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思索，能够自己动脑筋，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深知本国各阶级的准确动向，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又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跟着外国某些人的指挥棒团团打转，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烩……”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1963年6月14日　　

　　(01)

　　“决议”是什么?

　　“决议”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但凡出自人的“决议”，都是主观性的东西，即都是对于客观实际的反映——至多，是对实际进行加工的结果(关于“怎么办”问题的，政策性的决议内容)。

　　不管它多么“权威”，即不管它“来头”多么“大”，都是如此。

　　“大人物”们的主观，就不是“主观”了吗??

　　在这个问题上，“大人物”和“小人物”决然平等!

　　它就是这么个东西，岂有什么神秘性质呢?!　　

　　(02)

　　有正确的反映，也有错误的反映

　　既是“反映”，那就怎么样呢?

　　——有如实的反映，也有歪曲的反映。

　　或说：有正确的反映，也有错误的反映。

　　所以：“决议”，既可能“是东西”，也可能“不是东西”。

　　岂不是很正常的吗?

　　假设，有这么一件事：“张三在李四的帮助下完成了作业。”

　　有的人只记录说“张三完成了作业”，或“李四帮助张三做作业(不知道完成了没有)”。这就叫部分真实，反映得不全面。

　　有的人却记成“张三没有完成作业”，或“张三在我的帮助下完成了作业”。这就叫歪曲的反映、错误的反映 ;像后者，更是贪天之功，无耻之尤!

　　我们就应当是这样的“反映论”者。　　

　　(03)

　　照“决议”办事就万事大吉了吗?

　　当然，我们不但应当是一般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者，而且应当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者。

　　什么意思呢?

　　例如，政策性“决议”告诉我们怎么做，要求我们怎么做，就意味着按照它说的去做是“正确”的吗?

　　未必。

　　这，需要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加以检验。

　　当“决议”的东西，与实际和规律比较相符，而我们又落实得力，我们就工作顺利，甚至取得胜利;当“决议”的东西，与实际、与规律不符，我们又贯彻了，我们的工作就要遭遇挫折，甚至失败。

　　革命党历史上的情形，不正是如此吗?

　　即便是马列主义“革命”党，也不是因为你“革命”了，就一定能“胜利”。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呢?

　　假设：张三明明还不能自己独立完成作业，你却禁止他寻求帮助。这么办，张三很痛苦，是很难学会的。——这就叫“左”倾方针，超越了张三现阶段学习的实际。

　　如果你允许他求助，但同时又纵容他，不对他作出掌握方法、学会独立完成的要求，弄得他以后回回做作业都要别人帮助。——这就叫右倾方针，低估了张三的学习能力，落后于他个人学习的实际(他明明能掌握的)。

　　正确的方针是：既要允许张三向人请教，又要要求他学会独立完成作业。照此办理，事情就比较顺利。

　　就是这样的：当体现正确路线的决议被我们遵照，并得到有力落实的时候，我们就胜利;当错误路线的错误决议，竟被我们遵照，甚至落实了的时候，我们就失败，甚至灭亡。

　　这里，用得着毛泽东同志在多年前讲过的一段话：

　　“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反对本本主义》)

　　(04)

　　历史真实与历史认识

　　看一份“历史决议”科学与否，以及是否应该被我们所坚持，标准是什么呢?

　　需要看那个“唯一”的历史真实。我们所做的，不过是运用马列毛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接近，以及还原历史的真实罢了。

　　一个问题是：面对“唯一”的历史真实，即“同一个”历史真实，为什么不同阶级类型的人——比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会有那样大的认识差距?

　　首先因为利益不同，立场不同。一个事情，是违背资产者利益的，他们当然要把它写坏;是符合无产者利益的，我们自然要把它写好。立场是决定性的。

　　一个“十月革命”，全世界范围内都吵——右派谴责、抹黑，甚至不承认它是“革命”，名之曰“十月事件”“十月政变”;左派则反过来加以歌颂。

　　(05)

　　我们如何认识历史?

　　为什么说按照马列毛主义，即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立场观点方法，能比按照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立场观点方法，更能够让人们接近于历史真实呢?

　　因为，马列毛主义是“绝大多数”人的意识形态，是始终占多数的、双手创造文明世界的、作为人类历史真正主体的劳动者们自己的意识形态。

　　装腔作势的资产阶级庸俗学者们，否认自己学说固有的阶级性，甚至自吹自擂说自己的学说是超阶级、超党派的。我们则与他们相反，我们公开申明我们学说的阶级性和党派性：马克思学说，就是为无产阶级服务、向资产阶级发起挑衅并做坚决斗争的，就是为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和一切劳动群众这个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事业服务的。

　　我们从来不在抽象意义上谈什么“一般”人类、“全体”人类、“所有”人。在我们看来，没有一个“统一”的全人类利益，因为人类归根到底是分裂为各个不同阶级的;只有无产阶级“这部分”人类获得解放，“全”人类才能获得解放。

　　一个事情，是好是坏，对于不同的人来说，自然不同;如果非要从“全人类”的角度看，那只能说：当然是有利于多数人的好才是真的“好”，破坏多数人利益的坏才是不折不扣的“坏”。

　　中国人民在毛泽东、共产党领导下，把蒋介石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这，对于蒋集团那一小撮，当然是“坏”，痛苦不已，但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却是一个解放。因此我们把这件事写成“解放”，写成“革命”，写成“进步”，这是依据中国多数人利益做的历史结论。

　　方方则与我们相反。

　　她写的那部翻案小说《软埋》，问题在哪里?正是一屁股坐到了被推翻的一小撮反动人士那一边，替他们做了反人民的历史结论。并且，我们的理念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

　　(06)

　　我们如何面对既成的历史认识?

　　很难有什么“百分百正确”的决议，包括历史决议;一般只有什么呢?或大部分正确，或基本正确，或小部分正确(基本不正确)的决议。

　　即是说：有的决议，甚至会很严重地歪曲历史事实。

　　认识问题，永远都有。

　　“决议”也好，“纪律”也罢，都只能约束，或说规范人们的认识——使人们的认识没有那么纷乱复杂，而决不可能消除人们的认识差异，更不可能消除产生认识差异的土壤。

　　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对于一切所谓“历史决议”，对于一切形式的历史认识的态度，只能是以“唯一的真实”为尺度，运用马列毛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能动的革命实践中，在为革命政治而进行的历史研究中，审视之、检验之、完善之，如有必要甚至得推翻之。

　　谁动不动就跟你鼓吹什么“百分百正确”的“决议”，或胡扯什么一旦“决议”做出了就不容(保留个人意见的)质疑、批判和反对，谁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并且首先是反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