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第二国际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还没有认识到金融资本的重要性;希法亭考察了金融资本，但是没有认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列宁认为寄生性是金融资本的本质规定，并从资本输出、证券发行、投机地租、垄断价格、投机国债等方面论述了金融资本寄生性的积累机制。和历史上的金融资本一样，美国金融资本具有同样的寄生性，并且发展了寄生性积累的逻辑，包括美元霸权、汇率投机、金融技术翻新、主权债务操作等等。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导致霸权国寄生阶层膨胀，制造业空心化，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贫困化，国家债务攀升，国家福利支出压缩，民众反抗情绪增加。面对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所导致的结构性危机，右翼民粹主义崛起，蛊惑民众，对外转嫁危机，这是导致当下世界乱局的原因。特朗普政府打击欧盟、遏制俄罗斯、制造中东地区混乱、对中国挑起贸易战等等，是西方右翼民粹主义的集中代表。只要金融资本支配世界市场，只要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的根基没被触动，世界的乱局就难以结束。

　　文章来源：《理论月刊》2020年第7期，推送版本为删除脚注版本。

　　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他表现自己精神状态最实际的呼声。”理论需要敏锐到时代的问题，从而对这些关乎时代发展方向的问题进行深入考察。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人类充分享受着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诸多好处，但与此同时，资本在主导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资本的自我矛盾也不断暴露出来，尤其是金融资本的自我矛盾最终必然会成为资本主义走向自我否定的强大动因。当今世界，地区冲突和民族冲突此起彼伏，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西方右翼民粹主义重新抬头，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着诸多挑战，国际格局正悄然发生新的变化。可以说，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认为，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是当前世界乱局产生的根源。

　　一、寄生性积累是金融资本的本质性特征

　　寄生性积累是金融资本的本质性特征，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逻辑中得到了揭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为金融资本的分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在一系列政论文章中直接以金融资本、金融贵族为核心分析了欧洲的政治、经济事件。希法亭和列宁等人以金融资本为理论工具，对20世纪初期的世界局势进行了考察。

　　希法亭在马克思的基础上提出了金融资本的理论，希法亭主要是以流通和信用为基础阐述了金融资本如何在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 相融合的基础上产生的。在《金融资本》书中，希法亭从货币入手，考察了金融资本的形成机制及其内在规定。商品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货币游离出来，集中于银行，促进了银行的发展。此外，信用的发展，企业不得不利用信用参与竞争， 信用推动了股份公司的形成。股份公司由于具有优于私人企业的众多特点，银行更愿意将资金投入股份公司。这样就加剧了银行资本对股份公司的控制以及银行资本自身的集中与垄断。最终，银行资本转变为金融资本，“资本便采取了自己最高和最抽象的表现形式”。希法亭指出：“金融资本就是由银行支配而由工业家运用的资本。”金融资本支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金融资本通过“参与制”等方式控制着中小企业;金融资本为了确保自身的垄断地位，用卡特尔关税取代了培育性关税;金融资本为扩大经济区，进行资本输出，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等等。希法亭认为，不理解金融资本，“就不可能理解目前的经济趋势”。可以说，正是由于希法亭抓住了金融资本，才使得希法亭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要比当时 其他很多理论家深刻。第二国际的另一位重要理论家考茨基，虽然肯定了希法亭的研究，但是他并没有沿着希法亭的视角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对金融资本的重视度不够，考茨基还是从产业资本积累的视角观察当时的世界。在分析帝国主义产生的根源时，考茨基认为，这是由产业资本积累所造成的工农业比例失调所导致的。帝国主义是解决工农业比例失调的一种手段，帝国主义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并不是必需的。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考茨基的这些论断遭到了列宁等人的批判。

　　列宁更明确地抓住了金融资本的垄断基础，并指出寄生性是金融资本的本质性的特征，列宁运用金融资本概念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列宁对希法亭的分析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对“‘ 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作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理论分析”。同时，列宁也指出希法亭忽视了金融资本的另一本质规定，即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希法亭之所以忽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特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希法亭从流通领域出发，考察银行资本职能的新变化，银行资本转变为金融资本，金融资本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希法亭最后得出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这一结论。希法亭并没有看到，金融资本并没有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金融资本有推动社会化大生产的一面，同时也寄生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破坏着社会化大生产。在金融资本占统治的时期，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大部分利润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才’拿去了。这种金融勾当和欺骗行为的基础是生产的社会化，人类历尽艰辛所达到的生产社会化这一巨大进步，却造福于

　　……投机者”。希法亭并没有看到，寄生性积累同样也是金融资本的本质特征。

　　在批判吸收希法亭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列宁对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机制做了深入研究。

　　第一，金融资本通过技术垄断和价格垄断获得超额垄断利润。金融资本是建立在垄断基础之上的，他们结成了卡特尔辛迪加等垄断联盟，从而保证了垄断利润。垄断企业具有众多竞争优势：垄断企业规模大，生产的社会化程度高，更容易进行技术的研发或者将技术应运于生产;垄断企业垄断着市场、原料和技术等，可以进行垄断定价，保证巨额收入。在自由竞争条件下，企业至多获得平均利润，而在垄断条件下，企业则可以获得超额垄断利润。在垄断利润的驱使下，金融资本对原料和市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并且要控制或者兼并众多中小企业。当企业走向垄断后，寄生性和腐朽性将愈加明显地表现出来。垄断会阻碍技术的进步，会使生产停滞下来，这种趋势会越来越占上风。

　　第二，金融资本通过发行证券和投机国债获得巨额利润。金融资本可以通过发行证券获得“创业利润”。“创业利润”最早由希法亭提出来。“创业利润”来源于企业主收入的资本化，是一笔巨额收入。由于金融资本垄断着大量的货币资本，金融资本同一般资本争夺“创业利润”时更具有优势。在当时的法国，四家最大的银行在发行有价证券方面享有不是相对的垄断权，而是绝对的垄断权。垄断保证了“创业利润”的获得。在德国，没有哪一桩生意哪怕是获得同发行证券相近的利润。例如柏林的德意志银行，在柏林发行西伯利亚商业银行的股票，把这些股票压存了一年，然后以 193%的行情，即几乎高一倍的行情售出， “赚了”约600万卢布的利润。金融资本还可以通过投机国债获取巨额利润，当时的法国，金融资本从4亿法郎的中俄债券中得到8%的利润，从8亿法郎的俄国债券(1904年)中得到10%的利润，从6250万法郎的摩洛哥债券(1904年)中得到18.75%的利润。

　　第三，金融资本投机不动产。土地具有不动产性质，金融资本凭借着对土地的垄断，可以向整个社会征收贡赋。对土地的垄断往往同对交通运输业的垄断结合在一起。同市中心交通的便利程度往往能够决定土地的价格以及土地是否能够顺利买卖。金融资本通过“参与制”的方式控制交通运输企业，也可以收买行政当局，这样交通运输企业的利益就和土地买卖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了。当金融资本家已经提前知道交通运输线要经过他所垄断的土地时，他就在适当的时机将土地卖出去，从中获得巨额利润。甚至金融资本还可以通过土地的位置改变交通运输的布局，从而抬升地价，进行土地投机。此外，金融资本对土地的垄断还意味对原料的垄断以及自身垄断地位的巩固。因 此，金融资本会想尽一切办法霸占原料产地，抢占殖民地。甚至可能有原料的地方，金融资本也要想尽一切办法占有。因为今天无用的土地，由于技术的进步或者市场的扩大，明天就会变成有用的土地。对土地的争夺，激化了金融资本间的矛盾。

　　第四，金融资本通过资本输出获取巨额利润。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大量的货币资本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游离出来，集中于少数金融资本家手中。资本显得有些过剩，是因为资本要寻找更加有利的投资场所。少数的帝国主义国家或者将资本输出于殖民地国家，或者输出于其他国家。资本输出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资本输入国经济的发展，也使金融资本获得了巨额的寄生收入。债权国在同债务国订立协议时，债权国总是要占点便宜，获得债务国贸易条约上的让步，最常见的 就是让债务国用一部分贷款购买债权国的产品。这样，债权国就从一头牛身上剥下来了两张皮，第一张皮是通过贷款取得的利润，第二张皮是用一部分贷款来购买债权国产品时所获得的利润。资本输出极大地促进了食利者阶层的发展，食利者阶层完全脱离生产，他们以剪息票为生，不参加任何企业生产，仅仅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或者殖民地就可以获得巨额利润。在当时，世界上“贸易” 最发达的国家，食利者的收入竟比对外贸易的收入高4倍!英国食利者的人数约有100万。从事生产的人口的百分比日益下降。

　　综上，金融资本通过垄断价格、发行证券、国债投机、地产投机、资本输出等方式建立起了一整套寄生性积累机制。金融资本往往是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的。与国家政权的结合，又进一步纵容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

　　也许人们会说，金融资本可以抑制它的寄生性积累，这样就不会引发那么多的危机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寄生性积累是金融资本的本质规定，金融资本必然要走向寄生性，走向腐朽性。寄生性积累是金融资本的本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上了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做媒介而赚到钱。”金融资本必然要通过一整套寄生性积累机制获得巨额的寄生性收入。

　　二、美国金融资本把寄生性积累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二战后，旧的殖民体系走向了瓦解，但这并未改变金融资本对世界的支配。建立在主权国家基础之上的金融资本新帝国主义体系取代了旧殖民主义体系。美国金融资本，联合了日本和欧洲，确立了世界霸主的地位。美国的金融资本同样具有寄生性特点，这种寄生性往往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掩盖下进行着。

　　20世纪70年代，经过战后经济恢复期，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过剩资本，迫切需要深入挖掘新的世界市场。与此同时，斯大林模式的东方社会主义遭遇危机，民族独立国家纷纷转向出口导向性的经济，新一轮科技革命在全球蓬勃兴起。众多因素综合作用在一起，使得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势在必行。美国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新自由主义，为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进一步扫除了障碍。新自由主义本质上维护的是金融资本的利益。

　　在新自由主义的庇护下，美国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实现了它的寄生性积累，并将其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第一，美国通过美元的霸权地位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二战后，美国确立了美元的霸权位置。美元和黄金挂钩，这保证了美元的稳定性。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和黄金脱钩，美元可以无限制发行。其他国家发行过多货币造成的通货膨胀，需要他们自己买单;而美元滥发造成的通货膨胀，需要全世界共同分担。美国甚至可以通过直接印钞票，在全世界购买他们想要的产品，攫取全世界的财富。美国可以利用美元的霸权地位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美国还可以通过美元的贬值与升值，打压他国的企业，攫取更多的货币财富。当其他国家的货币升值时，会打击这些国家企业的对外出口，这时美国与这些国家进行贸易时处于有利位置。美国还建立了一整套美元霸权体系，美国推行石油交易的美元计价机制，保证了美元世界储备货币的位置;美国通过美元环流机制，保证了美元币值的稳定。此外，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也是维持美元霸权地位的重要手段。

　　第二，美国金融资本通过金融技术创新获得巨额利润。同列宁所处时代不同，20世纪70年代，虚拟经济的发展更加迅速。虚拟经济成了金融资本攫取社会财富，获得巨额利润的重要手段。美国金融资本家大力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各种金融衍生品，吸引全世界的货币财富流向美国市场。传统的金融工具，股票、贷款、国债等往往是分离开来的，通过金融技术的创新，金融资本家将这些金融工具打包起来，然后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式把这些金融工具做成各种金融产品，吸引投资者去投资，金融资本家能够从中大赚一笔。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由于金融衍生品过度膨胀所引发的。金融创新使美国的经济走向了高度虚拟化，这无疑增加了美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往金融市场注入大量资金，拯救了金融机构，而公共权力却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民众也间接遭受货币贬值之苦，若不是来自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他国产品供给美国市场，美国民众所遭遇的货币贬值之苦就会更明显。

　　第三，美国金融资本通过利用和制造危机掠夺社会财富。在金融帝国时代，信用危机、债务危机等使经济危机的形式更加多样化，诸多形式的危机往往是交织在一起，同时发生。在危机中，损害最大的往往是那些中小企业，金融资本家则利用各种形式的危机，掠夺社会财富，壮大自己。金融资本家们还可以通过汇率投机、股票投机等制造各种形式的危机。1997年的波及东南亚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金融资本通过外汇投机和股票投机等手段造成的。20世纪90年代末，泰国泡沫经济现象严重，国际金融寡头看准了时机，通过泰铢的买入卖出，让泰铢贬值。泰国最终不得不宣布泰铢与美元脱钩，泰国的危机迅速波及东南亚各国。金融寡头们从这次危机中大赚一笔，东南亚各国却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第四，金融资本与主权债务操作。通过美元环流机制，美国金融资本成功地建立起了另一套独特的寄生性积累机制。由于美国自身的经济结构，美国在同欧洲和亚洲等国进行国际贸易时，大都处于贸易逆差，造成大量的美元外流。贸易顺差国再用美元购买美国国债。美国用回流过来的美元进行投资，再攫取巨额利润。新兴国家不仅向美国贡献廉价的商品，而且还贡献资本。这种情况下，贸易顺差国家还要尽可能维持美元汇率的稳定，保证他们购买的美国国债不贬值。对第三世界一些债务国，美国金融资本强迫他们推行华盛顿共识，阻碍他们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让他们为金融资本提供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

　　通过以上诸多方式，美国金融资本建立起了一整套更发达的寄生性积累机制。当然，美国金融资本不会局限于只用经济手段进行寄生性积累。军事、政治等手段都会参与到其中。例如，在世界各国扶植自己的代理人;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制造地区冲突，地区动乱。通过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手段，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体系得以巩固。

　　三、美国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的社会结果

　　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造成了美国经济的高度虚拟化，产业空心化，寄生阶层膨胀，中产阶级贫困化等，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危机。

　　第一，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造成了美国经济的高度虚拟化，增加了美国经济的内在风险。虚拟经济作为金融资本的一部分，某种程度上能够吸收较多的过剩资本，运用于产业投资，但虚拟经济过度繁荣也使美国经济泡沫化现象严重。虚拟资本的价格形成机制和价格实现条件的矛盾是虚拟经济的内在矛盾。虚拟资本的价格形成条件是通过预期收入的资本化来完成的，而虚拟资本价格的实现则必须要将虚拟资本转让出去，需要有人来接手。当经济繁荣和银行利率下跌时，会有更多的货币会投入金融市场，抬高了虚拟资本的价格。虚拟资本价格的上涨，本身又能成为虚拟资本价格上涨的条件。虚拟资本的价格不断膨胀，经济的泡沫也会不断加大。一旦没有足够的过剩货币投入虚拟经济的赌博中，一旦投资者的信心发生动摇，虚拟资本的预期价格将会迅速下滑。虚拟资本价格的迅速下滑同样构成虚拟资本价格继续跌落的条件，投资者竞相抛售手中所持有的虚拟资本。此时是只有人卖，而没有人买。最终，泡沫破灭，危机发生。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以往的多数金融危机，都是由于虚拟经济的过度繁荣所导致的。其实，早在1999年，美国经济就已经潜藏着严重的泡沫危机，当时股市的市场价格已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80%。一旦投资者对美国经济信心发生动摇，一旦全世界的货币资本不能源源不断注入美国的股市，美国虚拟经济泡沫就会破灭。2020年3月16日以来，美股发生多次熔断，就是美国虚拟经济泡沫破灭的具体表现。虚拟经济泡沫的破灭必然会波及职能资本的正常循环，破坏社会再生产的条件，引发社会危机。

　　第二，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增加了制造业成本，导致制造业或者转移海外，或者被竞争淘汰，而随着制造业的衰落，中产阶级衰落，失业问题严重起来。20 世纪70年代，美国将大量需要耗费高劳动力成本的产业转移到了海外，而自己则垄断着大量的高科技行业，形成了新一轮的全球化生产分工体系。广大发展中国家给美国输出了大量的廉价产品，美国则通过向全世界输出高科技产品获得垄断利润。美国不是全世界的生产中心，却是全世界的资本积累中心。美国的这种经济模式是潜藏着巨大危机的。制造业的大量外移造成了美国实体经济的萎缩，美国经济的内在结构决定了美国经济不能吸收大量的就业人口。高科技行业和第三产业虽然能够创造许多就业岗位，但毕竟是有限的。

　　第三，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使美国家庭债务负担严重。马克思指出：“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资本主义社会经常面临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资本当然不会用提高工资的方式去解决这一问题。为了刺激需求，扩大市场，信用消费便发展起来了，普通消费者从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20世纪70年代后，信用贷款与金融化结合起来，给美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风险。金融资本家将房贷保险等各种贷款做成金融衍生品，投入金融市场，吸引投资者投资。当金融市场繁荣时，这些金融资产的价格会持续上涨。投资者通过金融化操作就可以偿还自己的债务。但这是建立在美国经济繁荣，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的前提之下。2008年之前，金融资本家为了刺激美国住房消费，发行了许多次级贷款，并且将这些贷款进行资产重组，做成各种金融产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去销售。当金融市场膨胀到一定程度，也即用来金融产品投资的过剩资本不足时，金融产品必然会遭遇一个正反馈的下降趋势，也即断崖式的下跌。在金融资本的信用制度之下，美国家庭的负债一直较高。截止到 2019年9月底，美国家庭未偿债务总额达到13.95万亿美元，约占GDP的73%。

　　第四，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造成了美国大规模的国债，国家背负着沉重的债务。金融资本 的寄生性积累造成大量社会财富集中于少数金融资本家，政府难以通过提高税率的方式获得大量的财政收入，因为这会损害金融资本家的利益。发行国债成了美国政府维持自身正常运转的重要手段。小布什时期，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战争支出剧增，美国的国债规模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约占GDP的69%。当金融资本遭遇危机时，美国政府要去救助金融资本，但美国政府已经是负债累累，用什么去救助金融资本?只能是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这使得美国的负债更加 严重，但金融资本家仍然是背后的受益者。2008 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奥巴马为了拯救金融资本 家，拯救美国的经济，发行大量的国债。到2011年，美国的国债规模达到了14.32万亿美元，在GDP中占比已经超过了90%，奥巴马离任时，美国债务规模已经超过了GDP规模。特朗普时期，为了维持庞大的政府财政支出，美国的国债规模继续增长。截止到2019年10月，美国的国债首次超过23万亿美元，国债约为GDP的1.1倍。

　　第五，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造成美元滥发。美元成为世界货币，美国可以借此向世界各国征收铸币税。但是，如果过度发行美元，不仅会造成美元的信用危机，还会造成美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社会动荡。美国金融资本家通过他们所建立的一整套美元回流机制，通过金融市场吸收了实体经济中游离的货币，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美元的过度贬值。当美国经济出现危机时，美国就不会顾及他国，不会再顾及全世界。2008年次贷危机，美联储推行量化宽松政策，确保美元在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挽救美国的经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股市遭遇多次熔断，特朗普为了挽救美国的股市，为了恢复美国的经济运转，签署了2万多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法案，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刺激方案。除此之外，美国还通过直接发钱的方式来刺激这次受疫情影响的美国消费。例如，年收入低于7.5万美元的成人每人发1200美元的现金支票。美国的负债规模巨大，这些钱怎么来?只能是通过继续负债或者滥发美元。这势必会引发美元的进一步贬值。

　　第六，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导致美国社会福利的削减。在金融资本支配的美国，政府本质上是维护金融资本家的利益。当美国经济出现危机时，政府首先救助的是金融资本家，而非普通民众。政府已经负债累累，政府用什么去救助金融资本家?或者是接着负债，或者是削减财政收入。美国近些年来负债规模庞大，负债甚至已经超过了美国的GDP规模。这些年来，美国历届总统尝试着削减美国的债务负担，但是始终未能解决美国的债务问题。美国政府当然不会损害美国金融资本家的利益，但美国政府需要减少负债，从而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这种情况下，只能是削减美国的社会福利。特朗普就任总统后不久，为了维护金融寡头的既得利益，就叫停了“奥巴马医改计划”，而“奥巴马医改计划”不过才试图去保证15%的美国人的医疗。

　　四、转嫁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的社会危机是全球乱局的根源

　　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造成美国严重的社会危机。美国是否能够通过内部结构的调整来解决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所造成的诸多危机?不能。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然要触及金融资本家的利益，金融资本家无论如何是不会同意的。美国经济面临产业空心化问题，特朗普上台后喊出了重振美国制造业的口号，但这不过只是口号而已。相比于第三世界国家，美国劳动力成本很高。美国的产品同第三世界国家产品竞争并没有优势。实际上，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奥巴马便喊出了重振美国制造业的口号，但直到 今天，这一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在这种背景下，以特朗普总统为代表的右翼新民粹主义崛起。特朗普所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操弄民意，宣称“美国优先”原则。在新民粹主义价值理念的指引下，特朗普制造了美国同中国、俄罗斯、欧盟以及中东等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冲突，并且退出了“巴黎协定”“TPP”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

　　新民粹主义同极端民族主义结合，放弃了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普世价值”理念，鼓吹民族、国家甚至是文明间的对立。特朗普公开鼓吹“白人优越论”，鼓吹种族主义。新民粹主义当然不可能解决危机，它不过是要转嫁危机。新民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是金融资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特朗普将自己包装成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和美国民众的利益，号称要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实际上，这些都不过是获取美国民众信任的幌子。特朗普所推行的众多政策，都建立在维护美国金融资本家利益的前提下。特朗普公开批判一小撮精英的统治，实际上，特朗普从未将矛头对准华尔街的金融贵族们，特朗普所充当的仍然是美国金融资本家的代言人。

　　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战，理由是中美贸易中中国损害了美国的利益。这不过是幌子，中美贸易逆差是由国际分工体系所造成的。中国给美国提供了大量的廉价产品，降低了美国民众生活成本;中国又将贸易出口所换回的美元购买美国国债，实现了美元的回流。中美贸易是有利于美国的。造成美国社会危机的，是美国金融资本自身的寄生性积累。实际上，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真实目的，一是打压中国的制造业，让中国继续生产低端廉价产品，确保美国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的实现。二是制造中国与美国的对立，让美国民众 以为美国的社会危机是由中国的发展所造成的，这不过是通过转移美国民众注意力的方式来缓解美国社会的内在危机。特朗普打击中国的华为公司，理由是华为损害了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这仍然不过是个幌子。打击华为的根本目的是要打击中国的高科技产业，保证美国金融资本对高科技的绝对垄断。垄断了高科技，也就保证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的根基。2020年上半年，爆发了波及全世界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不仅为世界战胜新冠肺炎赢得了重要的窗口期，而且还提供有效的经验指导。但特朗普却发表了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言论。特朗普这样做，不过还是靠制造美国民众与中国的对立来转移美国民众的注意力。不仅如此，当新冠肺炎疫情波及整个美国时，特朗普所关注的仍然是美国的股市。这从某种程度上表明了特朗普代表美国民众利益的虚伪性。特朗普仍然不过是在维护美国金融资本家的利益。2020年4月，美国民调和智库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公布一项民意调查，称66%以上的受访美国民众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特朗普所宣扬的新民粹主义对美国民众的影响。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俄关系持续恶化。美国和俄罗斯的较量很早就已经开始了。苏联解体后，美国确立了真正的霸主地位，国际关系主要由美国主导。美国为了维护自身霸权地位，对威胁到美国利益的国家进行打击。俄罗斯的综合国力虽远不如苏联时期，但美国仍然将其视为巨大威胁。俄罗斯和美国虽然不存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对抗，但两国根本利益上的冲突，使得美俄关系长期处于对抗状态。如果说特朗普上台后美俄关系有什么变化，那就是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更加紧张。美国对俄罗斯进行直接打击和遏制。2017年7月，美国众参两院高票通过《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该法案宣称对俄罗斯的能源、军 工、金融等领域进行严厉制裁。2018年，美国以俄罗斯干涉美选举为由，对俄罗斯的一些高级官员和企业实施制裁。2019年，美国政府就2020年国防预案达成共识，对俄罗斯等国正在建设的“ 北溪—2”项目实施制裁，这实际上是保证美国在天然气领域获得单方面优势。2020年2月，特朗普宣布将因乌克兰问题引发的对俄罗斯的一系列制裁延长一年。最近几年发生的一些事件使美俄关系更加紧张。叙利亚问题和伊朗核问题加剧了美俄的矛盾冲突。2019年，委内瑞拉爆发了社会政治危机，围绕着这一问题，美俄在拉美问题上展开了较量。同年，美国单方面退出《中导条约》，作为对美国的回应，俄罗斯也宣布停止履行该条约。

　　美国还遏制打压自己的盟友。作为美国盟友的欧盟，曾经在众多问题上同美国有共同的利益。然而，自特朗普上台后，特朗普操弄新民粹主义，高调宣称“美国优先”战略，这使美欧关系变得紧张起来。特朗普上台后，声称欧洲各国“ 搭便车”，占美国的便宜，要求欧洲各国增加北约防务费用，特朗普甚至不惜以退出北约来威胁欧洲各国。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了美国和欧盟的互不信任。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上，特朗普采取消极态度，后面直接退出《巴黎协定》，这使欧盟推动达成的《巴黎协定》遭受重创。针对欧盟部分成员国与俄罗斯达成的“北溪—2”天然气项目，美国直接进行制裁，美国反对欧盟各国和俄罗斯有过分亲密的举动。此外，特朗普对欧盟发动贸易战，直接 进行经济制裁。2018年，美国对欧盟钢铝产品加征关税，作为报复，欧盟对价值32.6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2019年，美国和欧盟的贸易摩擦再度升级，特朗普在推特上放狠话，美欧贸易存在着巨大的不公平竞争问题，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利益，美国要对进口自欧盟的11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在特朗普发声后不久，欧盟便回应准备对美 国补贴波音实施报复性关税。10月，美国宣称将对欧洲生产的大型民运飞机加征10%的关税，对欧盟部分农产品和其他产品加征 25%的关税。2020年初，美欧航空补贴争端迎来新高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称，3月18日起，美国对欧洲进口飞机关税从原来的10%提高到15%，并且对加征25%的关税产品名单进行调整。可以说，特朗普上台后的美欧关系，已经不再如之前那样密切。在美 国的压力下，欧盟对待中国的态度也充满了矛盾， 一方面，欧盟与美国仍然具有众多的共同利益，欧盟短期内不会与美国直接撕破脸皮;另一方面，中国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需要维护好与中国的关系。欧洲部分国家加入亚投行，加入中国的“ 一带一路”建设，这些都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

　　美国还积极介入中东地区，加剧了中东的混乱。美国在中东各国扶持自己的代理人，建立自己的军事基地。当有国家挑战美国的霸权时，美 国就会对该国进行打击。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的领导人企图摆脱美国的控制，结果美国分别于2001年、2003年和2011年对这三个国家发动了战争。当时美国是打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理念发动这些战争的，美国声称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政策严重违背了自由、平等、人权。然而，很讽刺的是，自美国对这些国家发动战争以来，已过去很多年，美国不但没有给这些国家带去自由、平等、人权，相反，中东局势却变得更加动荡不安。特朗普的上台，丝毫没有改变美国在中东地区继续制造混乱的政策。区别在于，特朗普之前，美国是在新自由主义的原则下打击中东地区，特朗普上台后，特朗普操纵新民粹主义，制造美国同中东地区的矛盾。美国2011年开始参与叙利亚战争， 奥巴马是在新自由主义旗号下干涉叙利亚内政， 奥巴马执政后期，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开始在中东地区进行战略收缩。特朗普上台后，提倡“ 美国优先”的战略原则，一改奥巴马的对叙政策，对叙利亚直接发动攻击。2015年，美俄等国与伊朗达成《伊核协议》，这对缓解中东紧张局势具有重要意义。但特朗普上台后，便开始对伊朗采取强硬政策。2018年，美国宣布退出《伊核协议》。2019年，美国对伊朗实施全面制裁，进行“极限施压”。2020年1月，特朗普下令对伊朗高级军事将领苏莱曼尼实施斩首行动，直接激化了美国同伊朗之间本来就已经非常严重的矛盾。对伊朗将军苏莱曼尼进行斩首行动时，特朗普在美国正面临着弹劾，特朗普的民众支持率直线下降。特朗普声称，美国发动对伊朗将军的斩杀行动，目的是为了阻止伊朗对美国进行的迫在眉睫的险恶攻击。这次斩杀行动成功转移了美国民众的注意力。

　　特朗普加剧美国与中国、俄罗斯、欧盟以及中东等国家和地区冲突的做法，是由美国霸权的本性决定的，都是服务于美国金融资本转移危机的战略。但是，这非但不能解决美国的社会危机，反而会使世界乱局更加严重。因为造成美国社会危机的根源是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企图靠不改变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本质去解决美国的社会危机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