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群众斗争需要抛弃对资本主义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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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青 社会主义行动

中共与香港政府再次发动政治清算，在年初大搜捕53名参与“35+初选”的参与者后，在2月28日以《国安法》中“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其中47人，当中包括梁国雄、岑子杰、胡志伟、谭文豪、杨岳桥等，甚至包括已然在囚的黄之锋。

被起诉的47人在3月1日于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数百名民众大清早甚至通宵在法院外排队轮候入内旁听以示声援。下午，在场警方一度举“蓝旗”和“紫旗”威吓群众，其后在旁晚驱赶民众离开并封锁法院。更恶劣的是，当晚一名代表被告的律师丘律邦，手持法律文件进入法庭之际，竟被在场警员拒绝放行，其后更以涉犯“阻差办公”、“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罪名将其逮捕。

而政府一方的起诉程序亦极其不合理，政府一方表示仍有大量的电子证据有待处理，甫开庭便申请将聆讯押后至5月31日，并要求将47人还押，反对保释。在未完成搜证工作的情况下，政府就提早起诉并将被告人收监，相当于未审先判。

审讯过程犹如酷刑拷问，被告在首天要进行连续十四小时审讯，加上前一晚被拘留在警署，很多人隔十二小时未能进食，每天只能休息数小时，三天没有洗澡。法官甚至拒绝让被告更衣。梁国雄、杨雪盈等人审讯期间不支晕倒被送院。

这项“控罪”的量刑极其严峻，量刑起点从最低十年徒刑起，最重可判终身监禁。但同时，“控罪”的立足点理据却又非常薄弱。多名在法院外声援的民众均表示“控罪”非常谎谬，但对判决的结果却感到悲观。民众纷纷表示，对所谓的“国安法指定法官”难以信任，认为他们只会执行中共的意志，势必会将47人定罪收监。而在诉讼前一星期，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于2月22日点名黎智英、黄之锋及戴耀廷，称三人是“反中乱港分子”当中极端恶劣者，要给予严惩，犹如在审讯前向法院发号施令。

今年九月可能会举行“立法会选举”，中共急于在此前执行全面的清洗，以防止像2019年区议会选举的毁灭性惨败重演。尽管中共对外宣声“国安法”有效“回复社会稳定”，但实际上掌权者深知香港的民愤在过去一年以来有增无减，只是埋伏在地下等待爆发。即使以防疫为名剥夺了集会权利，并打压所有的公开政治活动，但民众正一次又一次地寻找表达的机会与方式，以对抗专制的打压。

因此，即便是在去年十一月“国安法”实施后，超过六十万人依然积极地参与了“35+初选”，这对于中共而言相当于奇耻大辱！因此中共与香港政府去年再借“防疫”为名将立法会选举拖延整整一年，以此时间清洗非建制派候选人。对中共而言，最有效的清洗方法莫过于将候选人统统投入大牢。

自早前中共“DQ4”引发立法会内所有非建制派总辞后，本来已无实权的立法会，失去了最后仅余的一丝认受性。正如我们早前所指出，民众会在短期内失去了立法会这个斗争平台，但这同时会对统治阶级造成危险，因为群众的不满情绪会引导至其他的抗争渠道。

如果基层劳动者在职场组织起来，建设真正战斗的活跃工会和群众组织，会形成比立法会更有力的新抗争工具。长远而言，幻想会消失，斗争会因而激进化。事实证明，立法会形成“35+”从来都是不现实的，中共政权永不能容忍伪议会落入反对派手中。由此可见，在制度内循序渐进改革是注定失败的。群众斗争必须以改变整个制度为目标。因此中共自作聪明的“震慑”策略可以使香港的民主运动“蜕变”。

我们社会主义者声援47名被荒谬控罪指控的人士，并要求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即使很多被告的立场与反资的工人阶级立场距离千里。同时我们不能坐视政权借“防疫”之名压制社会运动，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政权趁此机会步步进迫。我们主张现时迫切需要重建群众斗争

但鉴于2014年的雨伞运动与2019的反威权斗争，即使有无比的勇气和力量，却未能赢得重大的成果。未来运动要胜利的话，一定要从近月泰国和缅甸的斗争经验中学习。尤其在缅甸，工人罢工瘫痪了经济和银行系统，削弱了军方的权力。更重要的是，必须要抛弃“香港斗争可以在一个城市内胜利”这一想法，而要将运动连系至中国大陆同样受极权压迫和资本剥削的群众。

香港斗争需要抛弃对资本主义的幻想，认知到财团与银行也是祸害的一部分。资本主义与专制国家是密不可分的，他们分别是一只恶魔的左右爪牙，都想镇压民主权制，以保护权贵对基层工人的剥削制度。各争取民主权利的政党和团体应立即召开一个抗争平台，在建设工人组织和工会的基础上动员并重组群众，为民主权利与经济生存权而斗争。这就是我们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