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刑事诉讼法》看谷开来案

本人于1990年6月至1992年6月，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刑满后释放。如果是为了报私仇，解决个人恩怨，本人最有理由要求六四平反。但是，早在八九之后，目睹自由派虚伪无能，一方面哄骗工农群众为自己火中取栗（一旦得势必然马上大搞私有化、让几千万工人失业，当时北大的经济学专业学生，无不是如此心态），另一方面，一旦到了动真格的时候，绝不敢发动群众，绝不能再搞“文革”。枪声一响，马上扔下群众逃跑。

从此本人开始认识到，要搞真民主，决不能靠自由派，只能靠工人阶级，要搞阶级斗争。从此开始读马列，又学习毛主席著作，先做马克思主义者，再成为马列主义者，最后成为马列毛主义者。

闲话少叙，言归正传。当年本人先押在海淀分局，后来案子到市局，关在K字楼（即位于宣武区的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后来K字楼拆掉，市局关押的“人犯”全部借押到秦城监狱。一个监室，教室大小，多时关押三十余人，杀人、抢劫、盗窃、强奸、贪污，都有。其中常常有十几人“趟链”（即带有脚镣的暴力人犯，一般用于杀人犯、抢劫犯），多时一个号子里可能有七八个杀人犯（货真价实啊）。除了以上这些“刑事”犯人（其实，以刑法论，我们也是“刑事犯”），与我关在一起的曾经有音乐家、画家、诗人、海外商人、台湾特务、犯了事的公安局处长、处长“公子”。

以上各色人等在一起，难免相互探讨案情。人说久病成医，久监也可以成半个法律专家。今次本人姑且重操旧业，客串一回法律专家，评一评谷开来案的两大法律疑惑：为何案件由合肥中级法院受理；为何不允许谷开来家属聘请律师而由法院指定律师。

新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全文，可以在网上查到：

http://www.dffy.com/faguixiazai/ssf/200311/20031109202059.htm

其中，与以上两个问题有关的部分，分别为第二章”管辖“以及第四章”辩护与代理“。其中，第二章第24条至第26条如下：

       第二十四条 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十五条 几个同级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的案件，由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审判。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移送主要犯罪地的人民法院审判。
　　第二十六条 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管辖不明的案件，也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审判。

显然，指定由合肥法院来审理谷开来案，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4条，因为合肥既非公诉方认为的犯罪发生地（重庆），也非被告人的居住地（北京）。

由合肥法院来审理该案，也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5条。第25条的前提是第24条，当同一犯罪在一个以上地点先后发生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若干个地方的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情况。而且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非常明确，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是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有优先权；其次，在必要时，”可以移送主要犯罪地的人民法院审判“。合肥或安徽省其它地方不是公诉方指控的犯罪发生地，所以合肥法院无权受理，因而自然没有作为最初受理法院的资格。

《刑事诉讼法》第26条似乎可以解释目前的情况，即合肥中级人民法院可能是受了上级人民法院的指定来审理该案。但是，按第26条来解释，也是说不通的。因为，首先，谷开来案不属于审判管辖不明，公诉方指控的犯罪发生地是明确的、唯一的。即使认为在犯罪发生地审理不适宜，也应按《刑事诉讼法》第24条在被告人居住地审理，而不能由上级法院指定一个没有管辖权限的法院来审理。

至于第26条的后半句，上级法院可以指定下级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法院审判，其前提，也必须是在均有管辖权限的法院之间发生。

同一法律的各个条款必须不能自相矛盾。所以，《刑事诉讼法》第26条不能违反第24条和第25条，即必须以前两条为前提，而不能凌驾于前两条之上。如果法律的原意是，上级法院可以在必要时越过第24条和第25条来决定由哪个下级法院审理某案，那么，显然，第26条应该明确写出：“在上级人民法院认为必要时，也可以指定犯罪地和被告人居住地以外地方的人民法院来管辖”。既然没有这样的条文，那么，第24条和第25条就必须视为是第26条的前提。

综上所述，可以做出结论，合肥中级人民法院无权受理所谓的谷开来杀人案，由合肥中级人民法院来审理谷开来案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24条的规定，而《刑事诉讼法》第25条和第26条并不适用。

（下面继续分析合肥法院给谷开来强行指派律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