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政治的绝路

　　法意导言

　　虽然身份认同的论调根植于悠久的历史，但随着社交网络和新闻频道的持续发展，它的使用呈现爆炸式增长。它本是右翼的专用词汇，现在却渗透到各派活动人士和政治领导人的演说中，以至于将“种族”一词变成了多功能的推土机，碾压了其余一切。

　　——经典语录，来源于《种族与社会科学》（Agone 2021年2月5日出版）

　　身份政治的绝路

　　2020年5月25日，当一个路人用手机拍摄的乔治·弗洛伊德被谋杀的镜头在社交网络和新闻频道上循环播放时，种族问题一下子重新成为了新闻焦点。这位非裔美国人在明尼阿波利斯被白人警察谋杀后，该事件在全世界掀起了巨大的情绪浪潮和抗议浪潮。一大批参与者，包括反种族主义活动家、记者、政治家、知识分子、专家、艺术家、作家等，纷纷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发表意见，就这一罪行本身及其政治意义发表了看法。

　　在法国，过去15年左右的时间里，法国媒体时常以“种族问题”的形式揭发种族主义罪行或者助长种族主义的行为，这类“种族问题”却始终层出不穷。2020年7月3日，由五十七名知识分子签署的题为《法兰西共和国反种族主义和去殖民化宣言》的请愿书在Mediapart网站发布，随后，《玛丽安周刊》于2020年7月26日进行反击，发表了由八十多名人士和约二十个组织签署的《反对社会问题种族化的号召》。

　　两份请愿书的比较显示了皮埃尔·布尔迪厄所说的“交叉盲目性”规则是如何运作的。阿尔及利亚的战争结束之前，那些将一些警察的种族主义的暴力行为和对法国殖民地的“国家种族主义”合法化的言论，使得Mediapart网站上的请愿者们甘愿捍卫一个聚焦在种族和去殖民化问题而忽视其他社会因素的政治计划。相反，《玛丽安周刊》上号召书的起草者们回顾了在法国现今社会不平等现象中起核心作用的社会阶级因素。但面对他们自己的身份斗争，起草者们却用“我们的共和国是世俗且社会的，人人都有机会！“来概括他们自身的身份斗争，还因此断言“我们的国家从来没有实行过种族隔离”。但这种说法是任何一个历史学家、任何一个严肃的社会学家都不敢苟同的。在这些身份冲突中，每个阵营都动员了自己圈子内的知识分子，使得研究员们无法继续维持其工作的独立性。

　　公共生活的美国化

　　这种公共话语的种族化主要得益于21世纪以来爆发的数字革命。媒体业的超常发展实现了尤尔根·哈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正是得益于我们每个人内心埋藏的情感和对不公、受辱和侵犯立刻反应的本性，这些巨大的信息制造机器才有24小时工作的动力。随着19世纪末大众媒体的诞生，政治新闻的聚焦愈发分散，且在现如今达到巅峰，对罪犯的谴责和使受害者恢复社会生活的呼声越来越多地取代了对社会问题的理性分析。

　　控制着社交网络的全球性美国公司粗暴地加速了这一进程，因为受社交网络影响的数十亿人不再只是被动地接收媒体的话语，而是积极参与到传播甚至编辑信息的过程中。因此，社交网络催生了一个超越民族国家框架的中间性公共空间，有力地促进了公共讨论的美国化，诸如“肤色盲”、“黑人的命也是命”、“取消文化”等表述传入速度之快，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今天，种族主义是最能调动公民情感的政治主题之一，我们理解为什么媒体越来越重视对种族主义的谴责。无需赘言，发现上述事实并不意味着否认或淡化现有问题，这同时也完全没有阻止我们观察到媒体中不加掩饰的种族主义表达也在不断增加。后殖民时代移民（来自马格里布国家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多半属于平民阶级，在1980年以来经济危机中首当其冲。他们经历了各种形式的歧视，无论是在住房、就业还是与公职人员打交道时（如警察根据种族外貌选择性进行身份检查）。此外，这些世代不得不在政治上面对20世纪工人和共产主义运动所承载的集体希望的瓦解。

　　部分年轻人可能会因为自己的身份要素，如宗教、血统或由皮肤颜色定义的种族，不被社会重视而开始否定一个社会。考虑到与身份话题相关的讨论在公共辩论中的重要意义，这也就不意外了。不幸的是，由于社会经济原因，他们中最贫困的人被剥夺了使其成员和派系多元化的资源。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能以二元化和种族化的方式来代表世界：“我们”（城郊青年、黑人或阿拉伯青年、被排斥的人以及越来越多的穆斯林）与“他们”（小资阶级、法兰西人、高卢人、白人或无神论者）相对峙。如果我们想要将反对种族主义的抗争进行到底，我们还需击垮这种身份桎梏，因为这一桎梏使得青年反叛者无法意识到他们的社会存在正是由他们平民阶级的身份所决定的。

　　代表肤色的种族化用语，就如同仅用单个变量决定我们同胞所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习俗一样，粉碎了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的复杂性和巧妙之处。然而，所有的社会学、统计学或人种学的调查都显示，社会和种族变量总是协同地发挥作用，尽管程度不尽相同。如果整个社会科学的艺术就在于精巧地根据地理、历史和人际关系等背景解读变量的作用，那么一旦忘记了由经济和文化资本量来衡量的社会阶级仍然决定了人们其他的身份维度，我们将无法理解我们生存的世界。

　　从社会流动性中获益并成为中产阶级（教师、教育家、社会工作者、演艺界签约演员等），甚至跃至上层阶级（电视或广播记者、作者、歌手、电影明星等）的人是最好的证明。几乎所有的所谓“阶级叛逃者”都利用社会阶层上升带来的资源来拓宽他们的情感、职业或文化关系，因为他们确切地知道这条道路能通往更广大的自由。后殖民时代移民的后代仍多停留在平民阶级，为什么他们要不断地沦为受害者，并被剥夺寻求解放的机会呢？

　　通过掩盖构建我们社会的权力关系，这些身份相关的论述加深了平民阶级内部的分裂。1980年代以来，保守势力一直在力求打破左翼的主导地位。将政治斗争置于种族层面，将所有“白人”视为特权阶级，就是诱使“白人”用同样的论点为自己辩护。

　　白人是法国的主体，而非白人则被永远围困在少数群体中。如果认为杰夫·贝索斯的忏悔行为 就能被定义为“白人”的部分个体放弃自己“特权”，那么政治便被简化成了道德课。该现象在美国已然普遍，也有在法国普及的趋势。

　　既然今天在讨论种族问题时，美国经验被不断地借用，那么便有必要回顾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近期的分析，以解释美国黑人反种族主义运动的相对失败。这个失败反过来又解释了为什么种族主义仍是美国的核心问题之一。20世纪60年代初，迈克尔·沃尔泽是全面参与到美国黑人民权斗争的学生，50年后，他又重回这一政治承诺的创始时刻。他提及，毕业于美国东北地区的高校（哈佛、布兰迪斯）的学生们，特别是像他一样犹太学生、黑人牧师和活动家，在美国南方连结成一股力量。

　　事后在他起草的总结里，他提出了在进步主义阵营里建立政治联盟的重点问题，即“我们认为，黑人民族主义，即使从前可以被理解，也是一个政治错误：为了发声，少数群体必须投身到政治联合中，犹太人很早之前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当你们仅占据人口的10%或2%时，你们就不能选择单打独斗。你们需要结盟，并且应该制定利于联盟的政策。这是黑人民族主义所拒绝的，这也是我认为导致黑人民族主义陷入困境的原因（……）。所谓的‘身份政治’已经接管了美国的政治生活并导致了割裂的社群运动，如黑人、西班牙裔、妇女、同性恋等。在这些不同形式的争取认同的运动中没有任何团结可言。例如，‘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是黑人特别针对警察行为而表达愤怒的基本形式。但是西班牙裔所受待遇并没有因这个运动而改善，据我所知，也没有‘西班牙裔的命也是命’运动，也没有任何建立族裔联盟的行动来促使警察体制改革。”

　　鉴于我们公共生活的美国化，我们很担心沃尔泽的观点在法国也会变成现实。当然，很多人开始发声，不断地主张“协同斗争”。然而，朝这个方向奋斗的人现在应该借助引发21世纪数字革命的新通信系统付诸行动。从前，要想追求某项公共事业，就必须由集合了许多活动家的组织来共同界定和捍卫这一事业。而如今，只要几个活动家就可以吸引媒体的注意，他们不再需要任何人的授权就能以发言人自居，表达这样或那样的诉求。正因如此，轰动一时的运动才层出不穷，比如一些活动家以反对种族主义的名义抵制一些戏剧。新闻工作者对这种行为的追捧滋长了进步主义势力的分裂论战。如今，虽然言论自由总是被左翼和反种族主义联系在一起，但极少数族裔的斗争却使得他们相互反对。这为保守主义开辟了一条前进的道路。

　　译者介绍

　　白雪　　北京大学法律硕士，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董一秀　　巴黎政治學院國際事務研究生，現為法意讀書編譯組成員。