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被国内外严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搞得疲惫不堪，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威望，在市场经济转轨和国企改革全面铺开以后，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失去了同中国工人阶级的联系。在21世纪初期到党的十八大前，党内外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意识形态环境极为恶劣，相当大的一批政治上的两面人在党内占了上风。这造成了极其严峻的政治后果。

　　第一，改革开放初期遭遇的经济困难和人民群众个人层面的生活困难的责任被舆论引导归咎到毛泽东同志个人身上。毛泽东同志生前制定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基本政策被废弃，很大一部分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实际上都集中到了党内实际存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集团手里。从那以后直到党的十八大，在各级党组织的活动中就出现了很大一股在“中国特色”的伪装下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潮流，同时开始在理论实践和创新中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

　　第二，党内这部分两面人群体在1987年赵紫阳在党的十三大所做的政治报告中所系统阐述的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其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方针。这个理论在1987年的党的十二大上得到了系统性的提出。赵所作的十二大政治报告分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历史。其对中国社会经济基础的分析，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对它进行深入的阶级分析，具体来说，赵在报告中没有区分各个阶级在革命与建设的不同阶段的任务。其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时期归结为一个历史阶段，并肯定在这一阶段过程中，中国人民已经“开辟了党的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国家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

　　以赵为代表的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集团利用这种阶级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摒弃了列宁关于民族资产阶级有同帝国主义结盟倾向的警告，也在相当大的在实质程度上抛弃了列宁主义，而做出了以下结论：我们坚定地相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

　　第三，在此以后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的论述中，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集团就根本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在社会主义国家仍需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须性的结论。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一种“国家的组织”形式只在先进国家才有可能，而对于中国，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即几个反对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阶级和阶层联合起来共同专政。这也就是2000年后允许民营企业家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补充和有益部分入党的理论基础。

　　不仅如此，这部分人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性来论证自己的结论时，还把否定国际共性、夸大国家特性的每个国家都是建设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讲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党的十三大的政治报告的问世，应该说是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集团正式形成的标志和使其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转折时刻。这部分人使用“中国特色”为伪装否定了建国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期的历史经验。以赵为代表的群体否定了建国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主要论据是经典马克思列宁主义不适用于中国国情，因而导致了在这期间的诸多困难和波折，而真正的原因是当时国内外局势的综合影响才导致的，并且实际情况也并没有赵为代表的人夸张的那么糟糕。当然，东欧剧变以及随后的苏联解体，出现了防止和平演变的大势，这缓和了他们的进攻。

　　理论上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指导了党内实际存在的政治上的变节者集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展的“清理三类人”等政治活动，导致了大规模的国际共产主义者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的领导工作被撤换，这样，也就为实行民族主义方针扫清了道路。

　　尤其是，在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期后，党内的这部分人在多种场合公开拒绝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实质上将列宁主义以贬低为“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的形式将其大部分内容从国际共运基本原理变为了某个具体国家的社会主义经验。总的来说，其具体行为是将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混为一谈，以掩饰其离经叛道。并且，这部分人中掌握领导权的还直接表示共产党员不用在日常政治学习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因为党的历届领导人的著作就是中国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最好范本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1992年，在党的十四大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该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所肯定。在此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说明中，提出，“……是引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指针。”[2]

　　正式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把握党的部分领导权的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集团正式提出了一系列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观点，其在相当大的一部分的原则问题上采用的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理论及其变种。

　　其抛弃了列宁关于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而提出了需要补“资本主义课”。同时，在实质上无视国内实际存在的阶级斗争的条件下，其还成功实现了所谓的民营企业家入党的目标。

　　在试图淡化、削弱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必然性的同时，这部分人群还提出这样的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应该是几个民主阶级和阶层的联盟，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有原则上的区别。”但是历史证明，他们的这种观点，即中国在长时期内应该补“资本主义的课”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根据党的十九大后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期的政治路线，在中国展开了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而这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的。

　　新时代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实施，彻底推翻了这部分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集团新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理论，使改革开放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上风的这部分人威信扫地。

　　以中国固有的国情为理由，放弃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结论，随之而来的则是全部社会发展规律的有计划发展的宏观调控在实质上被破坏，贫富差距扩大、社会阶级固化、拜金意识和历史虚无主义等现象急剧扩大，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的认识和个人发展上的远景极具降低。

　　这部分人以其“发明的”“跳跃式的”所谓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发展规律为指导，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实质上相对立。曾经被废除的资产阶级法权也被复活。

　　同时，在对国际上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问题上，这部分人也不积极提倡和实践团结和合作，以期利用他们的有利经验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是使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人阶级政党相隔离，为中国的人民群众也灌输狂热的民族主义和排外思想。

　　当然，在目前的这个时期内，即使这部分人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人民群众的智慧和精神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公开反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表面上要追随完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口号，这就束缚了他们的机动性，因而他们也只能采取两面手法，一方面要讲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而在实践工作上又要讲实事求是和中国特色而在实际上摒弃列宁主义的大部分内容或曲解。

　　由于长期混乱、不稳定，大多数群众实质上现在都是处于政治消极、精神疲惫状态之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注意到下列事实：马克思主义对人民群众的影响的规模正在缩小，尽管在党的十八代以后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仍然在国内存在一种现实的威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威信在群众中有完全丧失的可能，积极的反对派有增加的趋势。

　　这不是空穴来风。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接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这也就是说，当整个社会的物质环境、社会关系环境、政治制度环境、思想文化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群众的政治心理就必然会发生变化，整个社会的政治社会化进程和方向也会发生变化。

　　也正是这种威胁迫使这部分人试图采取亵渎行为，证明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威信来掩饰其人为制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能自圆其说的本质。

　　同时，其为了在资本主义阵营中寻找自己的同情者，竟然还可以淡化乃至否定了社会主义体系的存在;为了讨好自己的同盟者，也“抹煞”现代世界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

　　反对列宁主义，极端仇视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奉行的列宁主义政策，这就是这部分人的观点的本质，也决定目前在很大一部分领域的大政方针。

　　恩格斯认为，“……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谁想要革命，谁就要有准备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即政治行动……”[4]而列宁主义就是革命和教育工人的教科书。

　　中国革命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了列宁主义的生命力，他的基本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当中国共产党以伟大的列宁的学说为指南的时候，它就总是能够成为不愧为中国人民的领导者，就总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并且总能博得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尊敬。

　　目前，党内实际存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集团及其附庸同西方社会民主党一样，想使中国脱离社会发展的的共同历史规律，那些试图使中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上走他们认为的那种“特色道路”的尝试是一定会失败的。

　　在社会主义中国建设与发展的历史中，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曾经成为国际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南。中国的国际主义者号召学习列宁主义，就是现在也一定会得到中国劳动人民的响应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诞生的。”[5]

　　历史唯物主义证明，列宁主义是永远活着的发展学说。他给全世界人民照耀着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

　　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1]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第5页，1991年版

　　[2]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第51页，1995年版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9页

　　[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