派”自信有发财可能，对未来有希望，不轻易参与革命;“恰自足自给”怀疑社会前途，有痛苦但没有完全绝望，可能参与革命;“每年要亏本的”既有“瞻念前途，不寒而栗”的绝望，又在精神上的痛苦比一切人大，因而“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贫农是农民中最痛苦、最绝望的群体，“他们没有土地，生活毫无保障，……饿与死是他们不可逃的两个命运，因此他们天然富于革命性”。可见，毛泽东对政治态度的判断不仅限于分析经济关系，也包括分析社会心理，其重视程度和分析路径与“三书”是较为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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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
毛泽东对阶级理论有着极高的评价:“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毛泽东之所以崇尚阶级理论，是因为“阶级”既是纵向理解历史发展的钥匙，也是横向解剖社会结构的“火眼金睛”，有着“提纲挈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三书”是毛泽东阶级观的入门书。在纵向的历史理解上，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基本原理和规范性前提，解决了世界“由何构成”“到何处去”“如何到达”的疑难;在横向的现实政治上，毛泽东掌握了相对立体的、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阶级分析策略，为自己的社会调研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如上所述，毛泽东阶级理论中创新(或者“离经叛道”)的要素主要出现在对实证性原则修订，而极少出现在对规范性前提的忤逆和更改，这说明毛泽东的阶级理论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的谱系之中。其中的一些实证方法和原则的修订雏形也与“三书”的现实分析有相近之处。
当然，我们不能将青年毛泽东的所有阶级理论的源头都归于“三书”。应当指出，毛泽东阶级理论是经典文本和同时代社会主义者共同影响的结果。毛泽东的阶级理论还明显受其他非“三书”的经典文本影响，例如，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依照财产所有权、收入和阶级斗争情况划分农民阶级地位的理论，的确是“三书”不可代替的。同时，我们也不能说明，青年毛泽东论断中与“三书”亲和甚至高度相似的部分一定是受“三书”而非其他源头的影响(毕竟缺少毛泽东本人对“三书”的直接引用作进一步支持)。但不可否认的是，青年毛泽东在关于阶级理论的基本认识和运用方法上，确实可以看出“三书”的一定影响。随着对中国外在环境和内部社会条件的深入了解，随着革命实践的推进，“三书”为毛泽东构建的阶级观框架也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写、发展和再诠释，形成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