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大革命前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

　　迎        春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史。不讲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党史，就是掩盖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运用资产阶级理论麻痹群众的错误党史，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战斗工具，是为无产阶级最终彻底解放、实现共产主义的战斗武器。共产党在领导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过程中，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必然反映到共产党内来，形成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系统反映资产阶级利益、要求的思想，形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系统反映小资产阶级利益、要求的思想，形成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共产党的发展历史，就是反映无产阶级利益的马列毛主义的革命路线与反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就是路线斗争史。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前党的历史，主要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史。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掌握了国家机器，面临的中心任务是要发展生产力，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问题是走什么道路发展生产力?向什么样的社会发展?毛泽东与刘少奇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根本分歧。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认为这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但是，他们存在着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发展生产力的根本对立：毛泽东早就指出，生产力总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下发展，必须走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经济道路。他说：“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第117页)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理论，指出新中国建立以后，生产力不是在社会主义关系下发展，就必然在资本主义关系下发展，没有抽象的生产力发展，批判了抽象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观点。毛泽东从不抽象地讲“发展生产力”，而是结合实际的生产关系讲发展生产力，结合两条道路的斗争讲发展生产力，讲发展生产中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批判了刘少奇孤立地讲“发展生产力”的错误观点;也批判了“新民主主义的五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都得到发展”的错误理论;批判了不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错误观点。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根本分歧表现在四个方面：在社会发展方向上，是向共产主义社会前进?还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在经济领域，是消灭私有制?还是保留小农经济，倒退回雇佣劳动经济制度?在政治领域，是逐步消灭政党和国家机器?还是重新演变为资产阶级国家?在文化领域，是与传统的私有观念彻底决裂?还是坚持资本主义的私有观念?

　　这里先要澄清一个概念：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列宁所说的过渡时期，即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因素的斗争时期;这里所说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即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

　　一，是向共产主义社会前进？还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

　　毛泽东早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提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第665页)新中国建立前夕，他高瞻远瞩地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第1438页)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反复曲折之后，这个科学的预见更加显示出耀眼的光彩;这一段话也表明了毛泽东斗争的目标是共产主义，从而与民主主义革命者划清了界限。

　　毛泽东在我国完成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三大任务完成以后，立即提出了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明确指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这就指出革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是共产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彼此斗争的时期。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第89、65页)

　　刘少奇则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口号。“他(指刘少奇——引者注)------明确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口号。”“他设想，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时期，工业逐步发展起来了，就‘非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可’。”(《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   第46、53页)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完全违背了毛泽东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精神，大力赞扬发展私人资本主义，讲“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毛主席批判了这种右倾错误观点，指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 (同上书   第55、61-62页)

　　刘少奇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制度”的理论和“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概念，说共产党员“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而且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般地不破坏私有财产的制度，但社会主义就首先要在工业中然后要在农业中破坏私有制。”他“反对过早地‘动摇、削弱、直到否定私有制’和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认为“应当使新民主主义的五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都得到发展。”并指出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完成工业化。”还说：“中国将来的前途，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的，但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等等。(转引自《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著    第58、59、60页)可见，刘少奇对于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经济发展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而毛泽东则明确反对这种理论。

　　其实，毛泽东对于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经济发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已经有了原则性的指示。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这就明确指出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他说：“关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等等。(同上书    第1432、1428、1427页)

　　可见，毛泽东已经讲明新中国建立以后，总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但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汪洋大海”的小农经济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势力根深蒂固，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理论，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势力在理论上的系统表现。

　　刘少奇说这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但是，他是要在资本主义关系下发展生产。毛泽东讲发展生产中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批判了刘少奇孤立地讲“发展生产力”的错误观点;也批判了“新民主主义的五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都得到发展”的错误理论;批判了不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错误观点。

　　二，在经济领域，是消灭私有制？还是保留小农经济，倒退回雇佣劳动经济制度？

　　农业是实现集体化、走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经济的道路，还是保持小农经济，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道路，这是我国社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与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焦点。毛泽东在井冈山上对张平化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小农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前奏》第151页)

　　旧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近百分之九十的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动力在农村，使用的是手工工具，仍然是古代经济。所以，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实际上就是要使大量运用手工工具的农民，转变为使用机械的工人，从事工业生产。是走公有制发展经济的路线?还是走私有制发展经济的路线?是决定我国社会、经济命运的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坚持农业集体化、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而刘少奇则主张保持小农经济，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道路。

　　早在1943年，毛泽东就有《论合作社》的讲话，指出：“今年边区在发展生产上，又来了一个革命，这就是用合作社方式，把公私劳动力组织起来，发动了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劳动效率，大大发展生产---------如果不从个体劳动转移到集体劳动的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建设在以个体经济为基础(不破坏个体的私有财产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非常需要了，只有这样，生产力才可以大大提高。”可见，毛泽东很早就注意了集体劳动这种新生产力的作用。

　　建国后不久，老区农村就出现了两极分化和农业生产对城市农产品供应不足的问题。

　　“7月3日(1951年——引者注)，少奇同志批印山西省委报告，批语全文如下：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毛泽东则反对这种观点。“随后，毛主席找刘少奇同志、刘澜涛同志和我谈话，明确表示他不能支持我们，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制基础，也是可行的。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引自《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88-189、191页)毛泽东为了批驳刘少奇反对合作化，还起草了“把农业互助合作作为一件大事去做”的批语(《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第59页)。但是，以后的历史事实证明，刘少奇等并没有真正接受毛泽东的观点。

　　在《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必然要泛滥起来。”“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同上书  第117、119页)他总是联系生产关系讲发展生产力。他说：“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库，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这些好事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须搞社会主义，使这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提起了这个纲，各项帮助农民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一切都有了统属了。”(同上书   第120页)

　　1955年，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批评了“小脚女人”，指出：“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为了促进农业、农村集体化，毛泽东还写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和按语(同上书  第168、218、225页)正是在毛泽东的积极领导下，几亿农民在短短的时间里就“组织起来”，实现了合作化，在土地等生产资料公有和劳动力集中使用的条件下;立刻就出现了一个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改变了几千年小农经济靠天吃饭、死气沉沉的面貌，出现了改天换地的崭新气象，进入了人民公社的阶段。期间虽然发生了“共产风”、“浮夸风”等“左”的错误倾向，但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纠正了“左”的错误，把人民公社制度落实在“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的基础上，既适应了农业生产发展的要求，又符合农田基本建设和农村工业发展的需要，使整个社会经济发展重新进入康庄大道。

　　毛泽东在总结了这一阶段的历史经验以后说：“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   第196页)

　　三，在政治领域，是逐步消灭政党和国家机器？还是重新演变成为资产阶级国家？

　　1， 有关消灭政党和国家机器的分歧

　　毛泽东在建国以后，就引导着向消灭国家机器的共产主义方向发展，而刘少奇则引导着新中国退化为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毛泽东早在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指出：“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的领导人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不承认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第1468页)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就引导着向消灭政党、国家机器的方向前进。

　　国家机器的主要内容就是官员(毛泽东时期称为干部)。毛泽东时期的干部存在着两种发展方向：一种方向是不脱离群众，参加劳动，逐步与群众融合，逐步消灭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区别、从而最终消灭政党和国家机器;另一种发展方向干部是脱离群众，成为官老爷，使国家机器由“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重新演变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毛泽东早在建国初期就指出：“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们的官僚阶层。”(《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327页)以后又指出：“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    第266页)最后，在“二十三条”中形成党的正式决议的概念，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在《毛主席重要指示》中说：“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刘少奇则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理论。毛泽东指出：“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的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   第486、487、173页)

　　2，毛泽东与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的分歧

　　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性质的分歧

　　“毛泽东在指导中苏论战的同时，又指导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两件事互相影响，互相推动，使毛泽东的思想一步一步地向‘左’的方向发展，并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思想舆论准备。在探索中，总会有不同的意见发生。随着运动的深入进行，对于这场运动的性质、基层干部状况的估计，以及工作步骤和方法等问题，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的加深，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原因之一。”(《毛泽东传》1949-1976    第1309页)

　　刘少奇尽管表面上接受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理论，没有再公开讲“新民主主义制度”、“秩序”等，但是，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以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    第196页)刘少奇仍然不承认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直到1964年底，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时，刘少奇还再三强调：“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就是不承认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因此，毛泽东在1965年的1月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一次会议、二次会议都是这样说的，杭州会议制定十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党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传》1949-1976   下   第1378页)毛泽东不点名地批判了刘少奇否认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错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把手刘少奇，始终不承认我国社会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实际上坚持他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理论。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毛主席1966年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10月25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回顾说，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1970年12月18日，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第1134页》)尽管薄一波赞成刘少奇的理论，颠倒了是非，但是，他的这一段回顾，确实说明了毛主席与刘少奇之间在社会、经济发展理论方面存在着根本分歧。

　　工作步骤和方法的分歧：

　　“田家英-----八月四日，曾经向毛泽东请示对‘后十条’的修改有什么意见。毛泽东谈了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田家英在北京飞往武昌的专机上，把这些意见转告了刘少奇。刘少奇紧皱眉头，没有说话。”(第1352页)“‘后十条’的修改工作，主要是按照刘少奇这个时期关于社教运动的讲话内容----进行的-------改变了原先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改由工作队领导整个运动，把广大基层干部从运动领导中撇开。”(第1354页)“毛泽东话中有话，实际上对派一万多人工作队下去等做法，是有意见的。”“从此，农村社教运动出现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由从中央单位来的和省、地、县数千干部组成的强大工作团，集中在一个县里，用打歼灭战的方式组织运动，并包揽了这个县的各级组织领导权。”(第1357-1358页)“又说(毛泽东——引者注)：‘你一个新城县，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的人?哪里要这么多的人?-----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出来-------总之，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在斗争中群众会造出他们的领袖来。”(第1376页)“毛泽东说：‘------搞运动首先是依靠群众，再就是依靠放了包袱的大多数干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队。工作队也要依靠前两者。’”(第1377页)

　　表面上看这是工作方法步骤上的分歧，实际上是路线分歧：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还是依靠“英雄”来解放群众?是在马列毛主义的指引下，有组织、有领导地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还是由“英雄”来包打天下、“解放”群众的路线问题!

　　四，在文化领域，是与传统的私有观念彻底决裂？还是坚持资产阶级的私有观念？

　　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问题”以后，总结了国际国内过渡时期的历史经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理论，指出共产党人不仅要进行经济、政治领域的革命，而且要进行文化领域的革命;不仅要和传统的所有制决裂，而且要和传统观念决裂，要在文化领域开展一场革命。他对教育、文艺、理论等各个方面都提出了革命的任务：在教育领域，他做出了《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教育制度要改革》、《教师要向人民群众学习文科要以社会为工厂》、《改造学校教育让学生接触社会实际》等一系列指示;他在《关于文艺工作的批语》中指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艺术，岂非咄咄怪事。”等，强调指出文艺领域，“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党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   第436页   第十一册   第91页)“从一九六四年夏季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从文艺界逐步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许多方面，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领域内规模最大的批判运动。这种批判，以学术讨论形式，进行政治性的批判，被当做反修防修的重要组成部分。”等等。(《毛泽东传》1949-1976   第1384-1385页)

　　毛泽东不仅做出了一系列谈话、批示，而且支持《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从而引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在这样一场斗私批修、用历史唯物主义武装群众的文化革命运动面前，评《海瑞罢官》点名批评了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而彭真等人的“五人小组”不仅不支持，反而说什么：“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的武断和以势压人。”等等，这就是所谓的“二月提纲”。(《毛泽东传》第1401页)这个“二月提纲”得到了刘少奇等的同意，实际上是对抗文化革命;另一方面毛主席在《对<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批语和修改》中指出：“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从而否定了《二月提纲》，发出了《五一六通知》。毛主席在《对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正》中指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   第25、40-41页)党中央发布了《五一六通知》，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

　　我们纪念建党100周年，就是要坚持斗争哲学，坚持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坚定地向着共产主义的大目标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